鑒於目前中國人口形勢的嚴峻性，以及中央對於人口政策的最新調整趨勢，《人口略要》係列文章，整體梳理了中國近現代人口發展的脈絡，通過對相關數據、政策、社會現象的回顧、總結、分析，從生、老、病、死等人生四個階段狀態著手，提供更多的人口問題解題方案。這是係列文章的第六篇。
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寬鬆的人口政策是人口擴張的基礎。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口迅速增長。但是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平均年齡明顯增大，且不同各年齡段之間出現了斷層。
年齡結構變化的背後，顯示著中國人口增長率的衰退趨勢。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956萬，以目前中國的人口增長率預測，到2050年，中國的年新增人口可能跌破700萬，到22世紀初則將迫近200萬的水平。
這些數字共同指向的問題，也正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論述的主題：恐生。
2023年之於人口學視角上的中國，是一個具有節點意義的年份。這一年，中國正式將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位置讓給了鄰國印度。
“名次”的意義隻是一種形式，其內容層麵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才是更加值得中國政府、中國社會以及中國家庭正視及認真思考的。
生育率作為一個數據結果要素，其形成的邏輯是：恐婚，恐生，恐育。而當代中國年輕人關於婚姻與家庭的種種焦慮，大概可以歸總為三件事：教育觀、生育權、住房成本。
通過政策疏導中國人的教育觀
與表層的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問題相比，年輕人逐漸形成的新型婚姻觀，更加需要政策端通過多種渠道疏導。隻有從根源上破解了教育體製和房地產對於中國家庭的困擾，才能從實質上解決中國人口的大命題。
一旦這種厭婚、拒生的婚姻觀成為社會主流意識，未來即便通過再多的經濟補貼、政策傾斜手段來刺激生育，恐怕其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決策層顯然意識到了教育支出成本過重對於人口問題的消極影響。
近幾年來，“雙減”新政及一係列配套優惠政策陸續發布。
總覽全局，這些政策指向同一個目標：刺激中國人口生育率，盡快消除並扭轉中國日益嚴重的老齡化趨勢在未來可能對經濟社會結構造成的不利影響。
政策初衷是好的，方向也是正確的，但在實際操作層麵和落實情況上，對於中國人口的增長會有多大作用呢？
“雙減”隻是從表麵減輕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家庭教育支出，而在實際操作層麵，大量中國城市家庭對於孩子升學擇校及考試的壓力依然存在，包括小升初的競爭壓力、中考的錄取率壓力。
現行教育體係下，家長對於初中師資及教學質量的敏感度絲毫不亞於高考填報誌願，而教育分流製度下，中考的難度也在逐年提升。
大量課外教輔機構正是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迅速成長壯大的。可以說，不是教輔機構主動拉攏學生，而是市場選擇了教輔機構。
市場的選擇，本質上就是觀念的選擇。
我們已經熟知的中國家庭教育觀中，存在著望子成龍、攀比成風、競爭恐懼、貴賤有別等的扭曲價值觀。
校外培訓機構中，還包括很多針對留學、海外學校申請服務的業務，
如果不能從本質上扭轉畸形的家庭教育觀和價值觀，可以想見，留學市場的需求量將出現迅速增長。
所以，我們需要盡快修正由教育觀念引導並日漸畸形的教育價值觀。
如果想要從根源上減輕家庭教育成本，單純以“雙減”的行政手段，很可能會出現另一種極端情況：教輔機構以政策擦邊球的形式繼續存在，包括1V1私教、課外輔導咖啡廳、內卷型社交關係的輔導模式……
毫無疑問，因為躲避政策監管而提升的教育成本，仍將繼續轉嫁到家庭財務支出上。
想要切實解決教育負擔過重的問題，宜疏不宜堵，而疏導的著眼點應當放在教育體係的改革。
首先，針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升學、擇校壓力過重的問題，是否可以調整義務教育階段的周期，甚至根據國情、國力，直接將高中納入到義務教育階段？
這樣做的好處，除了緩解小學、初中的競爭壓力，還可以將升學壓力直接延後到高中，讓孩子們有更寬鬆的成長環境，也讓從前不堪重負的一孩家長們有信心再多生一兩個孩子。
其次，在改革義務教育體係的同時，我國必須要盡快普及、前置職業教育板塊。很多年前，中國有中專、職高、技校的教育分流體係，但現在隨著高考難度的逐年降低，大學生越來越多，走職業教育出口的學生越來越少。
這一趨勢的本質在於，一來中國家庭的就業觀中普遍包含著名校依賴心理，認為受過高等教育、尤其是考入名校後，子女在擇業及職場上都會有先發優勢；二來中國的職業教育體係還不成熟，與社會企業的銜接度不高，導致職業教育的成材率堪憂，而中國企業對於專業技術能力的認可度明顯低於對於一紙文憑的認可度，職教體係的學生在畢業後很難在社會上找到一份薪資滿意的工作。
第三，國家應盡快通過啟動公共教育資源，將因為政策而消失的有償教輔內容以公共教育平台的途徑補充上來，讓所有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優質的輔助教育資源。
教育觀念的轉變，非一時可為，更應放出長遠的眼光，以逐漸扭轉國人心中對教育通道的焦慮。
職場女性恐生的背後，是政策缺位與認知錯位
教育觀念上的調校與修正，是一個相對長期且漫長的過程，需要全社會所有人的共同參與及努力。
與之相比，另一個更現實也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女性，特別是職場女性的恐生心態及養育焦慮。
首先，在恐生的問題上，男性視角上的認知存在偏差。
倘若家裏有了小孩，男性可以照常工作，女性卻因生育問題被迫辭職，那麽當然會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不生。
而在女性被迫辭職的背後，還有兩個隱含的暗示：
一是男性會以“如果我不工作，誰來賺錢”為由，順理成章地逃避育兒；
二是來自社會的成見認為，男性天經地義地不應該看孩子。
在中國，盡管男女平權已經是社會共識，但共識不等於現實。現實情況就是，生育、養育以及家務都應由女性承擔，男性的角色不過是“協助”“幫忙”。
在中國很多家庭，依然存在著一個根深蒂固的理解，男方的產假，不過是另一種名義上的度假，而不是利用這種特殊的假期，全身心地投入到幫助妻子照顧新生兒的工作中去。
甚至於，很多男性為了逃避育兒的責任，寧願選擇在公司加班，無論這種加班是否必要。
中國女性職場多年來一直流行著一句口頭禪“一孕傻三年”，表麵上的意思是女性生育之後三年內的智力水平直線下降，但其真實的意思表達卻應該是，孩子出生後的前三年，理所應當地由女方擔當起所有照護的任務，在一切瑣碎且艱難的任務中，女性當然無暇他顧，於是就成了他者眼中的“傻三年”。
這樣的社會認知，潛移默化地推送到未婚或已婚未育的女性心中，也是中國女性恐婚的一種路徑。
因此，從另一種視角出發，中國男性改變育兒認知，也是解決許多恐生問題的切入點。
其次，恐生帶來了更多的高齡孕婦，也帶來了一係列的連鎖反應。
我們必須承認，在這個時代，女性已經可以作為獨立的個體而生活。但是，遺憾的是，依然有很多企業的人力部門在潛意識中排斥女性懷孕，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一個孩子對於未來社會的價值有多麽重要。
中國女性的生育年齡近年來有高齡趨勢，這也是恐生的一種表現形態，而這種現象的背後，則是中國職場女性的一種認知錯位。
很多在大型企業或薪資待遇理想的女性，大都希望過了35歲再進行生育，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認知。
醫學上認為，25歲左右是生育的理想年齡，而30歲則是生二胎比較不錯的時機。
當然，職業女性一旦將職業生涯的連續性這一話題加入生育計劃中，這個目標就顯得不太現實了。
但是，與職場相比，女性的身體健康，以及新生兒的健康，是否更值得關注呢？
如果女性能在適齡期懷孕，可以大幅度降低妊娠異常的風險，醫療費也能減少許多。
為了讓女性在分娩、育兒的同時也能正常工作，同時不給企業造成負擔，國家可以考慮按一定比例增加男性產假政策，並且減少企業的稅額。
倘若企業負擔過重，必定隻能繼續要求雇員的工作強度，無論男女。
一旦女性在產後的工作方式及質量無法獲得企業的認同，那麽在妊娠期便可能遭到解雇或調崗、變相降薪等待遇，甚至於在產後被迫辭職。
這是職場女性恐生的一層重要原因。
隨著高齡分娩的增加，難產的比率越來越高，還有一些產婦選擇剖腹產，同時，高齡產婦更容易患高血壓、糖尿病、子宮肌瘤等並發症，乳腺癌患者中，90%都是35歲以上的女性。這些並發症的出現和分娩能力降低有關。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是，隨著高齡產婦的增多，新生兒的父母要擔負育兒和贍養雙親的重任，這是由於他們的父母錯過了有精力幫助照料新生兒的年齡，而在他們生下子女之後，他們的父母也已經年邁，同樣需要他們的照顧。
第三，由中國傳統道德觀念束縛下的女性生育權問題如何破解？
生育，是女性被自然賦予的人權，與婚姻的狀態、法律的約束沒有必然聯係。
這種顯而易見的道理，卻在中國漫長的社會進程中不被接納。
古代中國對於女性有三從四德的封建禮教束縛，即便在近現代社會，女性在婚育問題上依然被設置了道德和法律的雙重障礙，導致女性在生育問題上長期處於弱勢地位。
“必須先結婚，才能生育”——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女性生育權的窄化。
由這一觀念，中國社會道德體係和法治體係共同作用，逐漸形成了對非婚生子女的人格歧視、戶籍歧視、社會保障歧視。
近幾年來引發中國社會普遍關注的拐賣婦女事件，表麵上看是對女性生育權的壓榨，將女性視為純粹的生育工具，而其底層邏輯是整個中國社會對於女性生育權缺乏應有的公正對待。
一個不能回避也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中，對於女性的生育權有著過多的幹預和束縛。
在這個問題上，從立法層麵到道德觀念層麵，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都存在著不小的差距。
在中國，婦女真正獲得尊重的路途，依然漫長。
原衛生部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規範》（衛科教發〔2003〕176號）中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當今社會，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以及女性價值觀的覺醒，育齡女性中出現了各種與傳統生育價值觀相衝突的訴求。
情況一：一些有意願進行三胎、四胎生育的家庭，要麵對女性年齡偏大的高齡孕產風險；
情況二：沒有結婚意願但有生育需求的育齡女性；
情況三：正處在職業發展黃金期的職業女性，想自主選擇孕產時間；
情況四：由於對身材管理有特殊需求而想育而不想自己孕產的育齡女性；
情況五：有以科技手段輔助優生方麵訴求考慮的育齡女性。
2003年的規範，在操作中造成了未婚女性在精子庫、凍卵技術采用方麵的障礙，嚴重束縛了女性的生育權。
規範的實施背景是計劃生育政策框架，而今天的中國，在生育政策上已經非常開放，因此，規定不再適用於當下的社會環境，有關部門需要與時俱進，立即對原有政策做出適當調整，以適應新時代的社會生育形勢。
對這些女性群體，國家在政策層麵、法律層麵以及醫療技術層麵，都應該有更明確的態度和措施。
尤其是針對職業女性，是否可以在適合的法律框架內推廣代孕製度？
同時，針對一些無婚姻意願的育齡女性，是否可以在精子庫平台的搭建、凍卵技術的推廣方麵有更多嚐試？讓女性有更自主、自由、自定的生育權。
以上這些育齡女性的訴求和法律約束一旦得到有效解決，中國的人口生育率可能將獲得較大提升。
生育政策是一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平衡策略，女性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勞動力市場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她們還需要負擔著生兒育女的家庭責任，因此，在政策上、經濟保障上，我們都有理由以更開放、更積極的態度去麵對這樣的現實問題。
關於恐生，除了男性認知偏差和女性職場恐慌之外，我認為，中國家庭在養育問題上的過於苛刻，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養育，其實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要簡單。
我的父輩那一代人，對於養育幼兒，遠沒有現在的人那麽緊張。
至少，在我的記憶中，當年我們是可以在很小的年齡獨自外出和社區裏的其他同齡人自由交往的。在中國家庭經濟條件普遍不太理想的年代，父母們習慣了放養，既沒有時間與精力、也認為沒有必要養得那麽精致。
從前，彼此住得很近的孩子們會一起玩耍，父母根本不用小心翼翼地守在一旁。
從科學的角度分析，其實，我們都應該明白一個道理，孩子天生就不會對大人的話言聽計從。孩子的一言一行都被周圍人看在眼裏，父母也有信心，認為自己的育兒方式能得到周圍大人的認同。
如今，中國家庭的物質生活普遍提升了，對孩子也更在意了，甚至於開始習慣於包辦孩子的一切，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認為育兒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事實上，我們可以回想一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是如何生活的，就可以感受到今天的育兒方式和理念發生了多麽大的變化。
其實，育兒並不需要年輕的父母們過度用力，他們隻要保持適當的節奏，一切就可以順利進行下去。
所謂的育兒計劃，隻是你臆想中的計劃，在實操過程中，你一定會體會到，即便想按計劃去洗衣服、喂奶、早教、藝術熏陶……但很多時候也會出現突發狀況。
育兒的過程中，父母最需要的是自己的身體健康、精神狀態飽滿，這才能給孩子傳遞一種更加積極而開放的信號。
平抑住房成本的手段不應局限在城市
除了生育權與教育觀的問題，如何有效平抑城市婚育家庭的住房成本，也是解決人口生育問題的關鍵所在。
房地產的問題背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治理結構問題，並非隻言片語可以說清的，但無法回避的是，房地產與人口之間，一定有著必然的關聯點。
在大城市打拚的年輕人大都不願意選擇回到家鄉置業安居，理由非常簡單：大城市的工作發展機會更好，醫療水平更高、教育資源更豐富，簡而言之，大城市的公共資源更加聚集。
大城市的資源優勢明顯，於是年輕人都在向大城市聚攏，從而助推大城市房價上漲，房價高企讓越來越多新進入大城市的年輕人無力購房，於是這些適齡婚育的年輕人寧願選擇不婚、晚育、少生，以減少因為家庭支出負擔對生活質量帶來的損耗。
惡性循環的最終出口，必然落在房價負擔過重，導致厭婚和家庭生育意願降低的問題上。
公共資源分配和城市發展、鄉村城市化的問題由來已久，非朝夕可以解決。
近兩年來，國家在大力推動鄉村振興，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與此有關。
未來中國的發展，要想讓適齡婚育人群放心大膽、沒有顧慮地生養子女，最理想的路徑，還是要解決社會公共資源的整體分配問題，讓三四線城市乃至鄉村都能享受到更加優渥的醫療與教育資源。
下篇預告
生育是中國人口問題的第一層探討邏輯，解決生育問題，推高人口出生率非朝夕可結。
與“生”之困境相比，我們當下必須麵對的則是老齡化趨勢加劇的課題。
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通道，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幾十年乃至一個世紀內，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必將呈現老齡化趨勢，那麽，中國人應該如何更從容地麵對這個老去的過程，又當如何構建一個擁有完善體係的適老化社會呢？
這是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將要係統論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