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場教育運動
不想評論具體個案。個案千差萬別，不可能一概而論。而且，很可能是出於一種可以被稱為“婦人之仁”的心態，我更關心“罪”，而不是“罪人”。
如果一定要對#metoo運動做一個“好”或者“不好”的判斷，我會說這是好事，因為它是一場教育運動，對男人而言，教育他們節製與尊重，對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們（他們）自我保護，尤其是盡可能第一時間清楚say no或甚至報警。從這場運動中“落網”的很多男人其實還是維權一線的“鬥士”可知，這場教育——尤其在中國——有多麽匱乏和必要。
好，講完政治正確的，現在開始講政治不正確的。#metoo 作為一場運動也有我不喜歡的地方，最簡單而言，我天性不喜歡大鳴大放大字報。
偏愛法律的路徑
為什麽我更偏愛法律的路徑？因為法治精神本質上是個體主義的——它講求具體個案具體分析、甚至同一個人的不同罪名也要各自具體分析、程序正義、雙方對質與提供證據、刑事問題上的無罪推定精神、量刑適度的比例原則……我喜歡法律精神裏所包含的這種小心翼翼。固然，性侵犯對受害者可能帶來無盡的傷害和痛苦，但是一個“性騷擾分子”的標簽也可能對一個男人造成毀滅性打擊。
大鳴大放大字報則是集體性的、遠距離的、帶有狂歡性質的公審。不說別的，metoo把性質非常不同的冒犯捆在一起就令我困惑。把既是對真正“重罪”的淡化弱化，也是對“輕佻”“自作多情”等輕罪的無限抬高。
越是千夫所指，越需要程序正義
有人說，metoo打錯誰了？哪有冤假錯案？所以無須擔心誤傷。我不完全同意。
首先性騷擾指控曆史上，確實有不少很有可能是誤傷的案例。哥大有一個“mattress girl”強奸案，至少兩次調查都沒能證明男方有罪。Woody Allen騷擾養女案，至今撲朔迷離。不久前引發大討論的湯蘭蘭案，同樣撲朔迷離，而在被她指控的數十人中，她爺爺已經不明不白地死在看守所中。如果對存在著錯誤指控可能性存在懷疑，隨手搜一下false rape claim，可以說案例比比皆是。
而且，什麽叫“命中率”呢？逮住一個“大壞蛋”，的確算是“命中”了，但是對這個“大壞蛋”的所有指控都“命中”了嗎？法治原則要求我們嚴肅對待每一個罪名。越是千夫所指者，越需要程序正義，而大鳴大放大字報的鬥爭模式，不可能保障這種程序正義。
“無罪推定”究竟適不適用於輿論
有朋友說，“無罪推定”不適用於輿論，我也不完全同意。即使我們不能在輿論中使用“無罪推定”原則，也至少應當使用“強依據有罪推定”原則，而不是直接跳到“有罪推定”原則。
比如，不同實名證人之間的交叉證詞，就是一個強依據，不幸的是，我感覺到最近的氛圍越來越走向“指控即定罪”的原則——隻要有一個人指控過另一個人，“被告”名字就被反反複複掛出來吊打。
還有人說，就算是誤傷你，你可以反擊、自證清白啊。這話未免輕巧。熟悉網絡傳播規律的人都知道，謊言總是比辟謠傳播要廣泛和快速得多、自證清白往往是越描越黑、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所有這些，都讓“自證清白”這事變得蒼白。
性騷擾在很多時候是權力結構問題
我同意很多朋友說的，性騷擾在很多時候是權力結構問題。當一個男人掌握與一個女性（或男同）完全不成比例的權力和資源時，女人往往無力反抗，或者反抗的代價很大，這是性騷擾四處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也是為什麽我相信，目前暴露的性騷擾隻是冰山一角。為什麽目前知識界、公益界、文化界、媒體界曝光的性騷擾最多？並非像某些人所說的，因為這些領域的男人格外邪惡，而恰恰是因為這些領域的權力結構還相對水平，曝光行為不會讓這些女孩付出太大的代價。
被“侵犯”者情況千差萬別
但是，我並不認同metoo運動中那種不容置疑的“邪惡有權男人+無辜柔弱女人”的統一故事結構。正如性侵犯者千差萬別，被“侵犯”者情況也千差萬別。是的，這是一個權力結構的問題，但是你不能一邊順從、參與這個權力結構，一邊反抗它。大聲、清晰、及時地說不，哪怕付出一定的代價，是逆轉這個遊戲規則的根本機製。
性侵犯的另一個根本動因，是男權文化對女性的矮化和物化。同樣地，我不認為隻有男性應對女性的矮化、物化負責。女性常常是這種物化、矮化中的被動甚至主動參與者。
順便說一句，我不同意一種說法，無論女人怎麽說怎麽做怎麽穿，男人沒有權利誤解她的意圖。現實一點吧，人是信號的動物。
關於metoo，關於“補課”
關於metoo，我特別同意一個朋友所用的詞匯：“補課”。男人補尊重和自律的課，女人補自我保護的課。當然，寬容不應包括真正的強奸或者反複持續的性侵犯。我不願看到隻有警覺、失去溫情的男女關係，正如我不願看到一種隻強調權利、否認責任的女權主義。
當然，女性的寬容以男性的自省為前提，如果冒犯者不自省、不道歉，甚至倒打一耙，要求女性寬容顯然是個笑話。所以，如果被曝光了並確有其事，公開道歉吧。即使沒有被揭露，誠懇自省，從今天開始。
幸虧我不是男人，不然以上沒準被詮釋為him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