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淩晨，導演萬瑪才旦去世了。消息在下午時分傳開的時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他才53歲。
這個春天，萬瑪才旦的行程很滿。二月到三月，他在甘孜州巴塘縣拍攝了自己的第九部電影《陌生人》，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騎著摩托車的陌生男子，到一個藏族村莊，想找一位叫卓瑪的女子。他遇到了各種叫卓瑪的女孩，但沒找到真正想找的那一個。這個故事來自萬瑪才旦自己的小說。是的，他還是一位作家。
四月和五月，就像過去的許多年裏那樣，他承擔起創作者之外的另一個角色——提攜者。他參加北京電影節，做評委，推薦年輕人拍攝的電影，在微博上他寫，「希望大家能夠關注到更多學生導演」、「發掘每一位初露頭角的電影人」。他還擔任了一個文學獎的評委，選拔優秀的青年寫作者。
他的最後一條朋友圈，出現在5月7日下午5點，依然是幫後輩鼓呼，「祝賀年輕的電影人」，他提到了藏族導演格傑白瑪的電影《禮物》。
2020年底，我們采訪過萬瑪才旦，那年他的電影《氣球》上映，廣受好評。他是我們見過的最溫和寬厚的導演之一，無論是一次兩次的采訪、補采，被要求介紹外圍采訪對象，還是在寒冬時分拍攝，麵對什麽要求，他總是很耐心，話不多，露出謙和的微笑，全力配合。他邀請過《人物》編輯部看《氣球》，很貼心地選在離我們辦公室最近的電影院。他去世後，很多和他隻有一麵之緣的人都說起，收到過他寄來的、產自高原的蘋果，很甜。
萬瑪才旦的導演生涯開始得很晚，三十多歲才開始拍攝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到去世前，一共有八部電影麵世，不算多。但這些電影，是電影史上不可被忽視的作品。他有自己鮮明的風格，一雙慈悲的冷眼，呈現了一個「在地」的藏區，拍那些失落的人，邊緣的人，在天地間顯得渺小的人，拍主流話語中更少見的孩子、女性和動物（藏獒）。
在自己站穩腳跟之後，他提攜後輩，這些年被大家談到的「藏地新浪潮」，這群年輕導演背後都有他的支持。他幫他們找資金，做發行，慷慨熱心，但不幹涉他們的創作。我們采訪時，他建議我們把另一位導演作為外圍采訪對象——可以借此幫這位導演宣傳一下新片。
他的兒子久美成列，現在也是一位電影導演。他描述過一個不太一樣的父親形象：萬瑪才旦很會照顧家裏人，回老家都會帶上一大堆禮物。他也很嚴苛，會要求兒子用英文寫日記，但自己其實聽不太懂。兒子想考電影學院，他不同意，因為知道這行有多難。這對父子麵對彼此時，都不善於表達。但就在一個月前的一次頒獎禮上，久美成列說，感謝父母，「他們在我這個年齡從故鄉來到北京，經曆了很多的心酸故事，但他們沒有忘記如何教我學會母語、如何教我感受愛並且給予愛。」
在我們的采訪中，萬瑪才旦提過，他有一個一直都想做的項目——想拍一部叫做《永恒的一天》的電影，就在他的家鄉青海省貴德縣取景。講一個人在一天裏經曆了一生，春夏秋冬與生老病死。這部電影，他籌備了十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但因為時機等種種原因，至今未完成。他覺得，自己總有一天會做出來，這個故事裏有讓他著迷的東西，就是瞬間與永恒。無法看到這部電影，是令人心碎的遺憾。但他還有兩部電影，已經拍攝完畢，如果還有可能，我們希望可以在電影院看到它們。
在萬瑪才旦的處女作《靜靜的嘛呢石》裏，有一句台詞，「生命如風中的殘燭，這就是無常啊。你看我今天好好的，也許明天就不在了。」
生命總是無常。我們重發這篇舊文，感謝萬瑪才旦導演，創作出如此動人的作品，建造了電影院裏的巴別塔，讓我們彼此理解。
文｜林鬆果
編輯｜姚璐
攝影｜吳明
妝發｜釵釵
造型｜THEXIStudio
獨家線下戰略合作｜紅磚美術館
凝視
一個紅色氣球闖入視野，於是有了一部電影。電影《氣球》的由來，是電影史上一個美妙輕盈的故事。
大約十多年前，秋冬交替時節的某個晚上，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萬瑪才旦走在中關村附近，看到街上飄著一個紅氣球，覺得特別美，是個特別好的電影意象。一個故事在他心裏發生了——關於避孕套，關於特殊年代裏一位藏地女性在信仰和現實之間的生育困境。十幾年後，這個故事終於成為電影。除紀錄片外，《氣球》是2020年院線上映的華語電影中，豆瓣評分最高的一部。
看到一個氣球，思緒隨之飛走，這是萬瑪才旦生活裏常有的出神時刻，是一種類似天性的東西。在青海貴德縣的老家村子裏，萬瑪才旦從小就是個沉默寡言、喜歡坐在教室後排的學生。他不喜歡跑來跑去，但隻要坐著，看著某個地方，比如一滴水、遠處的山，或者牆上的斑點，就能從現實裏抽離出來，進入想象。
如今他已經是一位導演，年過五十，頭發已經有些灰白，本質的東西依然沒變。在《人物》與他的四次會麵中，他始終溫和、禮貌，帶著他的新書做禮物，采訪時也有問必答，但回答總是簡短，也很少主動開啟話題。在圈子裏萬瑪才旦同樣以寡言著稱，常常在大家聚會聊天時，他會被一句話擊中，然後出神，開始想故事。有人開他玩笑：「你平時不說話，電影裏人物說那麽多話，是不是你的話讓人物都說完了？」他笑一笑，還是不說。
萬瑪才旦覺得，聽和看，比說更重要。他的微信頭像是一隻眼睛。一隻長在手心裏、俯瞰人間的眼睛。是有一年他在西藏一個寺廟裏看到的一幅古老壁畫的局部。他很喜歡，就做了頭像。
這種凝視世界的眼光，也出現在萬瑪才旦的每一部電影裏。《氣球》的故事是從一雙孩子的眼睛開始的。小男孩透過吹了氣的避孕套，看著藏地的天與雲、草原、摩托車，聊天的父親和爺爺。《塔洛》開頭，是12分鍾的固定機位長鏡頭，隻拍這個牧羊人背《毛主席語錄》。電影《尋找智美更登》，第一個鏡頭是導演獨自佇立在群山之間，前30秒，人的動作幾乎是凝固的。
萬瑪才旦的電影風格鮮明，偏好固定機位、長鏡頭，少用近景，人永遠是小小的，在高遠的天地之間。2020年12月，在北大的一次放映會上，一位北大學生問到他為什麽產生這種偏好，萬瑪才旦說，他希望形成一種客觀的視角。「特寫鏡頭往往帶著主觀強調，引導觀眾去看某些東西。而固定的全景機位，觀眾可以通過自己的凝視，選擇關注什麽。」
這種凝視不僅僅是鏡頭本身，還是對人的態度。萬瑪才旦的電影裏，主角總是一些破碎的、不完美的普通人。作為孤兒長大的、陷入愛情的牧羊人，喜歡《西遊記》的小喇嘛，隨著劇組去尋找往日愛人的藏族姑娘，不知道該不該墮胎的母親……
《紐約時報》這樣評價他的電影：「沒有國際媒體的頭條，脫離了官方媒體以及旅遊業所製作的夢幻風景片，取而代之的是對於個體在轉變及入侵中的掙紮、對於他們鮮活的日常體驗的探究。鄉村窮人和處在現代發展風口的生活方式，是萬瑪才旦最熟知的，也是他最擅長駕馭的主題。」
大概七八年前，影評人王小魯曾經和萬瑪才旦有過一次關於電影的聊天。之後他回聽錄音，發現萬瑪才旦有很難得的一點，沒有「妄語」：「他不回避問題，也沒有禁忌，也能夠非常謙虛地去領會你的問題。知道什麽就回答什麽，非常節製，我後來想起來佛教裏麵有個詞叫妄語，不妄語，這個詞他是有的。」
2020年12月中旬，《人物》對他第二次采訪時，我們再次談到他微信頭像的那雙眼睛，他講到佛教裏一個概念：人是有第三隻眼睛的，打開這隻眼睛，人的智慧會更開闊。他也希望有那樣一雙眼睛，它代表的是智慧，是慈悲。智慧不是聰明，「像有些電影裏是有一些小聰明的，或者聰明，但達不到智慧的境界。有些導演他是能夠達到智慧的境界，像伯格曼、阿巴斯，其實是在用一份智慧在拍電影。」
萬瑪才旦電影作品《氣球》
逃離
萬瑪才旦的老家，在青海貴德縣的一個村子，在高原的褶皺裏、黃河邊上。在他長大的那個年代，人們大多靠種地和牧羊為生，世界高遠而緩慢，他也很早就開始放羊，獨自在山裏呆著，很早就覺得孤獨，常常陷入幻想。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從小就是一個「更多活在主觀世界」的人。
這是藏地整體的精神氣質。藏族作家紮西達娃在一次采訪中說，高海拔地區的人容易產生一些幻覺，古代西藏一些僧侶的文學作品裏幻想的成分很強，寫實的部分反而很弱，一些曆史的著作裏麵也充滿了幻想、傳奇與魔幻，這也許是一種文學傳統。
導演德格才讓，是萬瑪才旦多年的好友和工作夥伴。他對《人物》說了一個故事，也許能幫助我們理解藏人的精神世界——藏地有許多人是相信有UFO存在的，在德格才讓小時候，他父親常常會去縣裏買一些科幻雜誌，上麵都是各種飛船，在閉塞的牧區見到這些讀物，人們會覺得珍貴，腦子裏天馬行空：「那個片區的人，是生活在一種宗教信仰的架構下，他會本能地相信除了人類之外，還有大千世界存在。他們願意去相信，不覺得有什麽稀奇。」
對年幼的萬瑪才旦來說，這種幻想很早就有了另一個承接的載體，那就是電影。
在他上小學時，村裏來了一支勘探隊，要在黃河邊修一個水電站。勘探隊會放一些內部影片，像《狐狸的故事》《佐羅》《十萬火急》，還有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後來，有一部叫《智鬥美女蛇》的國產電影，他印象很深。其他電影裏正麵人物都美麗英俊，反麵人物則長得猥瑣，但是這部電影裏，有個之前總是演反派的演員，最後被證明是地下共產黨員。年少的萬瑪才旦已經有一種敏感，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一種顛覆。
那種敏感，還來自於現實生活的荒誕。萬瑪才旦在「文革」快結束時出生，有一些對「文革」前後的記憶，比如村裏的寺院被改造成了小學，孩子們就在寺院大殿裏排練革命節目，歌詞唱道「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另一次放映隊來放電影，時間緊急，必須在下午完成放映，全村隻有寺廟是唯一達到放映要求的場地，人們就把幕布掛在大殿中心原來放置佛像的地方，放了一場愛情電影。
他今年51歲了，還記得那樣一個畫麵：神聖的宗教大殿裏，孩子們喊著革命口號，或者看電影裏男女戀愛。那次的觀影經曆，給了他最初的、關於世界的荒誕體驗。直到現在他走進寺院，依然會想起。
整個青年時代，萬瑪才旦始終在尋找出路，不停地離開學校又再回去——他考入中專，畢業後做了四年老師；覺得不甘心，又繼續讀大學；畢了業進入體製，還是不甘心，又回到學校讀研究生。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人生的關鍵詞是「逃離」，「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18歲中專畢業時，他做老師的工資已經有90多塊，當時是一份體麵的收入，白天上課，晚上就埋頭閱讀，他讀《紅樓夢》，讀《米拉日巴傳》，讀俄國文學，也讀過好多本瓊瑤。書讀得越多，越不甘於當時的處境，他提出要考大學。那時他已經跟教育局簽了6年的合同，工作人員讓他寫保證書——保證即使考不上，也不能繼續當老師。他二話沒說，要了一張紙，就在窗台上寫了這份保證書。
這種決絕也一直指引他往更遠處走，直到遇到某種機緣——他在西北民族大學讀研究生時，到了北京的國家翻譯局實習，偶然間看到一個資助項目，可以供藏地的學生去學習喜歡的專業。漫長的時間裏，他對電影的熱情沒有消磨。初中時在縣裏的電影院看電影，高中在州上，每個周末都看。而在那個時刻，那種喜歡又被喚醒了，進入電影業似乎成了一種可能。
他馬上寫下這份申請：關於自己為什麽想讀電影專業，需要多少錢，他學了電影將對藏區有什麽意義。這份申請很快得到批準。原本保留的體製內工作，也不要了。
進入電影學院那一年，他32歲，已經結婚生子。他形容自己的性格，是一些衝動、一些執著，認準的事情就要做。在電影學院，每個人的條件都不一樣，一些人前半段走得相對順遂，而他是經過了十多年，才最終從藏地的小鄉村，抵達了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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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
剛到北京電影學院時，萬瑪才旦想拍的題材，完全不同於我們現在看到的作品。
在第一學期的課堂上，學生們要提交劇本，萬瑪才旦寫過一個叫《吐蕃秘史》的劇本，講的是吐蕃時期，當時的讚普朗達瑪在藏地發起「滅佛運動」，摧毀佛寺，僧人四散，安多地區的一個隱居者決定刺殺讚普，他想出了一個類似荊軻刺秦王的方法——用藏戲做幌子，在演戲時用藏在袖子裏的弓箭殺之。這就是佛教的複興運動。
故事裏還有枝枝蔓蔓的細節——讚普頭上長了角，這是個秘密，為他梳頭的丫鬟都會被殺，但一次他不忍心，放過了一個哭泣的丫鬟。丫鬟心裏藏著秘密，憋得慌，有一天去曠野喊出了這個秘密，風一吹，秘密就傳了出去。
這個故事是神話，也是史詩，浪漫宏大，是萬瑪才旦真正的文化底色。但他得到的反饋是，這種故事不能拍。這裏麵涉及政策原因，也有投資和市場的原因，是非常現實的狀況。史詩電影是主流世界的特權，類似《吐蕃秘史》那一類的電影，「隻能是你想象中的電影，是一個願望」。
正在那個時候，萬瑪才旦看到了阿巴斯和其他一些伊朗導演的電影。那是另外一種氣質，樸素、克製，但同樣有力量。他們電影裏那些村莊、街道、小人物的生存狀態，那種氣氛和情緒，讓他沉浸，很相似的東西打動了他。主動或被動地，他做了一個轉向，把目光投向現實題材。
當時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的謝飛老師，看到了他的才能。他曾評價萬瑪才旦的劇本：「非常小的事，但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不是藏族人是寫不出這麽個劇本的。」在謝飛的支持下，萬瑪才旦拿到了電影學院的拍攝資金，拍出了自己的畢業作品《草原》。
20年後，在望京一個咖啡館裏，萬瑪才旦向《人物》回憶起這一段經曆，用了一個詞是「命運」：「像我這樣一個出身、這樣一個地域出來的人，完全沒什麽資源，但是靠機遇拍出了一部電影，真的好像是命中注定。」
2004年，萬瑪才旦畢業，回到藏地拍攝自己的第一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那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導演執導、拍攝藏地的純藏語電影。萬瑪才旦看重真實的質感，選的演員都是非職業演員，僧人的扮演者是僧人，小活佛的扮演者也是小活佛。當時還是膠片拍攝，攝影機一開，就要上千塊，片中老爺爺的扮演者本就說不順台詞，一聽到花費甚巨，更緊張了。這個本來設定在新年發生的故事，從路邊的樹上落雪，拍到了樹長出嫩芽，在磕磕絆絆中完成了。
一年後，也就是2005年，《靜靜的嘛呢石》在當年的金雞百花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導演處女作獎。那是一個意義非凡的時刻。那一年是中國電影百年，而藏地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第一部自己的電影，它還得到了主流話語的肯定。
消息傳回藏地，有了各種有意思的反響——大家激動、高興，人們聚起來喝酒慶祝，還有人甚至開心得砸了電視機。接著就有人問，有沒有獎金。還有人虛構說，萬瑪才旦得了30萬獎金。見到萬瑪才旦，他們好奇地問：「你拿了多少錢？你發財了！」
碰撞
《靜靜的嘛呢石》得獎後藏地發生的一切，就像一個隱喻——藝術反思與宗教傳統，作者表達與藏地現實，這二者既矛盾又相互映照。
萬瑪才旦曾在許多場合表達過：他渴望以自己的方式來講述發生在家鄉的真實故事，再現藏地人們真實的生存狀況。而多年來，他也被廣泛評價為一位脫離了奇觀化、用自我書寫為藏地「還魂」的導演。他的作品被認為最能代表藏地，同時也因為這種視角被藏地審視。
2020年《氣球》上映前，用的是另一版海報：紅色的避孕套在上方，底下是一個佛像，佛像是反的，本意是一個鏡像。萬瑪才旦覺得它有衝擊力，直接表達了電影內容。但這版海報在藏地遭到反對，有人認為把避孕套和神聖的佛像放在一起，是對佛的侮辱。這版海報因此被撤下。
這些年來，幾乎萬瑪才旦的每部電影，都會與藏地的觀念有或多或少的碰撞。比如《撞死了一隻羊》裏的酒館老板娘，是一個被許多影迷喜歡的形象。但正是這個形象，被藏地一些觀眾認為不能代表藏族女性，她們是勤勞的、質樸的，而這部電影把老板娘塑造得太情欲了。
再之前的電影《塔洛》，裏麵有一首藏族情歌，被用作了電影推廣曲。而在藏地，大家很少公開唱情歌，這是文化的不同。萬瑪才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講到，他後來回老家，就老有人跟他講：「看你的電影搞得我們很尷尬。」
另一種碰撞不在於電影細節，而關乎主題與審美。萬瑪才旦的電影是什麽樣的？他曾經的錄音師德格才讓說，是深刻的，作家氣質的。他合作過的攝影師羅攀說，「他電影裏最重要的是藏人的生存狀態和他們的生命觀，以及獨特的幽默感。」與他相識多年的影評人王小魯說，他的電影是思辨的、疏離的、有強烈作者性的。
而這些作品在藏地遇到的反饋，有時讓人哭笑不得。《撞死了一隻羊》在北京首映時，有一位藏族觀眾站起來問：「導演，我上次看《塔洛》也沒看懂，這次也沒看懂，你什麽時候能拍出一個我能看懂的？」當時全場觀眾都笑了。後來有一次飯局，德格才讓的一位朋友問他：「德導，我問一個問題，那個人開了15分鍾卡車是啥意思？」他指的是，電影《撞死了一隻羊》的開頭，前15分鍾是司機金巴沉默著開車以及他的一些狀態的部分。
更早之前，拍《尋找智美更登》的時候，劇組去藏地的一個師範學院交流，一個學生「騰」地站起來問：「老師你怎麽不拍一個武打片？你可以拍類似於《蓮花爭霸》或者《黃飛鴻》。」
萬瑪才旦至今的七部電影裏，很多藏地觀眾覺得《五彩神箭》最好看，這是一個政府投資的電影，也是萬瑪才旦在電影圈子裏名聲稍小的一部作品。德格才讓說，藏地觀眾喜歡，是因為「終於聽到有音樂了，而且畫麵也不是長鏡頭了，帥哥很帥，美女很漂亮。老百姓就說這個看懂了，又好看，這個才像個電影。」
這種矛盾跟藏地本身的審美有關係。觀眾們置身於深厚的神話敘事傳統，他們喜歡《魔戒》，喜歡好萊塢大片，在藏地最受歡迎的內地電視劇是《西遊記》和《白蛇傳》。王小魯覺得這很正常，他也曾經帶著《靜靜的嘛呢石》到過玉樹，想給小喇嘛們看，「他們是看不下去的，他們開著越野車，跳著街舞。」在他看來，這個問題是普遍存在的，「就像你把賈樟柯的電影給汾陽人看，汾陽人也會更喜歡看《魔戒》，這是同一個道理。」
王小魯和萬瑪才旦在十多年前相識，看過他所有的電影，也和他做過數次訪談，還寫過研究藏地電影的文章。王小魯覺得，萬瑪才旦的思辨性，他的爆發力，他強烈的態度，是一覽無餘的。
孤獨的牧羊人塔洛，想回到草原深處好像又回不去的時候，拿著爆竹點燃了自己的手；《老狗》裏老人家的狗，很多人去偷、去買，老人家不賣，最後寧願把狗吊死了；還有《氣球》裏小男孩因為身上有顆痣，和去世的奶奶身上那顆痣長在同一位置，被認為是奶奶的轉世，但那顆痣在夢裏是可以拿下來的，是貼上去的。這是萬瑪才旦對宗教溫和的反思，或者說，至少是一種思辨的態度。
當萬瑪才旦向我們回顧他與藏地的關係時說，「你從小在那樣一個文化環境裏成長，你天然會相信這些東西。但當你離開了那個文化語境，接受另一種知識體係、另一個世界觀，你就會有對自身文化的反觀或者反思。」
王小魯在某一年偶然聽到萬瑪才旦做過一次藏語講座，當時他很驚訝，那是他第一次聽萬瑪才旦自由地、毫無障礙地用藏語表達。他意識到，萬瑪才旦身上是各種機緣的匯合——「他的年齡和成長經驗，他的文學性、對藏地的思辨。而且他對藏文化如此熟悉，他是能用藏語進行講座、用藏語寫小說的人。他又進入電影學院……各方麵的機緣都到了他這兒，讓他成為今天藏族電影符號性和代表性的人物，這就是他的天命。」
新的藏地電影人
2020年11月底，萬瑪才旦在北京參加《人物》年度演講的錄製，在現場，他說到「紅氣球」的「紅」字時，稍微帶一點口音，他不好意思，向工作人員道歉，主動要求再來一遍。從第一次離開家鄉到漢地，已經二十多年，他依然會因為普通話說得不好而緊張。
幾年前，《人物》的另一位作者曾在江南某個城市遇到過萬瑪才旦。那幾天食物全是河鮮。按照藏族習俗，萬瑪才旦不吃水裏的生物，隻一個勁夾涼拌蘿卜。直到某一天，服務員端上一盤水煮牛脊骨，萬瑪才旦用手撕下牛肉，慢慢放入口中，「那個動作熟練得就像呼吸一樣，和他整個人渾然一體。我們頓時被食物拉回了屬於自己的那個時空……在江南，萬瑪才旦終於因為一塊牛肉安心起來。」
2017年底，萬瑪才旦把家從北京搬回了西寧。這裏離他的老家和父母都更近。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生活在忙碌與悲觀無常之間。
現實生活裏，他寫小說，拍電影，做監製。隻要有藏地的年輕電影人遞劇本過去，他都會幫忙看一看，要是做監製，則要從劇本到宣發，費盡心力，跟完全場。交往多年，王小魯知道萬瑪才旦是個不會周旋的人，他到了西寧，萬瑪說約上見一見，那就肯定不是客套，就會真的抽出時間來陪你，雖然還是不多話。他待人真誠，這跟他的電影氣質是一致的。
但這些行動的源頭，類似族群的責任和使命，與人的本質無關。在和我們的談話裏，萬瑪才旦數次談到隨著年齡增長，他會有一種更深的虛無感，跟身體的變化有關，跟身邊發生的事情有關，跟經曆有關，也跟宗教有關係，也因為天性裏的悲觀，他頭發灰白茂密，聲音很輕：「所以有時候又覺得，創作可能也沒什麽意思。」
這種矛盾始終在他身上存在——這次采訪後沒多久，他推薦德格才讓給我認識，作為這篇文章的外圍采訪對象。德格才讓為他的多部電影錄音，今年完成了導演處女作《他與羅耶戴爾》。他說我也可以跟德格才讓聊聊他的新片，也許可以幫這部電影做些宣傳。
德格才讓是在電影業裏與他共事最久的人之一，亦師亦友亦兄長。十幾年前，萬瑪才旦剛到電影學院上學，過了一兩年，他叫上舊識鬆太加、鬆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讓，一起到了北京。他們就租在北影附近的黃亭子小區，從早到晚拉片，從CD到硬盤再到網絡下載。三個人性格都不一樣，萬瑪才旦內斂，但愛唱歌。鬆太加外向，咋咋呼呼的。德格才讓則慢半拍，性格天馬行空。畢了業，三個人就開始拍電影，萬瑪才旦當編劇/導演，鬆太加攝影/美術，德格才讓錄音/音樂，合作了好些年。到後來每個人都找到自己想拍的主題，都做起了導演。
隨著時間推移，你會看到這群藏地電影人身上長出不同的東西來。
德格才讓最想拍的，是藏區人的幽默。他在這裏出生長大，熟悉那種植入骨髓的詼諧。隻要稍微熟一點，人們就會互相開玩笑、取外號。每回在藏地拍片子，總會有幾個活寶，現場永遠充滿歡聲笑語。大家沒有那種階級感，誰的玩笑都開。
他覺得那是以前的電影沒有呈現的另一個藏地。於是他拍了《他與羅耶戴爾》，一個公路片，裏麵的角色是個年輕人，也是他日常生活中接觸的那些人，那些說完一句話就會哈哈笑的人，那些啥也不說但都要笑一下的人。電影裏那些笑點不是做出來的，而是生活真正的質感。德格才讓說，不需把片子貼上藏地電影標簽，這是一個青春期男孩的故事，他更願意把它歸類為青春片。
影評人王小魯還認識另外一些藏地電影人，他們與萬瑪才旦並不相識，也學習電影專業，進入電影業，他們有的在城市長大，有的拍的是恐怖片。他們代表的是藏地電影的另外一麵。
2021年到來的時候，和我們談起虛無和無常的萬瑪才旦，又忙碌起來了。他結束了《氣球》的工作，離開了電影節，再次回到了片場，片場依然在青海。他的同事把照片發在朋友圈裏，雪山壯闊，鬆樹高大落拓，結滿了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