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附近的黃昏

這三年來，我不止一次回想起2020年4月30日。那是我在公司的最後一天，也是我在廣告圈21年職場生涯的終點。老路走到了盡頭，前方卻無路可走。

當晚在回家的渡輪上，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人生下半場。在我眼前，是沉沉的夜裏一段布滿暗礁的航程，而我這艘渡輪漸漸遠離出發的港灣，說不定正在偏離航向，不清楚什麽時候才能靠岸。

“時代的一粒灰”，正以中年危機的形式降臨到了我頭上。

中年危機

對於這樣一個結果，我倒也不是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雖然當時還無從設想疫情的深遠衝擊，但向來對經濟變動最為敏感的廣告業，已經迅速感受到了寒意：隻要市場上各品牌的銷售出現下滑，廣告主削減預算，廣告代理公司要想不被波及，幾乎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在2020年1月疫情正式爆發後，我所在的公司已裁過一波，我輪到的是第二波。

人人都有不祥的預感。離別之際，留下來的同事半是寬慰我，半是自嘲地說：“像你這樣‘早畢業’的至少還能拿到不錯的賠償方案，輪到我們的時候恐怕更差。”她沒說錯，後來第三波的賠償方案確實差一些。業內之前還有個笑談，說某家代理公司業績不行，之所以沒裁員，隻是因為“沒錢裁員”。

留下來確實也不見得是更好的選擇，因為明擺著的現實是：工作將會更卷，多半隻能苦熬。

疫情防控放開後，我和老同事今春重逢，談到這一言難盡的三年，不止一個人都苦笑說了同樣的話：“做得太累了，天天盼著被裁，這樣不用自己為難，公司就幫你決定了，還能賠一筆錢。”我開玩笑說：“看來至少不用擔心你們被裁後抑鬱了。”

世博公園雨後黃昏 失業前3天攝

失業後的自我懷疑，是這一危機的第一道關口。

本來，在廣告這樣流動性相當大的行業裏，跳槽、失業都是常事，然而真輪到自己頭上，多少還是有些不一樣。雖然明知裁員隻是公司基於成本考慮的決策，甚至和你的工作能力未必正相關，但要說沒受一點打擊，那不是真的。

像很多職業經理人一樣，我也有一種很深的錯覺：就算承認自己趕上了時代的紅利，但內心還是更願意相信所有成功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掙來的。

然而，一旦你從那個位子上下來，就沒人再認識你了，那你原先的成功，究竟是因為碰巧處在那個位子上，還是自己的能力？究竟什麽才是你真正的能力？你如何在市場上證明這一點？

現實是：即便二十年的職場經驗有點價值，也並非獨特到不可替代，何況相比起這些經驗，用人單位似乎還更在意你能否像20來歲的年輕人一樣精力充沛，承受超負荷運轉。有幾家提出的要求，甚至讓我麵臨“到底要錢還是要命”的利弊權衡。

在麵試接連碰壁後，我就不得不麵對一個現實：在肉眼可見的不景氣中，像我這樣“高齡”的經理人極有可能再難重返職場，前麵是一道漫長的下坡路。

一個同樣中年失業的外企高管曾說，她那會最擔心的還不是再就業，而是怕被兒子看不起，因為“媽媽失敗了”。

這其實是她自己內心恐懼的投射，十多歲的兒子並不在意媽媽的職場沉浮，更不會把這當成衡量她身為母親的成敗標準，也許反倒會慶幸她終於有更多時間陪陪家人了。

那也是我多少年來第一次有這麽長時間每天待在家裏，兩個孩子似乎沒感覺有任何異樣，當然我們也沒隱瞞他們，但兄弟倆一個11歲，一個7歲，可能還理解不了“失業”對我們這個家庭意味著什麽——那或許也是好事。

有一天，老二笑著說了一句：“爸爸最近老是低聲歎氣，你過的是‘低歎生活’嗎？”我心底裏一凜。

過了些天，妻子帶他外出寫生，完事後和朋友一起去附近一家網紅麵包房逛逛，他進去後發現裏麵一條麵包賣60多元，驚駭不已：“媽媽快走，這裏不是我們窮人待的地方！”

妻子回家來說起，我們都笑出了眼淚，一時間不知道說什麽好，既好笑，也寬慰，又有幾分心酸。

在前灘

在美國，經曆過大蕭條時期的那一代，都有一種特殊的心態，作家比爾·布萊森曾說起他父母，“隻要可能，他們不會扔掉任何東西”，他父親終其一生都缺乏安全感：“任何涉及資金支出的事情，都會讓他露出逃犯剛聽到遠處警犬聲時的焦慮不安。”

我們不想讓孩子們也留下這樣的心理陰影，跟他們說，家裏也沒那麽困難，適當量入為出，但該買的還是買。老二仍不以為然：“可是你都失業了……”

回想起來，我此前所受的教育和職場經曆，都指向如何獲得成功，但如何體麵地麵對和應對失敗也需要學習，卻從來沒有人教過我。

我曾在書上讀到過，芬蘭人用“sisu”一詞來描述自己的國民性，大意是“絕望中的堅持”，他們深知生活艱辛，卻仍能以極大的謙遜自製和同情心來直麵挑戰。

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及早學會這一課，不用像我這樣人到中年從頭學起。

找方向

雖然多年以來，我早已不再從工作中獲得自我的成就感，但不可否認，對於習慣了每個工作日睜開眼的大部分時間都忙於工作的人來說，“退休”在家就像是自己生活被驟然抽走了骨架。

後來我在阿乙的小說《用進廢退》中讀到這樣一個心理適應過程，可能每個失業者多多少少都經曆過：

我是在五年前失業的，也有可能是不願再去工作。總之一直待在家中，背朝黃土麵朝天地生活，也就是睡了吃、吃了睡。初期，常會在一陣焦躁中醒來，覺得會遲到，醒來明白並沒有工作後，會微微感到失落。不過在想到沒有工作（正如貧窮和死亡）是每個人都有的歸宿後，心裏也就安然了。

長久以來，工作並不隻是工作，也是支撐我們生活的基本倫理——在漢語裏，“閑著沒事幹”多少帶點負麵的含義。我也不是真的無事可做：居家的日子裏，每天讀書寫作就夠我忙的了，家務事當然也得知趣地多做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仍然在工作，隻不過沒有被雇用、也因此而沒有固定報酬了而已。

曾經的工位

我能調適到新的生活節奏，原因之一是我也沒想過幹一輩子廣告，隻是一直無法下決心換一種活法。

在廣告界有一個著名的笑談：“不老的廣告人。”意思是說，廣告公司裏絕大部分都是40歲以下的年輕麵孔，廣告人是不老的，問題是那些老廣告人最後都去哪兒了？到現在，我自己開始體會到了。

在忙於工作的那些年裏，我也曾無數次設想到35歲去讀研，甚或是辭職後專心寫作，那才是我從小的誌趣所在，然而在國內要靠寫作養活自己太難了，更何況我還有一大家子。雖然兩邊的老人都能照顧自己，但多年來時常壓在我心頭的一個現實是：老少八口人，我是唯一在工作的。

此前多年裏，我隻是利用業餘的零星時間給媒體撰寫書評和專欄，突然之間，稿費收入成了我所能賴以養家糊口的唯一收入來源。

失業在家後，最初的半年裏，公眾號帶來的讚賞、流量收入還不及原先薪資的一個零頭——但即便如此，這都已經大大超乎我預期，我從沒想過公眾號讚賞每月竟能有上千元。如果這是一份工作，那對我來說勞動產出就太低了，但現在，這就是我的生活。

要換一種活法，對很多人來說都是迫不得已。即便有辭職的勇氣和心理準備，但一個人在全身心投入某一行十幾二十年後，往往會發現自己除了本職，也不會幹什麽，就像那些退役的運動員。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當然更不敢輕易嚐試。那些保住自己飯碗的老同學、老同事，也都戰戰兢兢，有一位雖然早已身居高位，但坦言每天晚上都睡不好，生活就像在走鋼絲，“我還不像你能寫作，我如果沒了這份工作，就真不知道還能靠什麽為生了”。

我理解這種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很多人在習慣了穩定的崗位之後，接受不了風險社會的失敗率，非常抗拒靈活調適。

因為既沒有人教過我們如何應對失敗，也缺乏冒險訓練，隻有賭徒才最具冒險精神，然而那種“要麽全部，要麽全無”的高風險博弈沒有中間過渡地帶，對於求穩的中年人來說不免強人所難。

當這樣的風險終於降臨時，一個人得想清楚自己要麽、能堅守什麽，再慢慢地尋找屬於自己的新方向。

這可能就像投資：世上沒有完美無缺的投資策略，最終我們之所以選擇某一方案，不是因為它有多好，而是我們在權衡之下可以接受其缺點；如果我們認為某個策略完美無缺，那這可能恰好證明，我們並沒有真正理解這個策略。

《沒有工作的一年》劇照

和年輕時不一樣的是，我現在更能接受自己的失敗，也不急於想要成功，甚至可以容忍自己一時沒有方向。

脫口秀演員麗塔·魯德納（Rita Rudner）有一次曾嘲諷她丈夫：“真的，每次我們迷路，他都會很著急。我從來都不急，每次我迷路，我就把當時迷路的地方當作我要去的地方。但對他來說，迷路了就完蛋了。”

笑完了就反應過來，她這番話意味深長，這種“沒有方向”的焦慮感，可能在男性身上確實更明顯一點，但是有什麽關係？沒有人規定我隻能朝著某個確定的方向進發，我可以就在此時此地隨遇而安，過好自己想要的生活。

做活兩眼

在我此前的人生裏，工作和生活是截然分離的兩個部分，但現在我開始體會到理查·布蘭森說過的那句話：“我並不認為工作是工作、玩樂是玩樂，這都是生活。”

進入人生下半場，有一點必須想清楚：不要把自己的人生變成單位的螺絲釘，而是倒過來，把工作變成人生拚圖的一塊。

我曾經反複想過，如果再也找不到工作（那是很有可能的），那就一直寫作下去。這與其說是選擇一份工作，不如說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其實前半生的讀書、就業、結婚也都是如此，隻是當時的我並沒有意識到。

閱讀和寫作對我來說並不隻是“讓自己有事可做”，更重要的是，讓我超越自己當下的處境。

普裏莫·萊維，1985年在家中

在讀到意大利作家普裏莫·萊維傳時，我感受到一種跨越時空的共鳴：他原本是個化學家，隻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經曆，使他轉變成了一個作家，然而直到40多歲，他仍然不得不深陷在職業發展既定的刻板車轍裏，全職寫作是有風險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同時做好兩份工作（化學與寫作）：但在45歲時要拋棄其中之一不是沒有風險的。”

在當下這個時代，“做活兩眼”似乎已成了應對風險的新道路。

我的好朋友，夫妻倆一個從事旅遊業，一個在賓館工作，在這三年裏都經受了慘重的損失，到後來索性想開了，一家人開車出去周遊了一趟，回來好好再想新出路；另一位朋友，名校碩士，45歲被裁，一年多找不到工作，已經準備學點手藝，至少也有一技傍身。

失業在家，寫了小半年公眾號之後，一位讀者找到我，介紹我去一家教培機構當顧問，每周二下午去半天，為他們的調研訪談、傳播理念出出主意。第一線的教育訪談，尤其讓我觸動，在深入到孩子、老師和家長的網絡中時，你可以切身感受到當代許多社會問題的症結所在。

然而，還沒等我們更多的訪談展開，第二年5月，“教培風暴”來臨，這份為我的生活提供托底的兼職隻能到此為止。

三個月後，還是這位讀者，又給了我另一個機會：去一家媒體撰寫商業地理專欄。這需要我去各地訪談，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評估不同城市的發展機會和社會生態。

麵談時他說：“要做這件事，需要相當綜合的素質：這個人不但得會寫，還得對當地曆史文化等情況有深入的了解，能搜集分析材料，在田野調查和市場調研的基礎上得出洞察，同時具備這些的人很少，而你以前的經曆就像是為此準備的。”

對我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不僅我此前所學的職場經驗和寫作興趣能結合到一起，而且也有足夠的創作自由：我隻需要每周一三去兩天，在選題上、寫作上都被給到了相當大的自主權，並且我仍然可以在業餘寫自己的公眾號，隻要在話題上和商業地理不衝突。

2021年8月入職後，最初的半年堪稱順利，我也很快適應了自己的新角色，但生活的考驗並未就此結束：誰也沒想到，2022年春，上海封城，我原先的訪談和寫作計劃不得不推倒重來，等到終於似乎能出上海時，這一年也差不多快過去了。這段經曆讓我現在練出了一種特殊的應變能力：靈活調整自己的節奏步伐，捕捉並記錄這個時代的變動。

《我的丈夫工作無能》劇照

今年開春老友重逢時，有人開玩笑說我這兩年“開啟了人生第二春”，我說：“那完全是無心插柳。”她卻認真地說：“不，你一直有所準備。”

怎麽說呢，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在當下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的確“一切皆有可能”，但與其擔心自己將來有一天失業，倒不如及早去預想並修煉出“就算失業，我也能活下去”的能力。

當然，在那麽多年的時間裏，我對閱讀寫作的熱愛並不是為了未雨綢繆，純是興趣使然，連我自己也不曾想到，這不期然為我帶來了新的可能。

我曾讀到過一個國外的童話《命運與伐木人》，講一個老伐木工在厭倦了勞作之後，決心躺倒在床上不幹了，然而，正是這為他命運的轉機掃清了道路：他躺平後，他用來馱木材的騾子也得以閑下來，租給陌生人使用，最終還帶著寶物回到了家中。如果他仍然循規蹈矩地幹活，這一切就不可能隨之發生。

雖然我的人生從未像過去三年裏這樣，猶如過山車一樣劇烈起伏，但每次生活為我關上一扇門，也會打開另一扇門：直到疫情爆發後居家辦公，我才開始專心寫公眾號，如果不是因為失業，那我極有可能沒時間繼續下去；多年來難以決定專職寫作，但裁員幫我做了決定；最重要的是，寫作為我開辟了新的生活可能，並且隻要我願意，可以一直寫下去，我不需要再擔心失業，因為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我知道，這裏麵肯定也有幸運的成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遇到這樣的轉機，但我想說的是：失業並不是末日，隻要活著就有新的可能，不過，那與其說是搜尋外在的“機會”，倒不如說是重新發現內在的自我——這才是我們餘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