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流行的發生，本質上是一次社會情緒的宣泄。在一開始，它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繼而構成為當代敘事。淄博燒烤的火爆，並不符合經濟學意義上對流行的定義，它既不具有稀缺性，也不屬於一種新的發明，更不代表了某種時尚。它的隱喻意義在於，“此時此刻”和平民對自由的表達。

據說淄博燒烤的引爆者，是那些在疫情期間受到善待的大學生。在去年五月，山東濟南等地的大學有12000多名學生被拉到淄博隔離，淄博人沒有嫌棄，不怕找麻煩，給學生們提供好的食宿環境，在送別前的最後一個晚上，當地政府特地請同學們吃了一頓燒烤，並約定來年春暖花開時節，大家帶上朋友再來淄博做客。

這個“約定”是一種無目的的期待，但最後，受惠者把它演繹成了一場溫情的回報運動。在互聯網的世界裏，大學生從來是流行文化最活躍的發酵者，是格拉德威爾所謂的“個人人物法則”和“環境威力法則”的核心元素，他們在“淄博燒烤”這個概念上烙進了會冒煙的情感，進而引發了全社會的“疫後共情”。



而流行的第二級引爆人，是淄博當地政府。他們積極地成為了情緒的共謀者。在過去的三個多月裏，他們發送燒烤消費券、推出燒烤專線、組織安排燒烤誌願者，甚至還專門和濟南鐵路局合作了“燒烤列車”，上車就送紀念大禮包。

他們的這些舉措，讓我想起2600多年的那個淄博人管仲。在當年，為了吸引其他諸侯國的商人來偏遠的齊國做生意，管仲提出“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他還專門設立了招待各國商人的客舍，每三十裏有一處，來一乘車的外商供給本人飯食，來兩乘車者供給馬的食料，來三乘車者更要供給仆人的飯食。從此，“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更讓人們樂於看到的是，淄博政府對管製權進行了一次解放。他們允許燒烤攤上街，從而放棄了城管的某些權力；他們動員全體公務員不分崗位、職務，24小時待命，隨時接受調動；他們開放全市207家黨政機關的大院，免費為遊客提供停車場和廁所。人們還看到，淄博的文旅局長為客流超過接待能力而“公開致歉”，市委書記則騎著共享單車親自巡街檢查。



在網上，也流傳著當地公務員發出的“官不聊生”的抱怨，而在民眾看來，這卻是一股許久未見的新氣象。當這些舉措最終沉澱為製度之後，它或許意味著政府職能改革的某種標本。

任何全民性的狂歡，都基礎於參與的成本。在淄博吃燒烤，牛肉一串2.5元，烤生蠔5元，平均一頓下來，人均約50元到75元。有人算了一下，外地遊客結伴趕過去，吃住遊玩加在一起，兩天的花費大約是345元/人。因為各種價格管理得當，迄今沒有聽到宰客的新聞。

在某種意義上，淄博燒烤正在兌現人們對自由市場的平民式想象：物美價平的商品、暢快淋漓的消費體驗、童叟無欺的市場環境、謙卑和氣的“小政府”。

於是，數以百萬計的人不遠百裏、千裏前去“投票”——整個四月份，有480萬人次遊客來到淄博。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每日遊客約20萬人次，張店的八大局便民市場更位居全國景區“排隊榜單”第一。

在表象上，他們是去吃一頓或幾頓燒烤，而在潛意識裏，他們是在實現一次放縱和表達，參與一場民主化的小試驗。這本是極其卑微的目標，而在當今的中國卻又是那麽的珍貴。

你永遠不能低估民眾的沉默和“用腳投票”。民智已開的今天，任何口號或宣示，都抵不上一頓自由的燒烤。人們並不需要濫情的“父愛”，而隻渴望平等，人們對權力的認同，從來建立在“人不我欺”的共同價值觀上。



很多年後回望，淄博燒烤的火爆是如此的荒誕，但在“此時此刻”，卻是2023年中國的全部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