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者 美國對外若不能團結那些不接受英美自由主義或歐盟程序主義的國家，就不可能建立起遏製中國或俄羅斯所需的聯盟。
要找到一種富有建設性的辦法，不僅要與君主和軍事統治者打交道，還要與被稱為民粹主義或非自由民主或軟威權主義的各種政治模式下的領導人打好交道。 https://t.co/4moXVqV7WE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April 14, 2023
去年秋天，在普京入侵烏克蘭給世界造成新的亂局八個月後，劍橋大學貝內特公共政策研究所發表了一份關於戰爭爆發前後全球公眾輿論趨勢的長篇報告。
根據數據，這場衝突改變了東亞和歐洲發達民主國家以及美國的公眾情緒，令其公民團結起來反對俄羅斯和中國，並使得大眾輿論轉向更為親美的方向。這些都在意料之中。
但在這個民主陣營之外，趨勢卻呈現不同走向。在烏戰爆發前的十年裏，用這份報告裏的話說，“從歐亞大陸一直到非洲北部和西部的廣大國家”，公眾輿論變得對俄羅斯更為有利，盡管西方的公眾輿論對於俄羅斯變得更加敵視。同樣，在歐洲、英語世界以及日韓等環太平洋民主國家的民眾，甚至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就開始反對中國。但在中東、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亞地區，人們對中國的看法要好得多。
普京在烏克蘭的戰爭隻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改變了這些趨勢。俄羅斯確實在2022年變得不那麽受歡迎了，但總體而言，在入侵後，發展中世界的公眾輿論對俄羅斯的好感仍然略高於美國，而且對中國的評價也（首次）高於美國。從某種程度上說，烏克蘭衝突預示著一場新的地緣政治鬥爭，一方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海上聯盟”，另一方是盤踞在歐亞大陸的威權政權聯盟，令人意外的是，後者似乎擁有深厚的民意基礎。
在此後的數月裏，這種對地緣政治格局的解讀得到了印證。在英語世界和歐洲之外，孤立俄羅斯經濟的企圖幾乎沒有得到持續的支持，外交孤立的企圖也是如此。
俄羅斯的軍事力量活躍在非洲各地。從南亞到拉丁美洲，莫斯科正在尋找能源買家。普京政權剛剛與敘利亞、土耳其和伊朗舉行了一次和平會議，希望穩定自己在敘利亞地位的同時，將美國及其庫爾德盟友排擠在外。美國情報機構泄露的文件顯示，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最近授權向俄羅斯秘密出售武器，盡管他的國家是美國的盟友和受援國。
就總體而言，根據《經濟學人》智庫最近的一項調查，在西方聯盟之外，對烏克蘭的支持正在緩慢減退：在過去一年裏，譴責俄羅斯入侵的國家數量略有下降，而持中立立場以及支持俄羅斯的國家數量則有所上升。在俄羅斯逐漸擺脫孤立的同時，它的盟友——中國的外交和經濟影響力越來越大，在中東扮演起和平締造者和權力掮客的重要角色，沙特阿拉伯等美國的官方盟友也是其合作夥伴。
麵對這一現實，尚不清楚拜登政府是否能拿出一套大戰略。盡管白宮拒絕了部分鷹派要求升級對俄邊緣政策的呼聲，但它還是傾向於讚同鷹派的地緣政治格局理念，即民主與專製、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分歧越來越大。（例如，拜登最近召開的民主峰會故意將匈牙利和土耳其這兩個北約國家排除在外，因為它們被視為令人擔憂的民主倒退案例。）
正如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在《華爾街日報》上指出的那樣，此種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現實。這也符合拜登將“爭取民主自由的國際鬥爭”與“反對民粹主義共和黨的內部鬥爭”結合起來的國內政治信號。
但米德繼續指出，這種為民主而戰的願景有可能在戰略上弄巧成拙。對外若不能團結那些不接受英美自由主義或歐盟程序主義的國家，就不可能建立起遏製中國或俄羅斯所需的聯盟。要找到一種富有建設性的辦法，不僅要與君主和軍事統治者打交道，還要與被稱為民粹主義或非自由民主或軟威權主義的各種政治模式下的領導人——如印度總理莫迪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打好交道，畢竟，我們不願看到俄羅斯更強硬的威權主義或中國的技術極權主義主導這個世界。
同樣，對內若一直將支持民主的大戰略與跟國內政治對手的衝突聯係起來，就不可能贏得兩黨的持續支持。或者說，在這個問題上，不斷將大戰略與僅屬於你自己的政治聯盟的價值觀聯係起來，也會導致同樣後果。將民主與社會自由主義或進步主義簡單畫等號的大戰略不可能得到共和黨的長久支持，而且會永遠受製於下一個選舉周期。
這一點對於理解美國麵臨的全球挑戰也至關重要。一些自由主義鷹派可能以為，反自由主義帶來的挑戰主要來自將意誌強加於憤懣民眾的政權——中東、非洲和中亞的精英階層對俄羅斯和中國有好感，是因為想效仿這兩國的無情統治模式，但這些國家的民眾一旦擺脫壓迫，就會加入自由主義陣營。
本尼特研究所的報告理應對這一假設提出質疑。該報告不僅表明西方之外的大眾輿論對中俄有利，還提供證據表明，導致發達民主國家與發展中世界漸行漸遠的不隻有政治領導層或表麵的利益衝突，還有基本價值觀上的差異。
最發人深省的圖表位於報告末尾，它展示了過去30年的全球社會自由主義價值觀指數（指標包括世俗主義、個人主義，以及關於性、毒品和個人自由的進步主義思想）。在圖表中可以看到，自柏林牆倒塌以來，高收入民主國家的自由化越來越深。但世界其他地區的價值觀幾乎沒有任何變化，除了在1990年就已經深受其影響的地區，社會自由主義在其他國家並沒有生根發芽的跡象。
對於任何打算以當前的進步主義價值觀為基礎來製定美國外交政策的人來說，這都是一個挑戰。或許我們最親密的盟友，也就是自由主義帝國富有而正在老去的核心，是能夠團結在這種意識形態願景之下的。但這就意味著要承擔起疏遠其他所有人的危險，這種危險真實存在，且日益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