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胡錫進曾發表過一段話：
“人要說真話，不能說真話時要沉默，如果連沉默的權利都沒有，不能加害於人。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學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給自己設的道德底線”。
“時過境遷，中國現在自由多了。但如果知識分子確有一個道德王國，並且需要為這個王國作一首國歌的話，我認為這句話可以做它的歌詞”。
在那個“特殊年代”裏，人人自危之下，還有這樣的學者，能心底秉持“不加害於人”的道德底線，確實非常不易了！
胡錫進引用的這段話，隱含著三個層次：
其一，“人要說真話”。
此言看似簡單，但世上之人，能做到者又有幾個？——特別是能一生說真話者，更是罕見。
或許有人會稱：我說的是“善意之謊言”，但無論如何自我安慰或自我粉飾，那終歸是說假話，而非說真話了。
“說真話”，仍應成為每個人的一種追求，盡量和盡力而為之的說真話，才能讓我們俯仰天地問心無愧。
其二，“不能說真話時要沉默”。
不能說真話的原因很多，比如說真話會有害處，會有危險性，所以，天然人性的自然選擇下，趨利避害不說真話，就成了人性的一種選擇。
但是，當麵對不能說真話時，如果就像“抬高槍口一厘米”那樣，仍算是良知未泯者。所以，保持沉默，也仍是一種人性不致極度沉淪的選擇項。
不過，保持沉默本身，當然仍是“次劣選擇”，而非“次優選擇”。
這是因為，麵對“不能說真話的環境”，如果我們隻是一味選擇沉默，則有時，仍不啻是對“假惡醜”的綏靖與妥協，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也等於站在了壞與惡的隊列之中。
比如，麵對侵略者占領他國土地，殺害他國人民，我們麵對霸權卻選擇沉默不語，不對侵略行為予以譴責，那麽，這就等於與作惡者穿同一條褲子了！
其三，做人的道德底線，最低也應做到“不加害於人”。
未經曆過“特殊年代”的人，並不容易理解這句話——在那時，一家人都有可能因觀點對立，而成為“誓不兩立、你死我活的階級敵人”。
當年，曾有一個孩子舉報母親在家中的言論，導致母親挨了槍子。在那個時代裏，能做到“不加害於人”，其實，也是一種非常難能可貴的品質了！
而現在的網民們，有時一樣在幹著類似“加害於人”的角色，而他們似乎並不自知。
比如，像對於胡錫進的評論——甚至有人稱其為“騎在牆上扔飛盤”，但是，多年來“投訴、舉報”要辦胡錫進的人，仍是不勝枚舉！
當胡錫進這樣的人，都能成為“被舉報專業戶”時，就可以想見，在這樣一個“舉報國度”裏，有著多麽可怕的思維與行為在不停地發生著！——而“舉報思想”，是一個社會中最醜惡的“惡之花”，這其實就突破了老胡所言的底線：“不加害於人”！
當然，這並非隻有“無知者無畏”的人，才會做沒底線之事，事實上，如此土壤下漚糞而出的知識階層中人，也有很多成了所謂的“精致利己主義者”。
在千年曆史中，知識階層或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因此被統治階級給“體製化”了；或是像現在的時代裏，有些人在商品經濟的環境下，開始“貨與市場經濟”從此被“金錢體製化”了。當然，也有不少二者的結合體，他們是既要名譽又要財富，顯得極為貪婪。
這其中，產生了大批“不說真話者”——因為，說真話者，即實事求是者，既會說符合實際的好話，也會言契合現實的批評之語。
雖然“批評也是一個人的另類讚美詩”，但在現實的環境下，卻很難獲得利益不說，更會受到打壓，甚至會令你最終不得不三緘其口，自動歸於沉默——你如果不自動沉默，也有可能成為“被動沉默者”！
所以，一些人看到“不說真話”會有利可圖，便開始往下限沉淪而去——走向反麵的“說假話”了。
在這裏，不妨舉例一下，與胡錫進同聚於一家美國資本背景旗下的“文化人”：張維為——他之所以有著自視甚高的履曆，但卻仍被網民們廣泛批評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說真話”！
像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唐曉敏教授，就曾如此評論張維為道：
“張維為幾乎是一直說謊話，但也仍然有人支持，為什麽呢？原因是，他說的謊話，是某些人所需要的”。
不妨先看下張維為都曾說過哪些令人感覺“不真實”的話吧：
其一，張維為力挺某軍事專家的觀點稱：“……我軍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將美帝的航母全部擊沉，最多三個小時。”
其二，張維為大誇俄國道：“……俄羅斯改變單極世界的堅定目標與決心，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肯定與支持。因此，雖然俄羅斯被西方孤立了，但西方世界則被非西方世界孤立了。”
其三，張維為還說過：“中國已是清場式遙遙領先”；“瑞典加入北約後，北約卻變得更弱了”；“中國的貧困戶，有地有房，還有三菜一湯，比其他國家的人生活好多了”；“越是崇尚新聞自由的地方，人越無知，美國就是典型”“中國是文明型國家，已經引領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等等令人大倒胃口的“假大空”言論……
說好聽的話，本身沒有問題，但如果觀察一個知識分子的言論，卻是從來都隻會說好話，也仍不算是多麽令人生厭——隻要其說的是事實也行。
但是，當滿嘴跑火車式的“假大空”言論層出不窮時，這顯然就將一個知識分子的底褲給脫得精光了。
相反，我們再觀察同樣存在異議、爭論不斷的胡錫進，但也不難發現，老胡相對於張維為而言，其對於社會上發生的事，無論正麵或負麵，他仍都敢於發聲，這顯然讓老胡保住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底線——不隻是會唱讚歌，也能有著對社會問題批評的勇氣，在這一點上，張維為顯然就已被胡錫進拉開了不小的距離。
當然，老胡也被人詬病為“叼飛盤”，可仍不得不說，胡錫進尚未像張維為這樣，玩得如此的“上嘴唇接天，下嘴唇挨地”之地步，即使老胡連其自己所言的“說真話”，也未必一定能達到，但顯然，胡錫進的底線，仍要比張維為高得多了！
像胡錫進，雖然天天被罵，但基本上沒看到老胡回罵過，更沒見到老胡今天舉報這個、明天投訴那個——不曾做這種“加害於人”的事。在這一點上，也說明老胡仍是一個有點底線、還有值得尊重之處的人。
再看張維為，像他因為去馬來西亞一大學進行商業性演講，被一個“不講武德”的大學生提問：“能教我如何辦瑞士永居證嗎”後，張維為竟寫了一篇長文，並在其中使用了“公知”、“境外反華勢力”、“1450”、“第五縱隊”、“恨國黨”、“遠程殖人”等大量“標簽”武器，對批評者和質疑者進行無事實依據的瘋狂攻擊。
其實，這就很像當年“那個時代”了——，隻要給人貼上一個“反動標簽”，顯然就等於事實上的“舉報”。
顯然，張維為如此“貼標簽”的方式，就此脫去了道德下限的底褲，其意圖以此駁倒論敵，甚至暗含著借權力之手，治服論敵的權謀之術，就是“司馬南之心——路人皆知”了。
幸虧，現在的時代，畢竟還掛著“法治文明”的標簽——在這個人類美好理想標簽的影響下，相信張維為這種
“假手於權力治人”的標簽式批鬥，並不能憑空無據的達到目的。
隻不過，當一個知識分子不僅說假話，連成為“沉默的大多數”都無法做到，且還想複製“那個時代”中，假借公權整人的一套時，則這樣的人，其實，就已淪落至胡錫進所言的“加害於人”之層次了！
這其實也是張維為借助“講好中國故事”而成名獲利後，仍然有很多批評聲音，且很難獲得最低限度之尊重的重要原因！
如果，一些人，還算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那就請保持老胡所言的“三境界”之最低底線吧！
可是，如果隻有表麵上的所謂知識，其實，卻不過是什麽野雞大學的名頭，且還把說真話的反麵——假大空，於今天仍在不斷發揚光大，更甚的是，竟然還意圖假手於權力，來對付或消滅批評者、質疑者的論敵，則這樣的人，就根本不配“知識分子”之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