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9年開始，上海、天津等地針對60歲以上的建築業農民工發出了「清退令」。據媒體報道，今年2月，為了繼續打工，一位64歲的老建築工謊報年齡，辦了假證。一大批超齡農民工流向了零工市場，像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一樣，做起了「日結」。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3億人，平均年齡41.7歲，50歲以上占比27.3%，將近8000萬人。對這一數量龐大的群體而言，繼續就業、退休與養老的困境，近在眼前。
超齡農民工群體也進入了王歐的視野。王歐是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的講師，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勞工社會學。他來自江西省永豐縣，上世紀90年代末，他的父母順應打工潮南下廣東，在流水線上、城中村裏度過了十餘年。2013年，在清華大學讀博士時，王歐的目光聚焦在了熟悉的農民工群體上，他開始以社會學的視角，重新審視父母的打工生涯、城鄉遷移的經曆和其他農民工親友的故事。
為什麽在別人領退休金、頤養天年的時候，他們還要繼續幹活？「清退令」頒布的邏輯是什麽？如何影響了他們的生活？超齡農民工，最終該往何處去？我們和王歐聊了聊，以下是他的講述。
我出身在一個農民工家庭，父母是第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這是我研究和關注農民工的緣起，他們的經曆很有代表性，能幫助我更好地理解這一群體的特征、行動的邏輯。
我的老家在江西省永豐縣，交通不便，沒有火車站，到市裏需要坐接近兩個小時的大巴。小時候，家裏一共五口人，我、弟弟、父母和患眼疾的奶奶，主要靠父母種地維生，有時父親也會開拖拉機去工地上拉貨，掙一些錢。
但稻穀始終難以支撐五個人的生活，當時農業稅還沒取消，我和弟弟得上學，一年光是兩個人的學費就得上千塊。家裏的房子也隻建了一層，紅色的土坯房，春天潮濕，雨水會透過磚頭滲進屋子裏。
江西的一座留守村莊（來源：王歐）
上世紀90年代，打工潮興起，我的四個姨媽和表哥先後去了珠三角，在毛線廠織毛線，或是進電子廠裝零件，收入翻了幾番。我爸媽也按捺不住，跟著表哥到了深圳龍華的大浪街道，那裏聚集著很多永豐人，織起了一片緊密的同鄉網絡。
到了深圳，我媽先是像大多數人一樣進了廠，早晨六七點上工，晚上九十點回家。玩具廠、針織廠、小的五金作坊，她都待過。我爸自由懶散，不願意被束縛在流水線上，跟著我表哥承包了幾個工廠的廢料處理，不忙的時候，就磴著安了喇叭的小三輪，走街串巷收二手物品。不久後，我媽也和我爸、表哥一起幹起了廢料處理的活。他們也不時到工廠、碼頭做臨時搬運工，靠著繁重的體力付出，一次掙幾百塊錢。
當時父母的收入不太穩定，不過總體還不錯，平均下來一年能有七八萬。我們兄弟倆的學費解決了，家裏的房子也陸續蓋起了第二層、第三層。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他們在深圳的工作和生活是很邊緣的，沒有勞動合同，更談不上什麽社會保障。我印象很深的是，我爸愛和同鄉們一起喝酒吃肉，長期喝那種很廉價的劣質白酒，大概在2010年左右得了痛風和胃病，但他沒有醫保，不敢去公立醫院，就找了城中村裏的一個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隻會給他打抗生素、吃止痛藥，把他的身體搞得越來越差。
深圳的城中村（來源：視覺中國）
正好那時深圳的地價上漲，很多工廠外遷到東莞等周邊城市，收廢料的活漸漸少了，我爸媽一起回了永豐。回家沒多久，我爸又病倒了，腦出血，得做開顱手術。盡管在老家有新農合，可那時能報銷的不多，壓力全堆在我媽身上。
那幾年老家引進了一些工業，我媽一邊種地，一邊進了一個浙江老板開的布廠“洗布”。布廠經營的是二手布，老板從國外運來一車一車的窗簾布、汽車布，然後用化學藥品把它們溶解、褪色，晾幹、重新上色後再利用。
在老家的工廠裏，很少見到年輕的麵孔。大多數工人的境遇都像我媽一樣，五六十歲的農村人，孩子外出讀書或打工，還沒結婚生子，需要他們繼續積累財富，為房子、彩禮或將來的其他開支做準備。老家年輕人中男多女少，這些年彩禮節節攀升，成為父母一代人的沉重負擔。他們同時還麵臨其他的壓力，比如家人的疾病等等。
這個群體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超齡農民工」。在他們的觀念裏，一輩子都要幹活。以前是在農村幹農活，現在外頭的回報率更高，就到外麵幹活。50歲、60歲並不構成停止工作的門檻，隻要還能動就會繼續工作，直到幹不動或者病倒的那一天為止。
流水線上的農民工（來源：視覺中國）
一些人不理解，他們為什麽做出這樣的選擇？到了年紀就退休養老不好嗎？
最直接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是農村傳統的代際關係，年紀大的人往往一直在給下一代輸送資源，而不是向下一代要資源。
我做田野的時候，接觸過一對來自四川樂山的夫婦，很典型。他們年輕時在工廠打工，生了兒子後錢不夠花，換到了薪資更高、工作更辛苦的建築工地。兒子留守在家，上初中就輟學了，不太爭氣，夫妻倆想給他在縣城買一套房子，一平米五六千塊，體麵點的至少要五六十萬，兒子將來結婚也要錢。夫妻倆四五十歲了，幹活很拚，夏天最熱的時候，其他工友還在板棚裏午休，他們會帶頭上工。
再就是與當前的社保製度有關。像我父母這樣的農民工，幾乎都沒有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有的人會自己繳新農保。以江西為例，最低檔一年300元，最高檔一年6000元，絕大多數人交的是最低檔，60歲後一個月隻能領100多元。這樣低的標準，如果不繼續打工掙錢，怎麽維持生計？
還有醫療保險，農村有新農合，費用每年都在漲，一年交360元，報銷的比例是有限的。2014年，我爸第二次腦出血，進了ICU，自費花了十幾萬，家裏的錢花光了，病沒治好，人也去世了。
所以，與其說是超齡農民工自主選擇了「不退休」，不如說是他們對子女的責任、對養老和對生病的隱憂，迫使他們在別人頤養天年的時候，繼續不停工作。
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明顯地能感知到，整個勞動力市場對超齡農民工越來越封閉了，年紀越大，能找到的工作越少。
根據我這十年來的觀察，在城市正規的用工市場，製造業的工廠不會要45歲以上的工人，服務業類似，他們隻想要年輕人。更不用說送快遞、送外賣——大多數五六十歲的農民工連手機都玩不來。有一種說法，保安、保潔、保姆是超齡農民工的出路，現在這些職業從業者的年齡的確也在慢慢變高。但無論是市政部門的環衛工人也好，平台雇傭的家政人員也好，但凡正規一點的部門，基本上年齡都要在60歲以下。
很長一段時間裏，對他們來說，建築業是為數不多的、相對開放的行業。為什麽這麽說？跟這個行業的用工方式相關。
建築行業基本上是分包製，甲方分給乙方，乙方分給次級乙方，次級乙方找大包工頭，大包工頭找小包工頭，小包工頭再從老家帶農民工去，層層分包，一串帶一串。他們基本上不簽勞動合同，有學者研究過，全國各地建築工人的合同平均簽訂率隻有17.4%，最低的是鄭州，隻有6.8%。
不正規的用工製度，為超齡農民工敞開了一道口子。再加上建築工的活又苦又髒、單一枯燥，生活半徑局限在工地和板房，年輕的農民工大多不會選擇這個行業，所以我們看到的很多都是四五十歲往上的工人。
北京建築工地上的木工（來源：王歐）
2015年，我和同學跑了幾十個北京的工地，做了快一年的調研。我們發現搞建築的農民工，還有兩個比較突出的特點。
一是家裏的經濟壓力都比較大，像我前麵講的那對四川夫婦，不隻是背著兒子的房貸、彩禮，丈夫還是上門女婿，意味著他們還有四個老人需要贍養。負擔重，所以更願意選擇繁重的、危險的、回報較高的工作。
二是他們大多家裏都還有土地。因為建築業都是項目製的，一個工程一個工程地幹，這個月做完了，可能要間隔兩三個月才有新的活，空出來的時間他們可以回老家幹農活，不至於無所事事。老家沒地的、沒工作的時候沒地方去的，包工頭也不愛招，因為這種人不穩定。
隨著上海、天津等地「清退令」的出台，建築業的大門也對他們關閉了。「清退令」三個字看起來很刺眼，我研究了一些地方具體的條例，保障安全是最主要的考量，擔心年紀大了容易出意外，造成工傷，甚至死亡。出發點或許是好的，但想要解決安全的問題，需要有更全麵的配套建設。
工地上忙碌的工人（來源：視覺中國）
在北京調研時，我參與過一起超齡農民工的工傷糾紛。那是一個60歲出頭的河北老工友，當時他參與了門頭溝一個四合院的改建，院子裏搭了三層腳手架，他從第三層摔下來了，摔斷了脊椎，被送到附近的醫院搶救。包工頭趕過來，把他轉到了一家熟悉的私人醫院，留下幾千塊錢就跑路了，不見人影。費用花完後，家人隻好把他接回了河北老家。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碰到了這位老工友的兒子，帶著他去找了公益律師。律師去工地取證、提起訴訟、找了勞動局，推動案子進入了法律程序。幸運的是，在法庭上，盡管沒有合同，但根據包工頭每天記的工分，法官認定了事實上的勞動關係，判了120萬的賠付。到最後，老工友隻拿到了50萬，剩下的錢一直執行不下來。
這個案例裏，其實可以看到，一起安全事故的預防、發生、事後的處理，有很多環節是更迫切、更有空間去改進的，比如建築工地的規範管理、完善的合同與工傷保險、對用工方的約束等等。我認為，比起一刀切地把他們趕出建築工地，壓縮他們的就業空間，不如優先把其他的工作給做好，最起碼的，放寬年齡的限製，給超齡的工人們也買上意外保險。
根據國家最新的統計數據，2021年50歲以上的農民工將近8000萬，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未來的十年裏，這8000萬人將會逐漸步入60歲，他們的去處在哪裏？
農民工最常見的流動軌跡是，從城市返回鄉村。城裏沒活了，回家種地是退路。而現實情況是，很多工人老家的地被征用了。尤其前些年城市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政策出來以後，大量遠離城郊的農民也被征地，搬進樓房，離原來的耕地越來越遠，失去了繼續務農的條件。隨著農業機械化、集約化的發展，也不再需要那麽多勞動力的投入，即便有地，回家沒太多事可做，回報率也低。
還有一部分人，會去家鄉的小城市或縣城「過渡」。拿建築業的工人舉例，他們會到沒有「清退令」的地方繼續搞建築，近些年，縣城發展房地產，有很多新建的小區樓盤，會吸納一部分超齡返鄉的建築工。像我媽之前在的縣城工業園，有布廠、石灰廠、木材廠、製藥廠，提供的大部分是流水線和苦力的崗位，也是超齡農民工常見的選擇。
返鄉的農民工（來源：視覺中國）
七八年前，我媽不再打工。我爸去世沒多久，在上海郊區打工的弟弟結婚有了小孩，她跟著弟弟去了上海和浙江生活，幫忙帶孩子。
雖然在大城市裏打了很多年工，但她始終是一個邊緣的、遊離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的人，融入不了。剛到上海時，她不適應，和上海本地人基本不說話，沒有朋友和業餘生活，經常給我打電話哭。後來弟弟在臨近上海的浙江平湖買了房子，那是一個縣級市，有很多和我弟弟類似的在上海買不起房又想在城市邊緣安個家的工人，也聚集著很多本地進城的鄉下人，我媽很快和他們的父母打成了一片，一起跳廣場舞、打牌、逛地攤、玩短視頻。
我媽現在59歲了，在江西老家，她每年交360元的新農合、300塊的新農保。等到60周歲，每個月能領到100多塊的養老金。至於現在，除了家裏幾畝地每年有固定的農業補貼外，沒有別的收入。
新農合是大多數農村老人唯一的醫療保障（來源：視覺中國）
去年，我媽感染新冠後身體出了點問題，血壓一下飆到180，把家裏人都嚇壞了。當時去了平湖的公立醫院，雖然沒有花很多錢，但全是自費。醫院單子上我媽的身份和地址信息，還是讓我難過，她在平湖生活多年，身份還是農民，地址還是老家那個村子。那次之後，我提出，和弟弟每個月給她攢個一兩千塊，作為她的養老錢。沒想到我媽直接拒絕了，她還是保留著農村那種傳統的觀念，覺得自己還能動，沒必要。
作為農民工的後代，我期許在超齡農民工還有餘力的時候，城市的就業市場能對他們更加開放和包容，更下層的縣鄉一級，能有更多的產業去承接這部分勞動力。等到了「幹不了」的那一天，他們能更有保障地度過老年生活，而不是隻能依靠自己和孩子。這是我們整個社會都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