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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5-10年,中國將經曆一次至關重要的周期

文章來源: 正和島 於 2019-04-15 10:40:40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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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口 述:王誌綱 智綱智庫創始人;編 輯:葉開甫

去年年末,我寫了一篇文章叫《鄧公的遺產》,引起社會各界很大的轟動,讓我始料未及的同時,也不由讓人想起了20年前那個倚馬可待、青春作賦的記者時代。

當時的雲山珠水是最令人向往的熱土,遍地是改變命運、發家致富的神話。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我們這批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依舊家徒四壁,常年衣無領、褲無襠、光著屁股走四方。不過雖然清貧,我們依舊是滿懷壯誌的書寫著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1994年離開新華社後,我一直從事戰略谘詢行業。走遍了中國的山山水水,從沿海、沿江、延邊到沿線,我接觸了成百上千的基層企業和區域政府,也與無數達官顯貴、豪商巨賈打過交道。因此對民間的喜怒哀樂感同身受,對改革開放帶來的改變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如今世事倥傯,二十年過去,我也從風華正茂的“記者王”變成了老王。40年前的那場變革的肇始,更是恍如隔世。而我有幸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親曆者、受益者、觀察者,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於情於理,都應該寫些東西來紀念鄧公,致敬這個偉大的時代,於是才有了《鄧公》一文的由來。本來就是個人的紀念之作,所以文中也沒什麽大道理,更多是自身經曆與思考的總結,用俗人的視角來講一些樸素的規律。

沒想到這篇“俗人俗事”的文章在正和島上發出後,引來反響無數:

有黨內的老同誌托人捎來謝意,認為本文講出了他們的心裏話;也有經年未見的老朋友特地打電話來說,看了這篇文章很感慨;有正值壯年的企業家,留言感恩這個龍蛇出沒、英雄輩出的年代……

成功者不必感謝誰的恩賜,失敗了也無愧平生,這一切都肇始於鄧公。

中國並不是必然會出現鄧小平,他出現了,並且改變了中國,這是中國的幸運。小平到底給我們留下什麽遺產?我認為,說到底就是尊重人性、尊重常識、順應規律。

不管是城裏人還是鄉村人,不管是政治賤民還是出身優越的人,大家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像跑馬拉鬆一樣,能不能跑到第一、第二是你的事,但是起跑線總歸是公平的。這是鄧公給大家留下的最深刻的遺產。

這才有了四十年的經濟奇跡。

話說回來,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鄧公開創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經濟繁榮,技術進步,機會叢生,思潮湧動,人們得到實惠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弊端,繁榮的背後潛藏著很多深層次的危機。

從小平走了以後,到日後的近20年間,整個中國的經濟可以說繼續繁榮昌盛,但也出現了很多荒誕不經、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我把它總結為幾個現象:

野心時代

那時的中國步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野心時代,無數人在這場財富狂歡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飯,找到了通往財富大門的密匙。

2007年我和王健林在一起合作的時候,他才三百億左右的身家,一頓晚宴上,他跟我淡淡的說了句,“誌綱,用不了幾年,我肯定會超過香港的李先生(李嘉誠)”。勃勃的野心顯露無疑,他也確實在2016年的時候得償所願。

還有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園的楊國強老兄更不用說了,18歲以前連鞋都沒得穿,踩一腳牛糞、滾一身泥巴的赤腳農民,誰能想到他不僅成了地產界翻江倒海的大佬,甚至成了整個宇宙最大的房地產企業。我估計以後人類社會再不可能有超過碧桂園體量的房企了,可謂是空前絕後。

他們的成功除了個人的努力與天資之外,有一大部分要歸咎於這個野心時代。

一個美國的紐約客專欄作家在中國潛伏了十年以後,寫了一本書——《野心時代》,他發現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沒有做不到,隻有想不到”。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相比,這裏每平方公裏的土地上演著更多人間戲劇。但可辨認的事實真相卻不多,很多故事隱藏在重重帷幕之後,唯一的規矩就是沒有規矩,“升起來的就是太陽”。這也是伴隨經濟狂飆突進必然會出現的社會現象。

 “沉船心態”

幾乎每個人的發財都有說不清楚的地方,越有錢越缺乏安全感,總覺得這艘船遲早會沉,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辦法逃離沉船,而且很多人在逃離之前還忘不了揣一塊船板跑,最後的結果隻會加速船的沉沒。

從90年代到2012年前後,整個中國基本上是處於這種世紀末心態。整個社會的腐敗無以複加,基本上是把仕途當成發財的一種不二法門。我印象特別深是有個被雙規的官員,人們問他為什麽要貪汙,他拋出一句震驚世界的名言:“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

然而,麵對這樣的世界,一邊我們很憤怒,說社會爛掉了,痛斥腐敗橫行、道德淪喪,一邊無數博士生、研究生都向往腐敗,投奔腐敗。

一個部門招公務員,隻有三個名額,結果有上萬人排隊,都是青年才俊、高級知識分子。我後來問過一些排隊的人,為什麽明知僧多粥少,你們還要去趕這碗湯。他們垂涎三尺地說:“太肥了,實在是太肥了!一年能簽單的費用就有一兩百萬”。不僅是他,很多有權在手的官員都是這樣的,但所有人見怪不怪,習以為常。

這都是當時真實的故事。

得意者懷揣著世紀末心理,對未來持懷疑態度,中國能不能走向繁榮富強,中國的未來在哪裏,誰也不知道。這一係列嚴重的問題終於在當今得到了基本解決,就是我說的第三個階段——三個重建。

1、製度重建

在本屆領導層履新不到一年,還沒有完全展現出霹靂手段的時候,我就寫了這篇文章——《三個重建即將改變中國》。我當時在文中說到:中國要想繼續走下去,要想長治久安、和平崛起,在這屆領導人手中必須完成三個重建,不完成中國就沒有未來,那就是製度重建、文化(道德)重建、生態重建。

果然新一屆領導人上台以後,用了七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了這麽一個過程。首先第一個製度重建,反腐倡廉,很多人都認為不可能,現在基本上達到了目的。

王岐山書記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自己給自己動“外科手術”,在人類曆史上真是前所未有,但我們又不得不做。

這些年以來,製度重建應該說初步達到了結果,國家的四梁八柱算是穩固住了,最起碼讓人們相信,我們是有自我淨化、自我更新能力的。

2、道德重建

中國過去三十年,很多優秀的東西都丟掉了,道德、操守、文化、誠信,它使所有的人都變成了經濟動物,一切都是錢為大。從現在開始五到十年,最重要的肯定是“信用”。沒有信用,在江湖上將寸步難行。

3、生態重建

原來很多地方為了政績殺雞取卵,根本不把生態環境當一回事,經濟發達的地方狂飆突進,經濟落後的地方奮起直追,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而且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隻要業績能上去,不管代價多大,再加上新官不理後事,各種重汙染企業粉墨登場。這樣肯定會出大問題,後來果然出現了一係列生態事件。

這些年來,國家在治理環保問題上也下了大功夫,到去年下來,這個問題也基本上有個眉目了,如果再有三年下來,我相信這三個重建會基本完成,這對整個中國的意義堪稱非同一般。

講到此處,我不由想起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

三千年來,任何朝代都逃不開一個“治亂循環”的過程:首先是大治,隨之就是大治帶來人心紛亂、社會糜爛,然後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又收……一代代的中國人就在治亂中往複循環。就像《三國演義》所雲: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多人會感到不適應,尤其是知識分子會感受到不適應,但是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從更大的層麵上來講,我覺得大曆史階段的治亂循環、治亂平衡,在當下基本上是成功的,這裏麵應該給予很大的肯定。

我們真正要做的,就是在這種治亂平衡中找到自己的舞台。如果說真的有什麽周期的話,這恐怕就是中國最大的周期罷!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一場千年未遇之變局的話,那麽這場變局中最激動人心的現象,就是“草根”崛起。

作為人類曆史上規模最為壯觀的實驗場,中國為過去幾代人,也將為未來幾代人提供一個超出想象的廣闊舞台。這個滄海橫流的年代充滿著野心、欲望、混亂,但也會激發起參與者身上最澎湃的誌向,最天才的創造力和改變命運的強烈渴望。而所有身處於中國並且為之努力的人們,他們改變了自身命運、家族命運的同時,也改變了國家的前途與未來。

為什麽今天的中國經過這麽多災難和磨難,但依然有無數的民營企業,從小小的草根能做到世界500強讓世界不可小看的地步呢?一個最大的客觀因素,就是量變引起質變,一個統一的、穩定的、向上的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堪稱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級國度,其自身的穩定性就足以抵禦絕大多數的外部風險。

所謂的超級國度並不是自賣自誇,挑逗民族情緒,我認為,超級國度的定義最起碼有三個層麵:超級市場、超級城市、超級企業。

1、超級市場

有一個投資人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故事,2001年他去達沃斯參加會議,發現一個分會場中有個叫做馬雲的年輕人在主持沙龍,當時這個小夥子在講台上口若懸河、氣宇非凡,跟大家講他偉大的夢想。

這個搞投資的朋友一看,一則其貌不揚,二則口氣很大,三則所有的偉大設想全在一張嘴上,最後他說這種人符合了騙子的幾乎所有特征,所以不僅他不投資,還勸身邊的很多朋友說不能投資。沒有想到他這一輩子看準了很多東西,就是在阿裏巴巴的投資上看走眼了,一身“傳銷講師氣質”的馬雲終究成就了一番大事業。

我曾經寫過一篇《馬雲丨大聖歸來》,馬雲的成功除了個人特質外,最大的依仗就是中國這個超級市場,中國大企業多,小微企業更多,馬雲成功的關鍵,是找到了一個為這些草根企業服務的手段——互聯網。通過互聯網,馬雲基本上一夜之間就把成千上萬的個體戶全部整合在了一起,有了這個強大的支撐,馬雲攻城拔寨、一統中國市場、走向世界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最近我出國比較多,明顯地感覺到支付寶在全世界攻城拔寨,在日本,支付寶已經遍地開花,到歐洲去也是這樣,這可和我們當年“MADE IN CHINA”的小商品走出國門不同,這次走出去的是金融服務,是支付手段。

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中國的超級市場。

2、超級城市

如果說超級市場是抽象概念,那麽超級城市就是市場的具象化。30 年來,智綱智庫參與了中國的高速城市化過程,中國城市化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是發展中心城市,第二是爭奪世界級城市,到現在爭奪世界級城市群。

今天中國的城市化到了3.0階段,形成了三個世界級城市群,一個是粵港澳大灣區,一個是長三角城市群,一個是領導人親自抓的,以雄安為抓手的整個環渤海城市群,再加一個的話,就是成渝城市群。在這個過程中最令人興奮的、最充滿激情、最有前景的就是粵港澳大灣區,所以我們的企業家一定要高度關注粵港澳大灣區。

在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GDP 合計高達7.5萬億美元,占全國經濟總量的8%,目前總人口有6800萬人,預計到2050年,可能總人口會達到1.5億。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內,世界500強企業就17家,美國的灣區,紐約有60多家,舊金山有30多家,東京灣有50多家,我估計憑借中國的增長速度,用不了多少年,粵港澳大灣區就能夠和美日灣區並駕齊驅。

超級城市的崛起,也是支撐整個中國民營企業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條件。

3、超級企業

構成超級城市四梁八柱的就是超級企業。以深圳為例,從一個小漁村,到今天生產總值突破2.4萬億元,經濟總量居亞洲城市前五,2018年度財政收入突破9100億元,甚至力壓上海一頭,不過區區四十年。年輕的深圳最初就是為企業家而生,它的騰飛也彰顯著超級企業的力量。

不光是深圳,中國的鄉村也逐漸呈現出了企業家的力量。近日我重返順德北滘——這個珠三角的普通農村小鎮,因為一個三千億規模的美的電器,成了一個力壓幾乎所有歐美小鎮的現代小鎮。何享健和楊國強,兩個人都是穿草鞋出身的大佬。楊國強是18歲以前沒穿過鞋,何享健之前也隻是一個小手工業者,最後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一個成了宇宙第一房企,一個成了全球最大的家電企業。

美的、碧桂園兩家世界五百強企業,直接反映了企業家對國家尤其對故土改天換地的偉大作用。這兩個企業支撐起了不僅是北滘,而且支撐起了順德,甚至支撐起了佛山巨大的產業鏈、產業集群,在北滘鎮,幾千萬的企業有幾百家,上億的企業有幾十家,幾十億的企業有七八家,企業和城市水乳相融,從產業化到城市化,再到鄉村現代化,中國下一步的城鎮化發展,企業將會起到不可思議的作用。

談完了客觀,我們再談談主觀因素,林林總總接觸了上千企業家之後,我總結了人性的三大特點:貪婪、僥幸和虛榮。這是所有人的共性,但又有積極和消極的兩麵。

有些人把企業的規模當作了唯一的目標,半夜驚醒,想的都是如何超過別人,錢越來越多,卻沒了生活情趣,過得單調乏味。到頭來風向一變,資金一斷,幾十年爬上的神壇,跌落隻需要一瞬間。

大時代中,很多人總認為自己是風起雲湧的主角,但實則隻是風流雲散的代價。而一個人如果能夠控製人性的貪婪,把野心變成雄心,看清事物的本質,把僥幸變成膽魄,超越人性的弱點,把虛榮變成名節,這個人就能把壞事變成好事。無法駕馭貪婪、僥幸、虛榮,死亡隻是早晚的問題。

這一點也是很多企業家朋友要時刻自我提醒的。

今天的中國民營經濟,可以用“五六七八九”來概括,即貢獻了50% 以上的稅收,60% 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 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 以上的企業數量,說是半壁江山毫不為過。

但回顧四十年來的民營企業發展史,有一個問題一直含糊其辭,那就是民營企業的合法性與其地位。尤其是去年極左思潮再度出現,民營企業離場論、公私合營改造論等頻頻出現,好像容忍民企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民企是偉大的理想。歪風邪氣之盛,導致領導人都不得不出來召開座談會,給民營企業打氣。

但仔細想想,民營企業真的需要誰來加持、點頭、定調、默認嗎?

天下沒有神仙和救世主,隻有人類發展的普遍真理,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存在決定意識。生產關係相對於生產力的超前或滯後,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促進或遏製,意識對存在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都會深刻的改變世界,民企的未來究竟在何方?無非是事在人為罷了。

今年的兩會,我最關注的成果就是審議通過的《外商投資法》3.0版本,40年來,我國出台了幾次外商投資法,我認為這次外商投資法是最有價值的,它至少講三個平等——權利平等、規則平等、身份平等,連外商都能夠做到這一點,作為民企,跟外商一視同仁,難道做不到這一點嗎?所以伴隨特朗普的發難,整個倒逼機製的運轉,對於中國來說,可能真的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了。

關於企業家改天換地的偉力,中興和華為的例子可供大家思考,同樣是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在與美國的貿易糾紛中結局大相徑庭。

本應是兵多將廣、資源富集的中興,表現的不堪一擊,毫無戰鬥力,美國罰了幾十億美金還不夠,最後派出龐大的隊伍對它監察,就相當於監外執行。前不久,美國已經正式任命進駐中興的特別合規員,任期十年,在任期內監視中興的一切經營活動,工作期間不受中興的製約,可以隨意調閱任何文件。這個所謂“合規員”的概念開創了曆史的先河,自1949年以來,中國本土的中國企業,要被來自外國的檢察人員時刻監控,僅中興一家!

打擊完中興後,特朗普似乎錯誤判斷了中國企業的實力,也以這種方式開始收拾華為。華為從一開始的隱忍,到現在開始展現實力,任正非說了一句話,“非常感謝特朗普總統,幫我們這個小企業做了一個大廣告,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華為。”

不僅如此,這場5G之戰可以說幫助中國做了免費的宣傳。雖然現在不能說美國狙殺華為的行動已經失敗,但至少目前來看肯定無法成功,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特別是信息技術領域的統治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

如果沒有特朗普的打壓,外界似乎還不會認真思考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和貢獻究竟有多大,不僅是歐洲諸國,甚至包括“五眼聯盟”裏的一些國家,都開始重新思考並調整對華戰略。因此,華為之戰的意義不僅在當下,更在未來,其重要性怎麽評估都不為過。

誰能想到一家民營企業能夠以一己之力在世界舞台上競爭角逐攤牌,能夠抵抗來自國家力量的絞殺;民營企業為何會擁有如此改天換地的力量?

華為與中興,同一片土地、同一個行業,甚至連名字都類似,“中國興盛”和“華夏有為”,一個備受“八國聯軍”之辱,一個大展“抗美援朝”之威,個中道理,值得深思。

講了這麽多以後,其實我們自然而然地得出一個結論:民營經濟不僅是必要的力量,更是一種必然的力量。

當草根企業家的崛起、超級企業的成建製出現不再是個別現象,而成為一種機製的力量,這時候民營經濟根本不需要誰來給他說法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民營經濟已經不是早期的野草,而成為了參天大樹,從上層建築而言,民營經濟已經不再是權宜之計、順水推舟的含混過關。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興。清醒、理智的領導人一定意識到,在任何一個社會,企業家都是國家經濟的主體,沒有企業家群體的崛起就不可能有國家的崛起。

對遭遇苦難、不公和挫折,感到無望而抱怨時代的朋友們,我想送給你一句話:世界上永遠不可能有“終點”的公平,但是鄧公給了我們以“起點”上的公平,讓我們去闖蕩大江大海。

隻要你不放棄,不埋怨、不頹喪,無論將來成敗幾何,老去的時候,你總歸可以對自己說一句:

無愧平生,無愧時代。

(本文根據王誌綱先生3月16日在2019草根大會上的演講《大江大海四十年》整理而成,演講近3萬字,本文為精縮版,未經作者審閱。本次活動由智綱智庫主辦,正和島作為戰略合作夥伴支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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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5-10年,中國將經曆一次至關重要的周期

正和島 2019-04-15 10:40:40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口 述:王誌綱 智綱智庫創始人;編 輯:葉開甫

去年年末,我寫了一篇文章叫《鄧公的遺產》,引起社會各界很大的轟動,讓我始料未及的同時,也不由讓人想起了20年前那個倚馬可待、青春作賦的記者時代。

當時的雲山珠水是最令人向往的熱土,遍地是改變命運、發家致富的神話。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我們這批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依舊家徒四壁,常年衣無領、褲無襠、光著屁股走四方。不過雖然清貧,我們依舊是滿懷壯誌的書寫著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1994年離開新華社後,我一直從事戰略谘詢行業。走遍了中國的山山水水,從沿海、沿江、延邊到沿線,我接觸了成百上千的基層企業和區域政府,也與無數達官顯貴、豪商巨賈打過交道。因此對民間的喜怒哀樂感同身受,對改革開放帶來的改變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如今世事倥傯,二十年過去,我也從風華正茂的“記者王”變成了老王。40年前的那場變革的肇始,更是恍如隔世。而我有幸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親曆者、受益者、觀察者,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於情於理,都應該寫些東西來紀念鄧公,致敬這個偉大的時代,於是才有了《鄧公》一文的由來。本來就是個人的紀念之作,所以文中也沒什麽大道理,更多是自身經曆與思考的總結,用俗人的視角來講一些樸素的規律。

沒想到這篇“俗人俗事”的文章在正和島上發出後,引來反響無數:

有黨內的老同誌托人捎來謝意,認為本文講出了他們的心裏話;也有經年未見的老朋友特地打電話來說,看了這篇文章很感慨;有正值壯年的企業家,留言感恩這個龍蛇出沒、英雄輩出的年代……

成功者不必感謝誰的恩賜,失敗了也無愧平生,這一切都肇始於鄧公。

中國並不是必然會出現鄧小平,他出現了,並且改變了中國,這是中國的幸運。小平到底給我們留下什麽遺產?我認為,說到底就是尊重人性、尊重常識、順應規律。

不管是城裏人還是鄉村人,不管是政治賤民還是出身優越的人,大家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像跑馬拉鬆一樣,能不能跑到第一、第二是你的事,但是起跑線總歸是公平的。這是鄧公給大家留下的最深刻的遺產。

這才有了四十年的經濟奇跡。

話說回來,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鄧公開創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經濟繁榮,技術進步,機會叢生,思潮湧動,人們得到實惠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弊端,繁榮的背後潛藏著很多深層次的危機。

從小平走了以後,到日後的近20年間,整個中國的經濟可以說繼續繁榮昌盛,但也出現了很多荒誕不經、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我把它總結為幾個現象:

野心時代

那時的中國步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野心時代,無數人在這場財富狂歡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飯,找到了通往財富大門的密匙。

2007年我和王健林在一起合作的時候,他才三百億左右的身家,一頓晚宴上,他跟我淡淡的說了句,“誌綱,用不了幾年,我肯定會超過香港的李先生(李嘉誠)”。勃勃的野心顯露無疑,他也確實在2016年的時候得償所願。

還有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園的楊國強老兄更不用說了,18歲以前連鞋都沒得穿,踩一腳牛糞、滾一身泥巴的赤腳農民,誰能想到他不僅成了地產界翻江倒海的大佬,甚至成了整個宇宙最大的房地產企業。我估計以後人類社會再不可能有超過碧桂園體量的房企了,可謂是空前絕後。

他們的成功除了個人的努力與天資之外,有一大部分要歸咎於這個野心時代。

一個美國的紐約客專欄作家在中國潛伏了十年以後,寫了一本書——《野心時代》,他發現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沒有做不到,隻有想不到”。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相比,這裏每平方公裏的土地上演著更多人間戲劇。但可辨認的事實真相卻不多,很多故事隱藏在重重帷幕之後,唯一的規矩就是沒有規矩,“升起來的就是太陽”。這也是伴隨經濟狂飆突進必然會出現的社會現象。

 “沉船心態”

幾乎每個人的發財都有說不清楚的地方,越有錢越缺乏安全感,總覺得這艘船遲早會沉,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辦法逃離沉船,而且很多人在逃離之前還忘不了揣一塊船板跑,最後的結果隻會加速船的沉沒。

從90年代到2012年前後,整個中國基本上是處於這種世紀末心態。整個社會的腐敗無以複加,基本上是把仕途當成發財的一種不二法門。我印象特別深是有個被雙規的官員,人們問他為什麽要貪汙,他拋出一句震驚世界的名言:“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

然而,麵對這樣的世界,一邊我們很憤怒,說社會爛掉了,痛斥腐敗橫行、道德淪喪,一邊無數博士生、研究生都向往腐敗,投奔腐敗。

一個部門招公務員,隻有三個名額,結果有上萬人排隊,都是青年才俊、高級知識分子。我後來問過一些排隊的人,為什麽明知僧多粥少,你們還要去趕這碗湯。他們垂涎三尺地說:“太肥了,實在是太肥了!一年能簽單的費用就有一兩百萬”。不僅是他,很多有權在手的官員都是這樣的,但所有人見怪不怪,習以為常。

這都是當時真實的故事。

得意者懷揣著世紀末心理,對未來持懷疑態度,中國能不能走向繁榮富強,中國的未來在哪裏,誰也不知道。這一係列嚴重的問題終於在當今得到了基本解決,就是我說的第三個階段——三個重建。

1、製度重建

在本屆領導層履新不到一年,還沒有完全展現出霹靂手段的時候,我就寫了這篇文章——《三個重建即將改變中國》。我當時在文中說到:中國要想繼續走下去,要想長治久安、和平崛起,在這屆領導人手中必須完成三個重建,不完成中國就沒有未來,那就是製度重建、文化(道德)重建、生態重建。

果然新一屆領導人上台以後,用了七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了這麽一個過程。首先第一個製度重建,反腐倡廉,很多人都認為不可能,現在基本上達到了目的。

王岐山書記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自己給自己動“外科手術”,在人類曆史上真是前所未有,但我們又不得不做。

這些年以來,製度重建應該說初步達到了結果,國家的四梁八柱算是穩固住了,最起碼讓人們相信,我們是有自我淨化、自我更新能力的。

2、道德重建

中國過去三十年,很多優秀的東西都丟掉了,道德、操守、文化、誠信,它使所有的人都變成了經濟動物,一切都是錢為大。從現在開始五到十年,最重要的肯定是“信用”。沒有信用,在江湖上將寸步難行。

3、生態重建

原來很多地方為了政績殺雞取卵,根本不把生態環境當一回事,經濟發達的地方狂飆突進,經濟落後的地方奮起直追,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而且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隻要業績能上去,不管代價多大,再加上新官不理後事,各種重汙染企業粉墨登場。這樣肯定會出大問題,後來果然出現了一係列生態事件。

這些年來,國家在治理環保問題上也下了大功夫,到去年下來,這個問題也基本上有個眉目了,如果再有三年下來,我相信這三個重建會基本完成,這對整個中國的意義堪稱非同一般。

講到此處,我不由想起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

三千年來,任何朝代都逃不開一個“治亂循環”的過程:首先是大治,隨之就是大治帶來人心紛亂、社會糜爛,然後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又收……一代代的中國人就在治亂中往複循環。就像《三國演義》所雲: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多人會感到不適應,尤其是知識分子會感受到不適應,但是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從更大的層麵上來講,我覺得大曆史階段的治亂循環、治亂平衡,在當下基本上是成功的,這裏麵應該給予很大的肯定。

我們真正要做的,就是在這種治亂平衡中找到自己的舞台。如果說真的有什麽周期的話,這恐怕就是中國最大的周期罷!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一場千年未遇之變局的話,那麽這場變局中最激動人心的現象,就是“草根”崛起。

作為人類曆史上規模最為壯觀的實驗場,中國為過去幾代人,也將為未來幾代人提供一個超出想象的廣闊舞台。這個滄海橫流的年代充滿著野心、欲望、混亂,但也會激發起參與者身上最澎湃的誌向,最天才的創造力和改變命運的強烈渴望。而所有身處於中國並且為之努力的人們,他們改變了自身命運、家族命運的同時,也改變了國家的前途與未來。

為什麽今天的中國經過這麽多災難和磨難,但依然有無數的民營企業,從小小的草根能做到世界500強讓世界不可小看的地步呢?一個最大的客觀因素,就是量變引起質變,一個統一的、穩定的、向上的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堪稱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級國度,其自身的穩定性就足以抵禦絕大多數的外部風險。

所謂的超級國度並不是自賣自誇,挑逗民族情緒,我認為,超級國度的定義最起碼有三個層麵:超級市場、超級城市、超級企業。

1、超級市場

有一個投資人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故事,2001年他去達沃斯參加會議,發現一個分會場中有個叫做馬雲的年輕人在主持沙龍,當時這個小夥子在講台上口若懸河、氣宇非凡,跟大家講他偉大的夢想。

這個搞投資的朋友一看,一則其貌不揚,二則口氣很大,三則所有的偉大設想全在一張嘴上,最後他說這種人符合了騙子的幾乎所有特征,所以不僅他不投資,還勸身邊的很多朋友說不能投資。沒有想到他這一輩子看準了很多東西,就是在阿裏巴巴的投資上看走眼了,一身“傳銷講師氣質”的馬雲終究成就了一番大事業。

我曾經寫過一篇《馬雲丨大聖歸來》,馬雲的成功除了個人特質外,最大的依仗就是中國這個超級市場,中國大企業多,小微企業更多,馬雲成功的關鍵,是找到了一個為這些草根企業服務的手段——互聯網。通過互聯網,馬雲基本上一夜之間就把成千上萬的個體戶全部整合在了一起,有了這個強大的支撐,馬雲攻城拔寨、一統中國市場、走向世界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最近我出國比較多,明顯地感覺到支付寶在全世界攻城拔寨,在日本,支付寶已經遍地開花,到歐洲去也是這樣,這可和我們當年“MADE IN CHINA”的小商品走出國門不同,這次走出去的是金融服務,是支付手段。

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中國的超級市場。

2、超級城市

如果說超級市場是抽象概念,那麽超級城市就是市場的具象化。30 年來,智綱智庫參與了中國的高速城市化過程,中國城市化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是發展中心城市,第二是爭奪世界級城市,到現在爭奪世界級城市群。

今天中國的城市化到了3.0階段,形成了三個世界級城市群,一個是粵港澳大灣區,一個是長三角城市群,一個是領導人親自抓的,以雄安為抓手的整個環渤海城市群,再加一個的話,就是成渝城市群。在這個過程中最令人興奮的、最充滿激情、最有前景的就是粵港澳大灣區,所以我們的企業家一定要高度關注粵港澳大灣區。

在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GDP 合計高達7.5萬億美元,占全國經濟總量的8%,目前總人口有6800萬人,預計到2050年,可能總人口會達到1.5億。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內,世界500強企業就17家,美國的灣區,紐約有60多家,舊金山有30多家,東京灣有50多家,我估計憑借中國的增長速度,用不了多少年,粵港澳大灣區就能夠和美日灣區並駕齊驅。

超級城市的崛起,也是支撐整個中國民營企業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條件。

3、超級企業

構成超級城市四梁八柱的就是超級企業。以深圳為例,從一個小漁村,到今天生產總值突破2.4萬億元,經濟總量居亞洲城市前五,2018年度財政收入突破9100億元,甚至力壓上海一頭,不過區區四十年。年輕的深圳最初就是為企業家而生,它的騰飛也彰顯著超級企業的力量。

不光是深圳,中國的鄉村也逐漸呈現出了企業家的力量。近日我重返順德北滘——這個珠三角的普通農村小鎮,因為一個三千億規模的美的電器,成了一個力壓幾乎所有歐美小鎮的現代小鎮。何享健和楊國強,兩個人都是穿草鞋出身的大佬。楊國強是18歲以前沒穿過鞋,何享健之前也隻是一個小手工業者,最後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一個成了宇宙第一房企,一個成了全球最大的家電企業。

美的、碧桂園兩家世界五百強企業,直接反映了企業家對國家尤其對故土改天換地的偉大作用。這兩個企業支撐起了不僅是北滘,而且支撐起了順德,甚至支撐起了佛山巨大的產業鏈、產業集群,在北滘鎮,幾千萬的企業有幾百家,上億的企業有幾十家,幾十億的企業有七八家,企業和城市水乳相融,從產業化到城市化,再到鄉村現代化,中國下一步的城鎮化發展,企業將會起到不可思議的作用。

談完了客觀,我們再談談主觀因素,林林總總接觸了上千企業家之後,我總結了人性的三大特點:貪婪、僥幸和虛榮。這是所有人的共性,但又有積極和消極的兩麵。

有些人把企業的規模當作了唯一的目標,半夜驚醒,想的都是如何超過別人,錢越來越多,卻沒了生活情趣,過得單調乏味。到頭來風向一變,資金一斷,幾十年爬上的神壇,跌落隻需要一瞬間。

大時代中,很多人總認為自己是風起雲湧的主角,但實則隻是風流雲散的代價。而一個人如果能夠控製人性的貪婪,把野心變成雄心,看清事物的本質,把僥幸變成膽魄,超越人性的弱點,把虛榮變成名節,這個人就能把壞事變成好事。無法駕馭貪婪、僥幸、虛榮,死亡隻是早晚的問題。

這一點也是很多企業家朋友要時刻自我提醒的。

今天的中國民營經濟,可以用“五六七八九”來概括,即貢獻了50% 以上的稅收,60% 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 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 以上的企業數量,說是半壁江山毫不為過。

但回顧四十年來的民營企業發展史,有一個問題一直含糊其辭,那就是民營企業的合法性與其地位。尤其是去年極左思潮再度出現,民營企業離場論、公私合營改造論等頻頻出現,好像容忍民企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民企是偉大的理想。歪風邪氣之盛,導致領導人都不得不出來召開座談會,給民營企業打氣。

但仔細想想,民營企業真的需要誰來加持、點頭、定調、默認嗎?

天下沒有神仙和救世主,隻有人類發展的普遍真理,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存在決定意識。生產關係相對於生產力的超前或滯後,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促進或遏製,意識對存在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都會深刻的改變世界,民企的未來究竟在何方?無非是事在人為罷了。

今年的兩會,我最關注的成果就是審議通過的《外商投資法》3.0版本,40年來,我國出台了幾次外商投資法,我認為這次外商投資法是最有價值的,它至少講三個平等——權利平等、規則平等、身份平等,連外商都能夠做到這一點,作為民企,跟外商一視同仁,難道做不到這一點嗎?所以伴隨特朗普的發難,整個倒逼機製的運轉,對於中國來說,可能真的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了。

關於企業家改天換地的偉力,中興和華為的例子可供大家思考,同樣是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在與美國的貿易糾紛中結局大相徑庭。

本應是兵多將廣、資源富集的中興,表現的不堪一擊,毫無戰鬥力,美國罰了幾十億美金還不夠,最後派出龐大的隊伍對它監察,就相當於監外執行。前不久,美國已經正式任命進駐中興的特別合規員,任期十年,在任期內監視中興的一切經營活動,工作期間不受中興的製約,可以隨意調閱任何文件。這個所謂“合規員”的概念開創了曆史的先河,自1949年以來,中國本土的中國企業,要被來自外國的檢察人員時刻監控,僅中興一家!

打擊完中興後,特朗普似乎錯誤判斷了中國企業的實力,也以這種方式開始收拾華為。華為從一開始的隱忍,到現在開始展現實力,任正非說了一句話,“非常感謝特朗普總統,幫我們這個小企業做了一個大廣告,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華為。”

不僅如此,這場5G之戰可以說幫助中國做了免費的宣傳。雖然現在不能說美國狙殺華為的行動已經失敗,但至少目前來看肯定無法成功,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特別是信息技術領域的統治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

如果沒有特朗普的打壓,外界似乎還不會認真思考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和貢獻究竟有多大,不僅是歐洲諸國,甚至包括“五眼聯盟”裏的一些國家,都開始重新思考並調整對華戰略。因此,華為之戰的意義不僅在當下,更在未來,其重要性怎麽評估都不為過。

誰能想到一家民營企業能夠以一己之力在世界舞台上競爭角逐攤牌,能夠抵抗來自國家力量的絞殺;民營企業為何會擁有如此改天換地的力量?

華為與中興,同一片土地、同一個行業,甚至連名字都類似,“中國興盛”和“華夏有為”,一個備受“八國聯軍”之辱,一個大展“抗美援朝”之威,個中道理,值得深思。

講了這麽多以後,其實我們自然而然地得出一個結論:民營經濟不僅是必要的力量,更是一種必然的力量。

當草根企業家的崛起、超級企業的成建製出現不再是個別現象,而成為一種機製的力量,這時候民營經濟根本不需要誰來給他說法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民營經濟已經不是早期的野草,而成為了參天大樹,從上層建築而言,民營經濟已經不再是權宜之計、順水推舟的含混過關。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興。清醒、理智的領導人一定意識到,在任何一個社會,企業家都是國家經濟的主體,沒有企業家群體的崛起就不可能有國家的崛起。

對遭遇苦難、不公和挫折,感到無望而抱怨時代的朋友們,我想送給你一句話:世界上永遠不可能有“終點”的公平,但是鄧公給了我們以“起點”上的公平,讓我們去闖蕩大江大海。

隻要你不放棄,不埋怨、不頹喪,無論將來成敗幾何,老去的時候,你總歸可以對自己說一句:

無愧平生,無愧時代。

(本文根據王誌綱先生3月16日在2019草根大會上的演講《大江大海四十年》整理而成,演講近3萬字,本文為精縮版,未經作者審閱。本次活動由智綱智庫主辦,正和島作為戰略合作夥伴支持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