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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號電 同一個世界方陣遊行開始。
正午時分，烈日當頭，從長安街向天安門城樓望去，中國國家領導人正頻頻招手，雄偉的故宮威嚴矗立。
25歲的梅諾亞把目光收攏回來，藏身在“同一個世界”方陣中，繼續一邊揮手，一邊高喊“YEAH，YEAH，YEAH”，興奮得不知該說什麽。“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中國的偉大，我為中國驕傲。”
10月1日這天，美國人梅諾亞和154名外國朋友一起，穿著牛仔褲、帆布鞋，長袖T恤上用英文寫著“我愛中國”，以外國人為一個建製組成方陣參加中國國慶徒步遊行。
另有26名外國朋友登上方陣中心的彩車，58歲的英國人柯馬凱是其中之一。除了覆蓋綠色植物的地球模型，彩車上還醒目地出現中英文書寫的“和平、發展、合作”。
新中國成立以來，這還是首次成建製地組織外籍人士參與國慶遊行。從小在中國出生長大的柯馬凱感慨由此可見中國開放的程度之大，“不把我們當外人了，這才叫普天同慶” 。
“我們不整齊，但也不丟份兒”
站在彩車上，柯馬凱顯然比梅諾亞能看到更多有趣的畫麵。
“兩邊的群眾不停地向我們招手，就連拿著對講機的警察和保安，也衝我們微笑。”
作為友好的回應，柯馬凱時而舉手搖擺，時而直接鼓掌慶祝。有位尼日利亞的留學生甚至跳起了舞。
一切都是隨性發揮。彩排時，他們曾想過一邊唱歌，一邊喊口號，比如“我愛中國、中國萬歲，和平萬歲”，但一到現場，廣場大喇叭的聲音壓倒了一切，於是，臨時改變策略。
徒步遊行的梅諾亞同樣亢奮，雖然一夜沒睡，可還是“YEAH，YEAH”地喊個不停，有生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參加這麽大規模的活動。或許這也是最後一次，在他的祖國，從未見過這種幾十萬人整齊劃一的表演。
作為外國人，他們不用像中國士兵那樣胳膊肘一抬就是90度角，不用像中國群眾那樣整齊劃一。組織者對他們的要求是：可以隨意一些，但也不能太隨意，畢竟有中國國家領導人在場。
柯馬凱覺得，這樣一來，反倒能體現出中外文化差異。
“走得整齊是中國的傳統，中國的教育製度一直強調組織紀律性。小學生上課間操就要‘一個蘿卜一個坑’，但據我所知，歐洲、北美的學校很少練這些。”
柯馬凱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說，“外國人真跟中國人一樣整齊也沒意思。就像外國人說相聲一樣，要跟中國人一樣，就不逗樂了。外國人不是很整齊，但也沒丟分兒。嘿，大家高興就行。”
想起綠葉的辛苦，就不累了
對於梅諾亞來說，曾經的等待讓他覺得這天有些漫長。
前一天中午，他就有些迫不及待。在人人網上，他寫下這樣一段留言：“祝福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歲生日快樂！走方陣的同學們，明天天安門見！”
“同學們”都來自五大洲四大洋，清華大學總共挑選了10名留學生。晚上，學校安排他們住在留學生公寓，梅諾亞決定住在自己租的房子，可還是興奮得睡不著。
淩晨1點打了個盹，一睜眼已經4點了，5點到清華門口，大巴正好準備出發。臉上映著北京秋天的第一縷暖陽，梅諾亞像一個新兵，戰戰兢兢地踏上了這一生最莊嚴的征程。
校車先將他們從清華接到朝陽公園，主辦方隨即給他們每人發一大包零食，用來補充能量，因為等待的時間將會相當長。
朝陽公園是集合地點，在那裏，他們將和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大學、外企集團等單位的外國人一起前往四惠東，然後再坐地鐵抵達最終的等待區東單。
可一看表，還不到7點，而他們的出發時間是11點。
在東單等待出發的時間裏，梅諾亞也曾有過辛苦的感覺，但想想中國學生，心裏就平衡很多。考慮到在偌大的長安街上，100多名外國人形成不了什麽大的氣勢，許多中國學生被安排充當“綠葉”。
“他們比我們練得辛苦多了。”梅諾亞記得，那天去學校，他們就練了兩個小時，但是北京語言大學的中國學生已經練了好幾個月，一次就好幾個小時，不論日曬雨淋。“我非常同情他們，我常常在想，他們練這麽久，就是為了最後的一分鍾。”
其實他們並不無聊，金發碧眼的外國人在方陣中總是特別惹眼，有中國學生主動找梅諾亞和柯馬凱聊天，練習英文，合影留念，不亦樂乎，末了，還互留QQ和E-mail。
受到青睞的不僅隻有說英文的。柯馬凱看到，幾位土耳其的外國專家也沒閑著，他們和新疆維吾爾族的青年正聊得熱火朝天。
從30多萬人中脫穎而出
參與國慶遊行的外國友人來自6大洲53個國家和地區，美國、古巴、意大利、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是來源較多的國家。最小的8歲，最大的70歲。
在北京，常住外國人有30多萬，為什麽最後脫穎而出的是這100多人？
按照北京市政府外辦副主任李洪海的介紹，外籍人士的選擇標準主要是三條：自願報名；照顧國家代表性；本人身體條件允許。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留學生的選拔，基本上都委托各主要高校負責組織。
8月初的一天，梅諾亞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清華大學留學生辦公室打來的。對方問他：願意不願意參加國慶閱兵遊行，他愣了一下，“當時覺得太意外了，怎麽可能。”
現在回想起來，梅諾亞說，可能是去年清華留學生春節晚會上被組織者相中的，當時他是唯一的男主持人。
和梅諾亞不同，外國專家的入選有點近水樓台。
最近幾年，柯馬凱一直是北京市“市民講英語”的專家顧問，參與北京的菜譜、標識的翻譯。有一天，北京市外辦給他打電話，問他願不願意參加，他絲毫沒有猶豫，便答應了下來。
外辦的人還問他，家人願不願意參加。“可女兒在國外，兒子又要準備考試，他們很想來，但都沒辦法。”
兩次彩排，梅諾亞隻參加了在北京語言大學的那次。彩車的彩排跟徒步不在一起進行。柯馬凱第一次彩排主要安排在長城飯店，一直練到淩晨2點半，但柯馬凱卻很興奮，一點都不覺得累。第二次就輕鬆許多，隻在工體進行。
沒有彩排的時候，清華大學的老師就跟他們用郵件溝通，說明遊行對中國有多麽重要性，他們應該特別重視。組織者一再希望他們，事先不要接受媒體的采訪，希望他們的出現能給全世界一個驚喜，到時候CNN(美國有線新聞網)的記者可能都會采訪他們。
可惜，那天，CNN的記者沒有出現，中央電視台連個特寫鏡頭都沒給梅諾亞，但這絲毫不影響他那天的好心情。
從天安門一路呐喊著走到西單，轉頭回望天安門，幾萬隻氣球騰空而起，梅諾亞說，那是他整場遊行“最HAPPY的時刻”。
遊行結束到西單時，已經是下午1點半了，柯馬凱餓得難受。整整十個小時，發的東西都沒怎麽吃。他和一個新西蘭朋友步行到附近的長椿街，找了家餐館點了幾個炒菜，慶祝這最漫長的一天。
梅諾亞下午回去睡了一會，晚上，又跟朋友出來喝酒慶祝。
中國展示武力，為的是和平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默雷特，閱兵在這些外國人眼中也有不同的解讀。
在彩車上，柯馬凱的思緒一下子飄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當時，他的父母都是中國的外國專家，有好幾次國慶節，他都隨父母坐在觀禮台上觀看遊行。1959年那次，他印象最為深刻。
“那年，我8歲。焰火晚會結束，我和很多小孩一起去撿裝焰火的降落傘。那綢子直徑有3米長，可以做兩身衣裳。有的掉到了樹上，就爬上去拿。”
跟50年前相比，柯說，現在的觀禮台多了許多，廣場上的表演也不像過去分成五顏六色的好多塊，而是變成了一個統一的整體，組織也更加軍事化。
柯馬凱怎麽也沒有料到，他從過去的旁觀者，成為遊行的主角之一，這大概也是柯馬凱這一生唯一的一次。“60年是個大慶，下一個大慶就要等100周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已經將近100歲了。”
去年的8月8日，在美國加州的家裏，梅諾亞已經和父母見證了一次中國集體主義的盛宴。父母當時對他說：“諾亞，我們終於明白你為什麽去中國了，中國人力量太大了，太團結了。”
幾年前，從紐約大學畢業後，梅諾亞執意要到中國發展，先是學中文，接著又考上了清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MBA)。
在班裏，他是最小的一個，中國同學和老師都喜歡叫他諾亞弟弟，經常關心他的個人生活：“諾亞弟弟，最近怎麽樣啊？有什麽需要幫忙的嗎？有女朋友了嗎？”
雖然從小在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長大，可人在異鄉，這樣中國式的關心非但沒讓梅諾亞反感，反而備感溫暖。
在梅諾亞這位美國年輕人的眼中，閱兵是社會主義國家才有的產物。“閱兵見證了中國的偉大和進步，可是中國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柯馬凱這位視中國為第一故鄉的英國知識分子卻從中看到了和平。“雖然是閱兵，但中國卻追求的是和平，不是戰爭。現在的世界並不太平，中國要和平，但不意味著不要武力作為後盾，用來自衛。”柯說，60年前，中國人剛站起來時，就毫不示弱。60年過去了，現在的中國人更有能力保衛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