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川記錄了那座瀕死之城下，普通甚至卑賤的他們，在生命無選擇的最後時刻，畫出的人生暗夜裏最絢爛的那道弧線。
可是，這些原型可考的中國臉孔，代表了那段曆史的真實氣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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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海報
自4月15日，電影《南京！南京！》在北京5家影院點映始，陸川這部醞釀4年多的“新生兒”終於公示天下。
片尾長長的字幕在音樂中緩慢滾動，觀眾席中有近一半人還坐在原位，似乎無法一下從影片巨大的衝擊中解脫出來，燈光下，一位衣著時尚的女孩仍在拭淚，她的抽泣聲從影片下半場起就沒有停止。
導演陸川在自己的博客中描述，類似的場景也出現在隨後幾個城市的首映禮上：
北京點映五場變成十場，全部滿票。走進每個影廳，滿滿的都是觀眾，非常激動。
杭州，大會堂兩千人，進來了兩千三四百人。當片尾音樂響起，觀眾席上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我們走上舞台的時候，杭州觀眾竟然衝向舞台，現場失控的狀況不像是一台電影，而是一台演唱會。
上海，四家影院票銷售一空，全部自發買票，吳總稱這也是中宣部推薦國產片中從未有過的驚人效果……
這是陸川在影片亮相前不敢設想的景象。
《南京！南京！》讓中國觀眾既熟悉又感到陌生。72年前的屠城曆史，是每一個中國公民從小學起就從教科書中獲得的集體記憶；而電影中那段曆史裏的中國軍人陸劍雄、金陵女子學院教師薑淑雲、南京普通家庭唐天祥夫婦、孩子小豆子、妓女小江，還有日本士兵角川正雄等等形象和他們的故事，卻仿佛是第一次遭遇般，轟然震動了每一個觀影的中國人。
陸川和主創人員強調，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中國人的抵抗和自我拯救”。
而《南京！南京！》和以往同題材影片最大的不同，是以侵略國的一名普通士兵角川正雄的視角作為貫穿全片的線索，從他的視線展現中國人在屠殺下的慘烈與自救。
盡管曆史去今已有70餘年，可讓日本士兵表現出“普通人”的一麵，在中國當下的公眾心態中依然是一個頗為冒險的嚐試。
日本人的視角“是創作技巧需要”
“我最擔心這個片子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導致電影提前下片”，在《南京！南京！》放映前的采訪中，陸川仍不能確定廣大的中國觀眾是否接受這樣的講述。
20出頭的角川正雄被隊友稱為“讀過書的人”，到中國前，他在日本的教會讀書，受了日本愛國主義的教育後，這個純真敏感而且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來到了中國的戰場點擊查看QQ秀。那時的他，喝完汽水都會綻放出滿足的笑容，當他從日本慰安婦“百合子”的屋子中經曆了第一次性愛出來後，認真地說，“我要娶她做我的妻子”。
這是我們沒有見過的日本士兵形象。陸川解釋說，其實所有戰爭中都有一群向善的人，在日本老兵的日記裏他也看到不少這樣的記錄。“我之所以把日本人還原成普通人，是因為普通人做了這樣的事情才可怕。如果電影一開始就判斷日本人是壞人，那麽《南京！南京！》就是自娛自樂的一部電影。”
其實選擇日本士兵的視角，也是現實使然。2005年，陸川為電影搜集資料，他發現，“我們在講述這段曆史的時候總是帶著一個哭腔，在哭訴。”時年34歲的導演看得完全沒感覺，“塞一肚子憤怒，都不想拍了”，他試圖“帶著一種理性的態度去分析這段曆史”，屠殺、奸淫，它是一場戰爭的副產品。而對當下來說，什麽是有價值的？
“70年後，我們反思這場戰爭，得有一個機會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才不會沉迷在自己的苦痛、呐喊、呻吟中”。大量的日本老兵回憶錄和日記，使陸川無法忽略活生生的另一半事件主體。在那些文字中，他們平靜地講述親曆屠殺的細枝末節，鮮見懺悔，更多似甜蜜的回憶。
年輕的導演震驚於，一個普通的人，如何在戰爭環境下一步步成為了虐殺的野獸？“我想去展現、去還原，在那樣一場戰爭中，那樣廢墟中，人性在戰爭中的惡能夠極致到什麽地步？人性在那樣的冰冷和邪惡中，能否拯救和自我拯救？”陸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他想給予電影的思考。
可是，讓日本士兵作成一個普通的甚至有良知的人，對於擁有集體傷痛記憶的中國觀眾來說，絕對是吃力不討好的思路。
陸川也意識到了，為避免可能引發的民族情緒，他必須為電影做更多的解釋。在很多的采訪中，他都提到，作為軍校畢業的軍官，自己擁有毋庸置疑的愛國熱情和行為，“拍日本人這條線時，我有非常複雜的情感。可我有一個核心的思想，要尊重對手……”
他甚至將中國人的視角改為日本士兵，比喻成隻不過“是用竹簽還是鐵線串羊肉”的不同，“事實上主料‘羊肉’是一樣的”。
影片的結尾，日本士兵角川放走了兩名中國人，並開槍自殺。這個情節更是難以被許多中國觀眾接受，他們在網絡上展開討論，認為這樣“太美化日本人了！”
陸川承認在史料記載中，“大部分參戰的日本老兵，在內心中是沒有罪惡感的”，他解釋之所以這樣的安排，它更多反映了自己對戰爭的反思：角川的崩潰其實是戰爭強壓在一個普通人身上的表現。
“這個結尾給中國以外的觀眾看時，他們都接受角川最後會自殺。”陸川說，是否接受這樣的結局“其實就是——我們能不能把日本人當人來看？”
導演說，角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跟其他人是平等的。選擇角川作為貫穿電影的線索人物，隻是從創作技巧上需要由他來貫穿整部電影，這樣創作劇本比較方便。盡管如此，陸川仍然把這條線索拉得小心翼翼，他強調說，在電影裏“中國人還是絕對的主角，日本人的戲份才四分之一”。
“30萬”數字下一張張中國普通人的臉
之所以想拍攝南京大屠殺的題材，源自2005年初，看過《可可西裏》的美國投資方曾找到陸川，想讓他做一個“亞洲版的‘辛德勒名單’”，劇本的主要內容是拉貝如何拯救中國人。
陸川因此花了兩三個月查閱資料，卻發現，大多數史料說的都是日本人在做什麽，以及德國人、美國人甚至俄羅斯人怎麽救中國人的，可中國人做了什麽卻很少提及。於是，他決定放棄德國人拯救中國人的劇本，去拍他心目中關於南京的電影，“在這個電影中重新為中國人立傳！同時也認真地去麵對日本人。”
在後來的多次采訪中，陸川都提到“中國人臉孔”的產生過程。在看了大量的資料後，陸川隻花了十幾天，就在家裏完成了劇本的初稿。同時他把那些相關的資料做了一個匯編和很多卡片，攝影師曹鬱看完以後對他說，這電影其實就是一張張中國人的臉。
當初或許不經意的話，卻讓導演找到了他要在電影中最強烈想表達的方向：我特別想通過《南京！南京！》恢複當時中國人的麵目。他發現，南京大屠殺題材會讓很多人不想看這個電影，因為覺得無非就是中國人被殺。“我們特別想表現那些被刻意隱瞞的事情，70年過去了，現在你給我說出30萬受難者裏三個人的名字來，別說三個了，一個你都說不出來。”
事實上，在過去國產同題材影片中，當然有普通中國人的麵孔。1988年羅冠群導演的《屠城血證》，是中國第一部表現南京大屠殺的影片，羅冠群在國內的史料中找到的“幾乎都是被動的受難者”。為了表現中國人的氣節，他虛構了照相館老板一家奮勇反抗日本士兵的故事；1995年，吳子牛執導《南京1937》時，他已意識到不能“從血腥到血腥，從悲涼到悲涼”，為了顧及中日關係，要將“日本人民和嗜殺的日本士兵”區分開，他把主人公的妻子設計為一位日本人，讓她和中國丈夫共同經曆了7周的屠城，並生下一個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兒。
兩部飽含寓意卻主觀杜撰的影片，都沒有給觀眾及影壇留下多少可書之處，也逐漸淡出大家的記憶。
讓陸川對《南京！南京！》尤為自信的，是影片裏每一個主要的中國人角色都有原型出處，包括那個最後活下來的小豆子。“可能我比要拍這個題材的其他中國導演最大的優勢，就是看了特別多的日本兵日記。”
“在《南京！南京！》裏，從主角到那一張張沉默的中國人的臉，我特別想讓觀眾能夠去凝視他們一次。從攝影、美術、化妝到服裝等部門，在對待群眾演員的造型上，給予了他們和主演一樣的對待。” 為了讓每一個個體都是鮮活而獨立，陸川對服化的要求是：每一張臉都不一樣，每一件軍服都有細微的差異。“當時選了二百多人，每個人都做造型，再拍照片，下次按照片來做造型。”
從電影裏，也很容易地看到導演的這個創作意願，不論是主角陸劍雄、小豆子，還是在被集體屠殺時，那些沒有一句台詞的中國士兵們；不論是妓女代表小江，還是一個個主動站出來去做慰安婦的南京的年輕女孩們……陸川都毫不猶豫地推給特寫，把他們放大、停留在巨大的銀幕上，也逼迫進了每一個觀影者的記憶。
“這一點很難達到，也很累。”陸川說。
被放大的“抵抗”與“救贖”
其實，屠城下普通人的臉孔，在2007年更真實地出現在美國導演比爾·古登塔格拍的紀錄電影《南京》中，隻不過親曆者們講述的依然是大家曾聽說過的燒殺砍奸，盡管喚起了憤慨與記憶，卻沒有太激動。
更早前，美麗的華裔女性張純如，1997年以一本《被遺忘的大屠殺——南京暴行》，就將中國人在1937年南京屠城中的個人記憶，公示於眾，並將其帶入了世界戰爭史的公共記憶之中。可平靜而翔實的記錄，在當時，也隻是引起了學界和媒體的熱議。
在充滿屠殺和血淚的史料中憋了一肚子氣的前退役軍官陸川，絕對也不願隻是“平靜而忠實地”記錄曆史。“70年了，我們還以一個弱者的姿態聊這事兒就太傻了”。
劇本第一稿中，寫的就是一個個中國人不同的抵抗故事。隨著拍攝過程幾經易稿，最終，《南京！南京！》定位在“五個中國人是怎麽救自己，看日本兵是怎麽崩潰的”。
讓陸川有信心拍“中國人的抵抗史”，同樣來自中國以外的日記記載。一名日本士兵在日記中講到，一日本小分隊進入南京之後，發現一個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待他們一過去，從坦克裏麵突然伸出一架機關槍嗒嗒嗒將這小隊全射倒，最後日本的大部隊進來將他們包圍住，盡管坦克裏已經沒彈藥了，日本人還是不敢上，最後澆上汽油把反抗者活活燒死在坦克裏。另一個士兵在日記裏提到他看到的“街頭巷尾的冷槍”的事情……
而在拉貝和魏特林的日記裏，陸川也發現了“大批的新鮮的東西”。他們都記錄下同一件事：今天日本人到難民營要妓女，說你們這兒有沒有妓女我們要帶走。拉貝在日記裏寫著“我們讓他們帶走了”；而魏特林的日記裏說“有些妓女主動站了出來，我就讓他們帶走了”。這個事情在金陵女子學院陳瑞方老師的日記裏也有記載。
正是這些甚至僅隻言片語的描述，讓導演確定，這個戲在中國人這一方麵有做頭了。他開始相信，中國人走到今天，一定是有一些東西在支撐這個民族去生存的。
於是，有了影片最重要的兩個段落：中國軍人在巷戰的堅強抵抗，和難民營裏妓女以身體拯救同胞。
在完片之後，陸川喜歡以“坐標”來定義這部嘔心創作的影片，“意味著可能從這部電影開始，中國人再說起這段曆史時，能夠記起一張張生動的麵孔，即使在黑暗的時候，他們也不曾被黑暗吞噬……”
盡管30萬血腥屠殺的真實圖景也被導演有心地安排在電影敘事中，可是的確，每一個看完電影的人，都深深地記住了那些引以為驕傲的中國人的臉：軍人陸劍雄的堅毅眼神；妓女小江在教堂裏伸向空中的手，她走向日本軍營時的回眸甚至帶著聖潔的光；唐先生在死亡前對屠殺者說“我太太又懷孕了”，臉上是驕傲和滿足；教師薑淑雲，為了多救一個中國男人，她的美麗定格在最後的尊嚴中；而生還後小豆子的笑，帶給人們生命的希望……
陸川記錄了那座瀕死之城下，普通甚至卑賤的他們，在生命無選擇的最後時刻，畫出的人生暗夜裏最絢爛的那道弧線。
可是，這些原型可考的中國臉孔，代表了那段曆史的真實氣質嗎？
讓人鬱悶的真實曆史
電影的主打海報中，以劉燁為中心的軍人們手挽著手，堅毅的麵龐上刻著眾誌成城的決心，海報的上端赫然印著“我們依然活著，因為我們一直在抵抗”。
這是個很能夠挑逗起國人熱血的畫麵設計，在真實的曆史背景下，卻充滿著反諷。
1937年11月20日，日本軍隊從上海逼近南京，國民黨政府發表遷都重慶的通告，南京陷入一片混亂。以唐生智為司令的南京衛戍部隊陸續匯集了15萬人保衛首都。
12月7日淩晨，蔣介石夫婦乘飛機離開南京往江西。一兩天後，國民政府的軍政要員、市政府要員們，也全部從南京撤離。
12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南京守軍撤退。
12月12日，日軍主力猛攻雨花台。中午，雨花台陷落。下午2時，中華門被攻陷。下午5時，唐生智見大勢已去，宣布放棄南京，自己倉促地離開南京。
電影一開場，就描述了國民黨守軍那段尷尬的棄城。以陸劍雄(劉燁飾演)為首的誓死守城官兵，手挽著手試圖阻止棄城逃亡官兵，並與之展開肉搏戰。
12月13日，南京淪陷。屠城隨之展開。
14日清晨，日軍的坦克車、炮隊、以及各種車隊進入了南京城，繼續屠殺四處逃散的難民。下午，又打開挹江門、和平門，將屠殺行動的範圍擴展到了城外。
現實曆史中，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剛從戰場潰敗的官兵，麵對執行“大屠殺”命令的日本軍隊，他們可能有的抵抗和不屈行為，很難給日後的藝術創作提供太多發揮空間。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陸川承認，“我在看這些史料的過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殺虐殺，強奸強奸，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衛戰那段時間。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後，你發現基本上整城的中國士兵和百姓就順從地被驅趕著。當時看到這些，真的是覺得巨鬱悶。”
陸川說，還有好多史實他想拍而“沒法拍”，比如“講怎麽救中國人，講國民黨怎麽救中國人，講維持會怎麽往難民營裏運大米，運青豆。這些曆史你們不知道，都是中國人怎麽救自己的……”即使如此，那些中國人“自救”的故事，依然“真的是鳳毛麟角”。
但是導演還是非常希望能寫出一些自我拯救的故事。“我希望向南京的父老鄉親，向全國的觀眾傳達這麽個觀點：南京是一座抵抗之城。1937年的南京絕不是屈辱之城，南京一直在抵抗。”在電影宣傳過程，陸川激昂的情緒在講述中升級。
而“拯救”與“抵抗”，更多地隻是導演的一種創作態度與期望。
電影《南京！南京！》的英文名為“City of Life and Death”(《生死之城》)，而影片實際表達的，是“死城下的生機”。那裏沒有生，隻有求生的人。電影裏，除了離開的唐夫人及她腹中的孩子，和最後因導演靈感乍現得以存活的小豆子，之前展示的所有美好，都被逐一擊碎，都破滅了。
陸川說，他覺得拍電影最快樂的，就是它是一個受教育的過程，在看書的過程中他真是去學習了，“對於南京大屠殺，其實我是個無知的人，但是這些書，這些資料放在一起的時候，它們開始形成了自己的一個邏輯，形成自己的一個史觀，開始刺激我，豐富了我，壯大了我。”
可是電影也需要導演更多的“反哺”。
2001年，68歲的法國導演波蘭斯基，開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電影《鋼琴師》，講述的是一名猶太鋼琴師如何在二戰中幸存下來的故事。影片真實而殘酷，波蘭斯基曾表示，從1960年開始拍電影起，似乎所有的作品都是為這部電影做準備。《鋼琴師》投資達3500萬美元，也成為世界電影史上偉大的作品。
1993年，47歲的斯皮爾伯格完成了《辛德勒名單》，他為此準備了10年。這部迄今製作最昂貴的黑白電影，耗資2300萬美元，這也是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黑白電影。黑白影像中，那個象征生命反襯戰爭殘酷的紅衣女孩，成為電影史上不可逾越的經典符號。
2009年，38歲的導演陸川，曆時四年，以7580萬人民幣完成他的第三部電影《南京！南京！》時，他的導演生涯剛剛走過8年。他的創作團隊平均年齡不到35歲。(任國源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