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光，1991年任中央電視台台長。1994年任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現為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主席，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導師。 cfp/圖
前台長解密央視幕後 《實話實說》為何停播一月？
■高端訪談
他曾是中國國家電視台的掌舵者，在他任內出現了中國電視新聞的黃金時代。他曾是輿論監督的倡導者，也是風險新聞的審查者。
他推行央視曆史上最重要的新聞改革，也因此承受不可言說的壓力。現在，他是一位輕鬆安然的古稀老人。
當台長：“人家服氣不服氣？”
記者：您當年是怎麽到中央電視台的？
楊偉光：我中國人民大學畢業以後，到中央廣播電台當編輯、記者、部主任，然後到副台長，主管新聞。1985年7月份，廣電部副部長找我，說決定你到中央電視台管新聞。我說我對廣播已經很熟了，但我對電視得重新學習。我說我的同學就在中央電視台，他們還沒當副台長，就擔心從廣播裏調一個人去，人家服氣不服氣。上級意思就是電視現在正在發展，很需要人，你還是過去吧。我這個人是黨員，從來不講價錢，他說過去就過去了。
記者：您剛到電視台做了些什麽？
楊偉光：我們很小心，過來以後不能隨便亂講話。兩個月後寫了改進電視新聞的報告。一個就是要貫徹新、快、廣泛性，那時候新聞太慢，下午三點一些活動結束以後記者不回台裏，回家了。我說應該活動結束了回來編當天的新聞，他們說沒關係，廣播就是聲音，就是文字，我第二天播出是有形象的，還是有人看。我說如果你有聲音又有圖象，比別人先播出不是更好？為什麽要等第二天？1992年，實際是電視新聞逐步按規律有所突破，但是還不算深度改革，真正的改革是從1993年開始的。
1993年前的新聞突破：“彭真你是改革派，對此有何評論？”
記者：那1993年之前中央電視台做了哪些突破的事情？
楊偉光：從1985年到1992年，新聞改革上有一些亮點，當時全社會影響很大。第一個是關於美國的挑戰者號升空爆炸。按照我們以往編排，都是先國內後國外，這是一個規律，領導的位置放在前頭，現在還是這樣。但當時拿到這個新聞以後，編了六分鍾，怎麽放？各種意見都有，最後我們決定就放頭條，而且六分鍾，後麵是李鵬表示悼念。當時覺得試一試，看看反映怎麽樣。結果社會上反響強烈，也有說這個國外事件怎麽放前頭？但是整個新聞界認為幹得好，領導也認為可以。有些人說這是中央台新聞改革一個很重要的標誌。
記者：為什麽後來很少見到《新聞聯播》這樣編排？
楊偉光:後來也有，但是沒有那麽轟動。
記者：還有什麽轟動的事呢？
楊偉光:再就是1987年3月份，六屆人大五次會議，當時正是反自由化，國際上認為中國倒退，當時中央領導決定，利用這個會議解疑釋惑，所以安排了八次座談會，中宣部副部長是報道組副組長，說楊偉光你看看怎麽辦？我們就提了一個方案，把八次座談會現場錄製剪輯播出，那是很大膽的。當然馬副部長（編者注：馬慶雄，時任廣電部副部長）通過了，艾部長通過了，然後拿到人大，人大激烈地爭論，說那怎麽行？實況剪輯播出，不得了。我說對領導同誌現場的回答內容，加以整理，修理，然後領導看，第二天發。那跟以前的情況不一樣了。國內可以不讓人知道，但是外國人最尖銳的問題人家廣播會放頭條。那次有些問題是非常尖銳的。比如說一些記者問彭真，中國分改革派和保守派，彭真你是改革派，對此有何評論？
記者：這個當時也播出了麽？
楊偉光:播出了。主要是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銳的問題。
《焦點訪談》：“中南海開了一次座談會”
記者：為什麽說電視新聞改革是從1993年真正開始？
楊偉光:1992年底，那時候中宣部丁關根同誌主持工作，有一天新聞局的局長到我辦公室，他說現在中央領導要求抓一些熱點問題，重大的熱點問題，要群眾去發表意見，然後通過這樣的方式平衡心態。對熱點問題，我們過去有《觀察與思考》，屬於揭示問題的，《觀察與思考》幾起幾落，形勢好的時候大家自由一點，出來反映情況，稍微緊張一點就挨批。1989年的時候就是挨批階段，不敢談問題了。到1992年底我想這些熱點問題很難，如果這次是中央的一個決策的話，光這麽說不行，你應該有正式的文件，下達給所有的新聞界，我是根據你的來做。結果1993年春天中宣部發了報告，裏麵把這個寫到了。
記者：《東方時空》是在這個時候搞起來的麽？
楊偉光:對。他們先錄了一個叫《新太陽》的節目。我說你們的“新太陽”不好，老太陽是毛澤東，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澤東？我說不行。孫玉勝非常堅持，說這個好，說太陽每天都是新的。當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說有這麽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會按照政治的觀念走，最後我說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會找你的，肯定找我。後來提出一個“東方時空”，我說就這個吧。當時為什麽說《東方時空》不能在黃金時間播出？因為早上看電視的人少，即使有問題也影響不大。
記者：一年以後又有了《焦點訪談》，觀眾們在那個時期感到了一種新氣象。
楊偉光:那時候我們《新聞聯播》後麵有個15分鍾的專欄節目，是好幾個部門做的，社教、軍事什麽的，時好時壞，收視率很低，廣告也沒有多少。我說我們現在是不是把熱點節目放在《新聞聯播》後麵？後來就是《焦點訪談》。
記者：《焦點訪談》出來後內部反應如何？
楊偉光:出來以後不斷有些小毛病，後來在中南海開了一次座談會，對怎麽辦好《焦點訪談》進行總結。第一，必須實事求是，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要與人為善，報道這個東西不是出難題，是解決問題；第三個要連續報道，你既然揭露這個問題，人家不理你，這樣社會效果不好，盡可能有結果；第四個，對一個地方不要過分集中，一個禮拜搞兩三個，受不了；第五個，中央開會的時候，節目不要點哪個人的名，這個很重要。如果那天點他，那是很難過，特別怕領導同誌第二天講話的時候說，昨天《焦點訪談》什麽什麽，那樣不好。
《新聞調查》：“說明那50%的選題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
記者：看起來當初《焦點訪談》的路子還是對的，而且一直走到今天。
楊偉光:《焦點訪談》出來以後，很轟動，領導群眾都關心。到了1996年，我想我們還是沒有一個深度的評論性的節目，要有像美國《新聞60分鍾》這樣的節目，這樣才算改革差不多了。後來《新聞調查》方案就這麽定了，然後開始操作。
記者：《新聞調查》節目曾經非常受歡迎，但現在也麵臨尷尬，有些老百姓最關心的社會問題，可現在輿論監督節目的成活率隻有50％，這對《新聞調查》來說成本特別高，風險特別大。
楊偉光:這看你分析得好不好。我的體會，而且我認為很多問題不在於能不能來講，而在於你怎麽樣講。真正不能出題的很少，那是你把握不好。你們現在能有50％，畢竟還是50％，說明你那個50%的選題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如果解決了這個問題，可能奔著80%、90%。
記者：1990年代前期的時候，那時《焦點訪談》的輿論監督報道比例達到三分之二以上，現在退得厲害，《新聞調查》也退得厲害，時代發展了，輿論監督反倒越弱了麽？
楊偉光:當時抓社會問題，因為《新聞調查》一個禮拜才一次，矛頭指向性不一定是哪個領導哪個單位，確實是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焦點”有時候也是，做一點社會問題。現在有的省委書記、省長就怕查出來什麽問題，影響他們再升官，影響他們的官位。
記者：您覺得目前做哪些選題更好？
楊偉光:還是要多發現社會問題，比如現在兒童教育有很多問題。一種是小皇帝誰都不能動，賈寶玉一樣，賈母全包了。一種是望子成龍，什麽家庭教師亂七八糟，你們能分析一下很好。還有我們的浪費現在太大。你找找浪費現象，做做題目看看。這個肯定能播。
記者：《新聞調查》以前有一段時間做鴻篇巨製較多，例如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命題，不知道這種選題是否來自您的趣味，還是欄目自己的選題？
楊偉光:你剛才講的這些題目，讓我選的話我不選。讓雜誌去登。
《實話實說》：“我有點生氣了，你們是不是我說的都無所謂？！”
記者：從1992年到1996的新聞改革，主要是來自您個人的想法麽？
楊偉光:我覺得客觀上是這樣。如果不是我當台長不一定有這個創新。因為很難的。我自己很注意把握。我講“度”，我不激進，太激進非出事不可。還一個，我很多思想很多觀點是得到丁關根的支持的，我跟他們匯報，他們認為很好。
記者：在實現您的這些設想時，當時有哪些困惑或者壓力？
楊偉光:很難。做節目總體上我這樣把握，因為我們每年不會幹很多事，改革的事情都是我親自操作的，特別是新聞，我的本行，我的優勢。我長期形成追求的東西，但是我不是一個晚上就完成，我是一步一步走。這些改革裏麵，惟一不是我提出來的是《實話實說》。我提的是《新聞調查》，1996年的《新聞調查》。如果說我完成整個新聞改革逐步的深入，那麽《新聞調查》是到了一個高峰。後來有人弄了一個《實話實說》，播了幾期以後出毛病了，不是大毛病，小毛病，但是很傷感情。有一個例子，有個小孩，崔永元問他，長大以後什麽理想？他說長大以後我到美國哈佛大學，這本來也可以，結果崔永元問他，北京大學也還可以。這一句話觀眾不幹了，當然哈佛是世界著名大學，觀眾覺得這樣瞧不起自己，一下來火氣。我說你們注意一下別傷民族感情的，雖然不是政治問題。第二次又出了也是同類問題，第三次又出，我有點生氣了，你們是不是我說的都無所謂？！我說這樣，《實話實說》節目不播了，先總結經驗，一個月沒有播，有人傳了一個消息，說《實話實說》因為亂說，某個中央領導有意見，停了，實際跟他沒有關係。
新聞觀：“太興奮了會把事情做壞，太擔心了也會把事情做壞”
記者：您當台長的時候有沒有因為來自公關的壓力，把某個節目斃了？
楊偉光:我不是沒有槍斃過節目，我槍斃過。一個時期，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不然為什麽要審查？最典型的一次，克拉瑪依大火死了一些小孩，我看完這個節目，節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我說克拉瑪依的群眾情緒躁動得很厲害，我說這個節目播了以後，是會對當地群眾情緒的一種平息，還是火上澆油？如果火上澆油的話，就不能播，如果能平息他們的情緒，不會鬧事那就可以。問題是那邊已經白熱化了，你現在播了這個，會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親友憤怒起來以後，向領導施加壓力。結果那記者哭著抬不起頭。三天以後，中宣部發出正式通知，克拉瑪依有關報道不要再報，局勢很不穩定。大家說楊台把節目壓了是對的。
記者：您一直所說的新聞上的“度”有什麽標準麽？
楊偉光:這個“度”很難用尺子，要完全根據當時的政治氣侯，觀眾的思想狀況，和這個問題應該談到什麽程度來決定的。“度”，是一個很高的領導藝術，也是一個人能否成功的關鍵。政治上的把握就是這樣。很多人這麽小的事情一下子做砸了，是不注意“度”的把握，太興奮了把事情做壞了，太擔心了也把事情做壞了，心態非常正常就把事情做好了。
記者：你們那一代人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可以提供點經驗嗎？
楊偉光:我那代人一個是機遇比較好，大家心很齊。一天到晚全幹活，就是把活幹好。我們做事情都很認真。事實上是前一個改革為下一個改革已經鋪墊了，讓人有了思想準備，而下一個改革是前一個改革的必然的延伸。你想想，如果在1993年播《新聞調查》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1993年把《焦點訪談》放在《新聞聯播》後麵行不行？那也是不行的。所以，這些東西要判斷當時領導接受的程度，你要培養他適應這樣，不斷往下走。一句話，欲速則不達。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