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1日，崔永元帶著26名隊員重走長征路，從他們邁出長征第一步那天起，與讚美相伴隨的質疑與批評一直沒有停息。因為崔永元個人曾經患有憂鬱症，有人認為“我的長征”不過是用幾千萬預算打造的一出遊戲，一劑幫助小崔治療失眠的偏方；一場打苦情牌的“公費旅遊”。在長征途中，甚至有網友認為崔永元拿“長征”來標榜自己，
羞辱了許多人的情感、良知、信念。麵對質疑，小崔有著怎樣的態度，崔永元做客央視《麵對麵》，在與王誌的對話中，責任、良知與尊嚴是幾個無法繞開的關鍵詞。
看不慣娛樂的淺薄
記者：有人質疑《我的長征》用幾千萬的預算來幫小崔治療失眠。
崔永元：我失眠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自己職稱沒評上，房子不夠大，車不夠好。我從來沒有為這樣的事失眠過，我失眠的時候是我晚上看電視，看到我的同仁做的一些瘋狂娛樂的電視節目，讓我感覺到淺薄，不負責任。在這樣一個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中國人用這樣一些特質，想在世界上站立起來，我覺得很難。我是因為這個睡不著覺，所以我想呢，我能改變其中一些人什麽呢，我是一個做媒體的人，做電視的人，我覺得如果他們參加我們的節目，能對曆史有興趣，願意獨立思考，可能就功德無量。
記者：那通過這次長征，能改變什麽呢？
崔永元：隊員們起碼對長征段曆史有興趣了。過去極左的那套東西，弄得很多人現在反感這段曆史，現在大家排斥它，我覺得負責任的態度是想盡辦法去搞清楚它。我們這一代人，四十多歲人，基本上是在社會上幹事的人，所以這個社會有責任，應該這撥人來承擔責任，但情況其實挺不樂觀的。比如我沿途看到的紀念館，很多紀念館的照片擺的是錯的。我認為比如是領導人的照片，那一定要按照當年真實的情況擺，對不對？還有我覺得有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就讓我們把真的曆史事實給忽略了。這段曆史得有人不斷地說，得有人把它當個事，比如說媒體就應該總說這個，這是一個公共電視台的責任。我個人的理念，通常是能影響幾個影響幾個，當然影響更多更好，你高質量的影響了一個人，也算你沒白幹。
做慈善自己得到的更多
記者：有人質疑，這幾個月下來，公益到底是做了包裝呢，還是做的實事，拿事實說話？
崔永元：我們慈善做了25種，體會到了無窮的樂趣，甚至我說，為什麽很多人熱衷於跟我們做好事呢？因為你這周做了好事，下周中央台就給你播出來了，因為這個有些人也願意做慈善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對的。有人認為這很功利，但功利有一萬種的時候，你就讓他選這種功利，我覺得向善也需要鼓勵，隻要能鼓勵出善來，就是好事。
這次我們蓋了二十所學校，得到了大益普洱茶、愛國者數碼這些有愛心的企業的支持。我們放了130場露天電影，放電影的那場麵太讓人難忘，最多的一場有3000多人。孩子怎麽說？聽說過電影，第一次看，最受歡迎的電影是《太行山上》，看電影的時候，當我們部隊衝鋒的時候，全場呐喊，這是我小時候經曆過的場麵。我們幫助了230多個小學，慰問了300多位老紅軍，給他們發了羽絨服，發了水壺，發了暖手爐。還修了八座無名烈士墓，因為有名的都有人修了，無名的都年久失修了，我們全把它修好了。
但是你聽聽這些慈善舉動，哪些需要深思熟慮，都是雜亂無章，都是舉手之勞。做慈善的人都需要調整心態，因為做慈善容易得到仰視，所以你就很容易俯視，覺得你像個救世主，你確實幫助了他，這不假，但是其實你得到的更多，比如我說的那種心靈的淨化，這哪是用錢可以買來的呢？
記者：你曾想過邀請明星為當地百姓舉辦公益演出，後來為什麽放棄？
崔永元：我發現根本不需要，我也是著名的演藝界人士，他們根本都不認識我，我們到那演出沒有意義，演出要花錢，我們用這個錢能幹點像模像樣的事，有什麽不好。走到湖南的時候，我們真的開始心痛了，小孩不知道足球是什麽，那時候正踢世界杯呢。做慈善活動，讓我改變了我過去的一些想法，過去總覺得慈善應該是李嘉誠、霍英東他們做的。走了一圈後，我發現，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慈善，而且做慈善花不了那麽多錢，你可能隻有一千塊錢，你就能讓一個學校翻天覆地，他們用好的黑板，好的課桌椅，五顏六色的粉筆，玩具，甚至他們喜歡的一些書籍全配齊了。
記者：除了錢，還能用什麽樣的方式幫助他們。
崔永元：回來以後我就和中國紅十字會聯係，想建一個基金來培訓鄉村教師。把鄉村教師請到北京，讓他們住好的賓館，每天洗熱水澡，要讓他們換襯衫，吃好吃的飯菜，然後坐火車，坐飛機、坐出租車，看電影，看話劇，看歌劇、看芭蕾舞，看展覽，看最新的科技展。然後他們腦子非常豐富就回去了，因為在農村裏，老師在給孩子講課的時候說，飛機是一個更便捷的交通工具，孩子們問老師，乘客坐在哪兒，他說坐在翅膀裏麵，你相信這樣的老師能教好學生嗎？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讓這些教師眼界開闊起來，精神貴族起來，然後再回到自己的崗位去教那些孩子，這個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
國民素質出了大問題
記者：在長征行走中，你曾對隊員們說，如果讓日本或者韓國的隊員來走，一定會走得比他們好，這樣的話是光刺激呢？還是另有深意？
崔永元：其實我很著急，我在日本的地鐵上，看到一個人喝得醉醺醺，前麵的人都不躲，我覺得這些人真給他麵子，我們無論如何要讓開他，恨不得給他拽到站台上。但是那些人都不躲，過了一會兒，“哇”他吐了，吐得前麵那個人身上都是，結果那個人把手絹掏出來，他先給那個喝醉的人擦，我們很難做到，真的，這些東西其實挺刺激我的。因為我看的越多，越覺得心裏難受。我就想，我們的足球隊踢不過他們，我們產品不如他們好，為什麽？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就是因為我們國民素質整體要比人家低，我們才什麽都不行，我著急這個事情。
記者：你是不是多慮了。
崔永元：這個事真的不歸我管，但是我總是一看到就想起來，你怎麽辦？我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每當我出國，不管到一個什麽國家，我那個護照都被人家三番兩次地檢查，懷疑的目光，我很不舒服，我覺得我這樣的經曆不是我一個人有，很多人都有。為什麽大家不在意呢？我們就願意低人一等？
記者：很多人在意可能不說。
崔永元：我覺得媒體的人必須說，這樣大家就可以探討一下什麽原因。我記得前一段有關部門說我們的人出國旅遊太丟人，要整治，要做文明培訓，但其實，我看那些毛病，全是在國內養成的，他們在國內旅遊、生活、工作全是這麽個狀態，你讓他拿上一本護照，穿上西服一出國，就變成謙謙君子了，怎麽可能呢？所以我覺得很無聊，為什麽要對出國的人進行培訓呢？他在這個國家就可以隨便，我覺得應該在這兒就規範他。
記者：那每天都在講愛國，很多東西提醒我們愛國。
崔永元：愛國是愛什麽，其實包括愛國家的臉麵，每個公民做事都那麽不得體，這個國家就沒有臉麵。有一次我在迪斯尼看到一個特別胖的美國人，穿著一個大褲衩，那褲衩上是美國國旗，我就覺得哪個國家年輕人都這個德行。到晚上了，他們在降旗，奏國歌，他馬上站在那兒，一動不動，捂著自己的胸口，表情非常嚴肅，那個瞬間很讓我感動，我說你看這就是國民教育的成功，就是無論你處在什麽地方、什麽狀態，國歌奏響時，你要表現出敬畏之心，尊敬之心。你看看咱們的體育比賽，奏國歌，我們的觀眾，坐著的、接手機的、交頭接耳的，幹什麽的都有。包括我們在長征路上的一些爭論，比如該不該排成隊，見到無名烈士墓的時候，應不應該鞠躬，這些爭論我認為都是不應該出現的，為什麽？我覺得這是這個國家的儀式，這個儀式不能少，表示我們的尊重，敬仰，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當中有很多儀式，我們可能就是儀式感的東西太少的，形式感的東西太多了。
搶救“口述曆史”
記者：那很多人認識你是從《實話實說》開始，很多觀眾都說了，還是最喜歡《實話實說》時候的你。
崔永元：那時候年輕、漂亮，腦子靈，肯定更招人喜歡，人到中年以後看不慣的多，磨磨叨叨閑言碎語的，也真的是挺招人討厭的，但是人可能就是有這麽個過程。
記者：那下一步你有什麽計劃？
崔永元：我現在開始著手收集各個階段的曆史素材，我指的是口述曆史，我希望在能找到的各個時段見證、參與過曆史的一些人物，我都能和他們麵對麵地交流，比穿名牌衣服，開好車、吃好飯，受到別人的誇讚，得到什麽莫名其妙的榮譽都重要。
記者：你怎麽給自己定位呢？
崔永元：我是一個電視行業裏可以獨立思考的，優秀的知識分子，而且在電視行業裏這樣的人不多，我一直是這麽認為的。
記者：但是在很多人的眼裏，你還是最好的談話節目主持人，你仍然很有市場。
崔永元：談話節目我是第一高手，沒有問題，讓我操縱一個現場幾百人，上千人的時候，我從來沒有緊張感，我能在第一時間聽到對方的意思是什麽，我能用最精煉的語言把它概括出來，我想都不想開兩個玩笑就可以讓滿場大笑，那東西沒什麽用，那東西可以扔了它，聯歡會的時候拿上來使使就行了，所以我必須得找冷門，我現在覺得最冷門的就是這些口述曆史，口述曆史者的搶救，及時搶救，這是最冷門的了。我希望等我女兒長大的時候，她想了解這段曆史，我就說你到資料館去翻，所有的影像都有，我女兒看完了特別受感染，覺得非常棒，她就問誰做的，我就告訴她是你爸爸做的，你爸爸當時掏錢自己做的，總得有人幹這個事，我們不能什麽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