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性戀群體走出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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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知道,在公開以同性戀者的身份,為複旦大學醫學院的學生講授《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這門選修課之前,智同(化名)拿出了多大的勇氣和決心。


  之前,他對自己的這一身份守口如瓶。“我害怕給人用像看怪物一樣的目光來看,尤其痛恨獵奇的目光。”他說。


  但智同還是邁出了這決定性的一步。


  11月7日晚,複旦大學醫學院的一個教室裏,座無虛席。智同首次以一個同性戀者的身份,走上了講台。麵對台下眾多疑慮和挑剔的眼光,他坦誠地說道:“對於醫學院的學生們來說,解剖實踐是很重要的。作為一名同性戀者,我願意做你們的一個活標本。”


  令智同動容的是,話音剛落,台下學生即用他們的掌聲,傳達了對他的勇氣、責任心的理解和讚賞。


  智同隻是千千萬萬同性戀者中的一員。除了性取向不同,他們與絕大多數異性戀者並無二致。


  長期以來,同性戀者一直遊移在主流社會的邊緣地帶,被由偏見和習俗倫理組成的堅冰重重圍困。但當堅冰漸漸消融,同性戀者也便漸漸走出冬季。


  複旦的苦心


  《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是複旦大學本學期為研究生新設的一門課程。這在中國高校中,史無前例。而這門課,據傳也成為複旦大學有史以來,第一個向校黨委書記征詢報批意見的課。


  最先構思在大學裏開設這門研究課程的,是“2003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獲得者杜聰。


  “我自己是個同性戀者,親身感受到對同性戀者的歧視來自於誤解和無知,而目前還沒有哪家大學以同性戀本身為中心,從不同角度進行係統而全麵的研究。今年春天,我遇到了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高燕寧老師,和他提起此事,他也非常感興趣。”杜聰說。


  研究生院對此態度謹慎,並專門向各方征求意見。校內也頗有爭議。適時,複旦大學社會性別與發展研究中心邱曉露副教授對其他老師說:“同性戀這個現象是存在的。我們開設這門課,不是從獵奇的角度,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幫助同學們去正視它。應該開。”最終,讚成的意見成了主流力量。


  周磊明是當時選修這門課的唯一一名學生。但經過眾人口傳和網絡,10月22日晚當李銀河教授為學生授課時,旁聽者卻擠滿了整個教室。晚上6時開始的講座,下午4時就已有學生去搶座位。


  促成此事的高燕寧教授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來形容他所做的工作:“我隻是在傳統公共衛生的牆上鑿了一個洞,讓社會科學之光射進來。”


  學生們的反應使高燕寧深信,他的努力並未白費。


  一位叫張潔的學生課後給智同寫信說:“通過和您的交流,使我對gay(指男同性戀者)人群的認識又進了一層。同性戀者是弱勢人群,應該得到社會更多的理解和關注。我非常願意為你們做一些事情。”


  而用複旦學生周曉偉的話來說,這種力量必會象“波浪一樣延伸開去”。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我們這個社會越來越進步和寬容。”杜聰不無欣慰。


  麵具背後的弱勢群體


  盡管在複旦大學表態願作“活標本”,但智同也並非沒有顧慮。


  主持人在作介紹時特意強調不要拍照:“這可能會給智同先生帶來生存危機”。


  智同的尷尬,幾乎也是所有同性戀者遇到的難題。


  誰也不知道上海目前有多少同性戀者。“我們是人群中的少數,但隻要我們每個人舉起手,那將是一片森林!”一位同性戀者這樣描述他們的存在。


  據科學調查,同性戀者的比例約占總人口的3-5%左右,這就意味著,在我國大約有3000萬左右的同性戀者。


  但由於社會上的誤解和固有的偏見,這片“森林”,仍然深深地躲在各自的麵具之下。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步步小心,生怕暴露了身份。


  “圈裏很多同性戀者在家庭和社會的壓力下被迫結婚了,這對對方是不公平的,同性戀者自己也很痛苦。”一位同性戀者說。


  敲詐同性戀者事件也時有發生。


  10月底,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審理了一項專門敲詐同性戀的案件:3名無業男子摸準了同性戀者害怕曝光的心理,通過互聯網誘出同性戀者,再行搶劫或敲詐。兩年中,被搶劫、敲詐者多達69人,涉案金額超過27萬元。


  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性健康中心醫生、張北川教授四年來一直對同性戀者進行跟蹤調查,得出了一組沉重的數據:因為歧視,30-35%的同性戀者曾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9-13%有過自殺行為;同樣是因為歧視,21%的同性戀者在身份暴露後,受到異性戀者的傷害(包括當麵侮辱、毆打、敲詐罰款等),31%的同性戀者受到來自同性戀者的傷害。


  最令同性戀者感到無奈和無助的是,由於AIDS在同性戀者中不斷蔓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同性戀者與AIDS劃上了等號。


  AIDS陰影


  AIDS令人聞之色變。


  在同性戀者眼裏,AIDS更像是一個隨時準備出擊的敵人。他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盡管性取向不同與AIDS完全沒有直接關係,但同性戀者如今已然成為感染AIDS的高危人群。


  上海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導中心副主任醫師童傳良介紹說,同性性活動大多因為一些客觀原因采取地下的方式,而且同性伴侶關係的不穩定也導致同性戀者性夥伴更換頻繁,處於混亂無序的狀態。正是這一原因,增加了AIDS在這一群體中流行的可能性。


  據了解,截至2001年底,加拿大共發現18026宗AIDS,其中77.9%的男性患者都是同性戀者;在美國,73%的AIDS病人是同性或雙性戀的男性。


  而在中國,根據張北川針對男性同性戀者的調查,2000年和2001年,分別有27和29個省(市、自治區)有男同性戀者感染AIDS病毒,感染率分別為4.9%和5.5%.


  衛生界和學界自不會置身事外,坐視AIDS的肆虐。1997年,“北京同誌熱線”成立,這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完全由同性戀者組成的幹預小組,涉及心理健康和AIDS防治等方麵。青島、哈爾濱、大連、西安等城市,也紛紛設立了同性戀熱線。


  今年4月26日,上海第一條同性戀熱線——“上海市同心熱線”正式開通。在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導中心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辦公室牆上,誌願者們張貼了同心熱線的宗旨,其中寫著:“在同性戀群體中宣傳和普及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知識”。


  20歲的同性戀者rager承擔著一項繁重的工作,即到同性戀群體聚集的地方做性安全的宣傳工作,派發安全套、性安全知識手冊等。


  不過,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秘書長董永坤對“同性戀跟AIDS是近鄰”的說法進行了辟謠:“同性戀人群艾滋病發病率高的結論,是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有關機構調查的結果。在中國,還沒有詳細資料證明這個說法。”


  正麵亮相的同性戀者


  29歲的上海律師周丹,被圈內人稱為英雄——他是國內為數不多的以真實姓名公開亮相的同性戀者。


  有同性戀者不無悲觀地說,第一個站出來的一定會成為犧牲品。因為誰也不知道公開亮相後,等待著他的是什麽。


  周丹用“一場家庭大地震”來形容家人偶然發現他身份後的反應。在多次溝通後,周丹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但他仍然倍感內疚。“即便他們能夠理解和接受的話,他們也擔心鄰居和同事的朋友會對他們造成壓力。”周丹說。


  讓周丹高興的是,當他向同事公開身份時,他們並沒有感到驚訝和不理解。


  “如果沒有同性戀者站出來,告訴大家我們就在你身邊,那麽大家對同性戀者也無從了解。”他說。


  與周丹抱著同樣心理的,不乏其人。


  杜聰是首位獲“2003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的同性戀者。“個人性取向沒有成為我得獎的障礙,證明我們這個社會對同性戀者越來越寬容了。”杜聰說。


  青島醫科大學教授秦士德,是另一位公開同性戀者身份的知名人士。


  越來越多的同性戀者開始以專業人士身份和誌願者身份參與了工作。“上海市同心熱線”的50多名誌願者,大多是同性戀者。每天晚上,他們會準時守候在電話機旁,為更多苦惱中的同性戀者答疑解惑——在麵對同性戀群體和同伴教育方麵,他們往往具有異性戀者和政府無法替代的作用。


  一個誌願者說,一個因為父母逼婚而想自殺的同性戀者,就是因為打進同心熱線得到寬慰,才在最後打消了自殺念頭,並決定去做父母工作,讓他們接受事實。


  但據周丹介紹,事實上,目前為同性戀者做事的,更多的還是來自異性戀者的努力。


  媒體關於同性戀的正麵聲音也越來越多:今年8月,性取向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我國首部女同性愛電影《今年夏天》在威尼斯電影節獲獎;李銀河在新浪網等處鼓勵同性戀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童傳良希望社會給予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一樣的平等權益,“我們應該理解同性戀這種情感和生活方式,消除偏見,給予他們尊重。”


  “不再簡單地把同性戀看作一種病態心理,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進步。”李銀河說。


  “左撇子”之夢


  在大多數人用右手的社會裏,左撇子是少數派。過去,人們曾經認為左撇子有悖常理,應該加以懲罰和矯正。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對左撇子的偏見逐步消除,左撇子們取得了與絕大多數習慣用右手的人一樣的平等權利。


  曾經在左撇子身上出現的經曆,如今,也同樣發生在同性戀者身上。


  他們所希望的,同樣也是這個平等的權利。


  周丹說,丹麥、荷蘭等北歐國家對同性戀者非常寬容,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出台了《同性戀伴侶法》,這相當於《婚姻法》。


  而在中國,這一曆程顯然更費時日。1997年,中國新《刑法》施行,刪除了過去常常被用於懲處某些同性戀性行為的“流氓罪”,這被認為是中國同性戀非刑事化的一個標誌。


  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實現了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但這比美國晚了19年,比世界衛生組織將“同性戀”從“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名單上刪除晚了7年。


  雖有許多同性戀者敢於公開站出來爭取自己權益,但隻占3-5%的同性戀群體發出的呼聲依然微弱。他們沒有法律的保障,同性伴侶在福利待遇、遺產繼承與子女監護方麵,仍然處於不利的地位。


  李銀河說,她曾多次向人大代表提出允許同性戀者可以結婚的議案,均未得到應有的響應。而同性戀不許結婚的判定,卻借著新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的製定得到強調。


  但李銀河並不氣餒。她曾在一次民間研討會上生動地比喻:在一個封閉的屋子裏,假如我們希望開一扇窗,用常規的做法也許根本沒人理你,但假如我們嚷嚷要掀翻屋頂,有關方麵就會認真考慮我們的開窗要求。法律和權益也是這樣,需要努力爭取,並講究策略。


  雖然很難斷言同性結婚在中國何時能夠合法,但中國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將是必然的、是大勢所趨,張北川如是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