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之：“顏色”並不“革命”，“自信”方能“他信” ——港藏治亂回顧

“顏色革命”從上世紀90年代走上世界舞台，伴隨著“民主”被美國人買一送一“輸送”到世界各地，作為導彈航母的必要補充，搞亂了他們想要搞亂許多國家，無論成功不成功，它都將目標地區數以百十萬計民眾推入災難深淵。30餘年的“顏色”表演，使越來越多的人破除了對“民主燈塔”的迷信，解構了“跟著”情結，狠狠打了各式買辦奴才的臉，掃了“曆史終結”的興頭。

還是毛主席說得好，沒有反麵教員不行。

不過，“顏色革命”並未終結。

想不到，這麽快就光顧到我們頭上。

回歸22年的東方明珠，突然發出刺眼的怪異光芒——發生暴亂了。

雖然，在許多位卑未敢忘憂國者的心中和筆下，這並不意外，多年前孔慶東就因為批判香港殖民情結遭到內港精英的聯手圍攻；但對於癡迷於“東方明珠”者，恐怕是始料未及的。

“曆史終結”以來的世界大勢，香港回歸走過的曆程，可讀的東西太多。

 

1

 

顏色革命一詞，不知何人所創，意味殊深：“顏色”並不“革命”，但它又非與“革命”毫不相幹。

“顏色”雲雲，不過是標誌，並非本質。其本質特征，至少有兩點不可或缺。

其一，它是美國策劃挑動的，是霸權殖民主義統治世界的工具，凡不願俯首稱臣的國家，均難免造其荼毒。

其二，顏色革命的爆發，有著目標地區自身社會矛盾積累的基礎，中情局和各式基金會通過扶植豢養走狗，主導“革命”方向，為其所用。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悖論：大眾抗爭本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結果卻變成了殖民帝國主義控製世界手段，玫瑰百合變成了罌粟毒狼。更早的布拉格之春和波蘭團結工會，就已經是這樣。

這是“曆史終結”之後，世界共運退潮，馬克思主義邊緣化之後，出現的一個普遍的曆史現象。

真正堅守初心，則被視為“極左”和“邪惡”，孤立寡援，寥若晨星。階級和民族對抗與社會矛盾，以扭曲形式表現自己，除了“恐怖”，就是“顏色”。即使在資本心髒地區，如美國的“占領華爾街”和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也不具備多高品格，至多是社會矛盾的初級表現形式。

曆史終結以來，“國家要獨立，人民要革命”的大潮終結了，“全球化”與“和平發展”成主流。我們雖然“不當頭”，但美國並未放棄稱霸，解散華約北約擴張更凶，一超獨霸肆無忌憚，幾乎將鍾撥回到八國聯軍時代。

以美國為代表的霸權殖民主義與世界人民反霸反殖的鬥爭，已成世界範圍的主要矛盾。

因此，人們才十分讚賞普京的“戰鬥民族”品格，不是在“姓社姓資”意義上，而是在反霸反殖意義上，因為在當下，俄羅斯已經成為世界上抵製美國霸權擴張的主要力量。不是他擋一下，半島、南海、台海和香港的局麵，還不知怎樣。

 

2

 

在這個視野內，香港問題不過是中美間霸權殖民與反霸反殖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是夫妻婦姑勃溪。英國因為相關而閃亮登場，其實不過是美國的附庸，幫閑湊趣，借此重溫一下舊夢，有可能就撈一把。

回歸不等於結束鬥爭，但由誰主導，則不是必然。

回顧西藏解放與香港回歸的不同設計，至少兩個亮點不容忽視：一個是掌握主動，一個是不忘初心。

毛澤東主席高瞻遠矚，訪蘇期間著手操作進軍西藏，帝國主義虎視眈眈，西藏問題緩不得。解決藏軍是前提，早解決早舒服，舒服了才能夠談和平解放。

為了大局，可以“一國兩製”，但改變農奴製度的目標不回避。自治，不能無所作為，放棄各方麵努力。農奴主階層是統戰對象，廣大農奴才是依靠對象。統戰，是我統你，不能反過來。

對大局要有清醒判斷。反動勢力蠢蠢欲動，可一再忍讓爭取再爭取。但要做好應變準備，你非叛不可，則堅決平叛，一舉解決，然後毅然改革反動製度，實現初心，解放廣大農奴。由此實現大治。

老人家走後，出現大的反複，教訓尤深。麵對港鬧局麵 ，再不必諱莫如深，正是我們今天治理“五毒”有待消化的寶貴殷鑒。

1980年代後期，H  ZH當政先後直接幹預西藏，說是“撥亂反正”，實則倒行逆施，一手導出了西藏暴亂。

其一，以落實政策為名搞階級顛倒，依靠農奴主打壓翻身農奴。

西藏和平解放與改革，毛主席始終把決策的立足點放在依靠廣大農奴上，平叛之後迅速改天換地，將民族關係推進到曆史上最好時代。西藏兩次叛亂，第一次是反動勢力不甘退出曆史舞台，有必然性；第二次，則是當事人錯誤決策造成的，並非必然。

他們全盤否定西藏民主改革的偉大成果，打著“平反昭雪”“落實政策”旗號，扶植退出曆史舞台的農奴主翻身，打壓翻身農奴，叛軍司令和眾多骨幹捧上高位，先後安排兩千多名上層人士進入政界，其“二代”也紛送中央或西南民院進入第二梯隊。叛亂分子高調回歸，補償退賠務使心滿意足，剝奪財產一律物歸原主。

此消則彼長，隨著農奴主階層勢力日長，翻身農奴在“批左”和“撥亂反正”中受到打壓，階級關係顛倒過來了。

“不能很好地團結宗教界和上層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廣大的老百姓團結起來，這是因為那些人的影響，往往比你們還要大”——就是冠冕堂皇的夫子自道。

拉薩八角街某居民辦事處負責人接受采訪者時說：“群眾說，…共產黨變了，五十年代要我們，八十年代要貴族，有個說法，上層人士的石頭和狗都落實了政策，而老百姓呢?……每年國家把幾十萬幾百萬丟給寺廟，老百姓得到什麽呢?”(《拉薩騷亂紀實》)

H ZH不吝重金恢複並擴大寺廟，但沒有打造出他們心目中的盛世，反而起到給達賴喇嘛招魂擴眾的作用。設計孕育出的“上層”，朝思暮想的是回到“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蟻、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幹預政治、三大寺可以決定西藏前途的達賴喇嘛時代”。

佛祖並未賞光，就靠加大中央輸血維穩。它釀造出一種心態：“現世靠政府包養，來世靠達賴喇嘛超度”，

倒行逆施受到廣大漢藏幹部抵製，於是“不換思想就換人”，調離不忘初心的陰法唐，換成忠實於自己的書記，這位共產黨書記，“穿上藏袍，置政教分離於腦後，親自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各級藏幹紛紛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熱，因而被稱為“喇嘛書記”。

 

其二，是否定民主改革，破壞民族團結。

借落實政策否定民主改革，抹黑解放以來民族團結的成果。強製命令式限期撤出80%的援藏幹部，使他們備受打壓處境艱難，以致許多關鍵部門無法運轉，行政機關文件無人翻譯，不得不自行終止。

經過這“撥亂反正”，反動勢力在外部勢力支持下氣焰日盛，喪心病狂地再次發動暴亂。所好中央不為所惑派，及時派胡錦濤同誌去藏主政，平息暴亂，返亂入治。不過其餘毒消除仍有待時日，影響著邊疆的安定團結。

為人民，依靠人民，是共產黨戰勝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最大優勢，依靠這一優勢，才能無往不勝；丟掉這一優勢，必然遭受挫折。

有效製亂，這是根本。

不忘初心，這點不能忘卻。

 

3

 

回顧香港回歸的設計，不能回避兩個大的教訓，一個是隻看高層忽視下層，一個是迷信港式繁榮民主，未給去殖民化運作留下任何空間。

“港人治港”，始終依靠大資本，下層眾生在視野之外。

可以一時權宜，如果五十年、一百年都“不變”，靠“先富幫後富”行嗎？

如此一來，下層難免產生一種心態：無論“歸”與“不貴”、“變”與“不變”，反正我的鴿子籠式生存“不會變”。

敵對勢力正是利用這點煽動暴亂，為其火中取栗。

香港回歸前，1995年李嘉誠才隻有420億港元，盈利隻有30億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萬億港元，相當於同期香港經濟總量的50%，盈利更是高達兩千多億港元，增加了七十倍。而這期間，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廣大港人的收入則止步不前。港人稱香港為“李家城”。

對此，港獨分子心知肚明，廢青也不是完全腦殘。

2014年9月22日，香港學聯在罷課起動宣言《抗殖反篩選 自主港人路》中，沿用了四十多年前香港學聯的“反資反殖”的口號，鼓動普通民眾反抗分配不公的資本主義。香港獨頭目在集會發言中煽動：“普選與民生息息相關”，“假普選讓政策傾向大財團”，他認為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是排除大部份港人意見，讓紅色資金壟斷提委會，“這樣隻會令香港貧富懸殊成為全球首屈一指。”《自主命運誓不認命 罷課重奏未來凱歌》的大專學界罷課誓言，也有類似煽動內容：“今天，看著香港我城被中方暴政壓碎，72萬個熱熾靈魂被一巴掌摑，繁榮與未來在中國政府與大財閥的貪欲下分崩離析，請問這是否就是香港的明天，我們未來將相伴數十年的家園?”

敵對勢力用心惡毒，他們將中央與大財團、大財閥綁在一起，以反抗貧富分化和分配不均為借口，鼓動香港底層民眾反抗中央政府，鼓吹跟著美國解放自己。由於香港缺乏左翼力量的正確引導，不明真相的底層民眾極易受蠱惑，裹挾進亂港大潮。

 

於是，為了維持香港繁榮與安定，就采取輸血政策。

朱鎔基總理有句名言：我如果不能維持香港的繁榮就是曆史罪人。

過去，這塊殖民是英國人的聚寶盆，名副其實東方明珠；回歸後，收回個無底包袱，這個令人無限神往的繁華明珠，一個子兒的稅也不交，中央政府在水電糧菜各方麵都得以超市場方式保證供應，深滬的經營設計，必須保證維持香港日衰的金融貿易地位……不惜代價煞費苦心的維護，卻落得個焦頭爛額，不吝百千億修港澳珠大橋，港獨輕鬆挑動，一個老太婆的幹擾，讓上百億打了水漂，內地房地產開發中司空見慣拆遷魄力，一片汪洋都不見了。

香港繁榮是大局，但僅靠輸血不是高明辦法。

 

4

 

香港回歸設計，從未想到去殖民化，未給去殖民化留一點運作空間。

“一國兩製”可以，但“兩製”不過是允許資本剝削製度不動，不等於大英帝國殖民主義一套可以原封不動“五十年不變”，神聖不可侵犯地搬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來。

不問姓社姓資可以，但不能不問姓中姓外。

治權、經權、司法權、話語權，原封不動。一國兩製，還得一國兩幣，連法官都必須是洋大人，訴訟文書還得用英文。

大英帝國百年殖民的文化標誌巋然不動，標誌著殖民主義神聖不可侵犯。

維多利亞灣和以殖民者命名的800多條街道原封不動，中華民族的恥辱記憶，化為輝煌存在。上海殖民標誌的地名，建國後全部更換，戈登銅像也迅即拆除，回歸二十二年了，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國王喬治六世的高大銅像，卻一直傲然屹立在香港公園。在這裏，沒有毛澤東留下一寸立足之地。標誌性符號的變動，從來都折射著社會政治的變動。列寧和斯大林在俄羅斯和東歐的遭際，最能反映時局與階級力量對比的消長；隨著台獨勢力的擴張，蔣介石的塑像作為“統”的標誌也屢被汙損；二戰中無論英殖還是日據，他們都隨即變更文化地標。標誌象征意義太強烈了，除非你故意視而不見。

二十二年後回視，當年設計有點不可思議。

“自信”方能“他信”，從而使別人信之。

原封不動的設計，源自“自信”不足，源自對西方普世包括殖民主義的迷信，“三百年殖民地現代化”“再給洋人打工二十年”是也。

十八大後強調“自信”，不是沒有有針對性的。

唐人張籍有個名句：“‘歸我’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改兩個字，用以表現精英群體收回“女王皇冠明珠”時的心情，實在再貼切不過。

東方明珠是改開樣板，為了實現發展目標，更加開放，再造幾個香港，五十年後也“不能變”。

香港的百年定位，源自“自信”不足。

多年來，在官民媒體上，香港的經商政文都是不可企及的樣板，偷渡的成功與輝煌，一直是文藝創作中傷痕控訴和資本禮讚永不陳舊的母題。

批評香港的教育沒有去殖民化，內地多年的教育改革，是“去”什麽“化”？

高校教學，馬列毛被被邊緣化，，教材全盤西化是大方向，經濟、法律、曆史、文藝方麵，無不奉西方為圭臬，以美國是非為是非。“重寫文學史”，夏誌清、李歐凡是祖師爺，文藝“走向世界”以莫言和老謀子為標杆。張愛玲是“海派文化之母”，學者與時俱進離不開談張，拿本“金鎖”，則是小資白領顯示身份的標誌。經濟學家高舉“看不見的手”，改革理念不歸哈（耶克）則歸凱（恩斯）。中學教材改革，袁騰飛是編委……

不忘初心，在“姓社姓資”和“姓中姓西”意義上，高校講壇是否早已陷落？

“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自信不足，指望跟著美國融入世界，到頭來收獲的隻能是“顏色”，這是一個普世規律。俄羅斯和烏克蘭嚐夠苦頭，今天該我們嚐嚐了，香港亂局正是美國人“賜給”我們的的“顏色”。

香港動亂，是殖民情節的喚醒發酵釀成的苦酒

“自信”，才能“他信”，使彼信我。

十八大以來強調“四個自信”，一動真格，內外敵對勢力鼓角齊鳴，一犬吠形群犬吠聲：“走回頭路了”，“專製又回來了”——隻要是有利於國家強盛和人民利益，無論你做什麽，無論姓社姓資，都是“專製”“回潮”，這已成為一個普世套路。

明白了，自然不惑。

在十三億不惑的中國人民麵前，不過是上了一堂自信課，算不上驚心動魄的狂濤巨浪，沒有什麽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