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靜泊聽濤聲
讓心之船隨思緒漂流，靜息聆聽歲月流淌的歌
最近兩次在網上卷入知青話題，感覺猶如趟進了渾水。我不是下鄉知青，但我的同時代人，包括我的姐姐妹妹，大都有過上山下鄉經曆。成千上萬的城市知識青年走過風雨四十年，上演了無數幕人生悲喜劇。如何真誠地回顧這段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回答。
幾個星期前，北京北大荒合唱團來華府演出。這些當年老知青和我們合唱團同台唱了一首《知青的歌》。歌詞是華盛頓知青協會的老知青新近創作的，作曲是華盛頓中國音樂協會會長唐渡，他自己就是曾在北大荒八年的北京知青。歌曲旋律很好聽，當我把歌詞貼西草地後，一些網友對幾句浪漫色彩濃厚的歌詞質疑。幾位年輕的網友覺得知青下鄉的經曆應該類似猶太人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曆，除了控訴，還是控訴。在這裏我再次聽到要求當年知青反思懺悔的聲音。
我所認識的旅美學人中有知青下鄉經曆者無以計數。這些年過半百的老知青經曆了“土洋插隊”，從文革上山下鄉的Survivors 成為劫後餘生的 Thrivors，表現了直麵坎坷人生的非凡勇氣。我自己也走過那個時代，不難理解這些老知青們對自己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有自豪之情。
現在年輕人難以想象這種糅合殘酷和浪漫的青春。在我看來青春和浪漫常常是如影相隨的，哪怕浪漫中隱含有幼稚，狂熱和邪惡。文革早期的紅衛兵和下鄉知青的行為，有明顯的理想主義浪漫色彩。在緬懷自己的青春時，如何選擇我們的記憶？既紀念歲月留給我們的人生寶貴財富的同時，又不忘警示後人生活曾經給予我們的欺騙，是很有意義的話題。
這個星期，謝小慶的《感謝生活》一文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8722再次引起爭論。初讀這篇文章，能感受文字中的激情，這些曾經草原的北京知青好像有烏托邦情結，記得查建英的哥哥查建國也有強烈的理想主義空想。我想很少有人對共產主義（或共存主義）神話還會有幻想，但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有社會主義因素也是合理的存在，兩者間的製約平衡是人們爭論的永遠話題。盡管政治理念有差距，我還是欣賞謝小慶熱愛生活的態度，對養育過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懷有一顆赤子之心。
後來網上搜索來更多謝小慶的以往文章，他的一些觀點非常令人不安。敏銳的阿兔對我的謝小慶評價有點失望，她覺得我的理智應該占上風的，結果還是輸給情感。為此我回了一貼：
“慚愧讓阿兔失望了。其實我坦言過喜歡中庸之道，在理智與情感中追求平衡。我以前曾比較過國師和星光，他們正好是理智和情感的兩極，理智講究規範清晰，但冰冷刻板不可愛；情感付出善良關懷，但容易迷茫上當受傷。社會也一樣，美國總統大選，我們在理智和情感的平衡中作選擇，沒有情感的社會，世界太冷漠；沒有理智的社會，世界太瘋狂。
直到昨天，我才第一次聽說謝小慶，在《感謝生活》之前，不曾讀過他的其他文章。我同意暢言的看法，謝小慶是性情中人。我在本線第一貼就表達了對他的烏托邦式共存主義的理念分歧。後來讀到他的其他文章更是對他的理性思維邏輯和結論搖頭，在國內不少文科訓練的學者都有這樣的缺陷。但他對生活，對草原，對牧民的感謝之情打動我的心，我願意相信他是真誠的，因為我願意看到這個人世間還有美好，還有真情。
這條線上多數聰明人都在說，謝小慶虛偽矯情，是機會主義騙子。若真如此，我隻有對中國對世界多一份悲觀。我情願他是理智不足情感豐富的理想主義者，就像查建國一樣的人物，好歹還可以用查建英的朋友勞瑞 · 西格爾（ Lore Segal ）用那部 “ 企鵝的遠征 ” 的紀錄片來打的比喻：“企鵝是一種笨拙可笑的動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蹣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隻要一到水裏，他們的泳姿多麽優雅美麗！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義和他的勇氣，因為如此純潔而如此淳美。”
討論中有位旅歐小妹妹說了一句話發人深省：“從個人來說，從苦難中汲取力量確實是一種寶貴財富。但是從社會來說，一個讓老百姓受苦受難的社會絕對不是什麽財富，而是垃圾。”謝小慶把個人選擇美化後的記憶裝飾他的美麗烏托邦社會空想，希望社會理想和實踐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確實是匪夷所思。難怪人們想到希臘神話中那個推巨石上山的巨人西緒福斯（Sisyphus），永遠推巨石上山，但將及山頂時巨石又複落下，周而複始的做工，卻永遠無法達到理想境界。
知青的話題還會延續下去，爭論也會繼續下去。這些討論讓人受益。
每個人的思想都有生活留下的烙印。簡楊的姐姐讓我想到《一條汾水門前過》裏的大姐；靈三二哥目前的狀況讓我想起鄂西的貧困，我姐姐當年就是去鄂西北插的隊。命運和時代的悲劇交集在一起，使生活如此沉重。
謝謝你們的祝福，也祝簡楊，公羽，靈三春節快樂！
我的前一帖最後兩句語言過於偏激，是因寫的時候情緒激動造成的，望諒解。事實上，寫之前給生活在鄂西的父母通話詢問冰雪災情，得知二哥病重已喪失語言等能力，無醫療保險，我是悲憤交加，就此打住，情緒又上來了。我曾經有過一位很好的法文老師，他總告訴我們寫文章時不能帶著情緒寫，要在心平氣和的時候寫，這樣寫出的東西才經得起推敲。我去麵壁修性去了。
祝安舟、公羽、簡揚和你們的家人新年健康快樂！
簡揚，你提到你的姐姐也是知青，經曆可以說是，“一步錯，步步錯“。而1967年11月去內蒙的那批知青，個個都有特殊的背景， 並且，今天這批人幾乎個個都有所成就。 也許問題可能就在這裏，如果要描繪一幅知青的圖畫，主色調到底是什麽呢？
我是自言自語，我想我們心裏都有個大概齊。要過年了，很多事情要辦，至少年貨要備點。以後有的是時間繼續討論。簡揚最近文章在學術中國見到過，華夏好像沒有？
祝安舟、簡揚和靈三春節快樂，鼠年舒心！
安舟，你看我們都愛上你這個地方了。
靈三，謝謝你的貼，你說的是對的。
昨晚才發現謝在XXXX大學當博導，原來還是我一位朋友的同事。也許今後到北京，我會通過這位朋友找一找謝，再把見麵的詳細情況告訴大家：）。
安舟，公羽，靈三，祝春節好，也祝你們國內的家人平安無事。
我沒有下過鄉，卻有兩個下過鄉的哥哥。大哥為了生存，違心去入黨、鑽營，生活得還不錯，但內心並不安寧踏實。二哥誠實善良，回城後當過工人，老大一把年紀的時候去讀了個文憑，拿到文憑後單位已不複存在，自謀生計，換句話說就是自生自死了。
他們在下鄉的時候，有過年輕人的愛情和友誼，也和當地農民建立了一些感情，這是“浪漫”的一麵。但他們經受了他們哪個年齡難於承受的心靈苦難和體力付出。
能說出對那個時代感激的人，大概是今天受益於那個社會而得意
或已遠離那個社會而忘懷的人。別忘了有多少你們的同齡人還在為生存掙紮。
我的一個姐姐也是知青，但這些年來，她從未和我談過類似的話題。她的人生經曆正好注解了那句老話，“一步錯，步步錯”。從大躍進，後來的天災人禍，文革，壓縮回鄉，返鄉後再插隊，下崗大潮，提前退休，到孩子遭遇高校病態擴招，真可謂一生不得安寧。
也許是因為她的緣故，我對知青/插隊有種潛意識的關心。所以，認識了黎京兄後，當看到他對人生的大起大落不喜不悲時，我不禁產生了一種敬佩。謝小慶的"感謝生活”其實是想說內蒙和插隊改變了他。1967年11月去內蒙的那批知青，個個都有特殊的背景，他們要麽是高幹的後代，要麽是名流的子女。以前和底層百姓是很少接觸的。確實，插隊讓他們看到了很多。他們由於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對政治的敏感，一直躲不開當年紅色政治的無形掌控，付出了人們難以想象的代價。有的是以婚姻，有的是以友誼，有的甚至是以生命付出。當年一起離開北京在草原經曆了生死磨難的哥兒們和朋友，有的最後因政治態度和人生選擇的劇烈分歧，如今形同陌路。但返城之後，這批人幾乎個個都有所成就，作家，畫家，學者，老師，而且還都有一個特點，即依然關注著草原，無論是那裏的生態還是那裏的牧民。他們確實是化苦難而為人生的財富。
但謝小慶是個矛盾體。插隊的真相，插隊的前因後果，莫說對於當今的孩子們，就是對於我這一代，也要從史料中和見證人那裏探明。而他作為一個老師，簡單地將插隊浪漫化，宣揚共存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雖滿足了他一時的口舌之欲，但對他的學生們則可能起另外一種效果。從這一點上說，我覺得為人師者，一定要慎言慎行，頭腦清醒。他和我接觸的那些知青們大有區別。我認識的幾位，已經成了思想者和行動者，用筆在記錄反思，在為自己和後代還原曆史的真實，以免今後有人再蹈複轍。
如果你感興趣，可上網找找兩部長篇小說，野蓮的“落荒”（她博克裏有，也許安舟知道地址），張華的“羊油燈”（她也應該有博，但小說上去了沒有，我不知道），楊健的和，黎京的華夏文集（特別看看他的“小時候”，蒼白的杭蓋，孤獨的思考者）。閑地那裏我就不參與了，我不大喜歡政論，喜歡看具體的曆史，事實勝於一切。
公羽，謝謝你對我的支持。我又寫了不少文章，以後請多提意見。
關於謝的討論，我擅自借用了黎京播顆裏給簡楊的關於狼圖騰的信，多有得罪，敬請海涵。
我很尊重二位，也深知不是大家都跟你們一樣。 不然寶玉就不會出家了：）
我在CND評論線上談到過理智與情感和政治與文化平衡。在我看來，謝是情感有餘理智不足的人，與你對他好心和糊塗的評價異曲同工。你說得對，這些人在國內很多，在我們身邊也不少。在生活中，對於理性不足卻有人性的朋友，我願意表示我的“同情之理解，溫情之敬意”，而不是冷漠的嘲笑侮辱。對自身修養而言，能做既感性又知性人當然最好。
看完謝的文章後，我第一感覺是，要麽他還停留在某一個時代，要麽我已經走出了那個語境。象他的一些用詞，在今天這種情況下，至少應該變得中性起來。如“祝賀”可改外“紀念”，“毛主席”可改為“毛澤東”等。“1968年底，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事實上也不是號召，曆史已有定論，是毛/政府轉移政治壓力和城市壓力的一個手段。
其次的感覺是，作者是個糊塗的好人。看的出他是個樂於實幹但不擅於思考的人，而文章的第一部分卻幾乎都是對一個重大曆史時代的思考。
為什麽說他糊塗呢？舉些例子。
1。他說，“要是沒有這１１年的草原生活，那我這輩子才真是太苦了。”然後給了三條理由：在草原時有過狗，騎過馬，打死過狼。而“在現代社會中，一種普遍的說法是：十萬元戶玩狗，百萬元戶玩車，千萬元戶才敢玩馬。即便是玩馬的人，通常不過是玩一兩匹，騎馬也不過是一周或幾周一次。騎馬打獵，更屬於富豪級的享受，即使有億萬家產，還需要尋找允許獵殺野生動物的地方。“他在這裏無意識地換了幾個概念。他就是當年看管著東烏所有的馬和獵狗，他依然也不是當今意義上的“富豪”。
2。“在離開草原以後的近３０年中，許多次我的學生在課堂上和私下裏問我是否信仰共存主義（多數人將之翻譯為‘共產主義’，我認為翻譯得不準確），我都明確地回答：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虔誠的共存主義信徒。”
共產主義怎麽能變成共存主義？前者是過去國內通用的說法，後者是作者自己的創見，但至今還沒有任何政府官員和學者同意，他也沒有權力把當時的共產主義改成共存主義。“許多人把她作為科學來信，我把她作為宗教來信。我的信仰固然與自己的閱讀和思考有關，但更主要的是來自於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曆和人生體驗。對共存主義的信仰是基於對人性和人類未來的樂觀主義態度之上的。”
共存主義是國外的COMMUNE，和共產主義是兩碼事。共產主義也不象他說的那樣，是一種科學信仰，而是一部份人的假說，後來在勞資衝突中占了一時上風，但因為它先天畸形，鼓吹暴力和所謂的平等，對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害。僅以前蘇為例，“1990年1月30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從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權獨攬的25年間，共有3,778,243人死於非命；1991年6月14日，蘇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這一時期內有420萬人被鎮壓”（王寬 十月革命的救贖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關於社會主義那一段，他的認識也是錯的。因為他至今都不清楚，中國從前搞的那一套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集權主義。
但我為什麽又說他是個好人呢？
讀文章的第二部分“感謝生活給予我快樂”，讓我覺得他是個好人。這些人在國內很多，象我們的一些親戚，朋友，老師和同事。是典型的中國人，想的少，做的多，內質樸素，無論什麽樣的教育也不能讓他們消失自己的本色。他的文章能引起那麽多的爭議，就是因為他本身很衝突，但他自己認識不到，反而對自己很滿意。
我盡管對他持有這樣的看法，但不讚成人們在討論中非要說服和改變別人的態度。讓他這樣想好了，你不這樣想就行。他和好多老知青一樣，這些年來也在為牧民們辦事，你說他糊塗也好，清醒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