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否相信，1974年2月，在“批林批孔”運動時，五位國際知名旅行商應邀來到中國，洽談開放國門、發展國際旅遊的可能性。雖然這次交流未能取得實質成果，但卻標誌著中國現代旅遊發展邁出的第一步。
您是否知道，1977年10月，在《祝酒歌》的歌聲中，中國重啟國際旅遊合作談判，並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而奠定1978年成為中國現代旅遊發展的元年。
在推動中國旅遊業起步的諸多國際力量中，瑞典裔美國探險家、林德布雷德旅行社創始人拉斯-埃裏克·林德布雷德（Lars-Eric Lindblad）無疑是其中的一位領軍人物。 1983年1月，林德布雷德先生出版自傳 《PASSPORT to ANYWHERE》。書中一章“CHINA — Breaking through the wall”《中國——突破高牆》，詳細記述了他與中國合作開拓旅遊業的親身經曆。那些鮮為人知的故事，不僅展現了中國當代旅遊業起步時的艱辛，也真實映照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在開放與發展進程中所經曆的變革。
2024年是林德布雷德先生初訪中國50周年、逝世30周年，同時也是我個人投身旅遊工作40周年。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我選擇將書中這段極具曆史價值的章節翻譯成中文，以作紀念。在翻譯前，我專程征求了林德布雷德先生的兒子Sven-Olof Lindblad 的意見，並得到了他的理解與支持。文中所見小標題，為方便閱讀，由譯者補充。希望通過這份譯文，能讓更多人了解半個世紀前的1974–1978，中國國際旅遊的發展從零到一的跨越。
同時，也誠摯鼓勵大家閱讀英文原著。本書可在亞馬遜購得，原文敘事的力量與質感，更值得細細品味。
中國 - 心馳神往之地
在我的生命中一直夢想著去中國。那片我的親屬曾經傳播過福音的土地令我著迷，而西藏則更具誘惑。我所崇拜的英雄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為我展現了中亞、西伯利亞、中國以及西藏的廣袤版圖，我搜集閱讀了他所有的著作。任何一個能夠在灼熱白日裏將自己埋入沙中、夜間跋涉於戈壁沙漠，經曆數周後終於走出死亡之海的幸存者，必定具備一種古典探險家的特質，我希望成為那樣的人。
赫定先生住在斯德哥爾摩。十四歲那年的某一天，我冒昧去登門拜訪。難以置信的是，他居然請我進屋聊天，並講述了他的經曆。這次會麵確定了我將來所要追逐的夢。在我日後遊曆世界的那些年，這些夢始終在湧動。問題在於中國一直是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那裏的政局絕非良性，多年來美國政府覺得可以忽視擁有一億多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我和許多人一樣，對此很難理，無論政體和意識形態有多大差距或其內部弊端多難以接受，也不至如此。
其實台灣也好不到哪兒，政府腐敗且不得民心，但卻被假定是代表大陸十多億人民的合法政權。1959年我到台北時，每個排隊過海關的旅客都會被移民官詢問是投票給尼克鬆還是肯尼迪。答複的結果立竿見影。肯尼迪支持者的行李被翻了個底朝天，而尼克鬆支持者的碰都沒碰便迅速通過。這讓我們排在隊伍後麵的人學聰明，立馬調整選票，整條隊伍瞬間全成了尼克鬆的支持者。
但正是尼克鬆首次攻破了那堵自1949年築起的高牆，這讓我感到非常高興。從獲悉中國將可能開放旅遊的那一刻起，我便決定要成為將遊客送往中國的首批旅行商之一。在著手策劃林德布雷德旅行社1973年度旅行計劃時，我聯係了中國國際旅行社，結果碰了第一個釘子。他們禮貌地回複說本機構並非為服務美國旅遊客人所設；無論人多人少，今後的計劃也是繼續隻接待應邀訪華，具特殊興趣的小型參觀團。（譯者注：中國國際旅行社，簡稱國旅總社，英文名稱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s，縮寫CITS，當時與中國旅行遊覽事業管理局，即國家旅遊局的前身合署辦公，所謂兩塊牌子，一套人馬。）
我徒勞地試圖勸說他們讓《林德布雷德探險者號》遊船來中國沿海，我們可以自行提供住宿，客人登岸遊覽可以徒步，這既不存在酒店問題，也沒有交通負擔，更不會給當地人增添麻煩。我反複與旅行社聯係溝通，但似乎毫無進展。
1974年2月，我剛成功結束一次南極航遊，乘坐《林德布雷德探險者號》沿智利海岸返航，行駛在從麥哲倫海峽到聖地亞哥的中間海域，這裏海岸嶙峋綺麗，點綴著許多內陸水道和峽灣。正當我們朝著位於將智利與阿根廷分隔的安第斯山脈西麓，一個名為蒙特（Puerto Montt）的小港時，船上電訊室收到一份電報。這是我在埃塞俄比亞航空工作的好朋友漢斯•溫特 （Hans Winter) 發來的，電文說已為我拿到一份中國國際旅行社邀請函，讓我立即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討論未來旅遊的可行性。這是我多年來一直期盼的突破，尤其是在過去一年我所做的所有嚐試都碰壁之後。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時刻！但又存在一個巨大的難題。電報特別囑咐我必須在四天內到埃塞俄比亞領取簽證。此時我們的船距蒙特港還需一整天的航行。從那裏，我將麵臨著橫穿安第斯山，到達阿根廷偏遠且貧瘠的地區，然後搭上一班飛機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從那裏我可以飛巴黎，才有機會銜接埃塞俄比亞航空，在緊張的時間內如期抵達亞的斯亞貝巴。 我研究起路徑，地圖和航班時刻表。我們正處在一個沒有比這更糟糕的困境之地。由於政治原因，從智利直接飛往阿根廷根本不可能，唯一選擇是陸路跨越安第斯山到阿根廷中部的巴裏洛切（Bariloche）機場。要到巴裏洛切，我必須搭乘跨湖蒸汽渡輪，轉乘私家汽車爬過一個個山口，途中大約需要六次這樣的換乘。這是一次穿越半個南美洲、橫跨大西洋到歐洲、再南下到埃塞俄比亞，然後飛過半個地球到中國的不間斷的旅程。
這趟縱橫世界的旅行著實可以大書特書。我坐著輪渡跨越了不隻是一個智利的湖泊，而是數個。湖與湖之間綿延著看似無盡的山巒，汽車在山路上如同加拉帕戈斯龜一般爬行。當我最終穿過這兩百多英裏的路程，到達安第斯山另一側的巴裏洛切時，慶幸沒等多長時間就順利搭上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航班。奇跡般的更是當晚居然有一班飛機前往巴黎，而且可以有充足時間銜接上飛往亞的斯亞貝巴的埃塞俄比亞航空的航班。
1974 - 首次中國之行
我和五位旅遊業同仁從埃塞俄比亞出發，都是應中國國際旅行社（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s, 簡稱 CITS）的邀請。我精神興奮但精疲力竭。這趟穿越南美、跨越大西洋的飛行，再加上到非洲的航程，鐵人拉力般不間斷的旅途勞頓幾乎耗盡我的體力。可為了這一次旅行，我已等候多年。從1949年到1974年，中國一直緊閉國門。我僅是透過在瑞典的姑媽（姨媽）的眼睛遠矚過一次，她曾在1954年時被特許訪問過中國。
我們一行抵達中國時正值政治氣候趨向緩和，但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的造反運動仍在進行。1974年毛和周都還健在，“批林批孔”運動正搞得轟轟烈烈。舉國上下都在揭批曾被認定是毛的接班人林彪以及儒學思想家孔子的“罪行”，工廠、學校和各個單位都被要求組織召開批判會。 我記得在一個幼兒園教室裏發生的一幕令人驚恐的場景。幾個四五歲的小孩圍坐在一張桌子旁，突然，一個穿著整潔的新衣服，可愛小女孩站起來發表了一通長長的演講，最後，她舉起左臂握緊小拳頭高呼：“打倒孔老二，打倒林彪！”。立刻，所有其它的小拳頭也都攥緊揮動，高呼同樣的口號。另一個小女孩也跟著站起身，聲嘶力竭地控訴她從父母親那裏聽來的有關“解放”前的舊社會之黑暗。
所到之處，我們都能見到同樣事情，證實意識形態壓力的無處不在。畢竟那是1974年，當時內部派係鬥爭的結果是讓曾被清洗，靠邊站的官員重返工作崗位，從而引入新的改革機製，最終清除四人幫的禍國殃民。
但在我們當初抵達時，並沒有任何改革的跡象。官員們都心懷恐懼，尤其是害怕與外國人交談。所有官員身著一模一樣的中山裝，讓你根本無法辨別誰是領導。他們忌諱通報個人姓名，隻稱自己是中國民航（CAAC）或中國國際旅行社（CITS）的代表。我們永遠搞不清自己是否在與決策者會麵。
在第一次會談中，我詳細闡述了我們訪華計劃的優勢在於可以將《林德布雷德探險者號》帶到中國訪問沿海港口城市。我不確定我是否在與能夠就此做出決定的人進行交談，直到會議結束我也沒搞明白。但是，會後我們被允許去上海、杭州、廣州等城市參觀，最後再回北京，中國首都，即許多西方人所熟悉的北平。我和我的旅遊業同行被拚入一個法國外科醫生旅行團，這是那種可以得到政府特許並在限定範圍參觀遊覽的“專業”團體之一。
當我們談論對各地參觀訪問的觀感時，旅行團成員之間存在相當多的爭議。我們的訪問日程中包括大量的宣傳與灌輸活動，例如參觀縫紉機和自行車廠、住宅開發區、人民公社和幼兒園。但很少帶我們去觀賞人文或自然景觀。與一團的法國醫生在一起，我們被要求去參觀醫院，觀看用針刺麻醉對患者實施手術，這在當時的西方世界中鮮為人知。我不清楚這種方法效果如何，隻能如實稟報當手術刀切入時，患者的臉上因痛苦而扭曲。但整個過程看上去仍然非常引人入勝。
到處都對毛的語錄盲目信從。一種宗教的狂熱似乎掌控了即使是絕頂聰明的人。毛的著作便是聖經。人們依此為生，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都來運用它。對他們來說，毛的話語會創造奇跡。它能解決問題，創造就業，讓婦女懷孕，也能為想結婚的女孩找個丈夫。在縫紉機廠時，滿臉莊重的經理介紹說“感謝毛主席英明領導和偉大思想，讓工廠的產量多番增加。”他還說，“有一次我們在努力研製一台能縫三種不同針腳而不是隻能縫一種的普通縫紉機時遇到了難題。於是我們回到宿舍學習毛著。學完之後，我們找到了方法，立即設計製造出這種高級縫紉機。先前之所以失敗，是沒有好好讀毛主席的書。”
和我們打交道的多半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但即使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對毛的崇拜也是壓倒性的。我曾與在一所大型醫院工作的兩名外科醫生交談過。兩位都是在國外接受教育和培訓，一個在哈佛和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另一個在愛丁堡大學。當那位哈佛外科醫生告訴我 “我們在作重新接合由於事故而截斷的肢體時遇到技術難關。斷肢再植的肢體會發生腫脹，不得不做深切來減輕腫脹程度。這也並不非常有效。於是我們回宿舍學習毛著，從中獲得靈感，讓我們能夠發明一種將靜脈和動脈連接在一起的技術，從而解決問題，現在我們可以幫助來自全國各地，帶著冰凍斷肢前來救治的傷員。”
這番話出自一位訓練有素的醫學專家之口似乎格格不入，但類似的盲目狂熱無處不在。在往後的那些年，我和許多其他中國知識分子交談過，他們如今都懺悔當年的那種盲目信仰，承認的確令人憎惡，但在WG期間，人們經曆過是一段宗教極端主義的時期。經過反思，那種非理性般的催眠使理性的意識起初或許有七成，然後可能尚存一半，最後蕩然無存。
1974年我們到達北京時，所謂的“四人幫”集團還沒有被揭露。在毛和周都還活著的情況下，務實和改革的新生力量開始崛起，反對嚴厲打擊和殘酷迫害的思想也剛開始出現。隨後，毛和周相繼去世，新掌權的領袖們迅速開始修正毛在幾乎所有領域裏的政策：包括教育、工業、文化和宗教。隨著這種變革，對非共產黨國家的壁壘政策也開始出現鬆動。
四人幫包括毛的遺孀江青和三位頑固的極左官員。他們的最終倒台讓許多人感到慰籍。然而，對類似的運動可能還會發生的恐懼依然存在。雖然人們並未完全享有自由，但相較於過去已經有進步。具有象征意義的是，統一的著裝限製被解放。尤其是女性， 開始注重時尚，並且變得越來越有魅力。我曾留意過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是因為女性，情況可能會更糟。男性似乎更容易接受雌雄不分的著裝平等，而女性則不那麽容易。如果女人看自己的孩子穿得不體麵，她們會富有創意地去打扮孩子 - 這是她們可以不必尋求統一的為數不多的領域之一。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中國和蘇聯之間存在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中國人民對其政府不存在極度恐懼。他們也不害怕與外國人探討這個問題。新的國家政權試圖理性待民。還有，相當多的中國人對於外部世界具備相當的知識。尤其是對美國。他們對於美國的基本認知明顯好過我們對中國的了解。許多人熟悉我們的政治體製和政治家，而在美國，對中國政治事務了解的人則鳳毛麟角。實事求是而非強製的作風使官員們勇於承認過去和現在所犯的錯誤。這種態度從高層一直貫徹至農村公社、居委會、工廠、鄉鎮和城市。
殘酷迫害和無情打擊早已停止。但這並不是說如果一個人反對官方政策並提出批評時，當地組織部門不會出麵去指正他的錯誤。中國人普遍擅長做“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當地農村公社召開的形式類似於酒徒互誡會的批評大會上，人們起立，批判他人或檢討自己，或兼而有之。由於群眾和領導都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有可能他們對同一樁事兒在今日支持，轉天反對。
這種態度在美國是無法接受的。你必須要堅持你所表述的觀點，無論對錯。我們的文化不允許翻手作雲覆手雨。中國人會花時間琢磨政府頒發的政策的官方思路，並從思想和態度上保持一致。在美國，一個政治家要想修敢其基本的政治觀點是很困難的；如果執意這樣做，就會冒著導致政治生命死亡的風險。譬如，承認年青時信奉過馬克思主義幾乎肯定會終結其政治生涯。
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不斷糾正錯誤是中國政治體製的常態。這也是政府政策頻繁變動的背後原因。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一直到現在都是在一條撲朔迷離的曲折道路上前進。
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受到喬治·米尼（George Meany）的極大影響，他在1950年初的一篇講話中聲稱在早期的清洗中“有一千萬人被殺”。盡管後來他承認這並無事實依據，數字是憑空捏造，而實際情況隻是這個巨型數字的一小部分。盡管實際死亡數字大小都不值稱道，但這個錯誤的陳述則引發了許多美國人產生對中國革命的反感和抵觸。
毫無疑問，許多大地主在共產黨接管政權時被殺。對於這個階級的製裁之所以嚴酷的事因為地主階級掌握著對農民的生殺大權，讓農民遭受剝削和壓迫、強暴和奴役。1949年數以千計的地主被審判，但從西方世界的角度來看，對地主階級實行專政的行為本身也
是犯罪。人民法院的迅速的裁決，在許多情況下可能是不公正的，大多數被定罪執法的人屬於這種情況。
中國人信奉的是列寧主義，而非斯大林的理論。他們從未像斯大林那樣搞過全麵清洗。斯大林式的政治處決比較少見，許多中共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的複出便是佐證。反對派成員並沒被槍斃，而是被放逐和靠邊站。新領導班子中出現許多七八十歲的老人，他們就是曆次運動的幸存者。
1974年，我為推動開放中國觀光旅遊所做的努力都徒勞無功，盡管我強調我們旅行團的運作將會非常簡單。我們願支付大筆費用，隻要能夠讓《林德布雷德探險者號》順著沿海港口城市參觀，完全不會給新成立的、經驗不足的中國國際旅行社增添壓力，也不會帶來負擔。
旅遊局的官員們似乎在禮貌地傾聽我的計劃，然而他們的麵部表情卻深不可測，幾乎無法確定他們是否在真正聆聽。我隨後向他們提交了兩份分別用英文和中文書寫的計劃書。他們友善地接了過去，然而在往後的三年裏，我卻從未收到隻字片語的回複。
這確實讓人極度沮喪。對我而言，中國對外開放旅遊將會成為現代旅遊業的一個裏程碑。與我同行的其他幾位業界代表在1974年也都未取得任何進展，情況完全處於停滯狀態。
1977 - 國門終於打開
然而，1977年10月我又收到一份來自中國的電報，邀請我前往洽談有關旅遊事宜，而且隻給十天時間去赴約，幾乎沒空去準備一份計劃書。我需搭乘埃塞俄比亞航空，因為兩國之間的關係友好，中國政府一直使用該公司的飛機，而訪華簽證需在新德裏領取。經曆了如此長時間的沉寂，很難相信他們對此事仍然抱有興趣，我的希望重新升起。
當我和妻子凱瑞（Cary）抵達北京時，我們被接到當時中國最好的酒店 - 北京飯店，受到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國國際旅行社官員桂建平（Gian Ping Kwei）的迎接。他通報了真實姓名，讓我立刻感到是個令人振奮的跡象，這與在1974年時所有的官員都隱姓埋名對比是個巨大變化。我們在酒店裏清閑地等待多日，因為知道在中國辦事不會迅速出結果。
最終，我們被召喚到國旅總社辦公室，與一位同樣是溫文爾雅，名叫魏超（Chao Wei）的先生見麵。當他拿出我三年前提交的兩份報告時，我感到非常震驚，我還以為這些文件早就被扔進垃圾桶。魏超對此報告的內容完全熟悉，並似乎對將為首遊中國起核心作用的《林德布萊德探險者號》遊船的每個細節也都了如指掌。
在1977年，獲取旅遊簽證的途徑是通過幾家享有簽證配額的航空公司。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埃塞俄比亞和其他幾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的航空公司。但問題是目前這些飛往北京的航班都是空的，都是在虧損運營。盡管這些航空公司擁有引人矚目的簽證發放權，但他們還是沒法完成配額。
我們的這次會麵代表了中美旅遊行業間首次直接而嚴肅的業務洽談。最終同意《林德布萊德探險者號》在明年（即1978年）到訪上海和廣州。更重要的是，還提供給我們大規模組織陸地旅遊的計劃。這真是出乎意料的獎賞，我們非常榮幸地成為了美國第一家經營中國旅遊業務的旅行社。
好消息令我喜出望外，開始進一步介紹《林德布萊德探險者號》的配置，並特別提到我們在船上做過特別科研工作，總而言之，這是一艘真正的探險船等等。就在這時，我開始察覺到魏超的臉色突變。之前一直麵露和藹可親的微笑，現在則皺緊眉頭。他開始把頭搖來搖去，接著說：“我非常，非常抱歉，林德布萊德先生。如果這是一艘科考探險船，那我們絕不可能允許它進入我們的海域。我很抱歉。”
我頓時啞口無言。他起身要打發我們走，我眼見整個計劃就要泡湯。就在此刻，一直坐在我身旁默不作聲的凱瑞突然開口說：“先生，我丈夫給了您一個錯覺。怪他沒解釋清楚。這艘船純粹是一艘娛樂遊船。船上沒有任何科學家，隻有一幫對探索大自然有興趣的乘客。這就是他所謂的‘探險’船，並非是一艘真正的科考探險船。”
他肯定是被凱瑞給打動了，神情立馬放鬆下來，讓她詳細解釋情況。凱瑞最終化解危機，我這才長舒一口氣。 危機過後，我們開始交換有關旅遊的想法。魏超解釋說，中國搞旅遊的目的並非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促進世界和平與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他意識到這將成為一項偉大的事業，但外匯創收將被視為附帶產品。最為最重要的是要促進中美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 通過這次會談，至少讓我認識到理解東方思維的重要性。它與我們大不相同，通常讓西方人不得其解。我在和日本及其他東方國家的許多朋友交往中對這一方麵逐漸有了認識，這對日後林德布萊德旅行社在中國開展運營頗有幫助。
東方人不願意說“不”。他們會找很多借口來避免說出來。在美國和歐洲，當雙方談論一個項目時通常會先各抒己見，然後坐下來進行對話。但在中國或日本，你必須獨白，詳細闡述你的立場。在這個過程中，你好像感覺自己是麵對一堵帶著難以捉摸的微笑，毫無表情的白牆侃侃而談。會議可能會持續兩天而極少有或壓根沒有回應。 不了解這一點可能會令人尷尬，甚至導致危機。我認識某人向中方官員呈上了方案，錯誤地認為對方的沉默代表著該項目獲得通過。他們可能在酒店等了一天或數天後，才得知盡管官員們做過詳細筆記，但項目卻被否決了。但是，“不”意思被巧妙淡化。拒絕明擺著，但很難體察到。
多虧了Cary幫我解決將《林德布萊德探險者號》帶到中國的阻力，可我還想談成另一個項目。我們赴蒙古的旅遊一直非常受歡迎，但要組織團隊前往那裏，我們不得不與可能是世界上效率最低的蘇聯旅行組織打交道。我非常希望看到能夠通過中國前往蒙古從而解決問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從中國的內蒙古去到外蒙古更為合理，因為兩地的民族同宗同源。
我向魏超作了說明，並等待答複。但沒有音訊。會議結束，我們被禮貌地送走。我隨後參加了另一次會議，會後由國旅總社領導宴請。在宴會上，我被叫到一邊並被告知，除了獲準《林德布萊德探險者號》的許可外，今後我們也可以通過中國前往外蒙。我想第二個申請之所以如此迅速獲得批準可能是其不會損害中蘇之間的友情。
沒有宴會的中國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中國，而且按照定義，宴會理應是非常昂貴的。最為重要的是禮尚往來；你不能隻參加宴會而不回請，而許多外國人並沒意識到不這樣做是非常失禮。禮儀在中國已根植了幾個世紀，它們有時與我們的禮儀規範不同。我曾見過高官不以為然地高聲打嗝，甚至在地板上吐痰。但講個黃色笑話或不回請宴會則被視為極其不禮貌的行為。
有時，這也會導致窘境。有一次，我在中國隻有一天的時間，中午參加了一場官方宴會。按照慣例，宴會大約有十五道菜，盛宴一直持續到下午四點才結束。但我也不得不安排好在當晚六點舉辦答謝宴，屆時再次麵對十五道菜。雖然兩次宴會都是美味佳肴，但確實讓消化係統遭了大罪。不過，如果不回請，後果將會非常嚴重。
旅遊項目的最終談判隻能由雙方的最高層代表進行。這意味著我必須多次往返中國進行一係列漫長的洽談，談判期愈長，產生誤解的空間愈大。但在這一過程中，我嚴格遵守中國的禮貌準則，因此結交了許多好朋友。凱瑞和我作為一個團隊似乎受到他們的喜愛，因為這種夫妻組合不同尋常。
最終談判的成果是，授權我們在1978年用《林德布萊德探險者號》進行一係列的觀光旅行，並在1978年夏天發十二個旅行團前往蒙古旅行。實事求是地說，這些首訪中國的旅行團在宣布後的幾天內即全部售罄。
現在我們必須在一個變化日新月異以至於難以跟上政策節拍的國家建起業務。三月份時我們同林德布萊德職業領隊們所通報的情況到七月份時已大相徑庭。沒過多久，我們每個月就有十六個赴中國旅行團出發。如今（注：指1983年本書寫作年份），我們每周組十一個旅行團，大致每月送近1000人前往中國。16天中國神州遊的價格由2500美元起，29天的《林德布萊德探險者號》沿海城市遊船行從7900美元起不等的。由於有經驗職業領隊遠不夠用，我們不得不開辦強化培訓班。
我們的旅行團所到之處都受到熱情歡迎。人們釋放的真摯與熱情讓團員們感到興奮。中國人民似乎在表達：“君自遠方來，餘以摯愛待。“在商店， 在街巷，當人們認出我們是美國人時，臉上便會綻露笑容，這與僅僅幾年前的反應截然不同。令人驚訝的是竟會有人在街頭攔住我們討論政治，這在蘇聯幾乎是難以想象的。
還有許多方麵與蘇聯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官方並沒有試圖屏蔽遊客收聽西方新聞廣播或電台評論。在許多酒店內，有如何在短波收音機調收聽《美國之音》、《BBC》或《美國軍中廣播》的介紹，似乎不存在類似許多蘇聯陣營的國家對西方政治汙染的恐懼。
自1978年以來，有關WG的討論一直在進行，這場殘酷浩劫席卷中國且一直延伸到偏遠的藏區。毛的理論是，革命必須要隨著宗教複興勢力的發展而不斷增強。恐懼於宗教複辟的潛在性。
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件可怕且令人難以理解的事情是對美好事物的肆意摧毀。無論是作家寫下的美麗文字，還是畫家創作的精美作品，他們的思想往往會遭到無情的抨擊，有時甚至因此遭受肉體上的折磨。所有美麗的地方也未能幸免：佛寺、廟宇、宮殿、亭台樓閣等都被毀壞，或付之一炬。而北京故宮則是少數幸存的例外之一。
這場運動的主旨是要教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在機關、醫院和專業技能領域工作的人被下放農村勞動一至五年，其間他們的才華被荒廢。1974年我第一次訪華時所遇到的政府官員、哈佛外科醫生、以及工廠經理們都是剛從幹校和艱苦的體力勞動中返回。家庭被拆散，甚至禁止人們戀愛，即便與女孩牽手都是嚴格禁止的。
WG期間，聯合國在羅馬尼亞召開了一次關於計劃生育的國際會議。中國否決了所有的提案，因為他們認為人為控製生育是發達國家壓製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的一個手段。但中國的出生率並沒有顯著增加，因為他們自己有一套特殊的控製人口方法。男性不應在29歲，女性不應在28歲前結婚。在1949年之前，母親們通常在16歲時就懷了孩子。晚婚成了當時的國策，這應和了當時那種養孩子昂貴且在某種程度上增添社會負擔的觀念。
隨著毛的離世和四人幫的倒台，新的領導層得以集中精力恢複紅衛兵所摧毀的一切。1974年我首次訪問故宮時，看到過巨大的“血淚宮”標語牌，上麵寫著這些典雅的建築是由奴隸勞工所建造，留著不過是為了展示過去的糟粕。WG的追隨者聲稱拆除它們是因美學之美是“反革命的”。它會扭轉人們對生產的重視。統一單調的著裝也是基於這個理論而被推行。讓女人看上去醜陋些的目的是為了讓男女都能將注意力集中在生產上。
然而，到1978年，中國為撥亂反正工作的進展感到非常自豪，盡管代價巨大。人們的整體觀念已經發生改變。我相信世界上唯有中國人可以接納這種快速變化而不會在情感上經曆一場波折。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風再度盛行。罪行被直接歸咎於四人幫，隻有將他們趕下台，全麵的恢複工作方可進行。
我遇到過許多在WG中曾生活在恐怖之中、幾乎被摧毀的人。而現在他們卻說，他們對於那些施暴者必須給予原諒。理由是他們相信那些施暴者是依照當時的理論在做“做正確的事”。我認為這種特殊分析和思考在美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的鄰居過來摧毀你家的房屋，在你眼前燒毀你的物品家具，你永遠都不會原諒或者忘記。在中國，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間的這種無原則和解令人瞠目，但如不這樣，整個國家的緊張局勢恐怕難以平息。
另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是宗教的回歸，包括儒家思想。就在幾年前，保護宗教信仰自由被重新寫進憲法，中國正在經曆明顯的宗教複興。然而，這並不包括那些被毀的西藏喇嘛廟，因為它們被視為舊農奴製剝削體係的一部分。
1979年我訪問四川成都時，曾與國旅的朋友談論起宗教。他們迂腐地認為宗教僅僅是為那些老年人，年輕人很少或者幾乎不參與其中。我則指出寺廟和教堂裏年輕人的缺席隻是歸結於以往壓製的結果。一旦限製解除，中國人會準備接受新憲法所賦予他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成都的那些朋友不願承認我的評判或許是對的。
1981年複活節時，碰巧和同一幫朋友在北京相聚。他們和我一起參加了在天主教堂舉行的複活節禮拜，兩年前的那場討論頓時湧上心頭。教堂裏擠滿了信徒，其中大多數是年輕人。佛教寺院和廟觀的情況亦然。許多年輕人正在參與冥修，盡管其中不少是在私下進行。在文化大革命後的幾年裏，許多人認為中國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恢複。然而，就像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一度強大到令人難以置信，但最終隻持續了短短的十幾年，甚至不到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第三帝國和文化大革命都揭示了人的思想轉變速度會有多快。在旅途中觀察後毛時代中國的複蘇，這本身是一場智力探險。在中國旅遊並非僅僅為了度假，而是為了學習和體驗，這使中國的旅行變得獨一無二，你會發現可以親身感觸到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政治變革。
我們致力於通過旅遊活動幫助西方人深入了解中國社會奇妙轉折背後的深層原因。令人意外的是，在訪問過中國的人群中，最受觸動的是那些政治家和企業高管。他們帶著全新的認識和轉變的思維回到美國。沒有人會對親眼目睹的一切無動於衷。
有一次，我問我的中國朋友，為什麽如此慷慨地允許林德布萊德旅行社經營如此多條旅遊路線，這似乎格外偏袒我們，當然對此我們深表感謝。他們坦率地回答道，林德布萊德的客戶群代表了所謂的成功人士或輿論引導者。“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他們對我說，“這些人回到美國後，將能夠產生最大的影響力。我們想不出比這更好的方式來增進相互理解與促進和平。我們對那些激進的左派不感興趣。”
文化大革命的極端和過激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因為所有的主觀積極性都被扼殺，而且這種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存在。如今，哈佛外科醫生或波音747飛行員與自行車工廠的工人之間的基本薪酬差距依然很小。即便是高薪職位，每月的收入也很少超過100美元，而最高工資則在120到150美元之間。相比之下，工廠工人的月薪大約為60美元，可見高技能和高學曆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也導致當下中國的勞動階層並不勤奮工作。
然而，隨著清除WG餘毒，中國領導層愈發清晰地認識到通過表彰、獎金和提高工資來獎勵多勞多得的必要性。中國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借鑒西方模式，對腦力勞動者與技能工種支付更多的激勵薪酬，豐厚程度讓那些美國商人感到震撼。他們發現這個國家在各方麵正變得有章可循。盡管仍需要大量工人從事單一的體力勞動，但在某種程度上，資本主義的方法已開始被應用，新政權在務實性上顯然優於舊政權。
盡管近年來中國的住宿條件有了顯著改善，但西方沒人將訪問中國視為一次奢華之旅。如果遊客無法融入精神層麵的體驗，他可能會不開心。在我們1978年運作的第一批旅遊團中，冬天總是凍的要死，夏天又熱的夠嗆。中國人對寒冷的適應與我們截然不同，他們穿了很多層衣服，這是最有效的絕緣方式，以此能夠比我們更抗凍。然而，暖氣和空調的必要性很快就被意識到，遊客的投訴也大幅減少。
在我們運行的第一年，美國遊客證明了能屈能伸，把壞事變成好事的適應能力。盡管旅行有諸多不便，但少有投訴。豐富的體驗彌補了住宿條件的不足。在我看來，美國遊客是世上最好的，在我們的旅行團中很少見到所謂“醜陋的美國人”。作為一個整體，我覺得美國遊客的排名高於法國、意大利或德國。如果某件事是美國人感興趣做的，他會忍受任何艱苦條件以實現目標。
《林德布萊德探險者號》的旅遊項目幾乎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我們自帶住宿。這艘郵輪剛在1978年7月底結束阿拉斯加的航行後，隨後南下前往橫濱，乘客們將從那裏登上前往中國的首航。我們獲準在8月21日停靠上海港，並可以乘飛機到北京做參觀故宮的一日遊。在上海，遊船停泊靠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我們被允許參觀附近的農村公社；觀賞芭蕾；訪問住宅新村、學校和醫院；並觀看了雜技表演。之後可以選線或去蘇州，中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參觀園林和寺廟。從那裏再乘火車到太湖邊上的無錫，或者前往桂林和廣州參觀。與我們後來那些前往偏遠的西藏和內蒙的旅行相比，雖然這次旅行存在相當的局限性，但首次訪問時的興奮和與旅行社官員間的合作經曆令人難以忘懷。
《林德布萊德探險者號》是那個年代第一艘到訪上海的遊輪，受到的歡迎令人倍感榮耀。彩旗和橫幅隨處可見—但也存在一個小問題。或許因為聽說了我與瑞典-美國航運公司的合作背景，不知怎的，所有的橫幅上都寫著“熱烈歡迎《林德布萊德探險者號》和所有的瑞典朋友的到訪”。實際上除了船長和部分船員外，其他都不是是瑞典人，但我覺得這依然讓他們感到自豪。
最為有趣的經曆是我們從上海飛往北京的一日遊。和藹可親的北京導遊陸先生陪同我們搭乘這一個半小時半的飛行。在飛機起飛後，陸先生建議我們係上安全帶，然後轉向乘客說：“現在我想告訴大家你麵前的小紙袋的用途。如果你想要吐，請使用它。嘔吐到鄰座身上是不禮貌的。“
他停頓了一分鍾，又接著說“我們今天的航程會很短，因為我認識機長，他是我的好朋友，而且他知道一條直達航線。很多機長可不知道這條路呢。我還必須告訴你們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我現在怕得要死！”
當飛機準備降落時，他還是放不下心，突然跳起來說：“我們要下降了！我們要下降了！係好安全帶！''
在我們爬長城時，他變得更加風趣。出發前，他麵對我們這群人鄭重其事地宣布：“你們必須非常小心，因為我們要走的路很長。我瞅著你們這幫人就知道其中有些人壓根兒就不該來。現在我再看一遍，我覺得你們當中的許多人恐怕下次再也不想來中國了！“
在完成第一年項目後，我與合作方CITS同事間的人際關係和與領導間的友誼迅速提升。由於他們希望匿名，恕我無法在此提及姓名。對於他們在過去和現在給予的巨大幫助，我深感無以為報。
然而，問題在於，他們通常不會投入足夠的時間去策劃旅遊項目，例如我們十分感興趣的長江遊輪旅行。長江是中國最長的河流，橫貫內陸3200多英裏，其中大部分河段都可通航。傳統意義上，長江被視為是中國南北的分界線，是古戰場和許多戰役的發生地，同時也是解放軍渡江攻克蔣介石首都南京時的最後天塹。從毗鄰上海的鎮江，溯長江而上至重慶有近千英裏的水路，途中穿越狹窄險峻的三個著名的峽穀。在長江三峽峽穀之間，江水以十多節的速度奔流，因此航行技術顯得至關重要。整個航程一路會切換出沿岸中國生活和文化的不同麵貌，為遊客展示出一幅最為豐富多彩的長廊畫卷。
1979年9月, 我和凱莉Cary在香港的一個雞尾酒會上聽到一個傳聞，說毛曾經為自己和貴賓建造過一艘豪華遊船。假如能證實這艘船的真實存在並確認其現在何處，它可能成為我們長江遊船計劃中的理想用船。這激發了我的興致。不久後，我們應國旅邀請，乘坐一艘名為《東方紅46號》客輪遊覽長江。這艘船比《林德布雷德探險者號》要小，但卻可載1000名客人。坦率地說，這艘船並未引起我的興趣，於是我決定繼續努力尋找那艘傳聞中的毛專用的神秘遊船。
當我們抵達武漢港時，我遇到了一位長江航運公司領導。我相信，如果真有人知道那艘神秘遊船的下落，那人一定會是他。然而，他對我們所提出的所有詢問都表現出一片茫然，其他航運局的官員也是如此。他還補充說，毛絕不會委托建造這樣一艘船：他不會搞特殊化。
最終，我不得不相信這艘船可能真的隻是一個傳說而已，然而，我深信，乘坐一艘相對舒適的大型遊船悠閑地遊覽長江，將成為我們為遊客提供的最具吸引力的旅遊項目之一。我前腳回到美國，後腳就收到了CITS的電報，內容如下：“我們找到了您所說的那艘船。”於是，我和凱莉返回中國，仔細查驗了這艘船。奇妙的是，這艘《昆侖號》遊船與傳說中的一模一樣。她優雅、現代、奢華，總噸位達2300噸。船上共有十八間精致的客艙，麵積從230平方英尺到630平方英尺不等，甚至還配備了兩架三角鋼琴。
這艘船並非為毛而建，而是專為接待來訪的國家元首和外國貴賓而設計的。不足之處是她一次隻能乘載三十六名遊客，因此運營成本非常高昂。考慮到中國各地住宿緊張不足，我們意識到，能夠享受如此優質且寬敞的住宿值得支付更多的費用。於是，我們立即達成交易，從那時起，《昆侖號》一直是我們旅遊項目中成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 1985年本文譯者為林德布雷德旅行社擔任全陪攝於昆侖號▲
隨著到訪旅行團的增加，酒店床位緊張依然是一個嚴重問題。北京飯店是客人最喜愛的選擇，但由於複雜的外賓用房分配體係，我們始終無法確定任何一個旅行團最終會在哪裏下榻。試想，一大群人在長途飛行後抵達，卻麵臨著不知住宿在哪裏，實在令人尷尬。
在辦完《昆侖號》遊船事宜，前往機場的路上，我向一位國旅的朋友提到了酒店問題。他說：“拉斯，我想我能幫你解決問題。我們有一間國賓館，就是尼克鬆來訪時下榻的地方。實際上，我們在去機場的路上會經過。雖然價格上比一般酒店貴一些，但我想它能滿足你的需求。”
我告訴他價格不成問題,隻要能保證林德布雷德旅行團的住房安排。既然路過，我便問：“我們現在能去看看嗎？”
“我們將經過賓館的圍牆。”他回答：“很快就會看見。”
“很抱歉，”他說，“但是不可以。”然後他指向車窗外“就在那兒，就在那個地方。”
誠然，這是一堵美麗的牆。然而，經過卻不能進去看看的確令人非常沮喪，這意味著我們到美國後必需立馬返回做進一步的安排。
這就是中國旅遊業的常態與節奏，需不斷調整適應。為了國賓館而重返中國非常值得，釣魚台果然名不虛傳。它是一組華麗的建築群，房屋內設有寬敞的客廳、古董家具、悅目的掛畫、特大號睡床以及具有625光柵的高清閉路電視。釣魚台國賓館滿足了所有我們一直渴望而不可得的便利設施，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它向我們保證將提前確認預訂。
如果說中國已成為我最感興趣的地方之一毫不為奇，但對我來說，能去西藏則更是錦上添花。從童年起，斯文·赫定就已我腦海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我尚未懷揣夢想有機會前往之前，我就已經能夠感受到西藏的美麗和奇跡。我曾帶領遊客和徒步旅行者到達喜馬拉雅山另一側，探索與西藏接壤的尼泊爾、錫金和不丹，但始終未能越過邊境。隨著中國的開放，這個夢想有望成為現實。首次帶領旅行團訪問西藏，將是我多年從事旅遊事業的巔峰時刻。
然而，獲取政府許可的希望渺茫。我竭盡全力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就差雙手雙膝跪地叩頭，但似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挫折也是這份努力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最終，在1980年4月國旅舉辦的一次討論常規議題的宴會上，我直言不諱地說：“在所有你們給我的熱心幫助的事情之上，我還有兩大心願。一個是有一天你必須讓我在自然環境中看到一隻熊貓，另一個是你必須讓我去西藏。”
這並不是與政府官員溝通的常規方式，我猜想挫敗感讓我當時失去理智。然而，宴會結束後，一位CITS的負責人把我叫到一邊，悄聲與我交談。我擔心我的不敬直言可能已經徹底斷送了機會，但我依然滿心期待他會說些什麽。
事情就這麽簡單。但一如既往的問題是無法立即落實安排。由於我還有其他事務纏身，不得不返回美國耐心等待。但這次等待的時間並不長。兩周後，我收到消息，通知我可以立即開始計劃，帶領一小團人前往西藏。
我麵臨的不僅是迅速再次前往中國，而且還要在短時間內組成一個旅行團。我自知組建這樣一個特殊團體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時間緊迫。這時，我想起幾年前與兩位先生的談話，他們都曾和我一起去過中國。
一位是Melvin Belli，這位律師因受理過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案件而大名鼎鼎。他在北京時主動走到我麵前做自我介紹。他個頭又高塊頭又大，聲音中透著威嚴。“你就是 Lars Lindblad，”他說，“你必須向我保證，第一次去西藏時會帶上我同行。”我答應了他。
另一位是凱悅酒店集團的Jay Pritzker。有一次，我們在一間名為“21”的餐廳共進午餐，他說：“你能送我去西藏嗎？”我答應他，在第一個旅行團前往西藏時，一定確保他能夠隨行。
當收到西藏之行的道路已經鋪平的電報時，我給貝利和普裏茨克打了電話，他們當即接受邀請，沒多久，又召集到幾位同行者。1980年5月，我們啟程去西藏，從紐約飛到北京再到四川，然後前往拉薩，曾經的禁地，坐落在海拔12英尺之上的雪域高原，四周被世界上最高的山脈環繞。
我們一大早從四川成都出發，乘坐一架蘇製伊留申18四引擎渦輪螺旋槳飛機。透過左舷的窗戶，可以看到遠處聳立的白色喜馬拉雅山脈。令人寬慰的是，每天有三到四個航班飛往拉薩附近的簡易機場，而且從未發生過事故。當拉薩的地平線逐漸浮現時，布達拉宮映入眼簾。它像一個閃閃發光的白色結婚蛋糕，宛如希臘神話中奇美拉（chimera）女神般的複合體。我難以控製自己的內心的激動。這是一個奇跡，一種夢想成真的感受—我希望自己永遠都不會失去這份感動。
飛機掠過連綿的群山和荒蕪的褐色高原，降落在貢嘎機場的跑道上。從機場到拉薩，我們還需要乘坐四輪驅動越野車行駛三個小時。車隊沿著拉薩河逆流而上，疾馳在蜿蜒曲折的道路朝向雪山環抱中的拉薩，沿能看到許多燕鷗、海鷗和其他鳥類，這令我有些吃驚。
由於我們是突然從低海拔地區進入高原，出現高原反應的風險始終存在。但我從未感到困擾，我覺得，你越擔心就越有可能發生。就像用手指壓在疥瘡上隻會讓事情變得更糟。
離拉薩越近，我越感到興奮。沿途隨處可見風馬旗和白色經幡飄揚。突然，一座巨大的佛陀淺浮雕坐像映入眼簾，它高達三十英尺，雕刻在陡峭的山崖上，安詳地凝視著虛空，袈裟用明亮的藏紅花色塗染。山岩上還鐫刻著六字真言 “O MANI PADME UM”，這是向持“珍寶蓮花”的佛陀祈願時不斷念誦的心咒。
路上出現了幾個行人，這些藏族人或許正在前往拉薩朝聖，通常步行需要幾周時間。隨後，我們一個急轉彎，布達拉宮便映入眼簾。這座曾經是DL喇嘛住所的建築，橫亙在山頂之上，俯瞰著整個城市。沐浴在明媚的陽光下，它仿佛漂浮在空中，若隱若現，如同幽靈一般。與其說是現實中的存在，不如說更像一個海市蜃樓。事實上，這座宮殿內有上千間房間，曾容納過數千名喇嘛在佛堂裏誦經祈禱。
我對我們團在西藏的住宿情況毫無了解。陪同我們的中方女導遊也同我們一樣對拉薩一無所知。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國旅總社的官員還沒有人到過拉薩。不過，各種傳言卻滿天飛。其中一種說法是我們所有人可能需要睡在同一個房間。我們共有十二個人，一間房恐怕會顯得有些擁擠，但沒人對此感到擔憂。我們所追求的一切，就是作為首批訪問西藏的遊客所帶來的榮耀。
然而，汽車駛入了一座迷人的政府招待所大院。每個人都被分配到一間帶私人浴室的房間。我們得知，這是一家專門接待貴賓的招待所，配備了各種相應的設施。
西藏和不丹非常相似，都是全民信仰宗教，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做所為都與其宗教有著某種關聯。盡管經曆了多年的壓製，佛教仍然屹立不倒。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這裏的幾乎所有人都是佛教徒，甚至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坊間傳言流亡多年的DL喇嘛可能回歸，說得頭頭是道，信誓旦旦。
在拉薩舉辦的第一場招待會上，我了解到許多關於西藏現狀的信息。我被引薦給任榮將軍。當我第一次從房間的一頭看到他時，便覺得他十分眼熟。隨後我意識到，我曾在轉播朝鮮戰爭停戰談判的電視節目中見過他。那時，他是誌願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而現在則是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他是漢族，占全國人口94%的主要民族。他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人，我整晚都在與他交談。
作為中央政府派駐西藏的高層領導，他告訴我，中央已經認識到以往的西藏政策是失敗的，必須進行改變，而宗教信仰問題在這裏至關重要。他還說，中央已經製定了一項計劃，將土地歸還給藏人，大部分漢人將離開藏區。然而，他也強調了漢人在藏區所做的積極貢獻，包括醫療保健、學校、道路、電力和物流方麵的顯著改善。按人口比例計算，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投入，實際上比對中國其他地區的投入還要更多。
當將軍承認錯誤並樂於糾正時，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哲學思想再次得到印證。平反的焦點是DL喇嘛的回歸。事實上，我聽說賴喇嘛的妹妹當時就在西藏，正與一個特別委員會進行認真磋商。
我問將軍，如果DL喇嘛回歸，他還會成為宗教領袖嗎？將軍回答說，不僅如此，而且他還有希望再次成為國家領導人，就像他1959年出走前一樣。然而，將軍補充說，以宗教的名義進行殘酷剝削則不會重演。
毫無疑問，舊時代的僧侶和喇嘛對民眾的壓迫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暴行不相上下。農奴製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奴隸實際上是可以買賣的。宗教領袖掌握著普羅大眾的生死大權。
布達拉宮和拉薩附近的一些寺院能夠躲過浩劫而得以保留下來真是莫大的幸運。布達拉宮既是宮殿又是堡壘，從高出整個城市700英尺的高處主宰著一切。主體建築純白，上半部為棕紅色，飛簷回廊既恢弘又優雅樸素。宮殿內有一千個房間、一萬張祭台和二十萬尊佛像，至今仍保留著DL喇嘛出走時的原貌。現在，它是一個博物館，在WG後以及我們到訪之前，幾乎沒有遊客參觀過。由一百名藏人組成的團隊，憑借國家文物局每年撥發的超過6萬美元的經費，負責其維修和保護工作。布達拉宮的主體建築建於十七世紀下半葉，如今，那裏隻剩下曾經生活和修行的數千名僧侶與喇嘛的鬼魂。
從布達拉宮步行15分鍾就到了大昭寺，被認為是西藏最神聖的地方。大昭寺建於七世紀，從那時起就一直是藏傳佛教信徒朝拜的聖地。就在我們到達前的幾個月，它才剛剛對信徒重新開放，隻有數百名信徒來過這裏朝拜。曾幾何時，這座寺廟裏有6000多名僧侶居住。我們到達時，那裏隻有十幾個喇嘛，他們身著普通的藏服，而不是絳紅色僧袍。隻是頭發是按照習俗剃度。古老的寺院前圍著巨大的鐵柵欄，每周僅有幾天開放，朝聖者必須支付少許門票費才能進入。
大昭寺裏珍藏了西藏一些最令人驚歎的的寶藏。有重達數噸的金佛像，不是貼金的，而是用純金打造。我從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見過。大經堂中央的祭壇周圍擺滿了閃爍的酥油燈，散發出強烈的蜜蠟味，照亮了四周精美的繪畫和唐卡。
哲蚌寺位於拉薩西北部，這座寺廟曾經擁有超過9000名僧侶。我們參觀的那天，整個寺院隻有十四人。這些神聖的建築組成了一座小城，裏麵藏有無價的古代寶藏。
WG時期，紅衛兵大肆進行破壞，燒毀並夷平了全西藏2000多座寺廟。布達拉宮、大昭寺和哲蚌寺這三座聖地幸免於難，隻因周恩來電告造反派要他們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文化遺產。然而保護名單上的另一座寺院（甘丹寺），由於電報未能及時送達，未能幸免。
1981年當我們再次訪問拉薩時，大昭寺與從前截然不同。鐵柵欄已被拆除。朝聖者不再是每周幾百人，而是平均每日6000人。許多人會圍繞著寺院磕長頭，整個身體匍匐在地，站起將腳抬到手臂延展的地方，然後屈體向前繼續移動，用身體的長度銜接著身體的長度。也有些人在地上躬身叩頭，動作幅度要緩慢些。那些行走轉經的人，不停地轉動經輪，口裏念著著“O MANI PADME UM”的六字真言。
大昭寺的僧侶人數也迅速增加，從當年的15人增至如今的近250人，預計到年底總數將超過千人。足以可見宗教政策的寬鬆。個體商販也開始再次崛起。不僅新開許多商店，而且當地藏人也會從長袍內掏出小的器物，兜售給遊客。
在拉薩，我們還有機會參觀了DL喇嘛的夏宮。導遊告訴我們，羅布林卡的內部從未受到破壞。我們看到一台打開蓋的老式留聲機上仍放著一張黑膠唱片，DL喇嘛的抽屜櫃上還擺放著一個台曆，時間停留在31日星期一——他離開的日子。簡易的鋼絲鐵床上的床單仍然淩亂不堪，仿佛從他突然離開那一天起就沒有整理過。“你看，”我們的導遊說，“一切都和他離開時一模一樣，這樣他回來時就可以像從前一樣繼續他的生活。”
我們還參觀了拉薩近郊的一個農莊。幾個世紀以來，藏人一直在草原上遊牧，飼養犛牛、羊和馬。他們是出色的騎手，經常在節日上展示騎術，在全速馳騁的馬上射箭，或俯身彎腰撿起地上的手帕。然而，在這個集體農莊，遊牧民族的色彩已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從事食品生產，主要種植白菜、蘿卜和土豆，還有最近從內地引進的西紅柿和蘋果。
我們是第一批參觀公社的遊客，大家都走出來好奇地觀察著我們這些外國人。他們對我們的好奇與我們對他們的興趣一樣強烈。我注意到有人在附近的河裏垂釣，因為凱麗和我都喜歡釣魚，於是詢問是否能讓我們試一試。他們很快就答應了，然後拿出了兩根一端帶有鋼絲線圈、有點像套索的獨特長竿。這讓我們感到有些困惑。接著，他們取出一條長長的電線，拉開並將其連接到我們的魚竿上，使我們更加不知所措。最終，他們將電線接到附近池塘的一台大型發電機上。
我們終於揭開了其中的奧秘。我們站在河邊，手持魚竿，然後將鋼絲線圈輕輕放入水中。當一切準備就緒後，我們舉手示意，發電機操作員便打開電流，頃刻間，各種觸電的魚都浮上水麵。我們立刻做出停止的手勢。我必須承認，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遠遠超出了我們通常釣魚所需的時間。當我詢問如何在湖中捕魚時，他們告訴我使用炸藥是最有效的方法。
各種關於西藏的錯誤信息扭曲了西方人的思維。曆史上，甚至在毛政府接管之前，西藏就以自治的形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當現任DL喇嘛坐床時，他的即位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準，這是一個一直遵循的傳統，甚至在蔣介石統治時期也是如此。
西藏在中國曆史和行政框架下發展。1949年中央政府進入西藏，目的是消除由僧侶和喇嘛實施的明顯農奴製和奴隸製，以改變這種封建製度。與此同時，他們允許DL喇嘛和貴族保留其地位，DL喇嘛繼續作為藏區的宗教和世俗領袖。
然而，在1959年，西藏爆發武裝叛亂。毫無疑問，政府對此進行了無情的鎮壓。隨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伴隨著紅衛兵的非理性惡行。盡管藏人顯然處於叛亂之中，但在曆史上，他們反對過各種類型的中國政權的統治，從軍閥到蔣介石，再到共產黨。
在暴力事件中，DL喇嘛逃離了這個國家，暴亂在他離開後依然持續了很久。很可能是因為心靈的力量與東方人寬恕的本能如此之強大，在廢除了與佛教教義完全衝突的舊農奴製後，祥和寧靜的佛教有可能與新中國帶來的物質生產並存。
藏人通常采用天葬的方式來處理死者，這種習俗在整個喜馬拉雅山脈以及新幾內亞遙遠的山區普遍存在。其原因很簡單：堅硬的岩石環境幾乎使得挖掘墳墓變得不可能。除了火葬這一源自印度教並深植於印度及其他地方的習俗外，別無他選。但大多數生活在高原的佛教徒並未采納這種做法。西藏的天葬通常在拉薩周邊的山區進行，儀式相對複雜。
首先，屍體被抬到高坡上，脫去衣物並進行清洗。隨後，所有軟組織被剝離，骨頭被砸碎，混合水後團成糌粑團。肉被切得很細，類似漢堡的風格。包括牙齒在內的碎骨團在山上散落一大片。對於禿鷹而言，這不是最具吸引力的食物，但隻有在它們吃掉這些之後，天葬師才會將它們最喜歡的肉取出。從事這一工作的是一群特殊的人，而且是父子相傳。這不是一個美麗的畫麵。尼泊爾駐西藏總領事曾給我放映過天葬的影片，但我禮貌地拒絕了觀看天葬的邀請。在西藏其它擁有大湖的地方，人們會先將頭顱切下並磨碎，然後將屍體切成薄片，放入水中，數百條魚會處理掉肉，而骨頭則沉入水底。
西藏人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意識，人們個個麵相飽滿，性格怡人。女性的頭飾與印度和尼泊爾的頭飾一樣，精致而多彩。她們佩戴極其昂貴的純金飾物，與其節儉的生活形成反差。雖然西藏有些原生黃金，但大部分黃金都是在幾個世紀間通過印度運來，還有來自印度遠方地區的綠鬆石。
和在中國其他地方一樣，藏族人總是麵帶愉悅的微笑，這是他們最迷人的習性。他們會伸出舌頭向你打招呼，這是愛意的象征。然而，食物有時讓人有些難以接受。各地的主食基本都是糌粑，這是一種由炒青稞磨成粉，與不甚新鮮的酥油和茶水調和製成。茶裏通常還會放酥油和鹽巴混合，我稱之為“後天的味道”，很多人第一次喝時並不喜歡，但習慣之後往往會離不開它。每次參觀寺廟時都免不了要喝茶，但有時確實是難以下咽。
生活在西藏是最為不易的。在這個氣候嚴酷，大片荒漠與高山組成的生存環境中，消除社會貧窮和生活艱辛之路依然任重而道遠。我曾和許多紅衛兵造反後被關進監獄多年的人交談過，他們的罪名僅僅因為是美的愛好者，或者是富有創造力與洞察力的作家及藝術家。許多人直到1980年時仍被關押在監獄裏，因為他們已被遺忘。但現在，幾乎所有在那段時間被拘禁的人都已獲得釋放。
盡管存在這些嚴重的不公，但你遇到的大多數藏人都會說現在的生活比從前更好，社會有了驚人的進步。他們現在最為關注的是DL喇嘛可能回歸，在這片聖地上繼續擔任偉大的精神領袖。
通常，出國旅遊的人並不會對所訪地點的宏大曆史或自然美景比其政治情勢更為關心。然而，了解曆史和政治對於訪問中國至關重要。數千名美國人第一次親眼目睹了這個擁有十億人口的國家。
中國人民對美國人非常友好，但美國人也必須保持頭腦清醒，而不是持中立態度。他們來這裏不是為了皈依共產主義，而是為了了解當今中國正在發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經曆了軍閥腐敗、抗日戰爭和WG浩劫後，中國正在尋找新的發展道路。如今，中國正通過接待國際遊客尋求和平與理解。對我而言，這一成果可能是旅遊業在全球範圍內能夠發揮的最重要功能之一。
到1982年，對中國和西藏旅遊的需求已經如此迅速增長，以至於我們能夠每周組織11個不同行程的中國旅遊團，包括《中國掠影》、《中國奇觀》、《經典中國》、《大運河兩岸攬勝》、《華夏古城》、《探險家之旅》、《雪域西藏》、《長江三峽》以及《林德布雷德探險者號》中國遊輪旅行等。這些行程的時間從十六天到二十八天不等。
成功開發中國和西藏旅行標誌著林德布雷德旅行社在四分之一個多世紀以來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做過的所有開拓性工作的頂峰，這使我本人深感滿意。盡管我們現在從上到下，足跡已經覆蓋了世界大部分地區，但我無意掛靴。在中國和世界上仍有一些新的地方需要去征服。
然而，同樣重要的是，整個旅遊業在未來五年或十年的走向，這對我至關重要，也是全世界人民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關於作者：Lars-Eric Lindblad 拉斯-艾瑞克·林德布雷德（1927年出生，1994年病卒）堪稱國際旅遊界的標杆，是世界許多觀光目的地的先驅推動者， 其中包括南極及北極，加拉帕戈斯群島和複活節島，蒙古，不丹等等，而其中最為知名的是1978年史上第一個美國旅行團訪問中國。 此外林德布雷德先生也對幫助在中華本土上滅絕了的麋鹿，俗稱“四不像” 回歸中國做出了貢獻。1985年，22隻麋鹿由英國回歸故鄉中國，安排專機和運輸動物的費用就是由林德布萊德先生和塔維斯托克侯爵等人分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