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政治的主流敘事中,“和平”“合作”“共贏”被包裝成絕對的道德高地,任何訴諸武力與民族利害的行為都被當作不理性、落後甚至危險的。這種風向的背後,不隻是國家利益的調整,更深層地反映了資本與政治之間的新結構:在全球化的高度交融中,衝突變得“不合時宜”,而不是“不正義”。
這種“去衝突化”的觀念並非天然正義,它反映的是一種特定利益集團的理性選擇。我甚至懷疑,左翼敘事本質上是大資本長期精心策劃的議程。跨國財團不再有祖國,他們的財產在多個國家布局,子女分散在各大金融中心,他們擔心衝突,因為那意味著財產貶值、基礎設施受損、市場動蕩、消費降級。他們可以容忍製度性的剝削,也能接受文化上的激進多元,但唯獨不能忍受戰爭——因為戰爭破壞他們所依賴的一切。
這也是為什麽這些人早早就在全球各地興建私人核庇護所。他們不相信製度會一直穩定,不相信民主體製能永遠馴服人群,隻相信自己的資本和後門。這種態度導致他們在國家利益和民族生存意誌麵前始終選擇旁觀乃至掣肘。他們用手中掌握的媒體、教育、科技平台和文化工業製造一種虛假的“曆史終結”錯覺,把人類的政治本能——衝突、主權、犧牲、忠誠——全都貼上了原始與邪惡的標簽。
而川普的出現打破了這種“曆史假象”。他不是傳統的體製內人,也不是傳統的意識形態信徒。他是房地產本土派資本的代表,美國才是他的利益中心。他的“美國優先”不是口號,而是商業思維的自然延伸。川普的資產都在美國,他的政治號召力源於基層白人的憤怒與中產階級的焦慮,他真正關心的是這個國家的邊界、製造業、就業率,而不是金融遊戲、文化多元或國際組織的“普世價值”。
這也是為什麽川普成為“時代變數”。在主流輿論還在為性別平權和氣候正義爭執不休時,川普直接推動在關鍵海域部署核潛艇,恢複冷戰式的威懾邏輯。他明白,國際政治從未走出叢林法則——隻是一些人通過金融網絡和媒體係統暫時按下了“衝突開關”。而這套按鍵,從不是為大眾服務,而是為掌握資源的跨國精英服務。
川普之所以被建製派仇視,恰恰是因為他打破了這場“去政治化”的長期劇本。他不是重回孤立主義,而是重申主權優先。他不拒絕合作,但拒絕“合作為合作而合作”,拒絕美國為別國承擔代價。他敢於製造衝突,因為他清楚某些衝突已經不可避免,隻是被暫時拖延、壓製。
美國不是沒有問題,但比起那些甘於投降、渴望穩定、隻為利益而合作的資本精英,川普更像是那個敢於麵對真相的人——不論這個真相有多不體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