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顧：肅反狂潮下的兵變與鎮壓
富田事變（也稱富田事件）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曆史上的一道深刻傷痕，不僅暴露了黨內派係鬥爭的殘酷，更凸顯了權力更迭中信用的崩塌。1930年12月12日，江西贛西南蘇區紅二十軍因不滿“肅AB團”運動中的濫捕濫殺而發動兵變。這支成立僅三個月的部隊，本是紅一方麵軍的重要補充，卻在肅反中損失慘重：軍內700多名軍官被捕，120餘人遭處決，17人直接被槍決。兵變領導者劉敵（政委）、謝漢昌（政治委員）等控訴肅反為毛澤東的“密謀”，發布《紅二十軍宣言》，要求停止亂殺，並一度控製富田周邊。
曆史學家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指出，肅AB團本是排除江西本地共產黨人的工具，富田事變為其高潮。但更令人震驚的是後續的“和平談判”——這本是化解危機的機會，卻成了屠殺的陷阱。7月的“平頭寨事件”：承諾與背叛的交織
在中文維基百科，我看到對於紅二十軍的覆滅過程被編寫為“7月紅二十軍被調至江西南部平頭寨，被彭德懷和林彪率部包圍繳械”，而這並非原始版本，而更像親CCP團體的“塗抹化妝”。富田事變揭示了中共在無力正麵應對“叛軍”時的權謀策略。當時中共正麵臨圍剿，而紅二十軍作為一個整編軍級單位，遠超蘇區當時所能輕鬆掌控的範圍。中央蘇區局（時由項英代理書記）麵臨兩難：一方麵，王明“左”傾路線要求“快捉快殺”；另一方麵，紅一方麵軍主力正忙於反“圍剿”，無力分兵大規模圍剿這支“叛軍”。
1931年4月17日，主張同紅二十軍談判的項英被解除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毛澤東代之，不久毛澤東又成為中革軍委負責人，成為當時紅軍最高領導人。4月18日，紅二十軍兵變領導人在前來參加原定的談判時被全部逮捕，不久即被全部處決。據曆史檔案和幸存者回憶（如紅二十軍幸存者餘伯流口述），1931年7月，中共蘇區中央局為避免內耗擴大，表麵上發出“和平談判”承諾：邀請紅二十軍餘部至江西南部平頭寨（今贛州地區一偏僻村寨）“談判解決內部矛盾”，並保證“安全、無條件釋放被捕人員”。這一承諾經陳毅等調解人傳達，旨在“教育為主，寬大處理”。紅二十軍領導層，包括軍長劉敵、副軍長李白芳等高級軍官，確信這是黨內和解機會，率部前往。
平頭寨地勢偏僻，便於“叛軍”集結，卻也成了天然的包圍圈。談判當日，彭德懷率紅三軍團主力，林彪率紅一軍團部分精銳，已秘密布下天羅地網。紅二十軍抵達後，先是“友好會晤”：中共代表團（包括古柏、曾山）宣讀“中央指示”，承諾“免予追究，重新編入紅一方麵軍”。軍官們放下武器，進入寨內“議事廳”。但就在高級軍官放鬆警惕、討論細節時，突如其來的槍聲打破了假象。彭德懷下令“包圍繳械”，林彪部隊從寨外合圍，紅二十軍瞬間陷入重圍。包括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在內的700餘名副排長以上領導被全部處決，僅謝象晃和劉守英兩人逃脫。部隊成員的死傷不明，事後紅二十軍番號被取消，殘部並入紅七軍。
這一“平頭寨事件”並非孤立，而是富田事變鎮壓的延續。官方敘事往往淡化其細節，將其歸為“反革命餘孽自取滅亡”，但幸存者證言和後期調查（如1989年江西省委報告）顯示：中共確曾以“談判”為餌，誘敵深入，然後一網打盡。彭德懷在《自述》中雖未詳述，但承認“肅反中使用了部分武力解決”。林彪作為彭的副手，也參與了這一行動。這反映了當時中共的無奈：麵對“這麽大的一支叛軍”，正麵作戰風險高，談判成了“借刀殺人”的權宜之計。但這種背信棄義，不僅消滅了對手，也摧毀了黨內最後的互信。
深層剖析：無力與權謀的信用崩盤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屠殺談判”？根源在於中共早期的權力真空與路線衝突。李立三“左”傾路線扭曲為地方恐怖清洗，毛澤東雖試圖控製，但王明中央的幹預讓溫和派（如項英）邊緣化。193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將富田事變定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推翻項英的“內部派別鬥爭”結論，中央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抵達蘇區後，大開殺戒。平頭寨事件正是這一路線的產物：中共無力或不願付出更大代價“對付這麽大的一支叛軍”，故以和平幌子誘捕。這不是孤例。類似“誘殺”在蘇區肅反中屢見不鮮，如閩西“肅社會民主黨”、鄂豫皖“肅反”，累計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之手”。彭德懷、林彪作為執行者，雖是軍事天才，卻深陷其中：彭後期反思“肅反走了彎路”，林則在長征中漸露野心。
如今中文史料，不乏“CCP走狗修改後的結果”，指的正是官方史學對這些事件的粉飾——將屠殺美化為“正義鎮壓”，回避談判承諾的虛假。從信用角度看，此事如一記重錘：中共承諾的“黨內民主”與“寬大政策”屢屢落空，基層官兵對組織的忠誠轉為恐懼。長征前，蘇區“擴紅”8萬人仍難以為繼，富田陰影揮之不去。1945年七大，毛澤東雖承認“肅反擴大化”，但從未為受害者公開平反。1980年胡耀邦指示調查，1989年報告認定“絕大多數無罪”，卻因天安門事件擱置至今。
平頭寨的槍聲，不僅僅是一場鎮壓的終章，更是中共革命狂熱中信用崩塌的縮影。以“和平談判”為餌屠殺紅二十軍高級軍官，絕非單純的軍事權宜，而是權力鬥爭中冷酷無情的邏輯體現。富田事變與平頭寨的血腥背叛，揭示了中共一貫的行為模式：通過欺騙與暴力清除異己，靠背信棄義鞏固權威。這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其崛起的曆史軌跡。從肅AB團到平頭寨，從長征整風到後來的政治運動，這種以犧牲信任為代價的“成功”模式，早已融入其骨髓。
警告台灣，不要相信習近平所謂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隻不過是另一場“富田事變”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