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我的文革山洞生涯

記我的文革山洞生涯 芮少麟 1962年，我以大專院校畢業生資格，由省市人事部門分配回青島，至市水產局轄屬漁業公司報到，正式踏入社會。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形勢下，臨出海前，我又因政審不適合條件，被重新分配到市水產品交易管理所，從事無須出海的司磅工作。 63年涉海部門貫徹中央關於這些部門有關人員工作內遷文件的指示，將我再行調整到青島市市場管理所。該係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業務分支，是各區政府正式編製內的雙重管理機構，一個單位掛兩塊招牌，我被分配到四方區市場管理所，又另名區政府工商科。這兩年期間，我努力上進，經幹部帶著戶口下放農村勞動，和文革前的工作考核，轉正後，成為一名區政府的23級基層幹部。 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民族劫難，我因先天之難，被劃進整肅營壘，自不待言，何況運動期間對機關幹部認識的重新政治站隊，已成為革命造反派不言而喻的整合分水嶺。家庭出身及政治成分，在機關“清理階級隊伍”批鬥中，對認定的人員對象，使用了各種肉體體罰手段，逼迫其交代家庭出身曆史、現行問題。我的“罪行“，隻是“階級立場錯誤”、“路線站隊錯誤”，須交代清楚與某些持政治“異見”的中層幹部的“串聯”活動。 1967年一月份被奪權後的機關一、二樓房間裏，不時傳來被毒打者的陣陣哀嚎，我初期挨打較輕，隻被文攻武衛的葛維河營長等打手，在機關內搧過幾次耳光，被狠狠踢過幾腳，至於揪鬥上台，承受雙側手臂“坐噴氣式”彎腰、辱罵、批鬥、請罪等體罰，卻早已被習慣成自然，言語侮辱與皮肉之苦，更是“家常便飯”。當時，挨批鬥者在路線鬥爭時經受的大字報與口誅筆伐及“槍林彈雨”，是現今這幾代人未曾經見過的“待遇”。被整肅者當時若能“蒙混”過關，就是一種幸運“勝利”。 我們在區政府的辦公室，位於三層紅樓的一層東側，造反派文革奪權後，機關日常工作停止，這裏成為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所在地。在經過大門傳達室時，我看到前四方區區長趙林三、前區防疫站副站長孫萬林的左右臀部，都已被打成醬紫色，他們分別被拖趴在兩個長條凳子上，不時地呻吟著。據說是被棒子隊強按在房間椅子上用實心橡皮棍逼供毒打所致，後被拉到傳達室裏作為拒不交代“罪行”者的公開示眾。文革中這類刑罰又被稱謂“棒子燉肉”。那時區政府機關，象被奪權後的青島市政協大禮堂已成為市文攻武衛指揮總部審訊室那樣，充斥著鬼哭狼嚎之聲，司空見慣，變成了活生生的地獄，成為文革“光輝”時代留下的掠影。 這期間，除開會挨批鬥外，機關不屑一顧的勤雜事務，如衝洗各樓層廁所，清理垃圾汙物，拉運機關幾百噸越冬煤，刨挖管線土石方等體力雜活，皆由被揪鬥的走資派與被清理出的牛鬼蛇神們包攬下來，是文革中我們這些人的專項改造任務。 文革畸形的政治美學誘惑，成為我親曆“經風雨，見世麵”的課堂，也深刻知道了社會上各處都有嚴格的群體層次之分。在平日與機關的中層“走資派”交往中，防疫站的老齊是傷殘軍人，他任職副站長，耿直不阿，口無遮攔。他常說“搞運動就是一幫人上台，另一幫人下台，而不管它被叫著什麽名義，我18級幹部算哪門子走資派？整天要瘸著因戰致殘的左腿，騎著個破自行車，跑遍全區，不管風裏來，雨裏去，為黨的衛生防疫事業，幹點工作，還幹出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罪名來了？”、 “我一不反黨，二不反社會主義，其它問題都沒有，不支持他田××拉幫結派，就是所謂反黨？他能整我個毬！”、“文革不是反右，57年有‘反領導就是反黨’的說法，田××造反後當上革委會主任，算個毬，他敢這樣做？”、“機關裏都有嚴格的幹部編製，競爭激烈，但也不能無章法地亂來”、“文革運動有派係，內部叛徒最可惡，你們要當心，小青年最多隻是個因為所謂出身站隊挨整，他們做出身文章又有何用？不要忘了，這裏是區政府黨務機關，幹部還有嚴格的管理政策規定，任何被整粛者，最後都還要有組織處理階段，做出政治結論後才能最後定論，離開了黨的政策原則，不同意的，照樣還可以申訴，怕它個什麽毬？”……。 這些發自內心的諄諄告誡，盡管齊站長也是在發牢騷，但與文革中許多人遭法西斯暴行的體會不同，它讓我這個年輕人，從踏入社會中，確實獲益匪淺。 我文革受難時，由於在機關裏有點“大學生”的寫作能力，迫於挨受的拳腳及政治壓力，交代過整理“紅色新政權”主任田法官的黑材料等“問題”，也學會了避重就輕，加以深挖文革站隊錯誤的階級出身根源，自己再戴上一頂出身大帽子，承認站隊立場錯誤，我的“檢查”，漸被機關運動操控者認可，挨受的批鬥暫緩。 67年的六月中旬，區級機關被揪鬥出的一小撮“階級敵人”，被集中到四方區北嶺的馬蓮山“五七幹校農場”，被集中改造。我在近二十人中最年輕，一度被指定為“蛇神隊”臨時負責勞動分配的組長，接受幹校老畢和造反派尹領導安排。文革中，我們被視成另類，在北嶺馬蓮山坑道山洞內外，度過了將近一年的挨鬥挑糞歲月，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相交相知，值得憶敘。 四方區的“五七幹校”，由自稱“山大王”，被“靠邊站”，與“蛇神隊”已劃清界限，“洗心革麵”後的18級區文化科長老畢，管理著幹校百十畝苗木梯田，他一個人在山上吃住，在路線鬥爭立場轉變後，負責監督著區級機關“蛇神隊”的改造勞動。 五七幹校裏的學員，都是四方區幹部業餘學校那些有政治曆史問題，但還未被“正式揪鬥”的靠邊站的教師，他們沒有“抓革命、促生產”的任務，隻能在自我批判中不斷反省，屬於“推一推，拉一拉”的改造邊緣對象。隻要幹校學員，唯唯諾諾，沒有明顯的反抗意識，就可平安無事，他們上午來，下午走，自帶飯食，僅參加政治學習討論，或由老畢分配一點苗木培植的零星雜活，還有點小許自由。 機關裏的尹奉金是“隨風轉”的造反派骨幹，三兩天騎著個造反派配發的紅色摩托車，來“五七幹校”裏上傳下達指令，或對幹校學員進行所謂學習督導，或對我們這些被監管改造的“蛇神隊”成員訓誡，或與老畢交流檢查“蛇神隊”監督改造的動態，即回。 我們“蛇神隊”與幹校學員們遙距山坡約百餘米，可望不可即，但路遇時彼此不敢有絲毫的搭腔動作，唯恐牽連到他們的階級立場，隻能孤零零地待在與西山廢棄幹道旁的山洞裏。大家同病相憐，抱些幹草，放在“牛棚”裏，充當坐墊，以避地下透過的陣陣寒氣。山洞內黑漆漆，陰森森，名副其實的伸手不見五指，每天大清早要報到，中飯自帶，下午五時半才能離開洞穴回家。期間，早請示，晚匯報，加上不斷地“請罪”、“交代”、“檢查”，下山接受批鬥，讓我們“蛇神隊”裏的每個成員，都充分體驗到“寫不完的檢查，站不完的隊，流不完的眼淚，請不完的罪”的政治囚犯待遇。 每天都要從山下農村大隊的大糞發酵池邊，往返多次挑著一擔大木桶糞尿，每擔重有八九十斤，沉甸甸、臭不可聞地爬山蠕動，中間還需休息兩三次，否則體力不支時，極易發生意外。登抵山頂後，還要再沿著環山梯田，逐個向坑洞裏的果樹苗邊舀澆糞水，除此之外，區裏的萬人批鬥或基層各街道辦事處對口單位的千人批鬥大會，則必須隨叫隨到，提前接受包括肉體在內的各式文革“教育”。 “蛇神隊”人物形形色色，年齡最大的是文化館的圖書管理員、全總工會陳少敏的胞弟、1928年參加中共的六十一個叛徒集團成員之一的老孫（聿修）；老金（又新）、老馬（中一）是青島職工四中的右派分子，文革被關進牛棚，在劫難逃。 在同命運、共呼吸的四方區馬蓮山幹校歲月，我們這些被革命者專政的“眾矢之的”，匯聚在這陰暗的石洞裏，成為尚未入土的“新山頂洞人”。除從早到晚在山上山下不停地挑大糞，或被文攻武衛棒子隊押送著去接受臨幸的“噴氣式”批鬥外，大家隻能坐在石洞內，背誦語錄，或“麵壁思過”。山洞裏酷暑悶熱、蚊蟲叮咬不絕，連閉目養神也不得片刻安寧，夏季出山洞時常遇有暴雨瓢潑，寒冬時還要承受透入骨髓襲來的陰冷，大家隻能一忍再忍。即使五七幹校有學員路過，他們都不願向這“石洞”裏，多投一瞥，人們難以忍受這絲毫不亞於牢獄的環境，慘狀無須贅述。 這種棲身條件下，許多“走資派”無精打采，垂頭喪氣，“牛鬼蛇神”們個個提心吊膽，人人自危，唯恐言行疏漏，被內部欲“戴罪立功”者告密，會罪加一等。在令人窒息的群眾專政氣氛中，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還在談笑風生，貌似無“憂”無“慮”，並不安分，我是其中之一，原因是自己年輕，係非黨群眾，既無官，又無黨票之累，並不擔心有受除分問題，對路線批鬥更蠻不在乎，被揪鬥“坐飛機”後，回到山上，依然哼唱著七十年代那“夜半三更吆，盼天明，寒冬臘月吆，盼春風……”那首時興電影歌曲《映山紅》，以舒展心中鬱結，期盼文革結束，“天明”到來。一些年長的好心“神仙”，常提醒我“都到何時候了，還不知天高地厚！”；我在勞改隊中，當時隻有27歲，說話較為隨便，由於無政治曆史與生活作風問題，隻是文革觀點不同和出身站隊的立場錯誤，我的問題性質“定性”，並不取決於機關本身，即使有人打小報告，稱我“不老實”，我也隻是換來上台陪鬥示眾而已；老金像被揪鬥前一樣，說笑依然，是個無憂無慮的“樂天派”，不時以妙趣橫生的幽默，逗人強顏苦笑一番，他說“人家說這裏是‘鬼蛇之洞’，我看是個‘神仙洞’，大小神仙過海，各顯其能，我是個老右派，老運動員，帽子一大羅筐了，是過來人，早就老老實實，認錯服罪，接受革命群眾監督，該怎麽批判、處理，都接受……”，有人稱他是個“熊話簍子”，他嘻嘻一笑，自稱是“革命樂觀主義”，泰然處之。即使被人匯報，幹校負責人任某也隻是批評幾聲“有的人不接受改造，說怪話，你們不能亂說亂動，要規規矩矩，重新做人……”。 文革後，老金調任青島市政協副秘書長，市民革駐會專職副主委；老馬則以他的炮兵測量學專業特長與實績，在房地產開發中，時來運轉，技術經濟上得以大放異彩；其它“洞內成員”，多數恢複職務或部門分流後升遷，或如我那般，打報告轉業它就，另謀出路，成就了這些當年“山頂洞人”們，另辟途徑的後半生。 實際上，當時“蛇神洞”裏被稱“叛徒”、愛打小報告的欲求解放者，也就是心照不宣的那一兩個人，或許其人品的本身就是中國人群中某種劣根性表現的代表。他們大不了匯報我們這幾人在“抗拒改造”，“對紅色新政權不滿”，“散布市麵上的小道消息”， ……。我們幾個“死硬派”，隻能對其敬而遠之。為求得精神減壓，老金、老馬經常敘說典故，以搏強顏歡笑，這是“天涯淪落人”們，在文革淒風苦雨中的另一番情趣。 運動中我們受難人隻要沒有政治曆史、生活作風等原則問題，對幹部政策，心知肚明，不在苦海浮沉中求樂，調整好個人心態，寄望登上明日彼岸，難道還真能“自絕於人民”？這既是當時的實況，也是渡過那段人生劫難時的力量源泉，是培養鍛煉個人苦中求樂情趣的一段現實經曆！ 1968年12月寒冬中，青島市組織引黃濟青工程，我們被強製去女姑口挖河修水庫。在臨時搭建的四方區萬人批鬥大會上，我被揪鬥台上示眾時，因不甘含垢受辱，與捏造事實的“揭發”求賞者，當眾頂嘴，該一時氣盛之舉，讓大會發言求賞者，難堪得無法下台，被主持會議的區革委會主任田法官視為階級敵人在“反撲”的新動向，指令文攻武衛的打手們，將我拖至僻靜處，著實挨了一頓狠狠的“棒子燉肉”，打得皮開肉綻、鼻青臉腫，後被老楊攙扶著，乘郊區列車回了家。 第二天我無法參加挖河，還被棒子隊從市南區伏龍山家中強製押解到七、八十裏外的女姑口挖水庫工地，監督勞動示眾，吃了不少眼前虧，這個人生奇恥大辱，耿耿於懷，經久不散。 我在“勞改隊”作為被專政的“殘渣餘孽”，度過了1968年的夏、秋、冬三個季節，接觸到曆經滄桑的各類人等，他們見我坦誠直率，也能談上幾句真心話。譬如老馬係民國時期的中央軍校炮科畢業，東北戰場起義，編入解放軍炮一師司令部任職偵察參謀，入朝參戰中，屢有建功，56年回國後轉業為測量學教師，後被打成右派分子勞教，解除勞教後，不服政治結論而不斷申訴，反複摘、戴帽多次，公開訴說教養改造時的種種磨難，使我知曉到許多鐵幕後的淒慘真相；文化館老趙，係黃埔十三四期的中校團副，淮海戰役被俘釋放回青，改業美術，是青島市著名藝術家，老實厚道，謹小慎微，屢勸我不要亂講話，即使如此，不經意中也流露出四十年代內外戰場上較量各方與媒體報道涇渭分明之判讀；老陳是公安出身的入城老革命，四清下台局長，他對那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適用中如何能“回家過年”的反向新解，讓政治愚鈍者頓開茅塞，比照文革運動，使我對威權誘供、逼供伎倆，有了深入警惕；前區長老趙是1956年的行政16級區長，參加鎮反、肅反、反右和文革前，一直是中共區委領導小組成員，熟悉運動領導者的政策策略，常向我私下分析堅持原則、應對棒子隊拷打逼供的方式方法；陳少敏的胞弟老孫（聿修），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人，57年授上校軍銜，任山東軍區後勤部要職時，因1931年濟南反省院六年“叛變自首”問題，轉業青島，安排在區文化館幹圖書管理員，以行政14級待遇供養起來，是中共著名“六十一個叛徒集團”的成員之一，常向我叨念適用中共政策的“苦水”，及訴說不同時期內部政策的變幻無常，並聯係文革現實，使我對“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認知……。 1968年新山頂洞人裏的“蛇神隊”生活，是我在讀馬蓮山社會大學時的最好經曆，它讓我對中共黨的幹部政策、組織路線，乃至社會現實中的正反方麵，學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書本之外的知識。 1969年2月下旬，我因桀驁不馴，不老實接受“改造”，被機關“文攻武衛”從“蛇神洞”裏揪回機關批鬥。為防止四方區幹群“九大”期間有人串聯上訪，我被關押在區政府二樓北麵會議室，隔離審查了半個多月，失去自由。當時年輕，對“造反派”的“隔離審查”不理解，經幾十年閱曆，才明白這一“光榮傳統”，都是權力者一脈相承的維穩措施，與是否處在文革時期，並無關聯。新世紀裏眾多訪民“兩會”期間的被直接拘禁關押，即為例證。 中共“九大”結束後，為隔離監控需要，機關造反派將我重新安排到工業局下屬工廠裏監督勞動。因車間衝床操作不慎，左手拇指險些致殘，後工傷休養，直到上級傳達中共中央關於《解決山東問題十條》後，1972年我才重新回歸機關工作。 那時，我尚值青春鼎盛期，始終懷有發揮海洋捕撈專業特長的信念，在第一次全國科技大會後，自己多次向有關部門打報告，要求調整工作性質，終於調入專業科研幹部歸隊序列，移轍了人生之旅，為後來我走向書寫法治報告文學之路，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