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確實“煽動”了學生——與張耀傑先生商榷

1919年5月4日之所以發生“五四”學生運動，蔡元培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麽角色？或者換一種說法，學生在5月4日上街遊行，是不是因為北大校長蔡元培從中“煽動”的結果？這一問題此前作為多數共識或定論在學術界並沒有引起過重視。不過，葉曙明先生在2009年的《重返五四現場》著作中提及“蔡氏是不讚成學生們遊行的”[①]。之後張耀傑先生2010年3月29日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蔡元培沒有煽動學生》一文，更是有針對性地而且“有理有據”地強化了這一觀點，此文後來收入《民國底色：政學兩界人和事》一書產生更大影響。於是，蔡元培與“五四”學生運動之間的關係，忽然間成為一個曆史懸案了。

一、文章是如何辯駁的

因為葉曙明先生的專著在這一問題上隻是淺嚐輒止，本文重點以張耀傑先生的文章為對象。

張耀傑先生的文章不長，而且其中涉及很多重要材料，在此不妨稍多引述。文章分三個小部分：“五四”運動的前因後果、葉景莘的不實之辭、蔡元培的精神境界。第一個部分因為不涉及蔡元培，所以在此忽略。

第二個部分中，他提及蔡元培與“五四”學生運動何以發生的兩個史料：

一個是胡適1929年1月16日的日記：“晚十一時，車行。此為歸國後第一次遠行。與葉叔衡同房。我們談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的故事，有足記者。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失敗的消息傳來，徐世昌主張簽字，陸征祥、王正廷、伍朝樞皆主張簽字。汪大燮其時為外交委員會主席，他於五月二日夜（三日夜）去看蔡元培，先以此時形勢，說學生不可不有點表示。蔡讚成其說，故四日有大遊行，遂有打趙家樓的故事。”

另一個是葉景莘在《大公報》發表的《五四運動何以爆發於民八之五月四日》，其中“引述”道：“外交委員會已開會決議，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報徐世昌核奪。但五月三日，林長民獲悉：國務院已發出密電，令代表團簽字。汪大燮焦急，葉景莘建議速告蔡校長。汪大燮即坐馬車到東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當晚，蔡先生召開北大學生代表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等，告此消息。”

後一材料，並非是葉景莘回憶原文而是一個概括，張耀傑先生不知何故使用了引號。不過這個概括雖然有些別扭，但並未改變和違背原文意思，隻是不夠完整，其中還有“電報處一個林長民的同鄉當晚潛去報告”“林密電梁啟超並請他通知巴黎中國留學生”“汪（大燮）問還有什麽辦法可想。我（葉景莘）說：‘北大學生本要遊行，何不去告蔡先生’”等細節。而且，如果在引文中再加上原文的“次日北大學生遊行，而‘五四運動’爆發了”一句就更清晰了。

兩則史料實際可以算是一個史料，因為胡適日記中的“葉叔衡”就是葉景莘，也即胡適日記所記來自葉景莘的記述，簡短概括就是：五月三日，林長民首先獲知政府出爾反爾又決定簽字的消息，然後告訴了汪大燮，在葉景莘的建議下，焦急的汪大燮坐馬車去找了蔡元培，蔡元培將消息告知了北大學生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等，所以5月4日學生就上街了。

引述完兩則材料後，張耀傑先生評判說：“關於五四運動的許多書籍、文章特別是文學性的曆史演義中，大都采信了這一說法。”但“葉景莘文章中所說的蔡元培直接出麵煽動學生上街遊行的說法，事實上是不能成立的”。

接著在第三部分中，張耀傑先生給出證據和理由。

第一個證據是羅家倫的回憶文章《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羅家倫寫道：“五月三日那一天，清華大學舉行紀念典禮，許多北大的人，都到清華去參觀，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點鍾才回來，不料三號那一天，邵飄萍到北大來報告，說是山東問題已經失敗，在校的一班同學，於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臨時會議，最初由邵飄萍報告，以後由許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說，……於是當場主持的幾個人，不能維持我們以前決定的五七發難的成議，當場議決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聯合各學校發動，並且當場在北大學生中推出二十個委員負責召集，我也是其中一個，由他們各學校聯絡進行。”

第二個證據給出的是許德珩在《五四運動在北京》一文中的一句話：“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是負行政責任的人，他同情學生，而又不願意鬧得過火……”

第三個證據給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寫給傅斯年、羅家倫的回信：“校中同人往往誤以‘天之功’一部分歸諸弟，而視弟之進退為有重要之關係。在弟個人觀察實並不如此，就既往曆史而言，六七年前，國內除教會大學而外，財力較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國立而住在首都，自然優秀之教員、優秀之學生較他校為多，重以時勢所迫，激刺較多，遂有向各方麵發展之勢力。然弟始終注重在‘研究學術’方麵之提倡，於其它對外發展諸端，純然由若幹教員與若幹學生隨其個性所趨而自由申張，弟不過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在引證這段文字材料之前，張耀傑先生還加上了一句話：“坦誠地談到了自己在五四運動中發揮的作用。”然後由此得出結論說：“葉景莘把五四運動的爆發，與自己並沒有親眼見到的‘蔡先生召開北大學生代表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等，告此消息’直接掛鉤，顯然是出於對蔡元培‘不過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的角色定位的不理解。”

三個證據給出後，就是張耀傑先生的各種分析，包括北京大學有一個政教分離的明確底線、大學校長和大學教授不可以直接煽動學生從事政治活動以及蔡元培在1930年代如何不讚同學生運動等。為了加強這些分析，張耀傑還引證了蔣夢麟在自傳《西潮》一書中的“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一節作為證據：“蔡校長顯然因為事情鬧大而感到意外，這時已經辭職而悄然離開北京。……雖然大家一再敦勸。他仍舊不肯回到北大。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曲事實了。”

文章最後，張耀傑先生結論說：“葉景莘之所以把直接出麵煽動學生上街遊行的說法加以蔡元培頭上，是因為他對於蔡元培、胡適等人所提倡並且堅持的以人為本、自我健全、以身作則、挺身負責、與人為善、寬容和諧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精神境界的不能理解。”

二、辯駁文章的材料不足與漏洞

無論從給出的證據看，還是全文的分析論證過程看，都可以說是比較令一般讀者信服，但如果深度研讀，可以發現，張耀傑先生僅僅據此就直接得出蔡元培沒有煽動學生的結論，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的。理由如下：

首先，來看作為“正方”的證據，即葉景莘的回憶文章。

無論是葉景莘對胡適的講述也好，還是後來形成文章也罷，一些關鍵環節和細節內容，初步判斷上應該說是有說服力的，比如他在文章的開篇中說：“‘五四運動’…..其所以爆發於五月四日之理由則是一種對日外交的史料。這個史料中有許多事件，現在隻有兩三個人知道，隻有一個人聽說過。這一個人是胡適之先生，我在十多年前曾告訴過他，那時他即勸我寫下來。”[②]

作為總統府外交委員會管秘書事務的事務員，也就是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務主任林長民的直接下屬，葉景莘是第一現場人，因此其回憶的可信度就更高一些，這也就是胡適為何當時就建議他寫下來，後來也記在日記中的重要理由。而且胡適還在日記最後寫下一句話：“叔衡有記載，留在北京，將來一讀。”[③]

另外，根據葉景莘的記述細節來看，比如汪大燮“立刻自繕辭呈力爭，並命結束會中事務”、打電報給複旦大學校長李登輝、自己去汪大燮家並建言“北大學生亦在反對借款與簽約，何不將此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汪大燮“即命駕馬車到東堂子胡同蔡先生處”等應該都比較有曆史現場感，也與他所說的“現在隻有兩三個人知道”相合拍，即除了葉景莘外隻有汪大燮和蔡元培了解內情。

至於引發質疑的關鍵一句：“當晚九時左右，蔡先生召集北大學生代表去談，其中有段錫朋、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等諸先生”，正如張耀傑先生所質疑的“並沒有親眼見到”，自然當存疑才是。同時結合5月3日北大法政學堂晚7：00左右召開的會議來看，葉景莘所說的“當晚”也不可能。

那麽，這個問題，究竟是因時間久遠而出現的記憶誤差，比如把5月2日晚（胡適在日記中有所注意和提示）誤記成5月3日晚？比如蔡元培召見的學生中沒有羅家倫？還是純屬於憶者張冠李戴或無中生有製造了虛假信息？如果是前者，不影響蔡元培“煽動”學生的結論；如果是後者，那就值得深度懷疑了。

其次，來看作為“反方”的證據，即羅家倫的回憶文章、許德珩的文章和蔡元培的回信。

羅家倫的回憶文章，是他在1931年口述、馬星野記錄整理而成的，當時並未公開，直到1978年才由其女羅久芳整理發表出來。作為曆史當事人的回憶，這篇文章的可信度也很高，比如3日那天他去了清華大學，晚上“八九點鍾才回來”，邵飄萍到北大做了鼓動報告、許德珩做演講、劉仁靜拿刀要自殺、一個同學寫血書、會議組織者改變“五七發難”的原計劃定在第二天遊行等。[④]如果羅家倫以上所記都屬實，那麽葉景莘所說的蔡元培3日晚9點的召見，就不應該包括羅家倫。當然，蔡元培是否召見了其他學生的說法，也就值得懷疑了。

但羅家倫文章中的關鍵一句：“不料三號那一天，邵飄萍到北大來報告，說是山東問題已經失敗，在校的一班同學，於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臨時會議”，應該存疑。因為5月2日林長民在北京《晨報》上已經發表了《外交警報敬告國民》的文章，“山東問題已經失敗”的消息，早已經人盡皆知，作為一直熱心國事的學生，羅家倫何以要“不料”呢？

還有，3日在法科第三院——也就是法政學堂——召開會議，是3日之前的2日由北大國民社計劃好的，[⑤]並在3日上午［蔡曉舟、楊量工在《五四》中記錄的是：“北京大學學生遂於三日（星期六）午後一時發出通告，召集本校學生於晚七時在法科大禮堂開會。”[⑥]］北大壁報上貼出13校學生代表要在北大召開緊急會議的通知，[⑦]而不是邵飄萍一演講鼓動，同學才“召集臨時會議”。

基於這兩點疑問，可知作為新潮社成員的羅家倫，要麽對北大5月2-3日之間的一些事情並不知情，要麽是時間久遠記憶中有錯誤。作為回憶文章，出現這樣的問題同樣不稀奇。

既然葉景莘和羅家倫兩個當事人的回憶，存在信息不能對接或矛盾衝突的問題，所以在不能找到其他更有力的旁證的前提下，是不能僅僅相信羅家倫的一麵之詞而直接否定葉景莘的。

來看張耀傑先生給出的第二個證據，即許德珩回憶的那句話。一般來說，這句話實在是不能算作一個有力證據，因為“同情學生，而又不願意鬧得過火”這句評論性的話，是一種觀點大於事實的陳述，目的是為了呼應蔡元培曾於1918年5月21日勸阻過北大學生向代理大總統馮國璋請願廢除中日兩國的《防敵軍事協定》。張耀傑先生將其作為證據，顯然有這樣一個邏輯：上一次勸阻了，那這一次也肯定不讚同。

但是一事歸一事，每個人對每一件事的判斷不同，當然可以做出不同的決定，比如前一次讚同政府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共同防止蘇俄給遠東帶來的威脅，再加之蔡元培常規情況下奉守大學不介入政治運動的規則，所以才出麵加以勸阻，但另一次情形不同了，或者感覺事態更嚴重了，他完全可能改變觀點並做出超出常規的舉動。

其實，張耀傑先生完全可以引證許德珩1948年回憶文章中的話：“‘五四運動’，蔡先生在事前是沒有與聞的。他於學生的愛國行為是既不阻止也不鼓勵的。”[⑧]這樣證據更充分一些。

第三個證據是蔡元培本人的說法，初看上去很令人信服，尤其是張耀傑先生在引證材料前加了一句“坦誠地談到了自己在五四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於是讀者很容易認可張耀傑先生的分析和結論：“葉景莘把五四運動的爆發”“顯然是出於對蔡元培‘不過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的角色定位的不理解”。

不過，完整地看完蔡元培1924年12月4日給傅斯年和羅家倫的回信，並沒有找到張耀傑先生強調的“談到了自己在五四運動中發揮的作用”類似的表達。

來看信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張耀傑先生引證那段文字之前的部分：“弟再四思維，此時實不能遽作歸計。蓋以救國問題而言，此時屬最急者在打倒軍閥之預備，此斷不能入辛亥以前之革命事業，利用幾支軍隊或放幾個炸彈可以收效，而根本解決，計在建設民軍，使國民各有當兵之資格，或投入軍隊或發起團練，以自衛之精神代隨地劫掠之募兵。”“至關於北大之問題，弟自忖精力實不能勝此煩劇，若以夢麟石曾諸君任之，實較為妥當。校中同人往往誤以‘天之功’一部分歸諸弟，而視弟之進退為有重要關係。”[⑨]剩下的引文，就是張耀傑先生引證的那一段。

其實，完整讀完信可知，這是蔡元培答複傅斯年、羅家倫自己如何不能聽他們的勸勉回北大繼續擔任校長的內心想法，其中涉及被張耀傑先生看中的“弟不過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並非是針對五四學生運動，而是對他1917年後執掌北大所進行的各種改革舉措，即對所謂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等“天之功”的謙虛之辭。

真是不清楚一貫重視史料的張耀傑先生，為何竟然犯了這樣低級的張冠李戴式或一廂情願式的錯誤。

最後來看張耀傑先生給出的第四個證據，就是蔣夢麟回憶錄中的那番話。因為蔣夢麟與蔡元培的親密關係，再加上他又轉引了蔡元培說“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似乎這個證據就確鑿了。

不過仔細品味這番話，還有另外一種闡釋的可能。因為就在“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之後，蔣夢麟用了一個轉折句：“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⑩]因此，這句話客觀、完整的解讀應該是這樣的：蔡元培此前從不曾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這次因為學生愛國熱切，也就鼓勵了一次，因此不應該被批評。至於有人說蔡元培經常性地鼓勵學生鬧學潮，那也不是事實。相信這樣的一番語句轉換和解讀，張耀傑先生應該能夠接受。

如果還不能夠信服，可以參考蔡元培1919年5月10日在《告北大同學諸君》的公開信中明確表示過的：“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諸君之理。”[11]也就是說，不必參考以前，也不用看此後，單就5月4日這一次，蔡元培無疑是支持學生的。

三、補充的證據和佐證

盡管張耀傑先生的文章出現一些證據和論證層麵的不足和錯誤，但要想解決葉景莘與羅家倫、許德珩回憶中相左的問題，並徹底解決蔡元培是否“煽動”學生的問題，僅僅停留在文章所給定的材料還是不行的。好在關於“五四”自當時發生一直到事後多年，都有親曆者撰寫各種回憶文章，這些文章先後被編成各種史料集，例如《五四——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蔡曉舟、楊量工編著，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1979年）、《五四運動回憶錄》（1979年）、《五四運動回憶錄·續》（1979年）、《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1980年）、《曆史記憶與曆史解釋 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楊琥編，2011年）、《五四事件回憶（稀見資料）》（2014年）等。再加上《蔡元培年譜長編》《蔡元培日記》（缺少5月1-8日的內容）《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等都是現成的資料，查找起來很方便。另外一些未收入的資料，也不是很難找。

在翻查文獻中，不難發現這樣一些資料。比如《蔡元培年譜長編》中采信了時為北大學生班長的何思源的回憶：蔡先生“在北京大學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一百餘人開會，他講述了巴黎和會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我參加了這次會，聽了他的講話，心情非常激動。”[12]當然了，因為1949年後特殊的政治環境，何思源這個回憶摻雜了大量意識形態的話語，所以可能不太客觀、可信。不過不要緊，年譜長編中還提供了其它材料。

比如當年在外交委員會同時兼任北大講師的梁敬錞，1982年在台灣北大同學會“五四”紀念會上演講說：“汪大燮得葉景莘報告，亦聞政府有訓令專使即將簽約之事，則亦大憤，亟往北大蔡校長於西[東]堂子胡同私宅，告以實情，蔡校長亟招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告以實況，於是山東救亡示威運動，遂由北京大專以上八校，定於五月四日下午在天安門舉行。”[13]考慮到葉景莘的文章發表在1948年在前，作為昔日同事的梁敬錞的文章在後，難免受影響，所以暫時存疑。

1948年，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在北大舉行紀念“五四”大會上說：“運動原定七日發動，後因知道事不宜遲，國際上的壓力已來，於是提前了。這消息是蔡孑民先生傳來的。”對此，《蔡元培年譜長編》的作者南開大學的高平叔先生曾在1979年5月28日，當麵詢問過鄭天挺，“他重新回憶，再一次證實他和葉景莘所說的這一事實”。[14]考慮到鄭天挺的身份和當時所處的地位，這一說法應該比較可信。

再看北大學生田炯錦在《傳記文學》第15卷第3期上發表的文章《“五四”的回憶與平議》：“八年五月三日下午，與筆者在北大東齋同住一間宿舍的狄君武學長歸來說：‘今天下午在一個會議上，蔡先生言巴黎和會的情勢，對我國極為不利，列強對日本要在山東奪取我許多權益之無理要求，有認可意，……’”[15]田炯錦所憶是否屬實？另一篇署名為Chow Tse-tsung（周策縱）的回憶文章THE MAY FOUTH MOVEMENT中佐證說：5月3日，蔡元培“召集北大教職員開會，商議對待學生愛國行動的問題。與會者憤於北洋軍閥政府在對日交涉上的賣國行徑，以及他們對北大的敵視，主張對學生的行動不加阻攔。於是，蔡先生向學生代表狄福鼎表示：他同情學生的愛國熱忱。”[16]

年譜長編也提到1941年唐偉的回憶文章《蔡先生與五四運動》：政府“電令陸征祥……等專使簽字於合約，陸等……將電令密存。而此電已李石曾所偵悉，由巴黎密電蔡先生，蔡先生閱電……急邀全校教職員開會，商討救濟辦法。”在得知“同學決計遊行請願，（蔡元培）即召學生會幹事狄福鼎等，囑其轉告同學，途中須嚴守秩序。”

在年譜長編之外，還有證明材料可尋。

例如作為“國民雜誌社”和“平民教育演講團”重要骨幹之一的朱一鶚在1927年時回憶說：為反對對日簽約，自己約數同學找蔡元培商量，“此時蔡校長不但不阻止我們這種發起，並且很熱烈的表示讚成。他說：我國在巴黎和會空氣很壞，政府怯於日本勢力，恐怕要預備簽字，現在惟一的希望，隻有國民自決，國民能夠有對外示威表示及否決政府的行動，尚有挽回的餘地。就是一時不能完全達到目的，將來也有翻身的日子。不過諸君舉動，要有秩序，以免政府有所借口等語。我們得到蔡校長同意後，立刻一麵通告同學開會，一麵用電話通知專門以上各校推派代表參加，並請《京報》主筆邵飄萍君到會報告巴黎和會最近形勢，即於五月三日晚上在北大法科大禮堂開會。……邵君報告畢，隨即決議五項：（一）定五月四日為北京專門以上各校學生全體出發對日示威；…..（五）定五四上午十二時在天安門前會齊”。朱一鶚在回憶中還說：“不料學生釋放之後，政府又遷怒到北大蔡校長身上，以為此次學生運動，全由他一人鼓動。”[17]

最後來看重要當事人，即“國民社”許德珩的回憶。前文說到許德珩在1948年回憶時說“蔡先生在事前是沒有與聞的。他於學生的愛國行為是既不阻止也不鼓勵的”，但是就這一問題，許德珩後來在回憶中自我否定了好幾次。比如在《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中他說：“5月2日，我從蔡校長那裏聽到了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便約集參加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18]1980年又撰文說：“最初，這個消息是林長民告訴蔡先生的，蔡先生馬上透露給我，於是國民雜誌社的各校代表，於1919年5月2日晚間召開緊急會議”。3日晚，在北大三院召開的大會，蔡元培不僅批準召開會議，而且還“立即批了條子，叫總務課給我一刀紙。五月四日，北大學生整隊出發到天安門示威，蔡先生是支持的”。[19]到底哪一次更確切更符合曆史事實，既然許德珩先生自己都搞不清，他的1948年那次回憶也就不能太確信了。

順便說，張國燾在《我的回憶》、楊晦在《五四運動與北京大學》中都回憶說5月4日北大學生臨出校門前蔡元培出麵有所阻攔，葉曙明先生在著作中也很看重這兩個材料，但是相悖的材料同時存在，比如蔡元培本人回憶，他曾對1918年夏學生反日請願有阻攔且事後辭職，但對1919年“五四”遊行沒有阻攔。他說“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20]

其實，即便是相信張國燾、楊晦的回憶，蔡元培出麵阻止過學生，也完全可以理解，因為畢竟當時教育部長傅增湘給他打過招呼，教育部的官員也到了北大，作為校長出麵做個樣子，走個過場，這是誰都會做的，不能太當真。在此情境下，回想1943年傅斯年第一次談“五四”時說：“猶憶‘五四’以後有人說，北洋政府請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辦學，無異豬八戒肚子中吞了一個孫悟空。”[21]1944年第二次談“五四”時說：“‘五四’在當時本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運動，自然也不是一個全無計劃的運動。”[22]其中的所指和蘊藉，感覺就更有味道了。

從相對有限但又充足的材料看，蔡元培“煽動”學生的結論是成立的。劉一皋先生曾在文章中這樣說：“有學者據此認為是蔡元培借學生喚醒民眾，故‘五四’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蔡元培而起的。其實，其他團體也都知道這一消息，而且蔡元培的主張也絕非‘五四’式的行動。”[23]這樣的評判，應該說比較公允。

退一步說，就是堅決持反對觀點的張耀傑先生，不是也在文章中說：“胡適日記中記錄的蔡元培讚成‘學生不可不有點表示’的說法，大致上是可信的。”隻是為了反對葉景莘說蔡元培直接出麵煽動學生，張耀傑先生卻沒有闡釋和論證這個“有點表示”在蔡元培那裏究竟是指什麽？難道僅僅是他自謂的“未加阻攔”的默許麽？似乎這種連帶性而非主導性、策劃性的“脫責”解讀，未必符合蔡元培的本意。

當然，材料能夠幫助澄清事實，但還不能“以理服人”，所以對蔡元培關於“五四”學生運動的思想也應該做一下考察。

盡管蔡元培先生1919年7月21日在杭州會見全國學聯代表時就提出“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7月23日發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告誡學生，“自今以後”應擴充知識，“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24]；1920年5月4日寫文章《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又稱罷課導致“學術上的損失，實已不可限量”[25]。而且這些思想主張和反思舉動，一直貫徹到1930年代。對此筆者也深度讚同張耀傑先生所強調的這些觀點，畢竟學生參與街頭政治都是短視的激進行為。但是，不能因此就倒果為因、強找理由地說蔡元培也反對學生發起“五四”運動，因為在1919年《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蔡元培同時說了：“為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神聖之學術，以從事於救國之運動”[26]；在1920年的那篇文章中，蔡元培同時明確了“五四”學生運動“促成拒絕簽字”，1919年底日本沒能實現就山東問題直接交涉的計劃，“也是一半靠著學生界運動拒絕”，包括學生參與社會問題、實行社會服務、平民講演等“事業，實在是救濟中國的一種要著”。[27]

“五四”前後，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在思想上的確有轉變，例如胡適在1935年的文章中記述說，蔡元培因為一戰終了很興奮，拉著胡適等教授在天安門露天演講，蔡元培自己“也演說了好幾次”，其中一次講道“大學職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教育”。胡適為此評說“這是他第一次借機會把北京大學的使命擴大到研究學術的範圍以外。他老人家忍了兩年，此時他真忍不住了”，“從那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幹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帶著我們都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了”。胡適還針對蔡元培樂觀的言說評價道：“這種樂觀是民國八年以後中國忽然呈現生氣的一個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偉大領袖。若沒有那種樂觀，青年不會有信心，也決不會有‘五四’‘六三’的壯烈運動起來”。[28]但“五四”之後，尤其是“六三”之後，蔡元培一方麵認為“危機”已經度過，不能總是通過上街的方式來解決政治問題，同時他也意識到學生上街，尤其是“火燒趙家樓”那種失控的行為已經超出了他的預期，所以他才開始規勸學生重視學業，開始不停地撰文呼籲。這也就是為何羅家倫後來在回憶中說：蔡先生“到‘五四’以後學生運動發現流弊的時候，他又發表‘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名言”。[29]

可見，張耀傑先生在文章中並沒有注意到前後的變化，而僅僅強調了後期蔡元培不讚成學生上街運動的觀點，這是一種典型的忽視情境變遷原則的學術表現。

 

在以上事實和理論闡釋的基礎上，有關蔡元培與“五四”學生運動的關係，大體可以這樣描述：5月2日（或3日）得到汪大燮的消息和建議後，情急之下的蔡元培向北大一部分學生做了帶有不滿情緒的通告，其中具體有哪些學生在場可能並非是葉景莘所列舉的，尤其羅家倫可能當時不在場，早已經護國心切的北大學生於是分頭聯合北京其他高校，定於5月3日在北大法政學堂召開學界大會，邵飄萍演講鼓動後，許德珩、張國燾、狄福鼎等學生先後發言，劉仁靜和謝紹敏更是以近乎自戕的方式表達了感情，於是在“等不及五月七日了”[30]的情形下，決議將原定4天後的遊行改在第二天即5月4日舉行。盡管這樣的概要也還可能存在紕漏，但在更有力資料出現前，這也不失為一個令人相對信服的結論。同時，必須要強調的是，蔡元培的“煽動”使命，在5月3日前就已經完成了。至於如何組織4日的遊行，如何應對警察總監和步兵統領，如何向各國領館求請幫忙，都由學生領袖們具體操作的，已經與蔡元培沒有直接關係了。至於最後上演的失控學生的縱火事件，完全是個突發意外，是遊行組織者無法發揮管理能力的突發意外，與蔡元培沒有多少關係。

最後說一點，如果因為後來發生縱火事件而又被激進主義的敘事和宣傳無限誇大了，因此有損於蔡元培先生的形象，那完全可以不用感情色彩太過鮮明的“煽動”一詞，而改用“支持”“鼓勵”“鼓舞”“推動”“推進”“促進”等，也許這樣，蔡元培先生與“五四”學生運動之間的密切關係，就可以更大程度上地被接受而不被質疑了。

 

——原文刊於《關東學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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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葉曙明：《重返五四現場 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中國友誼出版社公司2009年，第174頁。

[②] 《五四運動何以爆發於民八之五月四日》，《大公報》，1948年5月4日。

[③]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0-351頁。

[④] 《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傳記文學》第54卷第5期，1989年5月。

[⑤]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東方出版社1980年，第49-50頁。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453頁。

[⑦] 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傳記文學》第八卷第五期，1966年5月。

[⑧] 《“五四”二十九周年》，《觀察》第四卷第十一期，1948年5月8日。

[⑨] 羅久芳編著：《文墨風華：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北方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61-63頁。

[⑩] 蔣夢麟：《西潮與新潮：蔣夢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148-149頁。

[11] 《北京大學日刊號外》，1919年5月11日。

[12] 高平叔編著：《蔡元培年譜長編》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5頁。

[13] （《五四運動之回憶》，《傳記文學》第40卷5期，1982年5月。

[14] 高平叔編著：《蔡元培年譜長編》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7頁。

[15] 高平叔編著：《蔡元培年譜長編》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7頁。

[16] 高平叔編著：《蔡元培年譜長編》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7頁。

[17] 《五四運動之回顧》，《中央副刊》第十一號，1927年5月4日。

[18] 許德珩：《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79年。

[19] 許德珩《回憶蔡元培先生》，《人民日報》，1980年3月4日。

[20]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1934年1月1日。

[21] 傅斯年：《“五四”偶談》，《中央日報》，1943年5月4日。

[22] 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大公報》（重慶），1944年5月4日。

[23]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群體行為分析》，《開放時代》，2009年第10期。

[24] 《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第313頁。

[25] 《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晨報》，1920年5月4日。

[26] 《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第312頁。

[27] 《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晨報》，1920年5月4日。

[28] 胡適：《紀念“五四”》，《獨立評論》第149號，1935年5月5日。

[29] 《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傳記文學》第十卷第一期，1967年1月。

[30] 《一周間北京的公民大活動》，《每周評論》第21號，1919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