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長島客

文革期間上山下鄉,恢複高考後進入大學,80年代赴美留學,00年代“海歸”回國,退休後定居紐約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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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後禮佛圖》的命運

(2025-11-21 07:21:19) 下一個

2025年10月的一天,我和老友結伴遊覽龍門石窟。 上一次參觀龍門石窟,已經是38年前的1987年。 人生彈指一揮間, 再不抓緊就老啦 (其實已經老了,隻是自己不服而已)。

像參觀所有的人文景點一樣,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兩個:第一個當然是盧舍那大佛,這是龍門石窟的“鎮窟之寶“。它是由唐高宗李治下令開鑿,武則天曾以皇後身份 “助脂粉錢兩萬貫”。佛像於公元 675年完工,距今已經有一千三百多年。佛像通高 17 米,僅頭部就高 4 米,耳朵長 1.9 米,佛像身披袈裟,衣紋平滑柔順,頂飾螺髻,雙耳垂肩,麵容豐滿秀麗,尤以柔美嫻雅、親切慈愛的微笑最為著名。“盧舍那”是梵語,意即光明普照之意,是源自古代日神崇拜的太陽神信仰而來;而盧舍那佛就是釋迦如來的報身形象,是因修行依因果感召而來的報應身,代表修行圓滿。 相傳該大佛是按照武則天的身形樣貌所造,洛陽本地人也稱她為武則天佛像。這尊大佛代表了中國佛像雕刻藝術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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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觀第二個目標就有點心酸,這就是這裏的賓陽中洞。這是北魏宣武帝在公元500年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後祈求冥福而建。洞窟的前壁均是淺浮雕題材,均為佛經故事和皇室禮佛行列,用以宣揚佛法,讚頌佛家的累世善行和炫耀帝後的威儀。

       位於石窟佛像上部的南北兩側原有兩幅石刻,北上側刻的是《孝文帝禮佛圖》,南上側的是《文昭皇後禮佛圖》,兩幅石刻共同組成了《帝後禮佛圖》。 石刻上分別以孝文帝和文昭皇後為中心,被侍從們前後簇擁著,組成了南北相對的禮佛行進隊伍。《孝文帝禮佛圖》中戴冕旒的孝文帝穿著袞服,後有執華蓋的二、執羽葆的二人;再後有眾多的頭戴籠冠、身穿廣袖寬博朝服的侍臣們緊緊相隨,孝文帝正以左手二指拈侍者捧來的香。大部分跟隨的朝臣們和孝文帝一樣,將身體扭向其左側,保持著整個隊伍向窟門行進的方向。有個別朝臣回首顧盼,似乎正在與他身邊的大臣交頭接耳說著什麽,給人以生動的感覺。

   《文昭皇後禮佛圖》刻有文昭皇後禮佛行列,頭飾華冠的皇後左臂張開,右手執一炷香,右側有持蓮花的盛裝女官,前有捧持香爐與花盤的侍女二人,左上角處有一持蓮蕾的雙髻少女。皇後的身後依次排列著妃嬪與宮女們。最後還有二女侍持羽葆。

    兩幅禮佛圖盡管人物層次錯綜,卻又和諧統一,顯得動中有靜,充滿了既肅穆又祥和的氣氛,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帝王顯貴們崇信佛教的盛景。兩個禮佛隊伍都是向著窟門的方向行進著,似乎他們正在緩緩進入賓陽中洞這所佛殿,準備走向窟內中部的踏道,前往正壁主佛前進行禮拜。這樣的設計意味著帝後們在此向佛禮拜,也就是永遠積攢著自己的功德,同時也向後人展示著這對帝後的業績。這些浮雕是北魏朝廷耗巨資選派國內能工巧匠精心雕刻,具有極高的藝術水準和重要的曆史價值。

     令人扼腕歎息的是,如此精美絕倫的石刻雕像,在賓陽洞中保存了一千五百年之後,竟然在二十世紀初被盜。我從網上下載了1910年左右拍攝的照片,顯示了這兩幅石刻當年的景象。

我在現場也拍攝的如今石窟兩側空空如也的石雕“遺跡”,此間發生的故事令人心酸。

         據史料記載,上世紀30 年代初,美國的“東方文物專家”普艾倫(Alan Priest)來到龍門參觀,被這兩幅石刻深深震撼;憑他的經驗判斷,此乃稀世珍寶。於是他將《帝後禮佛圖》拍攝下來,返回北京後找到了古董商人嶽彬。兩人簽下合同,以 “石頭平紋人圍屏像” 為名,普愛倫出資一萬四千銀洋收購這組浮雕。嶽彬是北平琉璃廠古玩街上的巨商,他的“彬記”是當時北京最大的古玩鋪。嶽彬行事毫無底線,經常與外國人勾搭盜賣珍貴文物,令古董圈內的人士所不齒。嶽彬“接到訂單”後立即行動, 他勾結洛陽當地的偽保長、古玩商、土匪等,聘請當地石匠,夜間操作,竟然將這兩塊浮雕原地鑿成碎塊,分批運往北京。 而後再組織工匠拚接、修補以“交差”。因碎裂嚴重,嶽彬及其幫手隻能在部分地方以補刻或依照片添補,但被鑿碎的石塊無論如何也難以完全修複,最終隻拚湊成了《孝文帝禮佛圖》; 另一幅《文昭皇後禮佛圖》還沒有來得及修複,與美國人簽訂的合同日期就到了。普愛倫來到北京,見到已經被毀壞的《帝後禮佛圖》深感遺憾,但還是如數地付了錢,並將修複後整塊的《孝文帝禮佛圖》以及《文昭皇後禮佛圖》的殘塊運回了美國。 賓陽中洞的牆壁上則留下了永遠無法彌合的斑駁鑿痕。

    盜賣《帝後禮佛圖》是惡貫滿盈的嶽彬一生中最大的惡行。1954年人民政府因“大量文物盜賣”將嶽彬判處死緩。 在清查他的“彬記古玩店”時,還發現了一些尚未運出的石窟浮雕碎塊, 和他與普愛倫之間的那份“合同”。

普愛倫則在1935年將整塊的《孝文帝禮佛圖》出售給了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文昭皇後禮佛圖》的碎塊幾經輾轉和周折,最後落戶於美國堪薩斯城的納爾遜藝術博物館。普愛倫此後曾擔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遠東藝術部主任達三十年之久; 盡管他對大都會東亞藝術館藏體係的建設影響深遠,包括引進很多早期東亞藝術品 (尤其是中國雕塑) ,但他在學界和博物館史上總是得不到正麵評價,不少專家認為普愛倫的行為實際上助長了破壞和盜賣文物的惡行。

2024年夏,我在參觀美國堪薩斯城的納爾遜藝術博物館時,有幸觀賞了修複後的《文昭皇後禮佛圖》。一旁的注釋介紹道:該博物館的東方藝術館館長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在 1930 年代就開始收集這幅禮佛圖石刻的碎塊,包括石匠鑿下的小頭像、裙擺、手臂等細小部分,花了多年時間才收集到足夠的碎塊。此後他和哈佛大學相關專家合作,根據前人拍攝的照片,經過兩年多拚接和修複,最終複原了這幅浮雕,並於1941年起在該館的中國展廳展出。 我曾仔細查看了這副石刻,拚接和修複的痕跡明顯;但一個外國人能將幾百片碎塊拚接並基本接近原狀,這本身就是一大功德。

上個周末,我再次走進大都會博物館,《孝文帝禮佛圖》就靜靜地懸掛在中國展廳的牆上。它的對麵就是來自山西廣勝寺那巨幅的《藥師經變圖》。龍門石窟所在的洛陽,離開廣勝寺所在的山西洪洞縣有近三百公裏之遙,如今這兩幅珍品被安置在同一展廳,相距不到二十公尺,這豈非命運的安排?

我以前曾數次觀賞過《孝文帝禮佛圖》, 但從它的“原產地”回來後再次走近它時,有一種那種無法形容的感受——如今它與四周的壁畫,青銅器、佛像、殘碑混在一起,仿佛隻是一件“可供欣賞的藝術品”。但它本不該在這裏,它來自萬裏之外的龍門石窟,屬於一個曾經整體、連貫、且具有明確宗教與政治功能的雕刻係統。如今它與原有敘事體係徹底分離,被抽離出洞窟壁麵,成為這裏的一件“藝術品”:這一轉變的背後,則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曆史。

    在我身旁的參觀者人群不斷更替,遊客們拍拍照、點點頭、繼續前行。我則站在石雕前十多分鍾幾乎沒有挪動。我從正麵和側麵仔細看了雕刻——那是石麵被生生從洞窟牆體切割下來的斷口,粗糙而突兀。這裏的每一位觀眾都在欣賞“藝術”, 但我越看則越感到胸口的鈍痛,捫心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它仍然在龍門石窟,我不可能這樣站在它麵前,我不可能這樣以遊客的距離觀看它,我不可能以“世界藝術”的角度理解它。這可絕不是一件單純的“藝術品“,那是傷口,真正的震撼不是藝術,而是它“為何在這裏”。

走出展廳時,我心中突然想起一位埃及的考古學家的一句名言:“我們今天看見它,不是因為我們擁有權利,而是因為它失去了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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