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犬儒”與“認知”的中文使用看翻譯概念的“墮落”

在外來概念的中文使用問題上，首先需要澄清一個前提：當中文傳統概念與英文中的相近概念並不重合時，我們並不必然要以英文用法作為裁判，來判定中文用法的正誤。語言的合法性來自其自身曆史與語境，而非外部對照。

問題出現在另一種情形中：當一個術語被明確作為翻譯概念引入中文，卻在使用中係統性偏離原詞意義，同時又繼續借用原詞的學術權威與思想聲望時，這種現象便不再是“本土化”，而應被視為概念的墮落（corruption）。

“犬儒”與“認知”正是現代中文學術環境中兩個高度典型的例子。

在當代中文語境中，“犬儒”通常被當作 cynicism 的譯名，並與古希臘犬儒學派或西方批判理論聯係在一起。然而在實際使用中，它往往被用來指稱一種對理想的放棄、對價值判斷的懸置，以及對不義的諷刺卻不反抗的態度。這一用法既難以與古典犬儒學派的激進道德實踐相容，也並非英文語境中 cynicism 的穩定核心義項。問題並不在於“中文不能這樣說”，而在於：它仍以翻譯詞的身份存在，卻已脫離原詞所承載的概念約束。

“認知”一詞也經曆了類似的墮落。作為 cognition 的譯名，它在英文語境中原本是一個相對技術性的概念，主要指涉感知、記憶、推理、判斷等信息加工過程，其核心關切在於心理機製的運作方式。然而在中文學術與公共話語中，“認知”被迅速泛化，用來指稱態度、理解水平乃至價值立場。“認知不足”“提高認知”等表述，使一個原本用於分析機製的概念，轉而承擔起規範性與道德評價的功能。

這兩個案例雖然分屬不同領域，卻共享同一種墮落機製：翻譯概念在形式上保留了與原詞的對應關係，在實質上卻承擔了遠超原詞邊界的解釋任務。形式上的“對等”，掩蓋了概念層麵的斷裂。

這一現象之所以能夠擴散，並非偶然。一方麵，是某些當代理論寫作偏重修辭衝擊而輕視概念穩定性；另一方麵，是中文學術寫作中長期存在的傾向——偏好宏大而含混的詞匯，以總結性標簽取代分析性區分。兩者相互強化，使翻譯概念在看似高深的運轉中逐漸失去分析功能。

指出“犬儒”與“認知”的概念墮落，並不是為了恢複某種“正統定義”，而是為了維護學術討論中最低限度的責任：當我們需要表達與某個翻譯概念相關卻不相同的意思時，應當另覓新詞，或對原詞作出明確的限定，而不宜繼續借用其原有概念的權威。否則，概念不再是思考的工具，而是淪為隨意的修辭花邊。

在這個意義上，抵製概念的墮落，並非保守，而是一種最低限度的理性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