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灼韶華》中那條定人善惡的隱形紅線

在電視劇《灼灼韶華》中，直到劇情接近尾聲，我們才看清哪些人物是編導意圖肯定的“好人”，哪些被定性為應受唾棄的“壞人”。決定人物立場的標準，不再是品格的善惡、行為的正邪或道德價值，而是一條隱形的政治紅線: 看一個人是否“反日”或“親日”。前者被肯定為好人，後者則被打上漢奸的烙印，成為壞人。這一意識形態標簽成了評判人物的硬性標尺，也遮蔽並扭曲了人物的真實麵貌。一個邪惡的人物，隻要不親日甚至反日，便能被納入正麵陣營；而稍有親日傾向的人物，則注定墜入深淵。

這種政治化的劃分在褚韶華抵達上海後尤為明顯。在祁州與北京的情節中，人物的好壞尚主要取決於行為的善惡。然而到了上海，敘事邏輯發生根本轉變：政治立場取代了道德判斷，成為唯一的界定標準。

褚韶華在祁州時期被塑造成一個“哪吒式”的女英雄。她雖是未受教育的農村女孩，卻擁有非凡的勇氣與智慧。善良的丈夫與公公因傳染病去世後，她身邊幾乎被惡意包圍：婆婆默許小兒子強奸嫂子，娘家嫂子為偷錢給她下藥，親哥哥屈從貪婪與懦弱，土匪窮追不舍。她的人生被鋪陳為一場與邪惡勢力的生死搏鬥。褚韶華以近乎神話的方式反抗命運：她殺死施暴者陳二順，在馬背上逃生，在水中洗淨被強奸後的汙垢，並親手掩埋被陳二順悶死的女兒。隨後，她登上駛往上海的列車，這象征著她浴火重生的起點。

編導顯然意圖讓她從小地方苦難中解脫，再造神話，使她走入更廣闊的都市舞台，繼續見鬼殺鬼，遇魔斬魔。此後劇情不斷強化她的商業天賦：她頭腦敏捷、創意不斷，從紡織廠女工到百貨公司營業員，再到聞氏藥莊總管，步步高升，積累財富，一躍成為上海國藥女王。從現實角度看，她完全是一位響當當的資本家了。然而劇作並未將她塑造成逐利的萬惡資本家，而是賦予她一種紅色的使命感：因為她在全麵抗戰尚未爆發時，便已確立了堅定的抗日立場。

在敘事邏輯中，褚韶華的政治正確洗淨了一切可能的道德疑點。她拒絕向日本人交出“萬靈丹”秘方，又在初到上海時帶領女工罷工，為工人爭取權益。她雖非共產黨人，卻以行動踐行了共產黨所倡導的工人運動。當她的初戀夏初組織工人運動，喊出“打倒剝削階級”“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時，劇作用強烈的呼應暗示褚韶華與“組織”的潛意識契合。她雖追求利潤，卻被賦予了“紅色資本家”的光環。

這種政治化邏輯也決定了其他人物的命運。田大少原本是心狠手辣、詭計多端的藥廠老板，卻因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而被洗白，搖身一變成為新會長，正麵人物；而夏白雖精明勤奮，卻因在東北業務受挫、同意與日本人合作，被定性為漢奸，從原本頗具人性光輝的角色跌入萬惡深淵，畢竟他是烈士夏初的親哥哥。編劇借此強化一個簡單命題：凡與日本人合作者，結局必然可悲。更諷刺的是，夏白最終是被日本人打死的。雖然鏡頭並未顯示開槍者的麵目，卻特意聚焦於殺手所穿的木屐，暗示出其日本人身份。

康二妞的轉變更顯荒謬。她在上海已變為貪財放蕩的浪婦，先依附田二少，又靠上穆子儒，最後投入夏白懷抱，一切隻為錢與物質。她最後甚至同意與夏白合謀騙取韶華的藥方，徹底背叛了姐妹情。然而最終，她為阻止日本人奪取藥方選擇跳樓示警，此舉瞬間從拜金女化身為浪子回頭的愛國者。正是這反日姿態，洗白了她此前所有虛榮與欺騙，使她得以重新被韶華接納為患難姐妹。

許多配角也被這種邏輯定性。夏白手下的二掌櫃高謙益因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而辭職，並在臨別前向韶華揭示當年的秘方真相，從而獲得一頂正義的反日光環。

值得注意的是，《灼灼韶華》並未過多描繪共產黨活動，卻在潛台詞中不斷暗示：共產黨才是真正的抗日中堅。然而現實中，夏初被刺殺於4·12 事件，應該是發生在1927年，之後的1930年代仍是“白色恐怖”時期，共產黨被困於江西蘇區，正遭國民政府圍剿，全國抗戰尚未爆發。可劇中，褚韶華毅然將“萬靈丹”藥方交給地下黨，象征她完成了從資本家到紅色革命家的升華。

於是，這部充滿血腥與暴力的電視劇，最終以極其單一的政治標簽劃定了人物命運。所有人物被分割為“反日”與“親日”兩類，善惡、忠奸、真偽皆以其對日立場定奪。原本可以展現的眾生百態與人性掙紮，被意識形態的強光照得黑白分明。正因如此，劇情顯得虛假、失真，失去了應有的人性溫度與光芒。

2025.10.5 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