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學,就是不一樣了。我開始參與家屬樓裏的“社區事務”了。政府發放如布票、生活用品票(文革後還有肉票、雞蛋票、豆腐票)等票券,小小的我去樓裏的負責人那裏混在大人和大孩子們中排隊領取。樓裏還有一項公共事務:因為每一門洞八戶人家共用一隻電表,所以同一門洞的住戶每次輪流一家,根據各家耗電度數,負責算賬和收費。臨到我們家,大人算好帳,我就跟著去收賬。敲開別人的門要錢挺過癮的,數錢也挺好玩的。
我爸非常擅長數學。臨到我們家負責算賬,我爸能夠快速而清晰地整理好各家的賬目,深為樓洞住戶所讚歎。這也讓我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爸平時還熱愛幾何學,總會有一本幾何書放在桌子上翻閱。在老爸的指導下,還不認識幾個字的我卻能夠求解一些簡單的幾何題。這些題目通常不需要書寫文字,隻需在多邊幾何圖上玩符號推證。讓我玩得挺有挑戰和成就感的,這也讓我喜歡上了幾何學。也是聽老爸講,兩千多年前古希臘人,要想成為哲學大師的弟子,必須先學好幾何。後來知道咱們中國同時代的哲學大師叫孔夫子,心裏還問過,他那些弟子,會不會幾何呀?
更有趣的是,媽媽有一次帶回了一本簡易的機械製圖書。媽媽隻是跟我簡單地講解了一下,我便迅速掌握了三維投影的核心要點。時而看到身邊的物體,甚至是水果,我都會樂在其中,找個畫畫本,畫下它們的三維投影圖。製圖是媽媽的工作,辦公室裏的每一張製圖都有一張桌麵那麽大。但這不妨礙我在和樓裏的小夥伴玩時,拿出自己的小畫本,炫耀一番這點小技能。
一件沒想到的事,在第一個暑假的時候,我竟然跟著媽媽去了單位的療養院,度過了一個星期的“療養”時光。這座兩層樓的療養院坐落在星海二站的海邊。在療養院裏,自然是吃得好、玩得開心,而且還是在海邊。雖然大連的海灘上沒有仙人掌和老船長,還是讓我這個小孩子的幸福感瞬間得到了滿足。
期間還由爸媽帶去看過一場沒想到是文革前最後一批的雜技表演。之後文革期間很久再無雜技的演出了。表演在大連火車站前側邊的一塊空地上建起的一個又高又大的帳篷裏進行。票是一位同爸爸在農村一起搞“四清運動”的雜技團叔叔送的。所有的表演,像下方有一張大網保護的高空多人秋千,多人騎單車,眾人玩轉碟,耍小醜... 一切的一切,對我來說是前所未見。我充滿了新奇和興奮。
我還第一次由爸媽帶去參加了一場媽媽的一位同事的婚禮。婚禮在新郎新娘的一間不大的新房裏舉行。新房內紅紅的裝飾讓一切顯得格外喜慶。桌子上放著一對高大的用一小塊紅布連體蓋著的保溫熱水瓶特別引人注目。婚禮上人們唱歌歡呼,每位參加的都分得喜糖。隻是看到在婚禮主場上兩位和我年紀相仿的孩子、穿著紅衣服,一直圍繞在新郎新娘身旁,以為他們和新郎新娘是一家人。這讓我的思路走錯了方向,回家的路上,心中帶著由衣兜裏揣著鼓鼓的一堆喜糖所產生的喜悅,我問爸媽:“怎麽我們不結婚?”。我爸瞪我一眼,說:“沒結婚怎麽有你。”當時我還感到有點疑惑,但這並沒有影響我參加婚禮感受到的新奇和快樂。
這個令我感到寧靜美好的時光,實際上,大人們的世界已經是暗流洶湧。爸媽下班的時間越來越晚。有一次,爸爸回家已經相當晚,而媽媽還沒回家。爸爸讓我去媽媽的工作部門去問問。我來到儀器廠,一片漆黑的廠房隻有三樓拐角的會議室門窗亮著強烈的白熾燈光。透過門窗往裏看,大人們正在開會,牆上貼著幾個大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喊出了媽媽,但還是被媽媽打發先回了家。那個時候,“教育運動”都是安排在工作時間之外進行,所以大人們才會很晚才能下班回家。
一個晚上,天色已經黑了很久,但爸媽卻遲遲未能下班回家。我們家有一麵窗子朝著馬路正麵,窗框是一個“井”字框。井字中間的口,又是一扇能打開的小窗。孤獨在家的我,趴在這個小窗口探出頭,從二樓向下張望,期待著什麽。爸媽一直沒有出現,但看到有小朋友出來在樓下玩,我便衝出家門下樓。
樓道的燈光昏暗,一樓幾乎沒有光線。當我下樓梯來到門洞大門口時,踏空摔倒,頭部就朝著大門撞去。不想大門上有一顆釘子,我的頭頂部便直接紮到了釘子上,當時就摔倒在地上昏迷了過去。昏迷中我感覺有人開門進來踩到了我。當我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在醫院,頭部被縫了幾針。事後媽媽告訴我是樓下的司機發現了我,然後將我送到醫院。在醫院忙乎到半夜才跟著媽媽回家。我除了頭部纏上了繃帶,沒有感覺到其他不同,就像這個事故沒有發生似的。以後頭發長出來蓋上了傷疤,真的就像沒有發生這件事似的了。
這時,離文革的爆發已經不遠了。文革還沒開始,爸媽還僅是卷入前期的運動,我便已是碰得頭破血流!不久,文革爆發,我的所有生活:班級的、學校的、社會的、家庭的、個人的,都要“天翻地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