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7月發生的武漢陳再道事件,讓這種武裝化遊行達到了極點。造反派們展示自己強大的武力表明支持中央文革的決心,同時借機震懾對方。我已經沒有了之前看紅衛兵遊行的心情看這些遊行,再也不會擠到樓前,連從二樓的窗上伸出脖子也都不再,隻是帶著些新奇從關上了窗的玻璃後麵看著這些耀武揚威走過的隊伍。上麵不是說“要文鬥不要武鬥嗎?”
也有單獨某一造反派因為武鬥死了人上街遊行的。氣氛肅穆的遊行哀樂不斷,宣傳車反複用低沉的聲音廣播:“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還有後來人。”就是平時,也會經常從一些建築物上的廣播喇叭聽到這句口號。我家不遠的工學院下麵那個劇場上對著大街的高音喇叭,沒有放過什麽歌曲。在武鬥氣氛濃厚的那段日子裏,最多聽到的就是這句話:“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 這句話真實地寫照著文革頭幾年那代人的信念。
反觀今天的或許可以誇張到“砍頭也要錢財真”的現實。前後也就四、五十年不到,兩種不同的極端都可能會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真是讓人恍如幻世。
社會武鬥發生以後,原本活躍的我家上麵工學院那一帶,雖然還會繼續出大字報,但再也不是文革的熱點地方了。在平靜下來的我家周圍,讓我碰上的和武鬥相關的事,一次是看到科學院一座樓房上站著一位帶著防毒麵具的武裝人員張望警戒;一次是遇到過在三角郵局公園邊馬路上行駛中的一輛吉普車內有人無故朝天開了一串槍彈;最嚴重的一次是路過工學院的一個下午,工學院樓前突然衝出來一群人,手提擴音器大喊大叫地驅趕行人。這幫人帶著槍迅速地在樓前的主幹線和旁邊的分岔口上布置起警戒線,據說是要攔截對方的武鬥增援部隊。那天果然出了事兒,工總司一位主要頭頭在武鬥中被打死。事後滿街都貼有工總司為他鳴不平的案件現場相片。
後來聽同學小夥伴說,說革聯攻打工總司那家賓館踞點是如何如何地一層樓一層樓地往上攻,上麵的守衛人員是如何如何地用桌椅木板一層樓一層樓地阻擋樓梯,用火力反擊直至退到樓頂平台,最後這位頭頭被射殺在賓館的樓頂平台上。還聽小夥伴生動活現地吹過革聯如何圍攻海港的工總司,打得海港的工總司急了,通過海路從旅順迅速運來土坦克,才壓住陣腳。武鬥案例成了我們小夥伴中“消息靈通”人士不明真假的吹牛素材。
砸爛了公檢法,打倒了各級當權派,又發生了武鬥,我們的社會秩序還算沒有滑到過度的混亂。這可能是因為全國有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存在。另一方麵大眾的良心和善心還在。直到奪權成功後成立革委會之前,秩序的維護在社會層次上依靠基層的群眾專政,在個人層次上依靠大眾的良心。
這段期間沒有畢業生離校,積壓下的新生沒地方入學,街道居委會便成立“抗大小學”接納他們。他們入學的第一天,就直接學習那些“萬歲”的口號。沒有課堂,他們帶著小板凳到街道委員會。天氣情況好,他們甚至會坐到街道邊上上課,授課任務由那兒的街道大媽承擔。
如此的社會動蕩,治安自然開始變差。我們上學的路上會遇到那類“小白鞋”青年,他們攔路搜身搶錢,也可能看你不順眼給你一頓棒揍。群眾專政沒心思管這類“小白鞋”痞子流氓的事兒,但“抓破鞋”並不失職。一天傍晚我家馬路對麵菜店的路口出現很多人湧向一條街裏。我隨著人群沒走過半個街區就見到一家房前擠滿人群。房前的燈光下站著一位中年婦女,低著頭,脖子上掛著一雙黑鞋。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破鞋”,以前也沒聽人說過,不明白她究竟犯了什麽罪——-事後和小朋友一說也明白了。這裏倒是沒什麽人喊口號,大家隻是吵吵鬧鬧地圍觀著。天色要暗下來,有人要推她遊街,人群開始騷動,我趕忙抽身原路回家。
在原路回家的不長的路上,我突然注意到身邊的街牆上新貼上好幾幅嶄新的大標語:解放軍是無產階級的鋼鐵長城!誰反對解放軍就砸爛誰的狗頭!……..。不同於我過去為小將們貼的標語一張長條一句口號,這裏一張方塊大紙一個大字,標語格外醒目。文革期間社會治安沒有糟糕到極度還是因為軍隊沒亂。沒過幾天一位在不久前武漢陳再道事件中還耀武揚威的中央文革大員轟然落馬。
雖然群眾專政能抓“破鞋”,還能掌管家屬大樓的政治活動,像組織跳忠字舞,檢查文革活動的落實,如前文提到過的挨家挨戶檢查“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最高指示的落實情況…….等等,家裏大人還是開始擔憂起居家生活的安全。一天爸爸從單位帶回一些木板釘死了家大門上的兩扇磨光玻璃窗。雖然我們的大門洞上鎖,但外麵送信的、送牛奶的、查電表的、查看家屬落實文革活動的…..,都有鑰匙,讓人不放心。爸爸還一同帶回一支沒有紅纓的紅纓槍。還沒有那槍高的我拿起它比劃比劃,有了一份武打的家夥在手能讓人增加點安全感。
市場供應同樣大不如前。二、三年紀的我擔任家裏買菜的任務,菜市上已難見到蔬菜。有機會“搶”菜都會感到幸福。如果在馬路上見到估計是運往家門口菜店的拉載著蔬菜的馬車,馬上跟隨其後,這樣才會有個先機。肉類雞蛋豆腐等副食品的供應也同樣漸漸短缺,最後這些副食品全部需要憑票購買。蔬菜類,隻有在入冬前的大白菜和蘿卜可能會享有這份待遇,這樣才能和大人一起抱回幾顆大白菜或者蘿卜以備過冬。平時的蔬菜,就得靠碰上機會去“搶”。至於文革前一年級時午飯我經常會有一條廣水腸吃,那樣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
買不到菜,沒有什麽好辦法的家裏隻有買水果代之。水果因為價格貴所以情況不同。那時候普通人購買力低,有時一些大連蘋果甚至還得靠動員買“愛國果”來推銷。但也有過水果都沒得買的時候,家裏曾經買過價格貴但也不見得好吃的大蒜罐頭。肉類的短缺上,大連的漁汛能帶來堆積如山的海魚,這時候可以不必憑票買來充肉,隻是每年的漁汛次數有限。漁汛時櫃台還會出現如金昌魚、大鮁魚等價格不菲的高檔魚,沒人去搶。家裏會買一些曬幹慢慢吃以替補平時肉類的短缺。這是那個年代在吃的方麵完全靠錢能走到的解決極限了。
那時候大多數人生活並不富足。一次住馬路對麵班裏那幾位社會底層家庭的同學難得地也端上盆子去搶海鮮,原來是店裏上了一大堆二分錢一斤的罐頭廠處理下來的大蝦頭。不知他們買來是直接用來吃、還是用來醃大醬?平時他們家裏吃的就是簡單的玉米麵餅子配大蔥蘸大醬。
文革期間家裏曾有過一次意外解決吃的問題。那次我和爸爸穿過秋林商店邊上的一個牆角時突然被人招呼,看四周無人,他示意有花生賣。爸爸猶豫了一下,掏出一塊錢。寒風中快速交易後那個人也馬上迅速離開。這種意外也就這麽一次。
我那最要好的小夥伴家裏不受文革動蕩的影響。他家門口的專門服務軍屬的供銷社永遠有菜,成堆地堆在菜店門口。他們享受獨立的供應。一次年底的時候,我從他家出門回家迎麵碰上他爸媽下班回來。他身著軍裝的爸手裏提著一大網兜凍肉塊兒,任何一塊都比我們家憑票辦年貨買下來的大。沒出息的我,回家一路上眼前全是那網兜裏的大肉塊。
有一次在秋林商店後麵的大連市場碰到一個好人。那時少數民族有專供的牛羊肉櫃台,憑證供應。那位賣肉的穿著白大褂的叔叔,看我獨在櫃台前兩眼訂著肉,招招手讓我上來,切下一小塊羊肉賣給我。這讓我一直記到今天。
文革動蕩至此,有的如我那最要好的夥伴軍隊之家,家庭生活沒有受到半點影響。有的如原本就是社會最底層的,雖然會增加些不便,但反正還是在最底層,家庭生活不變。隻有像我這樣的家庭,收入雖然不減,生活卻切切實實地從高處滑向低穀。都吃不上菜了,怎麽請客?所以革命真的不是請客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