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3日，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簡稱市三）校慶之日，我重返母校。感慨萬分！
市三校園還是那麽幽雅美麗，端莊的五四、五一大樓仍是校園的主體。
五四大樓
五一大樓
踏進市三校園，讓人心情寧靜的是修剪整齊、占地超過上萬平方米的青青大草坪，它安詳地躺在校園的中心，安撫著莘莘學子的心靈。
市三女中校園裏的大草坪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簡稱市三，位於上海市江蘇路155號，是當下上海市唯一的一所公辦重點女子中學。
這所久負盛名的中學，其前身是1881年美國基督教聖公會創辦的聖瑪利亞女中和1892年基督教南方監理公會創辦的中西女中，英文名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這所學校由美國南方衛理公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於1882年創辦，該校的命名是為了紀念主教 Holland Nimmons McTyeire，他是該會的領導者之一，也是推動女子教育的重要人物。
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那兩學校，合並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
中西女中不僅是中國女子教育的裏程碑，更是中西文化交匯的重要場所。它通過引入西方的教育理念，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對女性地位的重新認識，幫助塑造了具有現代思想和能力的女性群體，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西女中為中國培養了大量傑出的女性，她們在不同領域為國家做出了貢獻。例如：宋靄齡（孔祥熙夫人），宋慶齡（孫中山夫人），宋美齡（蔣介石夫人），榮漱仁（社會活動家），張愛玲：中國近代著名文學家，等等。
舊上海工商界名人的一些女兒也就讀於中西女中，例如永安公司老板的千金小姐郭婉瑩（Daisy）就是中西女中的學生。
還有一些名人如著名鋼琴家顧聖嬰，她1949年就讀中西女中。1958年，她參加了日內瓦第十四屆國際音樂比賽，獲女子鋼琴賽最高獎。文革開始後，顧聖嬰一家遭到殘酷迫害。1967年1月31日，顧聖嬰在上海交響樂團批鬥會上慘遭羞辱，當晚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市三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等地都有市三的校友，不計其數。
90年代，我在葡萄牙裏斯本的國際心理學家大會上遇到了大會的執行主席Emily Miao.
Emily Miao是上海人，長期在台灣和美國工作。她是中西女中畢業的。當她得知我是她的小學妹後，非常興奮。我倆在地球的另一角落，一起暢談共同生活學習過的地方，戲說女中生活的奇妙，倍感親切。
今年踏入市三校園，往事浮想聯翩。學校的大門已改建了，校園裏的樹木仍是鬱鬱蔥蔥。
記得當年剛入校時，校長薛正就在大會上警告我們：“誰也不許損壞學校裏的一草一木。誰摘下一片樹葉，就罰5元！”
老校長薛正的銅像。
當時一般民眾的工資收入一個月不到一百元，5元錢對我們學生來講時一個很大的數目。
在我就讀期間，沒見到有人損壞校園裏的花花草草。有時同學不小心滑倒在冬青樹旁，周圍的同學都驚訝地大叫：“快爬起來，傷了冬青樹，你要賠500元！不，是5000元！不，或許把你賣了都賠不起！”
在打、砸、搶的文革年代，我記得我們市三學生沒有砸爛學校的公物，花草依然生氣盎然。我們的大字報貼在五四大樓前建搭的木頭竹子布告欄上，大標語寫在報紙上，然後貼在水泥和竹子的圍牆上，大樓裏的牆壁仍是以前的模樣。
市三的荷花池是我們的最愛。荷花池就在五四大樓的旁邊。下課後，我們幾個要好朋友常常勾肩搭背地來到荷花池，嘴裏大聲背誦著朱自清寫的《荷塘月色》：“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著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
女孩們背書背到一半，就七嘴八舌地嚷著：“我看看，我看看，有什麽另一番樣子？”
大家你推我，我拉你地彎腰細看：這個說池塘凋謝了一片葉子，那個又驚叫著某個角落露出了新芽。
我常常喜歡清晨一個人走到荷花池，隻有那時荷花池才是安靜的，少有學生。我圍著荷花池走走，心裏默念著《荷塘月色》中的一段話：“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個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群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麽都可以想，什麽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校內的新荷花池
過去的荷花池已經被填沒了，校方在校園的另一角落挖了個池塘。荷花池還算漂亮，但是那些新建的水泥圍欄全然沒了過去的模樣。我思念的是那個隱蔽在樹叢裏的有思有情的荷花池。
五四大樓裏的教室
五四大樓是主要的教學大樓，我們很多課都是在那裏上的，當然很多測驗也在那裏進行。
幾十年過去了，踏進五四大樓的教室，窗明幾淨，真想自己能返老還童，重新回到當年在這教室裏上課的日子。
我們那時是雙人桌，不是現在這樣的單人小桌。正因為是雙人桌，所以同桌的人就更為親近。
很多年後高曉鬆唱出了《同桌的你》：
“那時候天總是很藍，
日子總過得太慢，
你總說畢業遙遙無期，
轉眼就各奔東西。“
我們何嚐不是如此呢！與我同桌的你，轉眼各奔東西。我的一個同桌在美國，不知她現在好不好？早已失去的聯絡，真如歌中所唱的那樣：“從前的日子都已遠去”。
據說我的另一個同桌在上海當了大官，所以我不想去打攪。
想當初我與這兩位曾經同桌的女生相處得猶如親姐妹，彼此的喜怒哀樂都能心領神會。
那時沒有性教育，學生每月來月經時會覺得難為情。 盡管我們是女中，全是女生，但有年輕的男老師呀。我的同桌來月經時第一第二天會肚子痛，她不好意思說她來例假了，怕同學們笑話她嬌生慣養。上體育課時，她更不好意思告訴年輕的男老師說自己來例假肚子痛。然後我倆就商量著怎樣編個謊言。我們的謊言常常編的不高明，比如說，吃傷拉肚子，不能上體育課。結果老師讓我陪她趕緊去醫務室。我們不知如何是好，隻得絞盡腦汁再編一些謊言。
當然班上也有鬧翻的同桌，爭吵不斷，於是在周圍同學的見證下，用尺子精準地在桌子中間劃條“三八線”，彼此不得越界。兩人近在咫尺，老死不相往來。
校慶日看著空蕩蕩的教室，與我一起返校的同學說起她曾經看書忘了時間，就索性躲在旋轉樓梯繼續看書而曠課。
我也想起某個夏日我躺在家裏床上午睡，好似聽見學校的打鈴聲，突然驚醒。床頭的鍾顯示馬上要上課了。我跳下床，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跑進教室。幸好我家裏離學校很近，課還沒開始上，隻是老師和同學都在教室裏了。她們見我氣喘籲籲衝進教室，哄堂大笑。我很尷尬，不知她們笑什麽。還好那位口直心快的同學大聲說：“瞧瞧你臉上全是竹席的條紋！“
我們那時對學習成績沒有那麽看重，老師也不公布學生的成績和排名次。但是，學生間的相比之心是有的。同學會問其他人得了幾分。每次測驗或考試後，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市三女中是我們長寧區僅有的兩個重點中學之一，要憑成績考進去。進市三後，學校又進行一次考試，老師把成績優秀的學生分在1班。初中時我所在的這個班就是1班，1班的同學有著某種自豪感。
後來好幾位老師都說我們這個班的學生太“自負”。當時我們對“自負”這個定論不太理解。於是幾個同學一起查閱詞典，詞典上說：動詞自負是指自己負責，自己負擔；形容詞自負是指自以為誰也比不上自己。
看了詞典後，同學們異口同聲地說：“對啦，我們就是自己做事自己負責！” 不過我們心裏明白，老師是批評我們太自以為是，誰也比不上自己。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考試後學習委員幫老師發回試卷，我們班居然有幾位平時成績很好的同學得了“2分“。5分是最好，2分是不及格。
很少聽說班上同學得2分，這次全班同學的成績都很差。坐在我桌後的一位同學相當聰明，經常妙語連珠，想法新穎。當她拿到自己的考卷後，大聲地叫起來，今天我創紀錄了！我回頭一看，一個大大的紅色“2”寫在試卷的右上角。
“這個紀錄需要載入史冊！”她小心翼翼地把紅色“2”字撕了下來，然後將其放在桌上文具盒的中央，嘴中念念有詞：“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
不知是誰告密，老師來訓話了，說我們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嚴重，想“遺臭萬年”，那就是惡劣的思想或行為，要大家深刻檢討。
會後，坐桌後的同學和我一起大罵“奸細”、“告密者”或“卑鄙小人”的惡劣行徑。我們幾乎忘記了什麽“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的事，憤怒的是同學中那種叛徒行為。
市三的大禮堂
大禮堂是我們重大活動的場所。我們都非常喜歡那彩色的窗玻璃。我兒時多次看過教堂裏的彩色玻璃和玻璃上的人物圖案。進入市三的禮堂，恍如進入教堂的感覺，頓感肅穆。
我記得我自己最後一次登上市三大禮堂的舞台是我班在文革期間表演的“忠字舞”。班上有十幾位同學參與，大家身著草綠色的軍裝，頭戴軍帽，跳著整齊劃一的軍旅步伐的舞蹈。我是在背後揮舞紅旗的人，所以不用跳舞，隻需使勁左右搖動紅旗。其實舞旗的技術含量不小，有人教我如何揮出旗幟移動的波浪，大波浪與顫動波，讓旗幟也參與大家一起跳舞。我花了很大的努力揮動紅旗，希望能舞出紅旗的優雅身姿。
會後，我問觀看的同學有沒有看出我舞動的紅旗之優美飄逸？“什麽優美飄逸？你有沒有搞錯？紅旗應該表示革命精神和力量！”
如今，我走進禮堂，看著空無一人的主席台，似乎耳邊響起震耳的皮鞭揮打聲。
那是1966年，同學悄悄地拉我走到大禮堂後門，禮堂裏不斷傳出刺耳的吼聲。我們站在後門探頭向裏窺視，看到禮堂的座位席上空空如也，兩側走道站著一些學生。舞台上幾個身穿綠色軍裝、手臂纏著紅衛兵袖章的男生在空中揚著皮帶，弄出尖銳的鞭打聲響，隨後又劈劈叭叭地把皮帶使勁地打在舞台的地板上，陣陣震動。
一下皮帶聲變得沉悶了，瞬間聽到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原來皮帶抽向了跪在那裏的幾位老師身上，有位老師被他們的皮帶抽倒在地，哆嗦著。與此同時，舞台上的幾個女紅衛兵扯著嗓門訓斥著老師，窮凶極惡的叫罵聲此起彼伏。
我們嚇得躲到門後，根本不敢直眼觀看。
“哪裏來的男生？”
“北京來的聯動分子。”
“還不是XXX的搬兵。” XXX是上海警備區頭目的女兒，比我們小，以前在課外活動時老跟在我們後麵。
我們一直在禮堂門口站著，想離開，但又好奇這些紅衛兵下一步會幹什麽。
突然，禮堂裏麵爆發出尖叫聲和狂野的大笑聲：“愛美的婊子讓你臭美一下！”
我好奇地向禮堂的舞台看了一眼，原來，XXX與北京男生一起抓著一位老師燙著的卷發剪了起來，剪成一個半邊沒有頭發，半邊仍留頭發的“陰陽頭”。剪完後，他們揪起那位女老師的半邊頭發，把她的臉抬了起來，我看到了那張完全被扭曲的臉：那是教我們英語的老師！
我驚嚇得拔腿就跑，我實在看不下去，隻有逃離！
女學生們常喜歡議論老師的穿著打扮，那英語老師是我們羨慕的主要對象。她溫文爾雅，雖說平時老師並沒有時尚的打扮，她即便穿一件很平常的小碎花襯衣和淡咖啡色的褲子，也讓人覺得那麽順眼、舒坦。同學問：為什麽老師穿什麽衣服都漂亮？答：人家老師人長得端正，身材苗條，麵孔精致，頭發也燙得微微卷起，確實漂亮，其他人哪能比呀？據說她家裏的海外關係很多，她在家也會說英語。怪不得她的英語那麽地道順溜，就像糯米飯那樣糯嗒嗒。
我們逃離大禮堂。同學們一邊跑，一邊罵：“這種批鬥太殘忍，專門挑那些最讓老師難受的事情來整他們，太惡毒了。”
是的，太惡毒了！他們鞭打老師，不僅僅讓老師受到肌膚的疼痛，還徹底剝去了對老師的尊重；他們剃了老師的陰陽頭，不僅僅當眾剪去了老師半邊漂亮的頭發，而且徹底剪去了老師的尊嚴。
這是人性的醜陋，是獸性的暴戾。
五四大樓與五一大樓之間原有一個遊泳池。現在已被科學大樓替代了。
壓在遊泳池之上的科學樓
那遊泳池對我而言是學生生涯中甚為重要的場所。文革停課鬧革命的那幾年，隻要遊泳池開放，我幾乎每天都在那裏度過。我們在那兒學遊泳，學救生，參與管理，確保遊泳池的安全與整潔。那兒有著我們美好的時光。
我家親戚從國外帶來一副遊泳腳蹼給我，當時普通遊泳池不讓使用，以免腳蹼打到別人。市三遊泳池好像是我的家，我穿上腳蹼，在遊泳池裏暢遊。那種在水裏飛逝的感覺真是妙極了。很多同學以前沒有見過腳蹼，瞪眼看著我遊。我一得意，就翻身遊仰泳。看著泳池周圍同學們羨慕的眼光，我自我陶醉著。
後來一位同學讓我脫下腳蹼再遊一下，我一下子遊不起來了。正當那同學驚呼腳蹼是遊泳神器時，我就像泄了氣的皮球，憋掉了，原來自己根本不怎麽會遊泳。
大草坪背後是運動場。紅色塑膠跑道躺在那裏，靚麗神氣，令我浮想翩翩。
市三的運動場
當年我們的運動場是碎石的，一圈隻有200米。我是校田徑隊的短跑隊員，我們幾乎每天都比其他同學早到學校半小時，在運動場跑幾圈，拉幾次單杠。若有比賽，我們還會抓緊時間練習接力棒的傳遞等等。田徑隊培養了我的毅力、團隊精神和積極向上的心態，對我的人生有著重大影響。
我原本今年回上海想去拜訪我的體育老師，也是我的田徑教練，他的夫人原是我們田徑隊的隊長。遺憾的是，他倆在去年先後離世。
校內的健身房是鳥槍換炮了。新的運動館大門緊鎖，不知裏麵如何。
市三運動館
市三原來的健身房是西式的，遠看像歐洲的樓房，紅頂白牆。
健身房是我們這些喜歡運動的學生的好去處。那裏有很多體操隊用的器具，我們常去那裏跳鞍馬，甩吊環，走平衡木，翻跟鬥。我們的教練老說，田徑運動員若沒有體操隊員的柔軟素質是成不了好運動員的。
五一大樓比較大，原來一樓有食堂，頂樓有師生宿舍。樓前的草坪是我們練習打網球的地方。
五一大樓側影
五一大樓全景
我很喜歡五一大樓裏過道中的樓梯，走過那樓梯時總試著一步能跳上跳下幾個台階。
過道中的台階
有一次我非常自豪地大聲嚷著自己跳上了幾個台階，全然沒看見老師就在我背後。
我被嚴厲警告：“如果再在台階上跳就不能上學！”老師說：“你傷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事，你撞到其他同學怎麽辦！”
大樓裏的樓梯
與我一起返校的同學看到大樓裏的樓梯趕緊拍照，留下紀念。她說，她以前很少走樓梯下樓，都是滑樓梯下去的，又快又省力。我趕緊說：“我也是！“
走到五一大樓的頂層，我們絕對沒有想到現在的市三女中有了這麽好的音樂教育設備，羨慕呀！
我在市三時也有音樂課，也學唱歌，但哪有那麽多樂器可以讓我們玩呀！
走出五一大樓音樂室，我們走到樓下的一間房門前，我覺得那就是我們的音樂老師何義法的宿舍。
這裏好像是當年何義法老師的宿舍。
我站在何老師的宿舍門前，似乎時光倒流。
1966年那天，我像平時一樣，很早就和同學一起到操場鍛煉。突然聽說有人自殺了！
“誰自殺了？”
“何義法，音樂老師！”
“為什麽自殺？”
“被紅衛兵批鬥後服安眠藥自殺了。”
“在哪裏自殺？”
“就在五一大樓的宿舍呀。”
我隨著人流跑向五一大樓，衝到頂樓的拐角處，一個房間的門大開著。
屍體剛剛拉走，一陣陰氣襲來。
我與好些人一起擠在門口：一眼所見就是一架大大的鋼琴。
“何老師喜歡白顏色吧？死時，她穿了一身白衣服，還塗嘴唇膏呢！”
不知誰這麽說著，我才注意到鋼琴上麵罩的是鑲著蕾絲花邊的白布，窗戶上的窗簾也是鑲著蕾絲花邊白窗簾。房間很小，暗幽幽，似乎除了那架鋼琴外，擺不下其他東西了。舉眼看去，房裏的東西基本上都是白色的。
同學說何老師是從國外回國的修女，50來歲，孓身一人。她的頭發烏黑烏黑，總是一絲不亂。我不記得她愛穿白色衣服，印象深刻的是她總穿得非常素雅，衣服寬鬆，怪不得同學們都說她始終保持著“修女”的風度。何老師的英語相當好，她的講義是用英語寫的，她上課時，時不時地用英語哼歌曲。
何老師讓我敬畏，因為她不苟言笑，很少見她爽朗大笑，連咪咪微笑的樣子也難得一見。
記得那次音樂測驗課，在大大的音樂室裏，何老師讓我們一個個上前去，站在鋼琴邊，她說出一首歌名，讓我們單獨唱，她給我們伴奏。
我的學位號靠後，本以為我會在最後才會去唱。殊不知，測驗不按順序點名，才唱了幾個人，何老師就點我名了。我很緊張，隻得快步走到鋼琴旁。她讓我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開口就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茫照四方，” 我的聲音有點哆嗦發抖，而且越唱越快：“多麽溫暖，多麽慈祥，把翻身農奴的心兒照亮，……,”
我沒唱完，何老師就停止彈琴，咪咪微笑著，輕聲地對我說：“等等，別緊張，你要聽著節奏唱，不要那麽快，不要著急，慢慢地體驗那情感。”
怎麽唱完，得了幾分，我都不記得了。但何老師那次對我的咪咪微笑一直印刻在腦。我們的音樂課不多，這是她對我的唯一的一次直接教誨，我銘記在心。以後唱歌時，“要聽著節奏唱，不要那麽快，不要著急，慢慢地體驗那情感。”
何老師自殺了。
我相信她不是性急衝動的人，她是慢慢地體驗了情感後才做出的抉擇。她走得早，少受了很多苦。
這次返回市三，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向我們的物理老師道一聲好，告訴他我沒有忘記他，讓他好好安息！
五一大樓一樓右側有個男廁所。男廁所的門大開，裏麵沒有人，我拍下這張人們看來極其無聊的照片，但我留下，貼在這裏，是為了忘卻的紀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某日清晨，我仍按照既往早鍛煉的時間去了學校，盡管已經沒有課上了，大家都在鬧革命。
剛進校門不久，一位同學快速跑到我麵前，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快跑，快跑，出事了！”
“什麽事？”看她那大驚小怪的樣子，我覺得有點奇怪。
“快跑，快跑，出事了！”
我等不到她的解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跟著她奔跑起來。她沒有走平日我們常走的學校左則通向五四大樓的大道，而把我引向草坪右側通向五一大樓的通行道。
遠遠地，我看見一群人聚集在五一大樓一樓的東側。
我衝向東側。
“出什麽事了？”大家都在問。
沒有回答聲。
有人推著我，“你進去看看！你去！你去！”
幾個同學把我推到一樓的男廁所前麵。我看見有學生進了男廁所。我們是女校，女生怎麽可以進男廁所？但我的好奇心完全擋住了平日的羞卻，大膽地跟著那幾個女生走進男廁所。
我走過去，看見那個廁所的門大開著，一個身著深藍色中山裝的男人吊在空中。他的脖子上套著繩子，整身體懸掛在天花板下麵的管道上。
我認出了他，他就是教我們物理學的金老師。他並沒有人們常說的吊死鬼吐著長舌的可怕模樣，隻是他的臉異常蒼白。我的視線不敢在他的臉上滯留，我也不敢繼續待在廁所裏。我轉身想走的時候，金老師的那雙擦得錚亮的、懸在空中的棕色皮鞋擠進了我的眼簾。
記得那年上物理課時，我正偷看儒勒·凡爾納的小說《海底兩萬裏》。儒勒·凡爾納寫的小說實在太吸引人了，無論是《環遊世界八十天》，《地心遊記》，還是《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我每次都看得入迷，欲罷不能。我正看到秘密建造的潛水艇鸚鵡螺號遭到某國戰艦攻擊時， 突然，我的課桌被輕輕拍了幾下。我驚慌一抬頭，發現金老師正站在我旁邊大聲地講課。他嘴上仍情緒激昂地講著物理學的奇妙，一隻手拿走我課桌下正看的那本小說。
我們同學管金老師叫“上海老克勒”。那年代，他身著雖不奢華，但很講究。他總是頭發抹油，一絲不亂。同學們調侃道，蒼蠅在他頭上都會滑下來。尤其是他那雙深棕色的尖頭皮鞋，總是擦得錚亮錚亮。
金老師的口才相當好，用他那濃重的上海普通話講物理，一直強調“儂用力要聰明”。他說起“假如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動地球”的理論時，令我們這些學生異常興奮；他隨後又給我們潑了一大盆冷水，“如果你們想在不消耗任何自然資源的情況下，發明永動機，那隻是一個極度誘人的幻想而已”。
上課時，金老師老吹噓自己是上海新華電影院改造時的設計師。講聲學時，他又提及新華電影院的音響設計的合理性，還滔滔不絕地誇自己在設計時如何巧用物理學原理。同學們笑話他上課時盡情自吹自擂，但誰都不否認他的講課生動有趣。
我曾特地去新華電影院看看那些奧妙的物理學原理的實際運用，可是坐在那電影院裏，什麽名堂也看不出來。我對金老師說：“新華電影院沒啥稀罕的，還不如大光明電影院又大又寬敞”。
我不屑一顧的姿態令他很不高興。他不停地晃著腦袋說我不懂物理學的美妙，不懂實質性的優劣，評價一個電影院的好壞要看它的牆壁結構、聲音廻響、空氣流通，等等，等等，嗚哩哇啦說了一大通，反正他認為上海新華電影院的設計一流。
被金老師收走的那本儒勒·凡爾納的小說是圖書館借來的。那天課後我隻能硬著頭皮去他辦公室，想把那書要回來。
我戰戰兢兢地走進他的辦公室。他沒讓我寫檢討認錯，隻丟下一句話：“你若能把物理學課本上所有的作業題都做了，而且做對了，那你就可以隨便看小說。”他把那小說還給了我。
不知是激勵還是賭氣，我把《物理學》教科書每一章的每一道作業題都做了。一般來講，他課後隻要求大家做其中一小部分題目，因我事前不知道他會選哪些題讓學生做，所以隻能盡快把全部題目都做完。
作業做完後，我去金老師辦公室交給他。他看也不看就把我的作業本放進他書桌的抽屜裏。在我轉身離開時，他慢悠悠地問道：“鸚鵡螺號潛水艇運行兩萬裏的物理學原理是什麽？”
“啊？”我懵住了。
“會做題目有什麽用？要會問‘為什麽’？不會問‘為什麽’不可能學好物理。物理學無處不在，就看你會不會問為什麽！”
當時我很生氣，覺得他在刁難我。 暢銷書《十萬個為什麽》已經鋪天蓋地了，為什麽還要問“為什麽”？我心想著以後上物理課時，我使勁看小說，看他能讓我怎樣？他不是說過，隻要我把題目都做了，就可以上課時隨便看書嗎？
幾天後，他把我叫去物理教研室，嚇得我半死，生怕又出什麽問題。結果是他推薦我去上海市科技協會的少年物理班，給我一大堆少年班的測試題。
後來我進了科協的少年物理班 。
我是女中的學生，而少年物理班裏我卻成了班上唯一的女生。少年班活動時，那幫男生鬧得一塌糊塗，上竄下跳，又打又鬧，與我們女生上課時的情景全然不同。那些給我講課的科學家們根本壓不住那群男生。我每次坐車老遠趕去南昌路的科技協會，除了拿回一大堆物理題外，好像沒有聽過什麽課。但是我記得，有一天，一位年長的老師走進鬧哄哄的教室，大聲地訓斥我們：“你們算什麽？會做題目就可以了嗎？連為什麽都提不出來，還想學物理？物理學無處不在，就看你會不會問為什麽！”
這位老師說話與金老師一個腔調。
後來，沒有後來了。文化大革命席卷各地，學校全麵停課鬧革命。科協的物理學少年班也停課了。
我從那個男廁所裏走出來，擁擠的人群擋住了我的出路。我轉回身，麵對著吊在水管上的金老師，我想大叫：“請問金老師，您的那雙棕色錚亮的尖頭皮鞋為什麽要懸在空中？”
但我發不出聲，隻有淚水直流。
今年再次走進那個男廁所，我隻想說，“金老師，我記住了你說的要會問為什麽。我無論在上大學，讀博士，當老師，還是當醫生時，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一直在問為什麽。”
走出五一大樓，外麵陽光明媚。我想起今年已是2024年了，記下這些，是為了忘卻的紀念。
好奇地問一聲：現在還是女中嗎？北京文革前的男中女中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