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讀了旅美學者薛湧一篇文章,題目是《假如明天醒來,我們的母語變成了英語》。
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我們的母語變成了英語,我們會有什麽變化?
他沿著這個問題思想開來,竟然嚇了一跳,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靠英語的優勢,中國會在全球化中最肥的產業——服務業中迅速崛起。許多美國人的工作,會“外包”給中國人,從電話服務、產品谘詢,到財務管理、醫學分析等等,中國人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直接打入世界市場,像印度一樣,成為“世界辦公室”。
其次,中國的製造業,由於消除了語言障礙,對自己海外的主要市場會更熟悉,更容易擺脫靠海外廠商訂單過日子的局麵,自己直接開發產品,跳出不得不為中間商打工的境地。再次,中國人會獲得更充分的資訊,在文化上空前繁榮。比如在學術上的粗製濫造和抄襲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英文書大家都能讀。由於不得不和英文圖書市場在一個平台上競爭,書寫得不好,無法上市,這就逼著中國的學術文化界提高創造力。許多英文世界的學術文化精英也會把目光投向中國,因為中國是世界上說英語的人最多的國家;中國會成為世界文化一個中心。
薛湧認為中國人雖然嚷嚷要走向世界必須先學英語,但並沒有十分重視英語,許多人學英語是三分鍾熱度,稍有一些挫折,便泄氣了。
另外,他認為中國還沒有足夠的資源和手段來掌握這門困難的語言。學語言貴在交流和互動,我們那種填鴨式的方式不是一個好方法。有效的語言教學班是七八個人、十一二個人最好,而我們的教學體製無法提供這樣的條件。同時,中國作為一個開放的國家,幾乎沒有英語的學校係統,即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小學、中學、大學。而在日本這個人口隻有中國十分之一的國家,這樣的學校卻非常多。解放前,中國的北京、上海等主要大城市,這樣的學校也不少。
薛湧的觀點我十分認同。目前,全世界有近3000種語言,使用英語的3.5億人,使用西班牙語的2.1億人,使用俄語有2.5億人,使用印度的印地語和烏樂都語有2億人。有資料顯示,現在世界上出書最多的是俄語,出版技術書最多的也是俄語,用英語出版的報紙等於用世界上所有其它語言出版報紙的總和。從英語讀物翻譯的書最多,其次是俄語、法語、德語,漢語近乎沒有。世界上有一半的科技書是用英語出版的,德、法、俄、日也占相當大的比例。以化學化工類為例,全世界發表的文獻資料59%是英文的,27%是俄文的,7%是德文的,法文和日文各占3%,中文連1%都沒有。如果不懂外文,我們難免孤陋寡聞,閉目塞聽。
我性喜涉獵各種雜書,對一些名人如何學好外語甚感興趣,作了一些筆記,現放在這裏,以自勵勵人。
一
紅軍領導人劉伯承,出生於四川開縣一個農民家庭,祖父是一個吹鼓手,父親是一個窮書生。1903年,12歲的劉伯承和父親同去縣城應試,因為是“優人”之後,兩人雙雙被趕出考場。這個橫暴的待遇,使劉伯承從此對滿清政府切齒痛恨。
14歲時,他隻上了1年新學,父親便病逝了,為了家庭的重擔,他退了學。1911年,他19歲時,毅然去當兵。他說“大丈夫當仗劍拯民於水火,豈顧一身之富貴”。
1912年春天,他考入重慶陸軍將弁學堂。他學習異常刻苦,《孫子兵法》既是古代兵學聖典,又是古代文學名著,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最後能一字不漏的背下來,並能熟練運用。
1927年11月,劉伯承受中央的委派,到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一到學校,他就碰到一個攔路虎——俄語,他以前從沒有學過。為了學好軍事,他下決心攻克俄語。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單詞,晚上不到十二點不睡覺。他說:“我打仗,死都不怕,還怕背單詞嗎?”
四個月後,他在給四川一個同學的信中說:“自從我下定學通俄文的決心後,乃視文法如錢串,視生詞為銅錢,汲汲然日夜積累之,視疑難為敵陣,惶惶然日夜攻克之,不數月已能閱俄文書籍矣。”
二
辭海奇人王同億,1939年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出身貧寒,讀書十分刻苦。1958年,十九歲的他以常德地區唯一的入選者考入北大物理係。上大學之前他就迷上了外語。上大學後,每晚一個人躲在廁所裏讀外語,常常一晚上背一二百個單詞。他先後背過三十多本大小不一的辭典,把二十多萬個外語單詞裝進了腦海。他現在通曉12門外語。曾任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總編輯,全國政協委員。
三
1947年出生的翻譯家李盛春,被譽為曠世奇才,因為他通曉34種外語。
他出身農村,爺爺是木匠,父親是鐵匠,本人初中畢業便失了學。他酷愛學習,自學了高中課程,準備考大學,不幸文革開始了。後來他到沈陽電車公司作售票員,他選擇了自學這條路。為了給自己多點時間,軟磨硬泡,好說歹說,最後被安排到通勤車上。這種車在後半夜出二趟車,空閑時間很多,中途上車的人也很少。他就把事先準備好的英語單詞抽空背一會。特別是在冬天的午夜,車裏如冰窖,他總是熱情地讓司機到收發室的熱坑上睡覺,他靜靜地在一邊看書、背古文和英語單詞,出車時間到了才叫醒司機,弄得同事怪不好意思,直說他會體貼人。清晨五點,收車下班,他上午睡覺,其它時間抓緊學習。
由於常年累月背誦單詞,使他在學習中總結出一套循環記憶法。他每天可以記住300多個單詞,但記得快,忘得也快。這是記憶神經的一個缺憾。為此他每個詞都要讀幾百遍,直到完全記熟為止。
幾十年來,他用業餘時間學習了34種外語,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拉丁文、馬來文、希臘文,精通的有二十多門。
1981年,他被遼寧省認定為學曆最低、懂得外語最多的奇才。1986年,他獲得全國自學成才一等獎。
四
戲劇大師王洛勇,1958年生於河南洛陽。11歲到一家戲曲學校學京劇,17歲由於受傷和變聲,他不得不改行,到武漢音樂學院主修法國號,畢業後當了一名洋“吹鼓手”。24歲,他想成為一名演員,便遠赴上海,考上上海戲劇學院話劇係,畢業後留校任教。1986年,28歲的他,請他人錄了一段英文對白,冒充自己的作品,換來了美國一家大學的錄取通知,來到了美國。開學第一天,因為他英語基本不懂,而被學校勸退。回國太丟臉,他決心在美國混下去。為了生存,他到一家小劇團客串臨時演員。由於演技出眾,他被偶而來看表演的波士頓大學戲劇係主任破格錄取。他一到學校,就得到豐厚獎學金,並被配了專門的英語老師。這一次機會來之不易,他狠下決心,攻讀英語。他蓄發明誌,不學會英語,就絕不剪發。他真的整整一年未去過理發店,以致發長過肩,像個印第安人。在通宵達旦攻讀英語之際,他象古人那樣“懸梁剌股”,硬是將長長的頭發用繩子係在頭頂的電風扇上。有一天半夜,同租一室的室友回來,開燈開錯了電扇,扇葉突然瘋狂轉動,差點把王洛勇的頭發連同頭皮全部掀掉。
王洛勇背單詞有他的獨到之處。他想象有一隻金魚缸,每個單詞的字母一個個地在金魚缸中顯現,隨著單詞在澄澈的水中一個個地消失,他想象已將這些單詞消化吸收。
為了訓練自己的發音,他花每小時150美元的學費請語言專家矯正他的語調。專家認為他的聽力沒有問題,之所以發不出正確的語調,問題出在他的口型。專家為王洛勇設計了一個口型軟木,放在他的嘴裏,以改變他發音時肌肉牽動和口型開合。不久,他又換成了木塞,後來,他為了不至於一直磨損,又用兩枚石頭代替。他每天要放在嘴裏四個小時,以養成他說話時的習慣,固定他說話時的口型。
1989年,他從波士頓大學取得碩士學位,隨後在一家大學任教,有空就去參加各種演出。從1990年到1995年,他八闖美國百老匯,終於在1995年7月4日成功出演音樂劇《西貢小姐》第一男主角。這是紐約百老匯中國演員有史以來第一次擔任主角。
五
辜鴻銘是中國近代世上的名人,他以通曉外語、頑固不化而聞名。他生在馬來西亞,父親是中國人,通英文、馬來文,母親是葡萄牙人,通葡萄牙語和英語。父親在英國人的橡膠園任總管,農場主認辜為義子。
辜鴻銘除了懂漢語和英語外,還懂葡萄牙語、德語、法語、拉丁語、希臘語。
辜先在愛丁堡大學得到文學碩士學位,後在德國得土木工程師資格,再到法國上大學。
他學成以後,先在新加坡任海關官員,後回到中國,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門客,再到北大任外國文學教授。
他看不起胡適,說其“操中下等的英語,不懂德文、拉丁文,哲學隻熟希臘的,充任哲學家,真是好笑。”
少年時,他為了學外語,在義父的督促下,硬是背會了彌爾頓、莎士比亞、歌德的名著。他背會了彌爾頓的《失樂園》,共6500行,一生背了50多遍,背會了莎士比亞劇本37個,背會了歌德的《浮士德》。
晚年在回憶自己苦學經曆時,他感慨萬千,說:“學習希臘文、拉丁文,我不知哭了多少次。開始教多少,背多少,不覺得困難,後來,自己遍讀希臘文、拉丁文文史哲名著,就不行了。我堅持背下去,說也奇怪,一通百通。困而知之,像有一條線,一下子拉開了,學什麽懂什麽,什麽都記得住。有人謂我天智聰明,實則不然,人腦是愈用愈靈的。歸根到底,還是困而知之,苦學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