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所技校呆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後來因為家裏的變故,沒能念完,中間就退學了。這中間外出實習的時間占了大概小一半的時間,比例不可謂不高。而在這一段時間裏的學習過程,對我而言是自文革開始後難得的一段正兒八景地在教室裏上課的時光,而且還是一種高強度的學習。很多技能都是在那個時候打下的基礎,讓我後來很多年都受益匪淺。
首先得到鍛煉的就是集體生活。我對集體生活並不陌生。因為父母的原因,我從小就被送到軍隊的全托幼兒園,一去就是一周,周末才被接回家。那時不懂事,不明白為什麽不讓我呆在家裏,反而要去那麽遠的地方,當然不願意去。可真的去了,每天和一群一般大小的孩子吃住玩都在一起,又把原來的不願意全都忘了。文革初期,無論是在小學還是中學我都有過住校的經曆。不過那時的住校多數是臨時性的,隻不過換個睡覺的地方。到了這個技校,因為是全日製的學校,每周的吃住,上課都在學校裏,是實實在在的集體生活。
學校剛開學的時候,實行的是包夥製,就是每個月交規定的夥食費,學校給學生提供三餐。按照今天的概念,這個方法聽起來不錯,交了錢就可以隨便吃,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那個時候沒有“自助餐”這個概念,對我們來說,就是夥房給你作什麽,你就吃什麽,沒有挑選的餘地。記得那時,每個班都有一個夥食委員。我們班的夥食委員是個女生,胖胖的,挺老實的一個人,就是學習差點兒。每到開飯的時候,她負責把飯打回班裏,通常是一桶菜,一盆飯或者是饅頭,有時還有一桶沒有什麽內容的湯。我們都坐在座位上,等著她挨個給每個人分飯,有時分了一圈回來,桶裏還剩下點兒,就又回頭看誰飯盆裏少了就再給加上一勺。那情景總感覺像是飼養員在喂豬。當然,區別就是這些“豬”不隻會悶聲不響地吃,他們吃不高興了還會“叫”。不久,這種包夥的方式因為大家意見太大就取消了,改成和老師們一樣,自己到食堂買飯。雖然食堂的飯菜也就是那麽回事兒,但總算可以自己選擇了。
住校的時候,我們每天早上要出操,跑步,這對當時的集體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內容。除了上課,吃飯,休息,每天的自由活動其實非常有限,不是我們不想玩兒,而是基本上沒什麽娛樂活動的選項。學校那時好像有一台老式的電視,聲音和圖像都很差勁,而且當時電視台也沒什麽可看的。我隻記得有一次是轉播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看的人擠滿了一間教室,但隻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團影子,鼻子臉都分不清楚。我勉強看了一會,實在是難受,隻好放棄了。不過,一群十六七的孩子,你讓他們整天老實呆著也是不可能的事,總會變著花樣找些樂子。我們每周都能回一次家,回學校時,每個人多少都會從家裏帶些吃的,於是每周日晚上,每間宿舍常常都聚了一群人,一邊互相分享帶來的吃的,一邊胡吹海聊。冬天時,宿舍裏沒有暖氣,要靠燒煤爐子取暖,那個爐子也成了聚會的中心。在爐盤上麵烤個饅頭烙餅之類的吃食是常有的事。要是放在現在,估計涮火鍋早就安排上了。不過在當時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我記得最狂野的一次也就是幾個人湊了點錢,從外麵買了一包湯圓,在爐子上用一個鐵桶燒了一桶水,把那包湯圓煮了吃。因為都是二把刀,那湯圓煮的爛爛糊糊的,不過每個人都是吃的興高采烈,隻因為這是難得的由自己做主的享受。
在外麵實習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是回家住。每天早早起來,像普通上班族一樣,隨便往嘴裏填點兒東西當早點,然後就要匆匆地跑去趕公交車。有的實習地點離家很遠,中間就要到好幾次車。記得有一次,因為冬天下雪,路滑,很多公交車停運了。而那時我恰好在第三半導體廠實習,地點遠在城市的另一端。我坐的車開了一半就不走了,我就隻好步行去廠裏。那時沒有電話,沒法問問像這種情況該怎麽辦,當然更沒有網絡可以查查後麵的天氣會如何,隻有硬著頭皮走,隻想著,晚就晚吧,趕上這個天氣誰也沒辦法。那天早上大概走了一個多小時,最後總算到了廠裏。因為天氣的原因,那天好多人都遲到了。遲到的原因眾所周知,所以沒人批評,但你是如何來的也沒人問,好像是理所應該。
這段校園生活時間不長,但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為它是對我缺失的正常中學生活的一個彌補。因為有了這一段的學習和工廠實習打下的底子,在這之後的工作和上學時,都能讓我比其他人有了更好的基礎,顯得遊刃有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