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實習 - 走近“臭老九”

我們實習的周期基本上是一兩個月一換。離開第二半導體廠後，回到學校又上了一段課，就開始了下一段的實習，這次我們到了天津半導體技術研究所。

半導體研究所座落在天津的成都道，現在這裏已經是著名的“五大道”旅遊區。在七十年代初，這兒是個非常幽靜的去處。因為是研究所，知識分子很多，按照當時的說法，是個“臭老九”紮堆的地方。

這個所是以半導體材料為主要研究方向。我們被分到各個組，和那裏的人一起上下班。我去的那個組是搞砷化镓單晶的，具體的說，就是把砷化镓多晶體轉成單晶體。以現在的眼光看，那時用的設備很簡陋，就是一座單晶爐，形狀像一個平躺著的小號油桶，裏麵繞著加熱用的電爐絲，外麵有隔熱層。爐子架在一個滑軌上可以左右移動，要處理的多晶矽棒就放在一個位於加熱爐中心的石英槽裏。開機後，加熱爐會緩慢地從一頭移動到另一頭，裏麵的砷化镓晶體就會經曆從固體，融化成液體，再冷卻成固體的過程。經曆過這個過程，晶體就會在定向加熱的作用下從多晶體變成單晶體（就是內部的分子排列由無序變成有序的狀態）。單晶體的半導體材料是能用來製造半導體器件的基本條件，因此這個步驟在半導體器件製造過程中必不可少。

這個加熱結晶的過程會長達十幾個小時，中間不能停頓，必須時刻有人在旁邊監視，所以組裏的人要分三班輪流值守，我也就加入了值班的行列。那個時候，“工人階級要領導一切”，所以每個組都有工人參加，必不可少。可實際這個活是個高度技術性的，離了知識分子就沒法幹，所以當然也有老的研究人員。而我來這裏實習，既要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又要“在實踐中學習”，負有雙重使命。在這個原則下，我們這個組呈現了一個非常奇葩的組合：主要在技術上把關的是一個老者，聽說以前就是所裏的“大拿”，資格非常了得。另外還有一個當兵出身的年輕工人，再一個就是我。那位老者的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但他的行為舉止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當時年紀應該已經不小了，個子不高，頭已經禿頂。他平時沒事兒時常常端著個大茶缸和旁人聊天，但大多數時間是帶個老花鏡在一旁看資料。他平時待人非常和藹，不論對那個年輕的工人還是我都非常客氣，我們向他問問題，無論是多淺顯，他也從未有過不耐煩的表示，永遠都是耐心地解答。那個工人雖然年輕，但也沒有當時那種“領導一切”的傲氣，對這位老先生還是挺尊重的。有時我們坐在一起開會，你一句我一句的，是一種非常親切的感覺。我後來想起那段經曆，自己也挺奇怪，我們這三個人，年紀差了很多，經曆學曆更是天淵之別，怎麽會有如此和諧的環境。顯然，那個老先生的人格魅力是重要因素。

那個用加熱爐處理晶體的過程被稱為“拉單晶”。當時既沒有計算機，也沒有自動控製設備，除了單晶爐的運行是由電機拖動，其他一切都要憑眼睛看和手動控製。我們值班時，每隔一會就要隔著石英玻璃窗看看晶體的結晶情況，主要看由液體轉成固體後形成的結晶麵是否平整，光滑，然後在工作日誌上記下觀察結果和處理措施。如果發現結晶麵不平，或者有氣泡或凹陷等情況，就要把加熱爐拖回來，把那個區域重新融化，讓它重新結晶。我們把這個過程叫“吃掉”，意思是用高溫把不好的區域“吃了”然後重來。這個過程非常考驗對材料以及工藝的了解，絕非簡單看看就能明白。我去了後跟著看了一些日子，後來就讓我單獨值班。而我能做的其實就是照葫蘆畫瓢，看他們如何處理的我就怎麽做。有幾次交接班時那位老先生看我在記錄上煞有介事地寫著“x點x分界麵不好，吃掉”時還笑笑，但從未做過更多的評價。我後來想起此事，覺得能讓我如此放手地獨當一麵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當時的研究所的工作都基本是純研究性質，並沒有每月每年要出多少東西的定額要求，所以拉一根單晶棒到底用多長時間無所謂，而且前麵作壞了也沒關係，了不起再從來一次。反正在我記憶中，在那段時間裏，從來沒有在我當班的時間內成功完成過一次拉單晶的操作。不但我沒有，那位工人值班的時候也鮮有成果。後來帶我們實習的學校老師在總結前後幾組實習的情況時說：別看那麽多人都參與了這個工作，但真正出結果的都是在那位老先生當班的時候。這事不服氣還真不行！

到了八十年代的時候，“尊重知識分子”成了新的風氣，各地紛紛開“科技大會”，表彰有貢獻的知識分子。一次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關於天津科技大會的新聞，還有受表彰的人員名單和照片。在那裏我又看到了那位老先生的名字，在照片裏他還坐在了前排。我猜以他的才學和名望，坐在那裏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吧。當年能和這麽一位“大咖”共事過，真是榮幸！

在研究所的實習也是要輪換的。在結束了在砷化镓單晶組的實習後，我又轉到了另外一個組。對這個組我早就有所耳聞，心裏是一百二十個不願意，但是定期輪換是個規矩，不願意也沒辦法。

之所以不願意去這個組，主要是因為這裏要接觸的東西太嚇人：氰化鉀。之前聽去過的同學說過，這東西就是電影裏那些特務藏在領子裏用來自殺的玩意兒，隻要往嘴唇上抹上一點兒，人立馬玩完！想救都沒可能！當時聽到之後就慶幸沒被分到這裏，可到底還是沒躲開。後來回家後跟家裏人說起來這件事，讓老媽好一頓埋怨，說這個學校怎麽這麽隨便，讓學生參與這樣的危險工作，這要出點兒事可怎麽得了！不過說歸說，既然別人能去，我自然也沒理由拒絕，隻能硬著頭皮去報到了。

在這裏帶我的師傅是個中年的南方人，胖胖的，當然也是大學生。他向我介紹了這裏的情況。這兒要作的工作是向晶片上鍍金，這個過程需要用氰化鉀（也叫金氰化鉀）作電鍍液。他反複強調有關進實驗室的注意事項：非必要不準進實驗室；進門的第一件事就是帶手套；出門後不論是否碰過任何東西都必須要洗手。聽了這些規定，我也知道了其中的利害，所以我也給自己立下了規矩，除非要我非得進去不可，否則那個實驗室的門我都不會碰，我才不去找那個別扭。我的印象裏，在那裏實習期間，我隻進過一次實驗室，是跟著那個師傅進去，看著他操作。進去後，雖然帶著手套，我也老老實實地站在一旁，不碰如何東西。我看見那個師傅從一個保險櫃樣子的地方取出一個盒子，打開後看到裏麵金燦燦的一塊，這就是用來鍍晶片的金子。他又取出一個小瓶子，告訴我:這裏麵就是“氰化鉀”。聽他這麽說我不自主地往後退了一步，心裏想：離這玩意兒越遠越好！我在那裏看他操作幾乎是度日如年，就盼著早點離開。出門後沒等師傅提醒，我在水池邊反反複複地洗手，生怕留下點兒什麽，要是吃進肚子，那可就全交待了。在這裏我根本就沒打算學什麽，至於學會之後獨立操作的事對我更是天方夜譚！混過這幾周我就離開了，我才不想再到這裏來。

那個師傅可能也是理解我們這批學生的心理，除了那次帶我進實驗室以後，再也沒提作實驗的事。實際上，他的日常工作也不多，沒見他忙過多少業務上的事。那個時期，整個班組好像都處在一種無所事事的狀態。組裏的其他人，特別是那些女人，整日裏最熱衷的就是聚在一切，談論那些家長裏短的扯淡事兒。

和我前麵去過的那個組一樣，這裏的人員組成也是混合體。大部分人是工人，而且是女工。我始終沒弄明白為什麽這個搞科研的地方會有這麽多人是工人的身份。我的那個師傅則是唯一的大學生，屬於知識分子。再加上像我這樣的學生。不知道是前些年搞運動時留下的後遺症，還是別什麽原因，這裏的氣氛遠不如我在上一個那位老先生領頭的組裏那樣和諧。一個地方女人多的結果必然就是是非多，在這個地方表現的尤其明顯。那時照例每天都要有政治學習，開會發言是必須的。那些女工發言時除了照著報紙廣播裏說的鸚鵡學舌地叨叨一遍之外別無它意。開這種會本來就很乏味，聽這些人的車軲轆話更是讓人昏昏入睡，打不起精神。而那位大學生則和她們不同，畢竟肚子裏墨水多些，討論起什麽問題，盡管還是不離報紙電台的口徑，但總能引經據典，抖出些新鮮貨來，顯得學問挺大。可這些表現不但沒能帶來誇獎，反而招來不少嫉恨。我不止一次聽到這些女工在背後三三兩兩地叨咕：“就顯得他學問大！”“覺得是大學生就看不起人！”甚至連他的長相和體態也成了攻擊的目標。這種惡意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也更讓人感到這些人不可理喻，所以過了一段時間，隻要是組裏沒什麽事，我就很少在屋裏呆著，跑到外麵樓道裏和在別的組的同學聚在一起聊天。可這樣的做的結果招來了所裏的批評，說我們這些學生工作不認真，在樓道聊天破壞勞動紀律，還影響別人。後來我們就索性跑到了大院外麵。和研究所的大院隔著一條小馬路就是市體育館的側門，這裏沒有活動時很安靜。我們一夥學生常常就跑到那裏去，坐在台階上胡吹海聊，一呆就是小半天。誰都知道我們在這裏是臨時的，過不了多久就走了，所以隻要是沒在眾人麵前晃蕩，也就各自相安無事。

那個年代，有知識的人被視為另類。而被劃入知識分子行列的人在與旁人打交道時，都是不自覺地自降身份，生怕被人指責“驕傲”，“看不起工人”。當眾炫耀知識是件危險的事。那個排在“地富反壞右”等八種人後麵的“臭老九”的稱號，絕非是個玩笑，而是實實在在套在他們頭上的緊箍咒。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還在懷念那個年代，稱之為“激情燃燒的歲月”。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了解那些年都發生了什麽事。如果知道的話還仍然堅持這個觀點，那結論就隻會是一個，他們自己，或是他們的前輩就是我曾經見過的那些胸無點墨，卻以此為榮，同時還對那些有知識的人指手畫腳的人群中的一個。若果真如此，對這些人倒也不必苛求。畢竟，以“因為無知而趾高氣揚”的曆史雖然不長，但也的確存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