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衰翠減話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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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瑞
賈瑞也是紅學中一個難以解釋的人物。
無論是考據派還是索隱派，都難以從其理論中找到合適原型。拋開考據派的理論（即以曹家家史為紅樓原型）不談，在明清易代這段曆史中似乎也難以找到其對應人物。
個人以為，這個困境是由於明末的這段曆史中，由於各種原因，很多人物的真實麵貌遭到扭曲和篡改。如果隻讀正史，則很難從中發現對應人物。而賈瑞很可能就是這樣一個真實麵目與正史形象不符的情況。
這或許也正是作者在寫賈瑞的時候，引入風月寶鑒的緣故。為了告訴讀者，紅樓的寫作目的，即是對這些正史中被歪曲的人和事做出糾正。即脂批所強調的：凡野史俱可毀，獨此書不可毀。而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賈瑞的原型。
細看賈瑞的故事線，會發現賈瑞和秦可卿這兩個貌似完全不相幹的人物，暗中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兩人的故事，始終都糾纏在一起：
- 第九回，賈瑞的首次出場就遇到了秦鍾引發鬧學堂事件，賈瑞做事毫無原則。起初他偏袒金榮，致使秦鍾受委屈。後來又迫於寶玉的壓力，讓金榮親自下跪，金榮感覺受辱。
- 第十回，金榮的姑姑璜大奶奶到寧國府興師問罪，結果聽到秦可卿患病的消息。因為秦鍾鬧學堂的事情，秦可卿病情加重，開始吃不下飯。
- 第十一回，王熙鳳探視完秦可卿邊走邊遊覽會芳園中的風景，賈瑞突然出現，二人結下一段孽緣。
- 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瑞完全陷入王熙鳳的圈套。賈瑞瀕死之際，風月寶鑒現身。可是賈瑞錯用法寶，喪身風月。
- 第十三回，秦可卿離奇死亡，瑞珠莫名撞柱而死。
除了以上這些，兩個人的病症和藥方也存在聯係。
張太醫論秦可卿的病症，“經期不調，夜間不寐，心中發熱，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
賈瑞則是“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腳下如棉，眼中如醋，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
對比兩者的症狀：“夜間不寐，心中發熱”與“黑夜作燒”、“頭目不時眩暈”與“眼中如醋”、“精神倦怠”與“白晝常倦”、“不思飲食”與“口中無滋味”、“四肢酸軟”與“腳下如棉”、“經期不調”與“下溺連精”，可以看出二人的病症極其相似。
二人用藥也都有“人參”，秦可卿藥方上有人參二錢，賈珍囑咐賈蓉“可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鳳姐探望時還特意安慰可卿：“咱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這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能夠吃的起。”
賈瑞因用藥均不見效，後因吃“獨參湯”，隻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給他二兩，鳳姐卻將些渣末泡須湊了幾錢送去。
這固然是作者強調二人的病都需要用人參，可是受到的待遇不同。同時也是用人參這一味藥再次把二人聯係在一起。
及至可卿蹊蹺病逝，聽到她死亡的消息，賈府上下的反應是“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更令人琢磨不透的是，作者為秦可卿的仙逝設置了一個引路人。這個人就是賈瑞。
第十二回中，賈瑞病入膏肓，跛足道人送來的法寶“風月寶鑒”也沒能救了他的命。賈瑞的喪事，書中僅用一句話交代，“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於鐵檻寺，日後帶回原籍。”
在這裏，有一條脂批非常耐人尋味。庚辰本中寫道：所謂“鐵門限”事業。先安一開路道之人，以備秦氏仙柩有方也。”
脂硯齋的意思是，賈瑞的靈魂算是一個先鋒官。作者先讓他在黃泉路上給秦可卿開路，引導方向。
這樣的架構令人大感困惑，賈瑞和秦可卿有什麽特殊關係，才能讓他為秦可卿的靈魂引路？到這裏作者批者可以說不是暗示賈瑞與可卿有關係，而是明確點出二人關係不一般。
除此之外，賈瑞和秦可卿之間的關係，還暗藏在一個丫鬟的名字裏。秦可卿死後，賈珍好不容易從薛蟠那裏得了一塊滿意的棺材板。這時突然聽說秦可卿的一個丫鬟自殺了，書中寫道：
“因忽又聽得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中人也都稱讚。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殮殯，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中之登仙閣。”
瑞珠之死，書中同樣用了“可罕”這個詞。秦可卿死得“可罕”，瑞珠也死得“可罕”。
《紅樓夢》中善於隱藏草蛇灰線，用人名伏線是常用的手法之一。瑞珠和賈瑞二者之間共用一個“瑞”字，暗示二人之間可能存在聯係。他們之間的聯係進一步影射瑞珠的主人秦可卿和賈瑞的關係。
以上的這些細節，都在暗示賈瑞的故事和秦可卿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賈瑞仿佛是與秦可卿姐弟倆有著關係緊密的角色。瑞珠的死亡，更像一個符號，把秦可卿和賈瑞聯係起來，卻又掐斷了二人之間關係的線索。瑞珠在書中一閃即逝，暗含著某些欲說還休的隱情。
賈瑞的故事中，王熙鳳是明線，秦氏為暗線。結合此二人的影射對象，魏忠賢與朱常洛，可以把賈瑞的原型鎖定在與紅丸案和移宮盜寶相關的人物中間。這裏筆者猜測賈瑞影射對象應該是大太監王安。
傳統觀點認為，王安是一個一心為國為君的人，最後卻反被奸臣魏忠賢害死。但是我們需要記住，紅樓夢的作者之所以著成此書，就是為了藏史於其中，就是因為正史有諸多歪曲不實，才要借紅樓夢給各個曆史人物描畫其本來麵目，或者至少是作者眼中的“真相”。
下麵分析一下紅樓中如何用賈瑞影射王安：
首先，賈瑞乃賈代儒之孫，代儒乃賈府義學裏的先生，負者賈府子孫的開蒙，是賈府中代字輩的太爺，輩分高學問好卻地位不高。曆史上，王安最早隸屬於宦官馮寶名下。馮保在擔任司禮監太監之際，負責刻印了《啟蒙集》《四書》《書經》《通鑒直解》《帝鑒圖說》《經書音釋》等文化典籍，後世的太監劉若愚認為，馮保不僅重視對神宗的蒙養教育，而且熱衷刊刻對君主教育有益之書。《啟蒙集》自然直接與童蒙教育有關，《四書直解》《書經直解》《通鑒直解》《帝鑒圖說》諸書更是首輔張居正纂輯給明神宗閱讀的內廷讀本。張居正死後不久，馮保即被貶抄家。書中用賈代儒影射馮保，符合其身份。
在鬧學堂一回，因為代儒不在，由賈瑞暫代看管。暗合王安的太子（朱常洛）侍讀身份。（不過，整個鬧學堂的過程應該是指向移宮案，而非內書堂或太子讀書之事。）
光宗登基後，王安領了寡淡的巾帽局印一枚。在明光宗朱常洛與王安的關係中，有一點是十分令人費解的。朱常洛能順利當上皇帝，王安可以說是居功至偉，但是在朱常洛登基後對王安封賞卻並不令人滿意。這裏很可能是宮女王秋榮（即瑞珠原型）自殺事件，讓王安與主子朱常洛的關係起了變化，有了隔閡。另外結合紅樓夢裏對賈瑞的評價：“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可以猜測，或許王安的個人品格並不如正史中所記那麽高尚無私。
其次，頑童鬧學堂一回，先是賈瑞借責備香憐彈壓秦鍾（李選侍與八公主），之後茗煙（即“明閹”）帶了一群小廝鬧學堂造成一片混亂。這裏應該影射移宮盜寶案。王安與李選侍素來不合，怨氣極大。【紅樓夢這一回裏暫用秦鍾的人物關係（可卿之弟）影射李選侍和八公主。】《先撥誌始》用了“恐喝”，《三朝要典》用了“箕踞怒罵”，再結合李選侍移宮時不等車駕、不做收拾，隻讓內侍薑升抱了八公主，徒步走到仁壽宮的行為，相信王安等人在催促李選侍移宮時，肯定不會是畢恭畢敬，抱腿苦苦哀求的做法！李選侍匆匆忙忙的走後，“群奸盜寶”正式開演！紅樓的作者用鬧學堂的亂象，影射了移宮案的亂象。同時也因移宮盜寶案，魏忠賢險些被中了王安的暗算被冤枉定罪（對應了其後賈瑞戲熙鳳的故事）。最終移宮盜寶案雖然沒把魏進忠打入詔獄，但還是成功的推後了其發跡時間，而這個時間差的最大受益人就是王安！（詳見附錄所引文章分析。）
紅樓中，王熙鳳毒設相思局即影射魏忠賢與客氏對王安的反擊。否則以書中情節，賈瑞起淫心在先，不應該用“毒設”這樣的詞來形容王熙鳳。根據《明史.王安傳》以及其他主流史料的講述，天啟元年五月，王安的職業生涯達到了頂峰，天啟皇帝任命王安為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安依照以往的慣例，上疏表示推辭，客氏從中作梗讓天啟皇帝同意了王安的請求，並意圖與魏忠賢害死王安，但魏忠賢猶豫不忍動手，客氏說：“你我比西宮李選侍怎麽樣, 還想留下後患嗎？”，魏忠賢才下了決心，唆使給事中霍維華（此處以賈蓉暫代）彈劾王安，將他降到南海子充淨軍。劉朝（此處以賈薔暫代），就是移宮盜寶案中被抓的那位，被寬宥出獄後出任南海子提督，於是魏忠賢授意劉朝處死王安。劉朝斷絕王安的飲食，王安就挖籬笆間的蘿卜來吃，堅持了三天仍未餓死，於是劉朝就將王安殺害了。《明史》的記載凸現了客魏的歹毒，但也遺留了諸多疑問，王安是如何從朱由校極為信任的人，轉變成任人宰割的羔羊；霍維華的彈劾威力緣何如此巨大，怎麽就能將司禮監掌印變成了淨軍；作為執掌內廷大半年，外廷夥伴眾多的“內相”，王安竟然如此不堪一擊！此處分析過於複雜，詳見附錄文章。不過以紅樓作者的視角看，王安似乎是咎由自取。
賈瑞之死。先是被潑糞，影射王安被降到南海子衝淨軍。這裏紅樓作者又玩兒了一次文字遊戲，清朝的淨軍是指打掃宮廷廁所的太監，而明朝的淨軍是由“太監”組成的特殊軍隊，主要來源於：自閹被查出以及因罪被發配，淨軍可以說是太監裏麵最底部的群體了。而且是整個宦官群體中做勞役最重的。紅樓的作者用“潑糞”和賈瑞自述“失腳掉在茅廁裏了”叫人聯想到清朝的淨軍，再由清朝的淨軍影射的明朝的淨軍。賈瑞被潑糞後，並未馬上就死，而是從冬天拖到轉年春天數月才死。曆史上從霍維華彈劾開始，到王安被處死，曆時四個多月，並不是一個奸臣進兩句讒言，昏君就被蒙蔽，做出忠臣已死既成事實的童話故事。
賈瑞之死與秦可卿之死在文本中連在一起寫，時間相差盡一年，曆史上朱常洛駕崩與1620年九月，王安死於1621年九月。可以說王安失勢，完全是因為朱常洛早亡，所以在寫賈瑞喪事時有批注“先安一開路道之人，以備秦氏仙柩有方也”。
最後，作者借賈瑞引出“風月寶鑒”。紅樓開篇，作者即點出風月寶鑒亦為書名。這裏除了詳細交代紅樓是一部正麵美人背麵白骨的明清血史，是一喉二歌的作品。更是用賈瑞（王安）的事說明作者為什麽需要用這樣一種方式來記述曆史。很有可能王安是在曆史上最被歪曲的一個人物，真正了解這段曆史的人才知其不堪。當然，具體史實已是不可考了。
另外，賈瑞字天祥，王安字允逸。從名字上看，“祥瑞”對仗“安逸”，似乎也有內在的呼應關係。
附錄
成也移宮，敗也移宮——試論太監王安
太監王安，一直被塑造為明朝末年太監屆的傑出代表，與他的老前輩陳矩並列明朝太監掌權中的楷模。在讀到王安被魏忠賢害死的橋段時，無數人還扼腕歎息！崇禎皇帝登基後賜給王安的祠額——“昭忠”，可以說是對王安功過是非的主流論調！
豐功偉績
《明史.王安傳》的第一部分直接羅列了王安一生的功績，“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摭皇長子過。安善調護……熹宗心德安，言無不納。（《明史》卷305《王安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簡體字本，第5231頁）”，我們不妨總結一下：
- 朱常洛未立為太子時，一直幻想自己兒子朱常洵繼大統的鄭貴妃，經常派人去刺探朱常洛的過失，而作為朱常洛伴讀太監的王安，很善於從中應對，鄭貴妃沒能找到任何機會！
- 梃擊案發生之後，朝廷中各種傳聞、猜忌滿天飛，矛頭都指向了鄭貴妃，鄭貴妃自然是惶惶不可終日。王安呢，以大局為重為太子起草了太子命令，解開了群臣們的猜忌，穩定了鄭貴妃的情緒，緩和了矛盾，神宗皇帝對此非常滿意。
- 光宗即位後，任命王安為司禮監秉筆太監，王安聽從他的門客汪文言的建議，勸皇上實行一係列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正直的大臣鄒元標、王德完等，所以朝廷內外一致稱讚他賢能。大學士劉一燝，給事中楊漣，禦史左光鬥等名臣，對王安都很敬重。
- 早年李選侍欺負熹宗生母王才人，王安心中忿忿不平。到了光宗去世之後，李選侍跟心腹宦官李進忠密謀，挾持皇長子朱由校。王安知道後，向楊漣揭發了這個陰謀。楊漣和劉一燝等人去哭臨，王安騙選侍將皇長子抱出來，由劉一燝等人護送至慈慶宮。接著左光鬥等又上疏請李選侍離開乾清宮，遷到仁壽殿。於是熹宗回乾清宮，正式登上了帝位。熹宗很感激王安，對他言聽計從。
如果再加上顧大韶《炳燭齋稿.王安傳》的記載，王安還有另外兩件善舉：
- “福邸出藩貴妃傾宮以畀珍帑盈溢，光宗心豔之……神廟亦大喜曰，此必王安之謀也！（顧大韶：《王安傳》，《炳燭齋稿》，《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104冊，第585頁下欄。）”
萬曆四十一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陽，母子倆此一別後再無相見之日，鄭貴妃就將自己的奇珍異寶傾囊而出，準備給兒子帶去。太子朱常洛聽聞這個消息，就犯起了紅眼病，強命將最後十箱送進了太子宮。王安知道這個事兒之後，就勸諫朱常洛，這事兒可不是太子能幹的！朱常洛聽了之後，也覺得自己有點不著調，就說這都已經拿來了，現在咋辦啊？王安就讓人將十箱寶物換成了普通箱子，又附贈了十件寶物還給了鄭貴妃，對外宣稱就是學習一下箱子的規格造型！結果鄭貴妃挺開心，萬曆皇帝知道後也挺開心，說這肯定是王安給出的主意！
- “熹廟大婚禮當以貴妃主婚，安輿廷臣謀曰……從之，鄭氏是以不複振。（顧大韶：《王安傳》，《炳燭齋稿》，《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104冊，第586頁上欄）”
天啟元年四月熹宗大婚，按道理這主婚人就非鄭貴妃莫屬了，那麽問題就成了如何不讓鄭貴妃主婚！王安跟廷臣商議之後，事情就變成了，要是論尊卑，那鄭貴妃當仁不讓，可要論長幼，明穆宗的遺孀恭妃，則更勝一籌。可讓恭妃主婚又存在一個沒有印璽的問題，於是就變通為以恭妃的名義起草，蓋皇帝的玉璽！王安采納了這一方案，從而讓鄭貴妃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
對於習慣了奸詐狡猾、心理陰暗是太監代名詞的普通人，王安的事跡絕對是徹底的顛覆啊，那麽到底王安是怎麽樣的一個人，其在明末那場政治大戲中有著什麽樣的表演呢？
王安其人
要了解王安其事，那就要先了解其人，而要了解其人，就不得不好好讀讀劉若愚的《酌中誌》，其中第九卷“正監蒙難紀略”就是專門講述王安的生平。
王安，北直雄縣（今河北雄縣）人，也就是現在的雄安新區土著。萬曆六年（1578年）入宮，隨即進入內書堂讀書。能進入內書堂，說明王安應該是看起來聰明伶俐、年約10歲左右，因此估計王安與魏忠賢年齡相仿，甚至可能比魏忠賢略小，但因為走的是內書堂讀書的太監正途，所以兩人在萬曆和泰昌時期的地位差距相當大！
做為天啟朝一正一邪兩大太監代表，王安與魏忠賢的對比極為鮮明：
對於王安的性格，《酌中誌》記載了兩個小細節，讓我們可以比較直觀的了解王安。
“凡有文書，皆趙恩、張永齡等呈稟，監不開口明說，止於膝上或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畫字寫字形，或眼語頤指，非久侍者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意而致怒遭責者比比也。”（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8頁）
不得不說，做王安的下屬並不是一個容易的差事，領導精神如果比較複雜，那絕對是令人絕望的事兒。王安不願意明說，很可能是其說話聲音較嘶啞，又相信中醫惜氣養生的理論，正常對話人站在十步之外，就基本聽不到他的聲音了。
“監又善書好奕，奕或輸則必詭著以求勝方已”（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51頁）
古往今來，“棋品如人品”——這句話還是相當有市場的！對王安的棋品和人品，我們不做任何評價，但王安爭強好勝、絕不認輸的性格，卻躍然紙上！
心腹太監
王安剛進宮讀書時，也是個貪玩耍的小家夥，負責照管他的太監杜茂，那可是一點也不含糊，基本上用了兩大法寶，一個是把王小屁孩腳綁在桌子腿上；一個呢，就是曾讓多少學生不寒而栗的物件——夏楚！這兩大法寶的威力那可不是蓋的，王安的學習那是突飛猛進！
到了萬曆二十二年，朱常洛出閣講學。因為學習好、性格耿直，在大太監陳矩推薦之下，王安就被任命為朱常洛的伴讀。“又有先監矩密薦，遂於光廟未膺冊立之前，禦點為皇長子伴讀”（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6頁）
此時朱常洛10歲、王安約25歲左右，就這樣王安陪著朱常洛一起讀書學習了七年，這七年陪伴也就是王安功績之一，陪伴朱常洛左右，應對宮中的各種事務。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朱常洛正式被冊封為太子，在明神宗的親自安排之下，伴讀隊伍增加了鄒義、李實等小夥伴。雖然同為伴讀，已經與朱常洛朝夕相處七年的王安，與鄒義、李實卻不能一概而論，但後來宮女王秋榮自殺事件，卻讓王安與主子朱常洛的關係起了變化！
太子宮的宮女王秋榮上吊之後，一個死宮女是沒什麽人關心的，但人的死因以及與“活人”的關係，卻讓這事有了無窮的變數。事兒必須是要向上匯報的，王安就堅持要跟神宗皇帝如實匯報，伴讀鄒義等人，卻覺得這事可能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作為一個陪伴朱常洛多年的心腹，王安不應該不知道，有人在等待朱常洛犯錯，此事可能被有心人拿來做文章，而王安卻堅持如實上報。不論如何，最終王秋榮被宣稱為病死，此事也就糊弄過去了！此後，朱常洛就對王安客客氣氣，但卻有了一層隔閡！朱常洛的就此疏遠，由此也引發了後世對朱常洛與王秋榮關係，以及王秋榮死因的猜測。
到了萬曆四十三年，手持木棍的張差打入太子宮，張差的口供牽連出了鄭貴妃宮中太監龐保、劉成。一時間輿論沸騰了，矛頭直指鄭貴妃。就在事情愈演愈烈的時候，朱太子適時的上了一道奏疏，這道奏疏成功的讓輿論漸漸平息下來，這道奏疏就是由王安執筆代寫的。
這份奏折寫的很技巧，自始至終自稱本官，而不是常規的“兒臣”，兩者的意境可以說是天壤之別！正被梃擊案搞的焦頭爛額的神宗，收到這份奏疏是相當滿意，事後賞了朱常洛幾千兩銀子，還賜王安玉帶。
需要知道的是梃擊案發生之前，王安就已經因病回家休養了，隻有在冬至、生日等重大節日，才進宮給朱常洛請安問好，也隻是在宮裏待個一天半天的！而在梃擊案如此緊要關頭，由王安代筆奏疏，可見此時朱常洛與王安的隔閡並不大，甚至可能已經消除了，王安還是那個首席智囊+心腹！
巾帽美印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神宗去世，享年56歲。太子朱常洛繼皇帝位，成為明朝第十四位皇帝，年號泰昌！
朱常洛作為一朝天子，自然要安排自己的一朝臣，太子宮中的潛邸奴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無不想撈個好職位！
“光廟登極，監匡輔秉政，凡潛邸著勞者各營求美印，監惟掌巾帽局一印，而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7頁）”
細細品味劉若愚這句話，似乎有朱常洛給王安封賞不夠的意味！乍看起來，司禮監秉筆太監掌巾帽局印，已經是頂級太監職位了，但隻有比較之後，才能發現劉若愚這句話背後隱藏的問題！
明朝的司禮監設掌印太監一名，秉筆太監、隨堂太監八、九名或者四、五人。掌印太監最為尊貴，相當於內閣的首輔，掌東廠的秉筆權勢最重，相當於外廷的左都禦史兼內閣次輔，而剩下的秉筆、隨堂就相當於其他內閣成員！雖然其他司禮監秉筆太監被歸為“內閣成員”，但因為執掌的衙門的重要成都不同，多少還是有個論資排輩的！比如禦馬監這個要錢有錢，要糧有糧，要馬有馬，要兵有兵的衙門，因為掌管皇莊、草場，再加上四衛勇士營這支直屬皇帝的親軍，其由誰來掌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據已知資料匯總出泰昌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
先看神宗留下來的班底，盧受在萬曆末年是司禮監掌印太監並提督東廠，神宗最為信賴的太監，經營內廷多年。光宗登基後，盧受疏辭後被挽留，得以保留了司禮監掌印的位置，東廠被安排給了伴讀鄒義。
崔文昇隸屬於鄭貴妃一支，管的又是禦藥房，如果不是因為紅丸案出場，給朱常洛喂了“瀉藥”，基本上不會有什麽作為。
魏學顏和常雲萬曆朝任乾清宮管事，光宗登基後，居住和辦公的乾清宮自然需要換上自己的人，於是魏學顏和常雲升官了，一個做了司禮監秉筆，一個做了司禮監隨堂。魏學顏很識相，很快就稱病回家休養去了。
田詔這個秉筆，我們既不知道來曆，執掌那個衙門也不得而知，唯一在《三朝要典》查到一句話，“七月乙己，田詔等名下李文盛等具本鳴冤，上念田詔侍奉皇祖，劉朝等侍奉皇考（顧秉謙等：《三朝要典》，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56冊，1997年版，卷二十，第283頁上欄）”，證明田詔曾侍奉過萬曆皇帝。而田詔這個秉筆的身份，則出自劉若愚《酌中誌》中的記載，“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幹人（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五，第32頁）”。
再看光宗自己的班底，鄒義從盧受手中接過了東廠，同時還管著尚膳監。東廠太監本身就是內廷中的二號人物，再加上掌管奉先殿膳品，以及後宮眷屬的廚料銀的“肥差”，鄒義獲得的封賞還是很到位的！
李實，同樣是萬曆二十九年來的伴讀，泰昌元年八月被任命為司禮監秉筆掌禦馬監印。光宗八月初一登基的當天，就下令整飭禦馬監掌管的四衛勇士營，由勇士營接管了紫禁城四門防衛；由騰驤四衛接管了皇城的六門守衛（《明光宗實錄》卷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047頁），李實在朱常洛心目中的位置不言而喻了吧！至於朱常洛東宮六局的班底中，典璽局徐文兆、典膳局盧進、典兵局張忠、劉忠、劉朝等人。
徐文兆和盧進沒能熬到光宗登基，就已經病逝了！
張忠因為與徐文兆爭鬥，被神宗處罰，關成了廢人！
劉忠後來在天啟朝，算是投靠了魏忠賢，做到了乾清宮管事，至於光宗給他的封賞未知！
劉朝，朱常洛給予的封賞沒有找到記載，不過他與王安一貫不和，其後還參與了“盜寶案”！劉忠、劉朝、劉應坤三人，分別被人稱為大劉公、二劉公、三劉公，在太子宮的地位不低，此後在宮中也都混到不低的職位。
基本可以說，朱常洛在太子宮的太監班底，隻要熬到朱常洛得道，也都成了升天“雞犬”！
最後再來說王安，作為跟隨朱常洛時間最長的心腹，獲得的封賞隻是司禮監秉筆掌巾帽局印。要說巾帽局一年過手也有十幾萬兩銀子，給宦官們做一年鞋帽，也能讓王安發點小財。對比了鄒義、李實的封賞，早跟了朱常洛九年的王安，竟然跟沒事人一樣，還繼續履行著首席心腹的職責：
“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慎初三要’，光廟震怒，欲因金花銀兩杖朝瑞，賴監力救得降調。光廟孝養神廟皇貴妃鄭老娘娘於慈慶宮，及保全久事神廟管事牌子魏學顏、胡進、常雲等各升秩子告，及發內帑助邊，起鄒元標、王德元等，議興大工。一月之間，善政種種，皆監獨力讚導之也。（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7頁）”
- 第一次移宮，將鄭貴妃安置在慈慶宮；
- 神宗心腹太監魏學顏、胡進、常雲等人的升遷安置；
- 發一百萬兩內帑給九邊將士；
- 起用鄒元標、王德完等人；
- 啟動重建皇極殿；
- 周朝瑞上疏“慎初三要”，朱常洛震怒後準備對周朝瑞施以廷杖，王安勸諫之後才改為降調；
基本上光宗在位一個月的全部為政舉措，都是王安主持的！這六件事中，前兩件是處理神宗遺留眷屬和親信的問題，處理不好容易落人口實；內帑助邊，這是登基後普天同慶、安定軍心的問題；起用萬曆朝被打壓的官員，是培植忠於自己政治體係的問題；建皇極殿是自家排場，新君新氣象的問題；慎廷杖，畢竟剛登基就用廷杖打人，影響非常不好！
所有新君登基後首要考慮的大事，全部出自王安的手筆，朱常洛卻隻賞了王安一個相當寡淡的巾帽局？可以說王安做著內閣首輔的工作，名頭卻隻是個內閣排第四號位的主兒，這很不正常！而王安卻沒有發現問題，所有人都沒有發現問題，甚至在朱常洛準備冊立朱由校為太子時，奶媽客氏出麵為魏忠賢謀求一個差事的時候，沒有去找鄒義、李實，而是去找了王安。
那麽事實的真相就隻有一個了，本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則，作為神宗朝的元老，盧受被邊緣化是注定了的，暫時保留掌印之位隻是為了過渡，等到權利的交接完成，自然盧太監就該退休了。畢竟登基就讓父皇的心腹老臣出局，這事說出去不好聽，等到風平浪靜的時候，盧受的掌印之位就非王安莫屬了！
至少王安的行為，多少可以證明其視掌印之位為囊中之物，所以才會“納約自牖，知無不言”！
移宮盜寶
苗棣先生在其作品《庸人治國—魏忠賢專權研究》，曾有這麽一段話“王安忘記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根據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規律，他自己的鼎盛時期已經隨著短命的泰昌朝的結束而結束。表麵看來他依然是宮中最顯赫的人物，而在實際上，光宗逝世之後他就成了過時的明日黃花。”
作為一個在宮中混跡一輩子的高級太監，王安會不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這麽簡單的道理？個人觀點王安不僅知道，而且很早就發現了自己的危機。如果說朱常洛的突然死亡，讓李選侍（西李）發現了朱由校這個小屁孩的價值，外廷的官員、內廷的太監會沒發現？
幼主，再加上缺乏可信任的班底，十六歲的朱由校為各方帶來了無限可能，其中就包括即將邊緣化的王安！
如果隻是沒了似錦的前程，王安還有退路，寄情於山林雖然有點不甘心，但起碼性命無憂！而王安與李選侍的關係，注定了王安退居山林是種奢望！
“自光廟寵眷西李老娘娘，遠在東李、傅兩位老娘娘之上，監恒不懌，見西李老娘娘未嚐叩也。（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50頁）”
當年在太子宮時，在朱常洛寵幸李選侍之後，寵幸程度在東李和傅選侍之上，王安對此一直不太待見，見了李選侍從來沒有叩過頭。
“是日，王安手持揭帖，人授一紙，即排選侍揭也，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等語，科臣範濟世等，相顧駭愕，獨楊漣、左光鬥等，欣然受之，同聲忿言，力以排選侍為功。（顧秉謙等：《三朝要典》，《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5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卷十七，第242頁下欄）”
箕踞怒罵——可見王安對李選侍心中的怨氣極大！如果真讓李選侍掌了權，王安的人頭難保不被借來“駭猴”！
移宮案，王安主內，影響新君的一言一行；東林主外，影響朝野的輿論方向！縱觀移宮案，王安出場次數遠不及楊漣、左光鬥，但每次出手都至關重要！
當李選侍圖謀控製朱由校時，王安首先將消息傳給了外廷，讓“顧命十三臣”能夠提前議定應對計劃——搶太子！
當“顧命十三臣”在乾清宮無法見到朱由校時，王安出麵從李選侍手中騙出了朱由校，讓搶太子計劃得以實施！
當朱由校被搶回太子宮之後，大臣們是不能一直待在皇城內的，劉一燝臨走前跟王安說的是，“主上衝年，無母後。外廷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責。（《明史》卷240《劉一燝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簡體字本，第4169頁）”。
當李選侍打算母子同住乾清宮時，王安再一次提前通知了外廷！
對於移宮案這樣的政治事件，如果不理會史料記載中的傾向，隻看事件過程和結果，王安的表現堪稱完美，不僅在新君麵前立下了定策之功，還讓潛在威脅李選侍徹底退出了權力遊戲！成功將本應隨朱常洛逝去的仕途，重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王安如果知道主席的這首詩，大概會當場詠一下，抒發一下情懷！一石二鳥的移宮案，僅僅隻是開始，後麵還有更多的鳥在等著。
九月初五，明熹宗下旨“先帝選侍李氏等著於仁壽殿居住，即日搬移（《明熹宗實錄》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124冊，第0019頁）”。
“王安等從中恐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屬俱為群閹所掠奪。選侍位下，內閹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乘機竊盜內帑。王安發其事，追究牽及選侍之父。（文秉：《先撥誌始》，上海書店1982年12月複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上卷，第134頁）”
《先撥誌始》用了“恐喝”，《三朝要典》用了“箕踞怒罵”，再結合李選侍不等車駕、不做收拾，隻讓內侍薑升抱了八公主，徒步走到仁壽宮的行為，相信王安等人在催促李選侍移宮時，肯定不會是畢恭畢敬，抱腿苦苦哀求的做法！
李選侍匆匆忙忙的走了，“群奸盜寶”正式開演！
根據主流史料的說辭，李選侍前腳走出乾清宮，後腳就發生了惡主人與賊家奴的經典橋段，惡主人被收拾了，賊家奴就趁機偷一把準備跑路，活脫脫的一處“現世報”大戲！
趁亂盜寶的群閹，撬開乾清宮的寶庫，將裏麵的寶物和內府秘密藏銀兩偷盜一空，在抱著贓物路過乾清門時，在慌亂之中有人摔了一跤，把金寶掉在了地上，被衛士們發現了並抓獲了幾名內侍。王安向朱由校匯報了此事，並立即組織人手進行追查！
參與盜寶的諸閹分別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李進忠、王永福、姚進忠、鄭穩山、劉尚禮、薑昇、劉遜、盧國相、趙進忠，還有就是臭名昭著的魏忠賢（此時名為魏進忠）。
- 田詔，司禮監秉筆太監；
- 劉朝，劉忠，朱常洛做太子時，東宮六局的局官之一，其中劉朝極得朱常洛的寵信。朱常洛登基後，兩人的封賞沒有記載，但肯定的高級太監之列。劉朝與王安曆來不合，兩人在盜寶案前應該就有積怨。
“遂降監南海子淨軍，即升劉朝南海子總提督，令代宋太監晉，以宋長者不忍殺監，而朝敢任之，亦以朝平素與監不合也。（ 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9頁）”
- 陳應科，朱常洛做太子時，隨侍朱常洛左右的人。職位不高但在太子左右，朱常洛登基後，陳應科的封賞沒有記載。
- 李進忠、姚進忠、劉遜、劉尚禮、薑昇，李選侍（西李）身邊的近侍。
- 王永福、鄭穩山、盧國相、趙進忠，沒有直接的記載表明他們的身份，但王永福、鄭穩山明確是在“盜寶案”現場被抓的，盧國相和趙進忠的名字隻在懲處時出現了一次，兩人被降為淨軍，估計這四個人也是西李身邊的人。
- 魏進忠，也就是後來的魏忠賢！
- 盜寶案牽連的人還有一位李選侍的父親，這位皇親是如何參與盜寶，我們無從得知！
參與這場盜寶“狂歡”的罪犯都偷了那些寶物呢？
“錦衣衛北鎮撫司掌印千戶梁慈等，疏奏：“打問過劉遜，招稱與進忠、劉尚禮、姚進忠、劉朝、王永福、鄭穩山等，隨從李選侍，拿帶傳代珠寶頭麵寶石等物。（顧秉謙等：《三朝要典》，《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5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卷十七，第246頁上欄）（ 《明熹宗實錄》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124冊，第0062頁）”
“今薑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得珠結還與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明熹宗實錄》卷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124冊，第0113頁）”
“王安等從中恐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屬俱為群閹所掠奪。（文秉：《先撥誌始》，上海書店1982年12月複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上卷，第134頁）”
“尚書黃克纘上言……田詔等所犯，除寶物外，金銀不下六萬兩（顧秉謙等：《三朝要典》，《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5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卷二十，第283頁下欄）”
由此可知，從李選侍的珠寶首飾到被褥床帳，從手串珠結到傳代珠寶，還有巨量的金銀，這群閹人無所不偷！
我們先不對盜寶案做任何結論，隻從內廷二十四衙門來說，上至司禮監秉筆太監，下至貼身小內侍，李選侍名下的宦官體係被一掃而空！能夠被李選侍用來掌控內廷的人，一次性全部被抓進了錦衣衛詔獄！曾經離權力頂峰隻有一步之遙的李選侍，落了個一哭二鬧三上吊，而心腹手下則死的死、關的關，內廷這一畝三分地，還有誰敢挑戰王安？
盜寶猜想
盜寶案中，還有一個嫌疑人——魏進忠，我們放在這兒單獨來講述一下！
常見的說法基本源自於《明史》、《酌中誌》，在盜寶案發之後，楊漣疏請徹查盜寶案，指名道姓的提到了魏進忠，眼看到案情暴露，魏進忠跑到了好朋友魏朝處苦苦哀求，魏朝才去王安麵前求情，於是才有了由司禮監查明回報的聖旨。因為魏進忠原本名叫李進忠，所以就把他和李選侍身邊名為李進忠的內侍，當成一個人，才讓魏忠賢逃脫了此案！
那麽魏忠賢如何參與盜寶案呢？
魏忠賢在朱由校出生後，經由魏朝的引薦而進入太子宮，負責給王才人和朱由校辦膳，直至萬曆四十七年王才人去世，前後時間約為十四年。在王才人死後，朱由校被安排由李選侍（西李）扶養，魏忠賢作為朱由校飲食負責人，應該也去了李選侍的一畝三分地。似乎看起來盜寶案時，魏忠賢有參與盜寶的可能，但劉若愚同樣記載了另外一件事！
明光宗八月初一登基之後，八月初三禮部侍郎孫如遊就提出立太子，首輔方從哲也讚同了此項建議，於是一番商議之後，最終確定九月初九舉行冊立太子儀式。
“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廟登極，擬冊立先帝為東宮。是時逆賢尚列庫銜，暗與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無不可者，遂充東宮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十四，第69頁）”
也就是說光宗登基後，準備冊立朱由校為太子時，魏忠賢還隸屬原來的內府十庫甲字庫。因此在與客氏密謀之後，通過客氏走了王安的門路，於是被安排為東宮典膳局官。雖然冊立儀式定在九月初九，但相關的人和物肯定要提前準備，九月初九最多就是舉行一下儀式，然後朱由校就正式搬遷到慈慶宮了。
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九月初五移宮盜寶案發時，魏忠賢的職位是東宮典膳局，工作場地應該是慈慶宮。或者說盜寶案發時，魏忠賢是朱由校身邊的人，而他出現在李選侍身邊，也應該是陪著朱由校去的。朱由校都被顧命十三臣抬去了慈慶宮好幾天了，他不去慈慶宮伺候著，反而在乾清宮跟李選侍的一幫手下，組團偷東西玩，這是什麽情況？
《熹宗實錄》中，楊漣的奏疏遞上去之後，明熹宗的回複是李進忠、劉遜已經有旨意了，魏進忠的情況由司禮監查明之後回奏。
最終查證的結果是魏進忠照舊供職，魏進忠並不是李選侍名下的仆人。（《明熹宗實錄》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037頁）
兩相印證，就職東宮典膳局的魏進忠，作為未來皇帝的親信，怎麽會參與到李選侍手下的“狂歡”？
那麽一個看起來沒多大機會參與盜寶的人，怎麽就成了小偷了呢？事出反常必有妖！
盜寶案發的當天，楊漣就上疏訴說了盜寶案，明確指出李進忠、魏進忠、劉遜等人偷盜乾清宮寶物，背後的指使人就是李選侍。
“兵科左給事中楊漣奏言……且謂令李進忠、劉遜、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得旨:『移宮並李進忠、劉遜已有旨。魏進忠著司禮監查明奏請。』（《明熹宗實錄》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018頁）”
從時間上來說，楊漣的消息來源必然是核心人物，聽聞宮中發生盜寶事件不難，難得是知道案件詳情！以魏進忠、劉遜這樣不入流的小角色，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姓名。而楊漣與王安在移宮案上的緊密合作，讓人不得不懷疑消息來自於王安，或者說聽聞此事，楊漣會去找王安要點內幕吧？
- 追查盜寶案的負責人是王安！
- 魏進忠的救命稻草是王安！
- 運作讓司禮監查處魏進忠情況的是王安！
- 魏進忠的東宮典膳局崗位來自王安！
- 楊漣的宮中盟友還是王安！
那麽魏忠賢是否有可能參與盜寶，或者說參與盜寶的可能性有多大，王安心裏應該是清楚的，畢竟客氏出麵求他，也就過去20天左右；乾清宮這一畝三分地，魏忠賢有沒有能力在“撒野”，王安也是知道的！
所有的事件都指向了王安，所有不合理問題的交集，也都是王安！
於是，筆者做了一個極為大膽的猜想，王安將內幕消息透漏給了楊漣，隻是名單上多了一個魏進忠，目的是要借楊漣的刀，取魏進忠的狗命！本來隻能靠王安謀個東宮差事的魏進忠，隨著朱由校的登基，就成了皇帝最為信任的人。在成功的打垮李選侍、贏得朱由校信任之後，魏進忠就成了王安最大的威脅。此時的魏進忠，還隻是個沒有長牙的老虎，假以時日必然對王安的地位發起威脅。作為朱常洛最為信任的太監，要想在朱由校身邊長治久安，必然要消滅掉魏進忠這個潛在威脅！
楊漣在收到這份摻水名單之後，根本就不會在意這個小角色，他的目標隻是李選侍！
事發突然，而且這種投石問路的操作，王安也不大可能去跟小弟魏朝商議，所以不知情的魏朝跑去說情，王安自然是做做樣子。隻要魏進忠進了詔獄，自然就不愁沒證據。對於其他人，少年天子的反應不出所料，憤怒的批示要從重、從快去辦。對於魏進忠，王安的投石問路則完全失效了，朱由校根本就不會有“奈何做賊”的感慨，自然最終結果隻能是由司禮監查明具奏。
很遺憾，此猜想沒有任何史料支撐，至多隻是給不那麽“合理”的幾條史料，腦補了一個看似合理的說法，僅僅隻是對魏進忠莫名其妙卷進盜寶案的猜測而已！
其實除了魏進忠莫名卷入盜寶案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小細節，讓筆者懷疑魏進忠在盜寶案上吃了虧！
1. 八月，魏進忠、客氏走了王安的門路，魏進忠被任命東宮典膳局官；
2. 九月初五，盜寶案發，楊漣告發魏進忠參與盜寶，朱由校命司禮監查明具奏；
3. 九月初六，朱由校登基；
4. 九月初九，查明魏進忠不在李選侍名下當差，命魏進忠照舊供職，盜寶之事子虛烏有；
5. 九月十九，魏釗（魏進忠兄）蔭為錦衣衛正千戶，封容氏為奉聖夫人，客氏的兒子侯國興為錦衣衛正千戶；6. 九月二十二，魏進忠提督寶和三店；
7. 十月初六，東廠抓獲了在逃的李進忠；
8. 十一月初五，刑部提交移宮盜寶案處罰意見。
捋清楚了時間線，我們先需要弄清楚幾個基準點：
- 熹宗登基後，九月十九日即蔭賞客、魏家人，代表熹宗對於客、魏的極大寵信，其他從龍舊人裏，沒人能夠獲此殊榮；
- 寶和三店，並不是某些不學無術者腦補出的“保和三殿”，畢竟清順治時期才由建極殿改為保和殿。寶和三店，是皇帝在東安門外戎政府街上，開的六家店鋪中的三個，六家店鋪名字分別為寶和、和遠、順寧、福德、福吉、寶延。魏忠賢的提督寶和三店之職，也就是替皇帝掌管三家“超市”！寶和等店，不屬於內府二十四衙門體係，隻是一個替皇帝賺錢的鋪麵而已。
- 《熹宗實錄》記載“以禦馬監太監魏進忠提督寶和三店”，也就是九月二十二日魏忠賢還隸屬禦馬監，並沒有進入司禮監，更不是秉筆太監。
下麵我們來說說“熹宗得道，魏忠賢升天”過程中的疑問。
朱由校登基之後，魏進忠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才被安排提督寶和三店，替皇帝掌管三家“超市”。仔細看看，是不是有點詭異，十九日給魏釗錦衣衛正千戶，代表了極高的寵信，安排工作的時候，卻給了一個極為邊緣化的職位，甚至辦公地點是紫禁城外的寶和店內。
再對比一下，在熹宗登基後的第二天，東宮典璽局王體乾升司禮監秉筆掌禦馬監印，同時負責給朱由校辦膳。東宮典膳局的魏進忠，在半個月後被安排去管“超市”。於此同時，東宮寫字高時明、伴讀沈蔭，也都先後因從龍功封了司禮監秉筆，而直到泰昌元年冬，魏進忠才升為司禮監秉筆掌惜薪司印。
“逆賢自泰昌元年冬升秉筆，凡不識字而躐躋秉筆者，穆廟時孟衝、神廟張明、先帝時魏忠賢、孫暹、王朝輔五人而已。（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十四，第73頁）”
“冬”，一般指冬天，也就是泰昌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這三個月間；如果是指為冬月，則應該是泰昌元年十一月。
那麽，魏進忠十多年的從龍之功，在朱由校登基後，少則一個多月，多則三個月之後，才正式得到兌現。關鍵是朱由校並沒有忘記他的苦勞，將他哥魏釗和客氏兒子一同封賞，再給魏進忠一個管皇店肥差，都表明對魏進忠寵信有加！如果魏忠賢的第一次封賞，在內府衙門裏給個不管事閑職，基本也還能說的通，畢竟他不識字，也沒什麽根基，但給一個辦公地在紫禁城外的差事，怎麽都有讓其遠離禦前的味道！
同樣是太子宮從龍舊臣，從龍僅半個月的王體乾、高時明、沈蔭、湯盛等都直接提拔了，而跟了朱由校十多年的魏忠賢，卻先去管了一陣“超市”，然後才提拔到與王體乾、高時明、沈蔭等人平級……
從時間上來推斷，魏忠賢最早是在李進忠被抓獲之後（十月），晚有可能是在案件由刑部審理之後（十一月），所謂的完全洗脫罪名後，才正式被任命為秉筆太監。
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移宮盜寶案雖然沒把魏進忠打入詔獄，但還是成功讓其發跡時間推後了，這個時間差的最大受益人就是王安！
掌控內廷
憑借在朱常洛時期的“餘威”，以及在移宮案上的完美表現，王安贏得了朱由校的信任。做為一名十六歲的少年，接連經曆了喪母、喪祖、喪父的打擊，朱由校急需一個有經驗、有能力的“主心骨”，王安在天啟初期成功扮演了這一角色！
朱由校曾親筆在扇麵上，題寫“輔朕為仁明之主”，讓後將此扇賞賜給了王安（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8頁），朱由校對於王安的信賴程度可見一斑，同時表明少年朱由校還是有些進取之心的！
作為朱由校的主心骨，王安又流傳了那些事跡呢？
一、 魏朝與魏忠賢的客氏之爭。
“及先帝即位數月，二人因寵漸相鋤嫉，於乾清宮暖閣內醉罵相嚷。時漏將丙夜，先帝已安寢，而突自禦前哄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鄒義、秉筆王安、李實、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等皆驚起。（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十四，第70頁）”
客氏爭奪戰發生於熹宗登幾個月的某個深夜，已經升為司禮監秉筆的魏忠賢，與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的魏朝，在乾清宮暖閣內喝醉了酒而爭吵了起來。
因為魏忠賢升秉筆是在泰昌元年冬，而當時現場的圍觀者還有李實和鄒義，李實在泰昌元年十二月就將被安排去給熹宗選美女了，鄒義則泰昌元年冬就辭職回家休養了，因此吵架事件很可能發生於泰昌元年十一月。
魏朝與魏忠賢從爭吵演變成了醉罵，把已經睡下的熹宗也給驚動了，同時司禮監掌印太監盧受、東廠太監鄒義、秉筆王安、李實、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等人也都被驚動了。
魏朝與魏忠賢兩人並排跪在禦前聽候處罰，熹宗問客氏想讓誰來管事，客氏最終選擇了魏忠賢。劉若愚在記錄此段內容時，加了諸如“（客氏）久厭國臣狷薄，而樂逆賢憨猛好武，不識字之人樸實易製”、“（王安）久中客氏逆賢諛媚，且心惡名下之人作此醜態（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十四，第73頁）”，此類主觀心理的描述。劉若愚無法窺探當事人的心理活動，所以這些極具傾向性的話語，隻能作為一種可能，而不是實證！
關鍵問題在於，在內廷摸爬滾打幾十年的王安，名下魏朝同魏忠賢一樣爭取客氏，因為客、魏的幾碗迷魂湯，嫌魏朝給自己丟人，就不覺得魏忠賢的行為丟人？
總之，在客氏向皇帝表示由魏忠賢替自己管事時，王安上前打了魏朝一記耳光，讓魏朝辦個病休滾回兵仗局去，然後就這件事就這麽結束了！
需要我們主意的是，魏朝的職務是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印，而且朱由校親自給其改回本姓王，並賜名國臣，對其的寵幸並不在魏忠賢之下。熹宗直接默許了王安的安排，盧受和鄒義興許還有自身原因，不方便發表意見；而朱由校則完全無視了王安不經請示，直接宣布處罰結果的行為，可見王安在朱由校心目中的地位，以及王安在內廷高級太監中的地位！
二、 “熹宗將禦經筵，禮典久廢，鴻臚及閣吏所具儀注，皆乖舛不可行。安患之，訪外廷之博識者，或以編修錢謙益對安乃谘焉，謙益具述故事位次儀式進，安遂用之其擇善而從，皆此類也。（顧大韶：《王安傳》，《炳燭齋稿》，《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104冊，第586頁上欄）”
天啟元年正月，大學士劉一燝等人請開經筵，明熹宗安排由禮部挑選日期。經筵有嚴格的禮儀規則，欽天監給出的吉時是二月十七日卯時，禮部則給出了經筵的詳細禮儀安排。在籌劃經筵儀式的時候，因為經筵已經挺久沒有舉辦過了，鴻臚寺和內閣給出的儀注都有問題，於是王安走訪了外廷中博學的人，跟翰林院編修錢謙益商議，錢謙益也給了一份安排，最終王安從中擇優挑選，才得以讓經筵得以順利舉行！
三、 “熹廟大婚禮當以貴妃主婚，安輿廷臣謀曰主婚乃興政之潮不可長也，奈何，或獻計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某恭妃長，盍以恭妃主之？安曰奈無璽，何或曰以恭妃出令，而以禦璽封之，其誰曰不然，安從之，鄭氏是以不複振。（顧大韶：《王安傳》，《炳燭齋稿》，《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104冊，第586頁上欄）”
泰昌帝的遺詔除了明確由朱由校繼位，群臣輔佐之外，還刻意強調了一件事，那就是盡快為朱由校選婚，於是乎在朱由校登基沒幾天，選婚就被提上了日程。經過一係列的挑選和評比，天啟元年四月選得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監生張國紀長女為皇後。
選婚進行時，皇帝大婚的籌備工作同樣也在進行中，這就牽扯出了一個問題——皇帝成親也需要有人主婚，按照常規的套路，肯定是朱由校長輩中身份為尊者，後宮中地位最為崇高的就是神宗遺孀鄭貴妃了！問題是所有人心知肚明，當年爭國本這個梁子結的有點深，誰敢保鄭家不會借此重新得勢？
王安跟朝中大臣一起討論這個事，核心目標就是不讓鄭貴妃有任何機會，而且要合情合理的繞過這個問題！最終有人提議，既然論尊卑非鄭貴妃莫屬，那要是如果論輩分呢？於是明穆宗的遺孀恭妃脫穎而出！緊接著王安又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恭妃沒有璽！畢竟恭妃品級在哪兒擺著，她隻有塗金銀冊而沒有寶！
“那就以恭妃的名義出相關的文書，蓋皇帝的玉璽！”
最終王安采納了這個建議，從而讓鄭貴妃徹底失去了翻身的機會！
顧大韶在《炳燭齋稿．王安傳》中講述了這件事，下麵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可能性：
尊長主婚製度是中國傳統禮法的組成之一，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在中國曆史上甚至被寫進了律法，《明會典》規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婚”。皇帝大婚同樣也需要有尊長主婚，而且《明會典.天子納後儀》裏麵，納采、問名、納吉、納征、發冊等環節，也都詳細規定了主婚者出場的規則！
既然強調尊長，那麽朱由校的尊長中誰最合適呢？
一般來說，皇帝大婚，太後肯定是主婚最佳人選，必要時太皇太後、太妃辛苦點也都可以！問題是熹宗大婚時，既沒有太後，也沒有太皇太後！
神宗留了遺詔要封鄭貴妃為皇後，光宗沒給辦，也沒給神宗活著的妃嬪進太後、太妃；光宗也留了遺命要封李選侍為貴妃，熹宗也沒給辦，也沒給光宗活著的妃嬪進太後、太妃，所以太皇太後、太後是指望不上了！
《明史》給我們出了一個小難題！《明史.列傳二》中神宗孝端皇後王氏（光宗生母）的記載裏，曾提到“與後同日冊封者有昭妃劉氏。天啟、崇禎時，嚐居慈寧宮，掌太後璽（《明史》卷114《後妃二》，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簡體字本，第2335頁）”。手握太後璽、住慈寧宮的劉昭妃，不是太後卻有著太後的權力，主婚、用璽應該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裏麵有個小問題，劉昭妃以老皇妃的身份掌太後璽，這於理不合，而且對上老皇妃貴的鄭貴妃，劉昭妃該怎麽處理？假如劉昭妃以老太妃的身份掌太後璽，就完全沒有問題了！
“天啟元年六月，十六日丙戌，大學士劉一燝、韓爌、何宗彥、朱國祚謹題，今日文書官康寧捧聖諭到閣，諭內閣，朕今年婚禮告成，普天同慶。朕思皇祖母昭妃眷顧慈恩，感戴無極，理宜稱上尊號，以顯朕之孝誠至意。卿等傳示禮部，查照舊製，隆重典禮，具儀來看。特諭卿等知之。欽此（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卷十一，第143頁）”。
天啟元年七月初二，內閣為劉昭妃擬定了兩個徽號（宣懿、莊順），明熹宗欽點了宣懿，隨後於七月末正式給劉昭妃上了宣懿尊號，並預告奉先殿。
宣懿太妃正式站上曆史舞台，鄭貴妃的封號是皇貴妃，尊號沒有；劉昭妃的封號是昭妃，尊號是宣懿（太妃），至此天啟朝的後宮以宣懿太妃為尊，此時劉昭妃以老太妃身份執掌太後璽就名正言順了。唯一的問題在於天啟元年七月底，宣懿太妃才正式冊封。
《熹宗實錄》與《起居注》記載的宣懿太妃冊立時間，剛好證明四月底的熹宗大婚時，皇貴妃的封號在後宮為尊，的確存在主婚者人選的問題。而顧大韶的記載同樣有點小瑕疵，根據《國榷》的記載，明穆宗的遺孀李恭妃死於萬曆五年十二月。當然了，明穆宗還有韓容妃、李德妃、馬慧妃還活著，其中馬慧妃直到崇禎十三年十一月才薨逝，要麽是顧大韶記錯了人，要麽《國榷》中李恭妃的死亡時間不對。
另外，朱常洛駕崩之後，皇長子朱由校頒布的治喪儀式裏，就提到了行哀禮的次序，“穆廟皇妃、神宗皇貴妃等妃嬪、先帝選侍、瑞王、惠王、桂王暨三王妃、瑞安長公主……（《明熹宗實錄》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004頁）”，由此可見明穆宗的妃子的確是當時輩分最高的。
四、“時首輔為南昌劉一燝與安同心，嚐從容論及神廟初年事，劉曰江陵雖才相然亦大賴馮公；安曰馮公則我優為之，公能為江陵乎公能為江陵我敢不為馮公吾當以二十四司之權盡付外庭，公能任之乎！劉公嘿然無對，安退而款曰閣中無人（顧大韶：《王安傳》，《炳燭齋稿》，《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104冊，第586頁上欄）”
內閣首輔劉一燝與王安曾一起聊天，兩人聊到了萬曆初期官場。劉一燝說張居正雖然才能過人，但還是需要馮保幫忙；王安則回答說馮保肯定是比我強，你能不能做張居正呢？如果你做張居正，那我怎麽敢不做馮保，這內廷二十四司將全部托付於外廷？劉一燝聽完之後沉默不語，事後王安感慨“閣中無人”！
顧大韶並未在《王安傳》中記錄此事的發生時間和地點，我們隻能猜測大概發生於天啟元年初。因為泰昌元年12月中旬，首輔方從哲致仕，此時其他閣員尚未到任，劉一燝得以代理內閣首輔，直至葉向高入閣，而到天啟元年5月，王安就失勢了。另外泰昌元年11月，張居正的三子張懋修請求為為張居正平反昭雪，熹宗將這份請求下發，等於把這事讓大家公開討論。由此可見，王安與劉一燝存在就張居正事件，產生討論的可能。
拋開張居正與馮保組合的功過是非不談，也拋開王安是政治抱負，還是權力野心的主觀猜想！王安的話語至少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其視內廷二十四司為囊中之物，視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太監沈蔭，乃至秉筆魏忠賢如無物。
以上四件事情證明，王安除了在履行自身司禮監秉筆工作的同時，以內廷實際控製者的身份存在著，內廷的諸多事物均由王安統籌安排！
盈滿則虧
根據《明史.王安傳》以及其他主流史料的講述，天啟元年五月，王安的職業生涯達到了頂峰，天啟皇帝任命王安為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安依照以往的慣例，上疏表示推辭，客氏從中作梗讓天啟皇帝同意了王安的請求，並意圖與魏忠賢害死王安，但魏忠賢猶豫不忍動手，客氏說：“你我比西宮李選侍怎麽樣, 還想留下後患嗎？”，魏忠賢才下了決心，唆使給事中霍維華彈劾王安，將他降到南海子充淨軍。劉朝，就是移宮盜寶案中被抓的那位，被寬宥出獄後出任南海子提督，於是魏忠賢授意劉朝處死王安。劉朝斷絕王安的飲食，王安就挖籬笆間的蘿卜來吃，堅持了三天仍未餓死，於是劉朝就將王安殺害了。
《明史》的記載凸現了客魏的歹毒，但也遺留了諸多疑問，王安是如何從朱由校極為信任的人，轉變成任人宰割的羔羊；霍維華的彈劾威力緣何如此巨大，怎麽就能將司禮監掌印變成了淨軍；作為執掌內廷大半年，外廷夥伴眾多的“內相”，王安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要弄清楚王安的倒台，我們先來看看王安掌印之位的由來！
前麵咱們提到了司禮監掌印太監盧受，在萬曆皇帝死後，盧受雖然還掛著掌印之名，但已經沒有了萬曆朝的風光。即便夾著尾巴低調做人，麻煩還是找上了門！
天啟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巡視中城禦史梁之棟緝獲通夷提塘官劉保（《明熹宗實錄》卷九，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470頁）”。
兵部提塘官劉保被投降後金的漢奸李永芳所收買，以每月100兩銀子為代價，將兵部邸報按月傳送給後金。順藤摸瓜的梁之棟很快又抓捕了劉保的兒子劉於翰和劉於簡。六天後，劉保被淩遲處死，劉於翰則被斬首，劉於簡則留著繼續深挖案情。
到五月十四日，左都禦史張問達讓巡視四城禦史共同研究審訊劉於簡的案子，並於五月二十七日給出了最終建議，劉家上下均被依律發落。同時梁之棟等人明確提出，劉於簡口供牽連了司禮監掌印太監盧受，需要請盧受協助調查，當麵對質，同時還提到有楊鎬、李如楨、賀世賢等人（《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 卷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0170頁）。
而劉於簡被捕之後沒幾天，就已經有言官上疏彈劾盧受通夷，五月初六都察院左僉都禦史王德完上疏，表示聽聞此事令人震驚，盧受深受神宗皇帝信賴，建議天啟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將盧受安置到南京（《明熹宗實錄》卷十，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490頁）。
很遺憾，劉於簡的供詞沒有史料記載，盧受、楊鎬、李如楨、賀世賢等人是如何牽扯進這樁間諜案，我們無從得知！
事件爆發後，盧受眼看著情勢不妙，自己寫了封奏疏請辭【該疏史料沒有記載，但在劉一燝韓爌的內閣題本裏，提到有盧受辭本（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卷十，第130頁）】。其實天啟剛登基時，盧受就曾上過一份辭職信被回絕了，這一次卻很快就批準了，勒令盧受私家閑住，等到二十七日梁之棟請求盧受協助調查時，盧受直接被發配去鳳陽了。
至此，困擾大明官場四年的盧受通夷案，終於落下了帷幕！早在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在後金攻占撫順之後，於萬曆四十六年閨四月，努爾哈赤給明朝送回來四個使者，並帶了一份“七大恨”回來，表示要罷兵赴貢！
“（天命三年閏四月，萬曆四十六年）二十二日，以七大恨之書付明帝魯太監之商賈二人及開原一人、撫順一人，遣還明帝耶（滿文老檔[G]，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3頁）”
這四個人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那就是東廠的人，而倆商人是盧受派去遼東的。
“閏四月，奴兒歸漢人張儒紳等齎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七宗惱恨……張儒紳等係東廠差役，奴酋借以行間。言官糾盧受通夷……（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先清史料》，《長白叢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點校本，卷一，第11頁）”
很快言官們就坐不住了，上疏彈劾盧受通夷！此後的數年間，言官們會經常性的想起此事，請求處罰“裏通外國”的盧掌印！在天啟登基後，還先後有南京浙江道禦史傅宗皋、江西道試禦史王業浩彈劾盧受通夷辱國，而這一次，神宗最為信任的太監，卻再也堅持不下去了！
如果一個間諜被捕，供詞裏牽連了近年來坊間所有“通夷”傳聞的高官，是不是顯得有點詭異呢？
盧受，名下商人替努爾哈赤投書；楊鎬、李如楨，自從薩爾滸之敗後，說怪話的就沒斷過；而賀世賢，沈陽城破的時候，賀世賢到底是戰死沙場，還是叛國投敵，也是鬧得沸沸揚揚！
怎麽看，劉於簡都有胡亂攀咬的嫌疑，對質與否已經不重要，盧受已經被發配去了鳳陽！緊接著，由王安執掌司禮監的旨意就下達了，王安卻玩了一出“疏辭”。明代的官僚製度中有著一係列的慣例，凡是被任命為高官顯位的，都要來一番推辭，彰顯自己不貪圖官位，隻不過一般是士大夫才玩的套路，這一次王太監也學了起來！
“初監奉有掌司禮監印之旨也，原擬疏辭，再奉溫旨即出（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9頁）”
王安不但沒接受任命，還帶人跑去西山遊玩了一圈。
五月十二日，兵科給事中霍維華上疏彈劾王安，“司禮之任責成既重，關係匪輕，盧受以奄奄暮景，彰彰罪案……而長安道路之口，皆以為王安，迫欲得之，以為大作威福之地……近又聞其告病調理，偃仰私寓矣，是果能居高持滿引嫌自避乎，抑垂涎欲炙，示以必得乎。不然以兩宮嘉禮之日，而王安棲遲外邸。又傳聞其眺西山，一時嘖嘖之口，雖未敢盡憑……如王安畢竟可持可任，亦乞嚴旨切責，以後宜小心勤慎，勿復如今日之舉動乖張……為王安計，王安之善自為計而已。（顧秉謙等：《三朝要典》，《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56冊，卷二十，第282頁上欄）”
霍維華的這份彈劾，曆來被視為王安之敗的開端，那麽霍維華到底彈劾了王安什麽罪狀呢？
“長安道路之口，皆以為王安迫欲得之（司禮掌印），以為大作威福之地”
“兩宮嘉禮之日，而王安棲遲外邸”
“傳聞其眺西山一時嘖嘖之口，雖未敢盡憑，而亦有不可代為之解者矣”
就這麽一份言之無物的彈劾，讓王安從司禮監掌印太監變為一無所有，即便上客氏的慫恿，這也不合邏輯！王安前腳還恩寵有加賜掌印，後腳就掃地出門滾回家，怎麽看都應該有更為深入的原因，而不是霍維華的幾句彈劾。
盧受和王安的先後倒台，邏輯上應該是失“聖心”在前，彈劾隻是借口，哪怕這個借口很滑稽，但背後有人推波助瀾，從而加劇了皇帝的不信任，才導致徹底出局！
本著受益最大，嫌疑最大的原則，盧受事件的幕後推手很可能是王安；王安事件的幕後推手很可能是王體乾，當然這隻限於猜測！
王體乾，劉若愚在《酌中誌》中評論為“（王安）視王體乾為道義友，卒攘其位而斃其命（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50頁）”，如果再仔細分析王體乾在泰昌、天啟年間的行為，絕對是政治站隊的絕頂高手！
泰昌元年八月，光宗計劃冊立朱由校為太子，王體乾重金賄賂了李選侍身邊的親信李進忠，被任命為東宮典璽局局郎，從而成為了朱由校太子宮的太監班底之一（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十五，第85頁）。
隨後光宗駕崩、移宮案爆發，九月初一朱由校雖然被顧命十三臣抬到了慈慶宮，但當天又再次回到乾清宮，參加朱常洛的入殮儀式。李選侍又一次將朱由校攔阻於暖閣之中，大臣們在前宮門等候，王體乾等人再三請求之下，朱由校才被放了出來！
移宮案中，華麗轉身站在李選侍對麵的王體乾，九月初七就被任命為司禮監秉筆、掌禦馬監印，同時負責給熹宗辦膳。清洗掉身上李選侍的標簽，能夠被王安視為道友，並在移宮案後獲重用，移宮案王體乾出力應該不少！
天啟元年五月，王安與王體乾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王體乾投向了魏忠賢與客氏，並成功登上司禮監掌印之位。
“同黨”王體乾的叛變，以及魏忠賢與客氏的煽風點火，這才是王安敗亡的根源，但我們還是不知道什麽事件，讓王安徹底失了聖心！
盜寶案翻
內閣首輔葉向高曾有一段關於王安的評述，“王安者，頗讀書，知好名義。光皇初出閣，安為伴讀，日侍左右，諸事賴其調護，諸講官皆重之。光皇居東宮二十餘年，處危疑之地，口杌不安，惟安悉心擁翼，有失必歸正。光皇亦推心委信。登極不浹月，悉行諸善政，安殊有力。今上初立，亦恃安而強。然不學無術，悻直自遂，以上衝齡可以行其意，欲一旦盡劃宮中積弊，發諸奸利與盜內藏諸不法事，下之法司。其夤緣賜玉者，悉奪之，諸大不堪，共措之上。上英明欲自操斷，憎安剛劘嚴切，繩束舉動不自由，屬安求退，遂黜充南海子淨軍，而盡用安所排擠者管機事，從獄中赦劉朝，使掌南海，譏察之，安遂縊死，暴其屍。（葉向高：《蓬編》，《中國野史集成續編》，四川：巴蜀書社，2000年影印本，第20冊，卷十一，第669頁下欄）”
葉向高將王安失寵的原因歸結為，王安以為熹宗年幼可以自行其事，借移宮盜寶案的“改革”過於猛烈，引發“被革命者”的聯合反撲，熹宗想親自處理此事，討厭王安的強烈反對，無法自由行動，於是才有了屬安求退、黜充南海子淨軍，以及王安被殺等等。
如果沒有葉向高的這段記載，我們就會落入諸多史料的一個邏輯怪圈，客氏兩句讒言就讓熹宗“屬安求退、黜充淨軍、赦劉朝掌南海、縊殺王安”，而要讓這個過程成立，必須要王安在熹宗心中無足輕重，可要證明這一點，最為重要的證據卻又是這件事！
而葉向高的記載，則表明了告禦狀在先、熹宗同意王安“求退”在後，王安最終敗亡的原因在於移宮盜寶案！
那麽王安失勢的過程到底是怎麽樣的呢？
《明史》、《酌中誌》等史料，以霍維華彈劾，客、魏進言為主；《蓬編》的田詔等人的“鳴冤”於上，與《熹宗實錄》、《三朝要典》等在細節上相呼應。兩種說法那個更真實呢？筆者認為，兩者說法並不衝突，而是互相做了補充，一個是外廷的表象，一個是內廷的內因！
讓我們嚐試勾勒一個更符合邏輯的事件輪廓。
泰昌元年九月的移宮盜寶案，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等高級太監先後被打入獄中等死，其“黨羽”一直在找機會解救，可惜這件案子是皇帝指示、王安親自督辦的，根本就沒有翻案的可能。直到劉保事件爆發，盧受因人言去職，司禮監掌印自然而然就給了王安。興許是盧受通夷的罪名過於詭異，王安為了避嫌，也許單純是士大夫情結作祟，於是王安疏辭後領小弟去遊覽西山。
王安的出遊，讓其在宮中掌控力降到了最低，一直在準備告禦狀的李鳴盛等人，抓住了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李鳴盛是田詔名下，宮內也應該有一定地位，能夠有機會麵見熹宗；或者是借助魏忠賢、王體乾等人，畢竟劉朝、劉忠等人當年在朱常洛的太子宮也有一定地位，能夠找門路將狀紙送達禦前。
這件案子引起了熹宗的注意，並不是因為田詔等人的“冤屈”，而是王安的“欺君罔上”！在此事發生之後，一方麵消息傳向西山，王安緊急返回京補救；一方麵消息也傳遍了內廷，小內侍陸盡臣聽說了此事，轉而告訴了自己的姐夫霍維華，畢竟陸盡臣天啟元年剛選入宮中，能得知的消息並不多，於是霍維華就寫了那份言之無物的彈劾！（當然也可能是客、魏與霍維華勾結，指使霍維華彈劾）
與此同時，王體乾發現自己的機會來了，王安處於極大的危機之中，隻要王安倒台，司禮監掌印將是他的囊中之物，於是王體乾將目光瞄向了魏忠賢和客氏。王體乾到底用了什麽方法說服了客、魏，雙方達成了什麽協議，甚至雙方是否此前就有勾結，我們無從得知！
王安回京後，自然是想盡辦法阻攔熹宗追查此事，此時客氏建議熹宗接受王安的辭職，從而可以不受阻攔的徹查此事，於是朱由校命王安居家閑住，王體乾得以升任司禮監掌印。
天啟元年五月中下旬，王安被勒令居家閑住，盜寶案啟動重新調查！
王安之死
五月中旬，王安被勒令回家，七月初，事情終於有了新的進展！
七月初六，明熹宗派文書官左輔政到內閣傳諭：“朕覽刑部會審招稿內，有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一招，詳覽贓證明白，擬辟極當。又見田詔等名下李文盛（熹宗實錄為李鳴盛）等，具本鳴冤，但念田詔侍奉皇祖多年，曾有微勞，劉朝等侍奉皇考亦有勤勞，典朕請發恭慎，都饒死，著送司禮監奏請定奪。卿等擬諭來看，欽此。（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卷十二，第156頁）”
內閣大學士劉一燝、韓爌、何宗彥、朱國祚題：“臣等當即擬諭。但此一事，屢經法司問擬，具有成案，今皇上念其微勞，欲從寬議，如天好生之心，臣等敢不將順？但皇上欲寬者恩，法司所定議者法，且李文盛原本未經發下，即法司無憑質辯，難以平反。至於特諭徑下法司，向無此例，恐於政體有礙。臣等躊躇再三，未敢擅擬。伏候聖裁。謹具奏聞。（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卷十二，第157頁）”
簡單的說，朱由校的意思就是田詔他們的案子，刑部做的不錯，但是李文盛跑我這兒來喊冤了，考慮田詔他們有些功勞，就饒他們一死，把他們交給司禮監處理！而劉一燝等人的回複，則是田詔的罪責已經過法司審理，您自己也說刑部做的挺好，而且李文盛的鳴冤資料也沒發下來，皇上您這樣直接幹預法司工作，怕是不大合規矩啊！
那就把李文盛原本拿出來看看吧！這裏史料記載就有了一點偏差，《熹宗實錄》記載為“上久之複以二本發票，一燝等複言熱審在即（《明熹宗實錄》卷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591頁）”；《三朝要典》則記載為“上即發田詔、劉朝等二本（顧秉謙等：《三朝要典》卷二十，《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56冊，第283頁上欄）”。久與即所代表的含義，可以說天壤之別！
七月初七，大學士劉一燝、韓爌、何宗彥、朱國祚謹題：“適蒙發下內犯田詔、劉朝等二本。臣等看得，此事法司屢經問擬，奉有明旨，左聖諭亦謂髒證明白，擬辟極當。今據本犯奏辯，事款多端。熱審在即，果如所奏，法司自當從公分豁，若先下此本，轉滋多事。臣等未便擬票，仍將原本封進。伏惟聖明裁奪。謹具奏聞。（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卷十二，第157頁）”
起居注記錄了劉一燝第二次題本的日期是七月初七，也就是說第二天內閣不僅看完了兩本，還回了熹宗一本，那麽“原本”最遲是第二天下發的，甚至可能是當天就下發了，根本就沒有久久拿不出的概念！
即便朱由校下發了田詔、劉朝二本，劉一燝還是動用了極為罕見的“封還執奏”！核心理由就是內閣覺得本案已經查的很清楚了，即便有冤屈在熱審裏糾正即可，皇上您別幹預法司辦案！
明熹宗則批示為“著仍遵前諭，送司禮監奏奪。”
兩天之後，七月初九刑部尚書黃克纘，上言：“臣部於田詔等獄，因贓物在內廷，幹證多女官不得質審，於心不安。當日具詔後，再照雲，田詔等所犯，除寶物外，金銀不下六萬兩，必非數璫之力所能負之而遷，計扛抬諸役，一一可質問也。且內府曆年財物，一勘可明，尚應查失去之數，較原藏多寡若何。事幹禁地，今隻憑覓追贓物，以定罪案，觀此，則當時詔獄，固已心疑其未確矣，今當熱審，梳理冤滯之時，何敢具疏激聒。使皇上之恩澤，垂滯而不流乎，然欲即解司禮監，又恐天下謂臣等，但尊皇上之命，而不守祖宗之法，臣且無詞置對。明日即當熱審，合無敕下三法司，會同審明，果四犯贓有未確，不妨明白奏請開釋。以明聖主之無成心，法官之有定奪，而於刑賞忠厚之治，益有光矣。（顧秉謙等：《三朝要典》，《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56冊，卷二十，第283頁下欄）”
黃尚書的奏疏寫的很技巧，上來就表明田詔等人的案子，有著巨大的問題，有些事法司沒法著手辦，後麵則順應內閣的意見要求由法司主導。先戳穿了內閣的“鐵證如山”的幌子，又讚同內閣由法司審理的建議。黃克纘在泰昌元年十二月就曾對盜寶案的判罰提出疑問（《明熹宗實錄》卷四，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193頁），自己又是“東林反對黨”的領軍人物，這一次自然也不想替內閣劉一燝（東林黨）擋槍！
刑部尚書列舉的案件疑點分別為：
- 贓物全在內廷，刑部並未收到；
- 證人都是內廷的女官，刑部並沒有審問；
- 田詔等人口供，除了盜取的寶物之外，還有金銀不少於六萬兩，根本不是幾個太監可以搬運的，相關力工應該挨個進行問詢，刑部並沒有審問；
- 內府的賬目記錄可以分別查明，需要將贓物與記錄相比較，刑部也還沒有做；
在收到刑部揭帖當天，明熹宗下令“田詔等侍奉皇祖、考多年，曾有微勞，具本鳴冤，會審明白。著降做奉禦，外私家閑住。（顧秉謙等：《三朝要典》，《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56冊，卷二十，第284頁上欄）”，至此田詔等人得以“洗脫罪名”，此後田詔還上疏謝恩，闡述自己如何被屈打成招、捏造罪狀的，此處就不細說了！
依照《熹宗實錄》的記載，熹宗不顧內閣和法司的反對，堅持赦免田詔等人，僅僅是因為田詔有點苦勞；而如果結合《蓬編》的細節，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截至七月初，熹宗主導的盜寶案審查有了初步結果，所以熹宗才不顧內閣和刑部的反對，赦免田詔等人並將王安發配南海子！田詔等人被釋放，就意味著盜寶案徹底被推翻，主持“移宮盜寶案”的王安存在巨大“問題”！
七月十二日，明熹宗下令：“外私家閑住司禮監太監王安，降做淨軍，發去南海子，看守牆鋪。（顧秉謙等：《三朝要典》，《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56冊，卷二十，第284頁下欄）”；
“（七月）辛亥 命降司禮太監王安為淨軍，發南海子，複禁私通往來（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繁體豎排版，卷八十四，第5192頁）”
至此，被勒令在家待了倆月的秉筆太監王安，被一擼到底，成了南海子一名淨軍，甚至還讓看守、廠衛負責監視，隔絕與外界聯係！
接下來的事情就比較悲慘了，魏忠賢以被釋出獄的劉朝替代宋晉為南海子提督。到任之後，劉朝命令隔絕王安的飲食，王安就刨籬笆間的籮卜藏在袖子裏，晚上躲起來偷偷的吃。在這樣堅持了幾天之後，劉朝眼見王安仍未餓死，於是授意手下將王安縊死。
雖然王安慘死的過程被諸多史料所記載，不過有些細節值得我們推敲！
“天啟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勸帝從其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患耶？”忠賢意乃決，嗾給事中霍維華論安，降充南海子淨軍，而以劉朝為南海子提督，使殺安（《明史》卷305《王安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簡體字本，第5232頁）”。
在《明史.王安傳》的敘述裏，從霍維華彈劾到王安被殺，給人營造了一個魏忠賢決定動手，到王安被殺是個很快的過程！
“安既謫充南海子淨軍，旋中使傳旨勒死，而詔等釋矣。（《明熹宗實錄》卷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591頁）”
在《熹宗實錄》的記載裏，從王安被貶到傳旨勒死用了一個“旋”字，同樣產生了王安很快被殺的效果！
那麽王安何時被處死呢？答案是天啟元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被貶為淨軍後約兩個半月！
“九月己亥朔， 壬戌，故司禮太監王安卒，王體乾唆客氏、忠賢，遂降南苑淨軍，以劉朝提督，絕其食飲而縊殺之（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繁體豎排版，卷八十四，第5195頁）”。
“至翌日，聞監果死矣，時辛酉九月二十四日也（劉若愚：《酌中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50頁）”
顧大韶在《炳燭齋稿.王安傳》提出王安死於天啟元年六月，這個時間點王安還處於“居家閑住”狀態，還沒被降為淨軍，所以不大可能，基本上可以認定王安死於天啟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由此可知，從霍維華彈劾開始，到王安被處死，曆時四個多月，並不是一個奸臣進兩句讒言，昏君就被蒙蔽，做出忠臣已死既成事實的童話故事。
項莊舞劍
外廷至交好友諸多、內廷門生故就成群的王安，就這樣輕描淡寫的被人“碾死”，難道王安對於伸過來的套索無動於衷？別忘了王安下棋永不服輸的做派，王安會那麽輕易放棄？很遺憾各路史料裏根本沒有說明王安的自救行為，一個客氏慫恿魏忠賢殺王安時，說了一句“外邊或有人救他，聖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終吃他虧”，似乎表明有人在解救王安！而那道禁止王安與外界聯係的聖旨，同樣表明王安與外界聯係令客、魏害怕，可王安到底做了些什麽，沒有隻言片語留下！
那麽從彈劾至處死王安的四個半月間，發生了什麽令客、魏害怕的事嗎？還真有那麽一件——請客氏出宮！
需要特別強調一下，從未有人將這件事與王安聯係在一起，更多的認為東林黨洞燭了客魏之奸，發起了對客魏的第一輪彈劾。
“天啟元年詔賜客氏香火田，敘忠賢治皇祖陵功。禦史王心一諫，不聽。及帝大婚，禦史畢佐周、劉蘭請遣客氏出外，大學士劉一燝亦言之。帝戀戀不忍舍，曰：‘皇後幼，賴媼保護，俟皇祖大葬議之。’忠賢顓客氏，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謀殺之，盡斥安名下諸閹。（《明史》卷305《魏忠賢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簡體字本，第5232頁）”
依照《明史.魏忠賢傳》的表述，請客氏出宮在先，客魏動手謀害王安在後！如果我們再去深挖一下請客氏出宮的記載，我們不得不對大明帝國的朝中政要，如此關心客奶媽的去留產生一絲疑問！
五月29日，熹宗大婚一個月後，司禮監文書官趙恩捧了一道聖諭到內閣。
“諭內閣，朕大婚禮成。今有奉聖夫人客氏，扶侍朕躬，勤苦有年，褒賜宜加。卿等可傳示該部，從優厚例查來看。特諭。欽此。（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卷十，第135頁）”。
大學士劉一燝、韓爌自然不敢怠慢，將此聖諭傳示給了禮部。禮部很快就以沒有這樣的慣例，把這道旨意給退了回來。
《明實錄》中皇帝乳母、保姆的蔭賞
六月9日，大學士劉一燝、韓爌聯合新到閣的何宗彥、朱國祚一道上了題本，禮部查了表示沒有舊例參照，皇上您還是堅持要賞。內閣認為這事也不大好辦，就票擬了兩個說法供皇上裁決！（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卷十一，第140頁）
很顯然，內閣的票擬並沒有讓熹宗滿意，於是熹宗無視了禮部的糾纏，也無視了內閣的建議，給客氏的父親客太平蔭了錦衣衛正千戶的職位，牌子（宦官的一種職位）張增壽也給一個錦衣衛百戶。
“以大婚禮成，推恩奉聖夫人客氏，官其父客太平錦衣衛正千戶，授內牌子張增壽兄文奎錦衣衛百戶。先是，奉旨下部，從優查例。禮部以無例覆。亡何竟從中降。（《明熹宗實錄》卷十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549頁）”——注：《熹宗實錄》中，該條記錄於六月三日，早於內閣給出兩票擬方案。
六月二十四日，山西道禦史畢佐周上疏：
“抑臣因中宮而兼為奉聖夫人客氏慮：皇上不忘客氏之功，榮以夫人之號，並榮其父以錦衣衛千戶之職，其徼恩隆重，國家二百年來未有之創典。說者以此窺陛下之優禮客氏，並疑客氏之長戀宮禁。今中宮立矣，且三宮並立矣。於以奠坤闈而調聖躬，自有賢淑在，客氏欲不乞告，將置身何地乎? 皇上試詰問諸廷臣：皇祖冊立孝端皇後之後，有保姆在側否？法祖揆今，皇上宜斷然決矣。（《明熹宗實錄》卷十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576頁）”
對此，熹宗給出的旨意是：“奉聖夫人封蔭，累朝舊製，何雲創典？”
乍看畢禦史的奏疏與《明史》敘述相符，以熹宗厚待客氏為引子，提出三宮並立後（皇後張嫣、王良妃，段純妃），客氏不該繼續待在宮中。
可仔細品讀之後，你會發現這句，“皇上試詰問諸廷臣：皇祖冊立孝端皇後之後，有保姆在側否？”，充分說明在畢禦史上疏之前，熹宗曾與“諸廷臣”就客氏是否出宮，發生過討論，一個詰問表明對話還挺激烈！而且矛盾的焦點已經不在客太平的錦衣衛千戶，而在於客氏是否應該出宮！這個諸廷臣又是誰呢？答案很可能是九卿！
六月二十五日，內閣大學士劉一燝、韓爌、何宗彥、朱國祚一道上了題本：
“昨日發下禦史畢佐周本，中言奉聖夫人出就私居一節，大要謂恩禮既隆，典章有定。其言良是。第以封蔭為未有創典，則似未悉累朝舊製，故臣等擬票及之而報聞所奏，明俟聖裁。今日又蒙發六科、十三道公疏。先是九卿、科道諸臣，數數言及，臣等應以皇上勳尊典製，傳諭有時。乃加禮兩月已逾，聖諭尚未傳發，以致諸臣單疏、公疏相繼陳奏。此在聖明自能鑒納，但諸疏不便經批。除臣等仍擬報聞侯旨外，乞皇上另傳一諭，明示移居定期……（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卷十一，第149頁）”。
從內閣大學士的題本來看，內閣也認為給客氏封蔭是“累朝舊製”，但還是引發了九卿、科道的大規模反對，還有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禦史聯名的公疏。大學士劉一燝等人也認為讓客氏“奉身而退，榮封世蔭，賜第錦歸”榮歸故裏。
六月二十六日，文書官範吉祥捧聖諭到內閣，宣讀了聖諭，“朕覽奉聖夫人客氏麵奏，屢懇出去，是朕慰留。爾有何權賄？勿生猜疑。爾侍朕勤苦，撫勞有年，且累代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衝齡，之宮年幼，特賴調護。既而懇辭，待皇考妣梓宮發引，神主回京奉安畢，擇日出去。卿等傳示各衙門，不得紛紜瀆擾。特諭！欽此！（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卷十一，第150頁）”。
既然皇帝做了退讓，給出了大體日期，那就等著光宗安葬完畢吧！沒過幾天的七月初，熹宗又仍出來一份賞賜，讓禮部查舊例從優封賞，而賞賜的對象是客氏的兒子。禮部再一次表示查無舊例，穆廟和神廟都封蔭的奶媽之夫，客氏老公侯二已死，建議熹宗賜財物。熹宗再次無視了禮部，直接加封客氏兒子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八月中旬，在客氏的申請之下，熹宗下令給客氏選塊墳地！（此賞賜有慣例）
九月初，明光宗被安葬在了慶陵，皇家葬禮一番繁瑣的流程走完，內閣大學士劉一燝等人就開始催促，請尊前旨讓客氏出宮，不得已熹宗才讓客氏出宮（沈誌華編：《文白對照全譯明通鑒》，北京：改革出版社，1994年，卷七十七，第2478頁左側）。
對於客氏具體的出宮時間，《明史》、《熹宗實錄》等史料並沒有記錄，幸好在《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中我們找到了客氏準確的出宮時間：
二十七日乙醜，大學士劉一燝、韓爌、何宗彥、朱國祚、沈?謹題：“適文書官王成德恭捧聖諭到閣：‘諭內閣：朕前有諭，著擇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卷十四，第178頁）”。
至此，我們根據各方史料總結的時間線是：
- 天啟大婚是天啟元年4月27日；
- 霍維華彈劾王安是5月12日；
- 熹宗蔭賞客氏之父5月29日；
- 畢佐周請客氏出宮是6月24日（上疏前“諸廷臣”就已請客氏出宮）；
- 王安被貶南海子是7月12日；
- 王安之死是9月24日；
- 客氏出宮是9月26日午時；
- 熹宗宣布召客氏回宮9月27日……
客氏出宮事件與王安被害是基本同步的，隨著外廷針對客氏的動作的加劇，針對王安的處罰也在加劇。在王安被勒令居家閑住之後，從反對封蔭客太平的行為，逐步演化為了讓客氏離開熹宗。隨著客氏初步確定離宮時間，王安被徹底貶為淨軍，等到外廷逼迫客氏出宮的前夕，王安被一道中旨縊殺！
此時，我們在回頭看看《酌中誌》中，客氏口中所說的“外邊或有人救他，聖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終吃他虧。”，大家有何感想？
很遺憾，無論是王安借助外廷發起，或者從中推波助瀾讓客氏遠離禦前，從而拆散客、魏組合，筆者找不到任何史料記載能夠支撐，憑據隻有幾個相當有限的想法：
- 王安與劉一燝等朝中大佬關係密切，而王安的智囊汪文言並沒有被捕，在王安被勒令居家閑住期間，汪文言有時間、有途徑，也有能力尋求外廷幫助，王安絕不會坐以待斃！
- 客氏出宮事件中，無視內閣、禮部的中旨，才是外廷官員的第一大敵，天啟年間中旨一直是外廷抗爭的焦點。明朝有厚待奶媽及奶媽夫婿的傳統，給客氏父親一個錦衣衛千戶相比於中旨，還不至於引起九卿、科道的全體反對。熹宗超規格濫賞最多排在第二位，要求客氏出宮隻能算是治標。
- 客氏出宮事件與王安倒台事件是同步的。王安應該清楚的知道，魏忠賢、王體乾，再加上客氏，自己在內廷中的殘存勢力，根本沒有任何接近熹宗可能。想要去說服朱由校挽回聖心，“客魏王三人組”正等著王安的親信冒出來送死，那麽王安就隻能依靠外廷盟友了，而外廷正是客魏王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 以客魏的關係，隻要客氏不離禦前，魏忠賢基本可以安穩無憂。王安失勢的時間點，恰逢蔭賞客氏引起紛爭，以此為契機讓客氏遠離禦前，但凡有點政治鬥爭覺悟，都不會浪費這樣的好機會。
其實我們退一萬步來考量這件事，也許以劉一燝為首的外廷，單純隻是擔心客氏對熹宗的不良影響，與王安沒有任何關係，但客魏王三人組會這麽認為嗎？換個角度來說，劉一燝等人堅持客氏出宮的行為，很難不讓客魏王聯想為王安的反擊，在熹宗同意讓客氏二十六日出宮之時，王安就成了必死之局！
項莊有心也好，無意也罷，隻要跳起了劍舞，沛公都會覺得自己咽喉發涼？
飽讀詩書的王安，對於張柬之的應該並不陌生，但王安怎麽也想不到自己的宦海生涯，比起神龍政變的張柬之更為跌宕起伏，司禮監掌印之位隻是在眼前晃了一下，隨之而來的就是人死名滅！在西李誌得意滿準備掌控朱由校時，被王安等人釜底抽薪踢出了局；在王安誌得意滿準備掌控內廷時，被魏忠賢等人暗渡陳倉要了命，政治鬥爭就是這樣喜歡開玩笑！
成也移宮，敗也移宮！
來源：之乎專欄 – 心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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