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9 賈璉 & 平兒

賈璉 & 平兒

如果王熙鳳影射了九千歲魏忠賢，那麽作為其“夫妻冤家”的賈璉，自然就是影射魏忠賢在政治上的死敵-楊漣。

不過，如同王熙鳳形象不單單是影射了魏忠賢，也涵蓋了閹黨和魏忠賢死後的宦官集團。賈璉的形象裏也不單單是楊漣，而是以楊漣為代表的東林六君子（東林七賢），以及東林黨中相對正派的一部分人，甚至一些在立場上比較親近東林的人物。

比如我們前文寫元春省親的時候，賈璉幫助采購，即是影射了在立場上比較親東林的孫元化、李之藻等人。除此以外，書中還多次寫賈璉被派去平安州辦差事，以及在林如海病重時陪黛玉回家幫助料理安頓。給人的印象，賈璉在外麵還是個比較有辦事能力的人。這也對應了東林黨裏，還是有許多實幹派的人物。比如我們前麵介紹的孫承宗在遼東經略關寧錦收複失地；比如周起元在江南治水賑災；比如左光鬥在北方興修水利種植水稻發展農業。

 

關於對東林黨在晚明時期所起到的作用，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從清初到今天一直都有討論。

在筆者寫這一章時，也讀了不少相關文章，發現簡單描畫和評價東林這一群體不是一件易事。東林最初是一個鬆散的學會性質的組織，所以東林黨沒有明確的思想綱領。這就導致後來，東林黨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逐漸走了樣。所以評價東林，在不同的時期可能會有不同的結論。

而且，東林人士作為一個士人群體,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紅樓的作者似乎也是為了避免將這一群體標簽化、臉譜化，所以分別用邢夫人和賈璉兩個形象來影射這樣一群人。試圖將其中的“君子”的一麵與“小人”的一麵分開。

邢夫人代表了東林中專注黨爭、排除異己、貪婪自私的“小人”的一麵。而賈璉則代表東林中堅持良知和道德底線，並且務實護國的“君子”的一麵。

書中邢夫人的特點很明顯，黨爭給晚明帶來的傷害，作者也是借著抄撿大觀園來影射和刻畫，同時借探春之口既罵了東林也罵了閹黨。

有意思的是，對於賈璉，作者也沒有把他塑造成一個傳統的、或者說經典的“君子”形象，反而是個風流濫淫的紈絝子弟。先是在女兒巧姐出痘疹時與多姑娘私會，而後是在老婆生日宴時與鮑二家的廝混，再後來更是在親大爺的葬禮上與尤二姐眉來眼去，甚至於在國孝家孝期間停妻再娶。

我們前文說過，紅樓中的淫亂之事，大部分並非指向其影射原型的私德，而是暗喻其在政治領域中的操守不高。作者如此寫賈璉，或許就是為了體現東林這一群體的爭議性，哪怕是被稱為“君子”的這部分人，仍舊有許多不堪之處。

先說多姑娘，在很多紅樓解讀中，多姑娘都被認為是多爾袞的影射原型。不過，曆史上無論是魏忠賢還是楊漣，都應該與多爾袞沒有什麽交集。個人認為多姑娘應該是影射那些沒有是非立場，隻選擇依附於得勢的一方的明朝官員。這些人是如果東林能帶給自己好處就投東林，如果閹黨能帶給自己好處就投閹黨；乃至後來大順來了降大順，大清來了降大清。這種官員，無論在明朝還是其他朝代，可能都是大多數，這也對應了癸酉本裏對多姑娘後來的記載。作者安排她姓“多”，並非與多爾袞有關，其內涵可以參考張飛罵呂布的“三姓家奴”。需要說明的是，這種人並非是所謂的不涉黨爭的中立。恰恰相反，他們可能是前一天還明顯傾向東林，第二天就轉投閹黨。這些人政治立場的轉變，並非因政治理念的改變，而僅僅是出於利益的考量才依附勝利者的陣營。所以書中作者把多姑娘描寫得醜態畢露。

而鮑二家的從身份上看，似乎與多姑娘也差別不大，二人都是賈府下等奴仆的老婆。這兩個人物的品質和格調，甚至不如薛蟠找來的雲兒。所以賈母會罵賈璉：“成日家偷雞摸狗，髒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裏去。為這起淫婦打老婆，又打屋裏的人，你還虧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

賈母之罵，指依附東林的不都是君子，其中也多有小人。這一點乾隆倒是看得比較明白：那些講學的東林黨，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門派，就有了門派利益，有利益，就會有小人趨炎附勢。所以，小人以東林黨自居，其過錯仍在東林黨，“開門揖盜者，本東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後已。”即指東林黨自己在開門揖盜，吸引小人。（當然乾隆批東林，究其根本，與“君子小人”沒太大關係，主要還是為了維護皇權，為了原子化和散沙化知識分子，此是另外的話題。）

紅樓作者寫多姑娘是廚子“多渾蟲”的老婆，又借了鮑二家的姓-“鮑”，似乎引用“君子遠庖廚”和“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的兩個典，來暗示賈璉的原型雖然名為“東林君子”，但是這些人的所做所為，未必真如君子；他們結交小人最終也受其影響。除了挑起與魏忠賢的爭端，其實東林早期與齊楚浙三黨也是借著京察互相傾軋。表麵上的道德和理想，並不妨礙他們私下的黨同伐異。

更有甚者，如“東林七君子”之一的繆昌期，在翰林院當官期間，竟然雞奸年輕貌美的翰林學士馮銓。東林黨人文震孟的兒子文秉在其個人筆記《先撥誌始》中這樣記載：“翰林馮銓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館頗狎之，左諭德繆昌期狎之尤甚。銓之父馮盛明為遼陽兵備，因邊患望風南奔。銓求援於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這裏這個“狎”當然是委婉的表述，就跟“狎妓”是一個意思。

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翰林馮銓是河北涿州人，年輕俊美，其他翰林紛紛對他進行性騷擾，左諭德繆昌期幹的最過分。馮銓的父親馮盛明為遼陽兵備，因為遼陽失守而被追究責任。馮銓於是四處哀求東林諸君子救他父親一命，因此不得不對繆昌期的無禮要求一再順從。”

此時馮銓才二十歲，而繆昌期已經五十多歲了。馮銓本來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林黨的，但是被東林“諸君子”如此侮辱，不堪忍受才投靠了魏忠賢。（後來馮銓還因為才能出眾當上了內閣首輔，不過沒多久就因為貪汙腐敗而被魏忠賢趕走了，用崔呈秀取代了他。這個細節我們在鳳姐篇也有提到過。關於馮銓更多的故事，我們留至鴛鴦篇再討論。）

紅樓作者寫賈璉“隻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將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應該就是影射此事。最初在讀到這裏，筆者還在疑惑，紅樓作者為何要加這樣的情節。與多姑娘和鮑二家的廝混，已經足以說明賈璉的不堪，足以刻畫其原型在政治上的黨同伐異、開門揖盜。直到看到繆昌期這一段，才明白紅樓作者在這裏不是虛寫，而是曆史上實有其事。

 

至於說到大名鼎鼎的楊漣彈劾魏忠賢一案，如果按照正史記載中的描述，大約可以表述為：“天啟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禦史楊漣寫就上疏，彈劾東廠提督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在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楊漣曆數了魏忠賢的種種罪惡，從排除異己、陷害忠良、圖謀不軌、殺害無辜，可謂世間萬象，無所不包，且真實可信，字字見血。”（見《明朝那些事兒》第06部-楊漣）

可是如果多參考一些細節，就會發現事情可能並非如此，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昏君受宦官蒙蔽，最終冤殺忠臣的故事。（有興趣的小夥伴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這二十四大罪，可以說非常類似於文革時期的大字報，這裏不詳細介紹了。）

在楊鏈拋出了震古爍今的“魏閹二十四大罪”之後，滿朝文臣議論紛紛。當時的內閣首輔葉向高也肯定是看到了，在與一群人談話的時候，對此很是不以為然，說了一句，“忠賢於上前亦時有匡正”，評價這二十四大罪是“言甚忠直而中間未有確信”，就是說魏忠賢也常常匡正皇帝的錯誤，而且這些罪狀大部分沒證據屬於道聽途說。然後，葉向高說楊鏈這樣彈劾魏忠賢，怕是以後再不好找這麽小心謹慎侍候皇上左右的人了（“若大洪流行，今後恐難再得此小心謹慎者侍上左右矣”）。說這話時，具體在座的都有誰不得而知，但其中有一位就是繆昌期，（就是羞辱馮銓的那個繆昌期，）聽完葉首輔的話，當時就跳起來說“是誰用這些話來欺騙老師，應該拉出去砍了”，葉向高當時就陰沉著臉轉身出去了。有此可見，當時的東林黨在魏忠賢的事情上，已經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了。【《先撥誌始》記載:當應山疏初上，福清大不以為然，謂：“忠賢於上前亦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忠賢挽上衣阻之不得升。有小璫，偶賜緋，忠賢叱之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若大洪流行，今後恐難再得此小心謹慎者侍上左右矣。”澄江在座，正色曰：“誰為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福清色變，不樂而出。】

天啟看到這篇奏疏後，也認為這些都是無根蔓詞，覺得後宮的事你們外臣是不可能了解的，你們的行為是想孤立我，於是對楊漣的奏疏全盤否認。【楊疏上，上震怒，傳諭內閣：楊漣本內妄論諸款，俱係無根蔓詞。內論中宮皇貴妃並裕妃事情，乃宮壺嚴密，況無指實，外廷何由透知？逞臆猜忖，屢屢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我祖宗成法，惟恐失墜。近年所行，不過申明舊典，未敢過行一事。其祖宗法度，十分未行其二三。楊漣曾被論劾，托病回籍，驟升今職。不思潔己，妄指宮禁，欺侮朕躬，屏逐左右，姑不深究。以後敢有尾論的，國法憲典仍存，絕不姑息，擬旨來。閣臣潤飾以進，旨下九卿科道。】

楊漣上疏的事件，在葉向高看來，完全是對現實政治缺乏了解的感情衝動，必然導致內廷與外廷的對立，使他這個內閣首輔喪失主導權，而陷入被動尷尬的境地。更為令人惱火的是，上疏前，楊漣曾和好幾個人商量，卻不向他這個首輔打聲招呼。既然他們不信任自己，那他何必把自己政治生命和他們拴在一起。於是，葉向高幹脆在家抱病，裝作不知。這時，楊漣扛不住了，帶領一幫官員，來到葉向高府邸，慷慨激昂、陳說大義，懇求葉向高麵奏皇上，鏟除魏忠賢。葉向高雖然對楊漣不滿，但身為首輔，終究不能不說話，隻好勉為其難充當調停角色，用葉向高的說法是: 楊托人強餘力攻忠賢餘不得已具揭。可見當時，葉向高已經有了點被楊漣他們道德綁架的味道。

於是內閣大臣聯合上奏一本，葉向高第一個署名。疏文盛讚魏忠賢忠誠勤勞，然後筆鋒一轉，建議皇上安排魏忠賢歸養私第，“遠勢避嫌”。如果在東林黨人發難前，魏忠賢看了此疏多半不會在意，可是如今見了便立即認定葉向高是同楊漣一夥，想要置自己與死地。於是先發難去找葉向高的麻煩，最終使得葉至仕還鄉。葉向高走後，魏忠賢要做的事情，無人可以阻擋，以忠君報國相標榜的東林黨人，成為他刀下的魚肉，任其宰割。天啟五年（1625年），楊漣、左光鬥等六君子罹難詔獄。

紅樓中的鳳姐潑醋、賈璉持劍而追、平兒無端受牽累，應該就是影射這段：楊漣彈劾魏忠賢、最終反而是自己吃了虧、連帶著害了葉向高至仕還鄉的曆史。

第四十四回中，賈璉鳳姐平兒三人和解後從賈母處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麽像個閻王，又像夜叉？那淫婦咒我死，你也幫著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淫婦也不如了，我還有什麽臉來過這日子？”說著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這裏有脂批：妙！不敢自說沒不是，隻論多少，懦夫來看。

可見從紅樓作者的視角，雖然借機把事情鬧大的是鳳姐做得太過分，整個事情發展到最後也是魏忠賢手段過於狠辣。可是算起來還是賈璉的過錯在先。而賈母王夫人的態度，也基本代表了天啟帝的態度。

 

這裏值得一說的是平兒的原型。在細讀這段曆史之前，我一直在閹黨甚至宦官裏找平兒的影射對象。但是，從這一段曆史來看，平兒的原型應該是葉向高。

首先，葉向高並非東林黨人，至少不是典型的東林黨。對他更合理的定位應該是，東林黨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的治國理念與激進的東林黨人大不相同，他喜歡和衷共濟，把調停奉為原則，平時總是用他那一套的柔術化解各派人物矛盾。這一點非常符合平兒在書中的人設，第六十二回中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了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

興兒論到平兒也說：“他倒背著奶奶常作些個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隻求求他去就完了。”葉向高事奉年幼的天啟時，多次諫言上疏，為得罪天啟和魏忠賢的官員求情：給事中章允儒請求減少上供的袍服，太監激皇帝發怒，命令廷杖章允儒，葉向高兩次上疏營救，於是改為剝奪章允儒俸祿一年；有禦史帥眾指責宮廷事務，太監請求皇帝把他派往外地，因為葉向高的營救而得以幸免；給事中傅魁營救王紀，皇上將要把他貶職流放，也因為葉向高替他說話，隻是剝奪了他的俸祿；給事中陳良訓上疏指責有權勢的太監，魏忠賢摘取奏疏中“國家命運將要終結”的話，命令將他下獄窮追教唆之人，葉向高以辭職相爭，最終還是隻剝奪陳良訓的俸祿而已。

第六十一回，平兒勸鳳姐：“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麽大不了的事，樂得不施恩呢。…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的。如今乘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 對應曆史上東林黨官員文震孟得罪魏忠賢，魏忠賢欲加害文震孟。葉向高聽到消息，找到魏忠賢，輕聲說：“文震孟乃文天祥後裔。文丞相節義千秋，祠廟遍布各地，公公此舉，恐遭天譴。”魏忠賢雖然蠻橫，但很迷信，聽葉向高這麽一說，不禁悚然，立馬收手。文震孟拜葉向高所賜，躲過這一劫。

可以說在楊漣發難魏忠賢之前，葉向高非常努力的在調節閹黨和東林甚至和其他文官的矛盾。而正是因為楊漣彈劾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使得葉向高無故受牽連，甚至可以說是閹黨、東林兩麵不討好。一如平兒夾在鳳姐與賈璉當中的處境。

此外，如同賈璉、鳳姐並非一一對應楊漣與魏忠賢，平兒的影射也並非隻有葉向高。參考癸酉本中平兒的結局，以及在後文十分維護和幫助探春的細節，平兒的形象裏應該還有劉宗周的影子。當然平兒這個形象，也可能涵蓋了更多的忠於大明、且立場上相對中立的一些人物。

 

回到賈璉的話題。作者除了寫賈璉有辦事能力卻風流濫情，也寫了其良心未泯，堅守道德底線的一麵。

在賈赦要強買石呆子的古扇子的事情上，賈璉因為沒有像雨村那樣為難石呆子，沒有強取豪奪，所以白忙活好久賈赦的事也沒辦成，最後還為此挨了一頓打。在寫賈赦篇的時候，我們分析過，賈赦搶石呆子的扇子，是在影射明末藩王屬地的土地兼並問題。賈赦的原型，是以福王朱常洵為代表的朱姓藩王。

對應的是，東林黨看到當時社會矛盾激化的部分原因，是土地兼並和賦役不均,因而他們很努力的反對大地主集團侵占田土,橫行鄉裏。如周嘉謨在巡撫雲南時,曾劾治黔國公沐昌祚侵占民田八千餘頃；明神宗曾賜福王四萬頃土地,葉向高、李邦華、孫慎行等上疏堅決反對，最後迫使福王占田不足二萬頃。

 

如果對比賈璉和鳳姐這兩個角色在紅樓中的作用。看得出，作者還是認為鳳姐的管理能力更勝一籌。賈璉雖然沒有貪汙舞弊的劣跡，但是也沒有什麽有效的作為來幫助困頓中的賈府。就如明人所說, 東林人士雖然清廉，但“譏論高而事功疏”, “持論甚高而於籌虜製寇率無實著。”

 

其實縱觀全書，可以看到，紅樓作者的很多思想是受東林學派的影響。但是從作者刻畫賈璉和邢夫人，又可以看出作者對東林黨這個群體多有不屑，甚至對於所謂的東林君子也不全認同其作為。

明亡後，明遺中的東林遺孤和東林後人，痛定思痛, 對東林人士也有不少批評指陳，如夏允彝說東林與非東林一樣“疑其為異也, 必操戈攻之”, “異己者雖清必驅除, 附己者雖穢……悉多容納”, “東林中亦多敗類, 攻東林者間亦有清操獨立之人”;吳暄山所謂“南黨固多小人, 東林豈盡君子”;清初《明史》撰稿者朱彝尊所謂“究之東林多君子, 而不皆君子, 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

這種反思或許就解釋了，為何紅樓作者盡管認同東林學派的部分思想，卻對其中各色人物的行為，不加掩飾的斥責和鄙夷；同樣也解釋了，（如我們在序言中所述的，）紅樓作者所表現出的無力感的來源。

作者看得到明朝亡於製度，看得到隻有改變這種外儒內法的君主獨裁，中國才有可能走出治亂循環，但是卻看不到改變的出路在哪裏。這些頂尖的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能想到的隻有複古、隻有訴諸道德的經時濟世。可是，與此同時卻眼睜睜得看到，有著這樣理想的政客們，最終也隻能陷入醜陋的黨爭並且與小人為伍，甚至常常自身也墮入小人的行徑。這可以說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一個死局。

 

最後說說一個到現在也還在討論不休的話題：明亡究竟是亡於閹黨、還是亡於東林、還是亡於黨爭。

從紅樓作者對王熙鳳、賈璉、邢夫人的描述來看，作者顯然是認同黨爭給明王朝帶來了極大的傷害，而這其中，東林應該比閹黨要負更大的責任。

 

【注：明亡的話題太大，本文無意駕馭和展開討論如此龐大的題目。不過筆者還是想簡單說一下自己的看法和立場：明亡既不是亡於閹黨，也不是亡於東林。黨爭也不是明亡的根本原因。因為黨爭和明亡都隻是結果，是製度缺陷所帶來的注定的結果。同樣，明亡既不是始於萬曆，也不是始於嘉靖，如果要追溯，明末出現的問題，大部分在朱元璋朱棣時期就已經埋下種子。所以指望閹黨或者東林挽救大明或者對明亡負責，根本就是個偽命題。說到底，這還是個“權力隻對權力的來源負責”的古老話題，隻不過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並不明白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