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人 邢夫人
王夫人的影射原型,為天啟皇帝,朱由校。
作為著名的木匠皇帝,天啟其實在明史中是被汙名化最嚴重的明帝之一。
其實對比崇禎,就可以看出,天啟是有些大智若愚的。在東林黨製約皇權和宦官幹政之間,他很聰明的選擇了後者。一邊幹著木工,一邊利用魏忠賢平衡朝局。很多人將魏忠賢禍亂朝堂當作朱由校昏庸怠政的典範,其實不然,魏忠賢的所作所為絕非是繞過了明熹宗朱由校,反而是在朱由校的默許下完成的。
紅樓書中的王夫人,本應是榮府正經當家人,但是平時卻以吃齋念佛為主。家中的事務都放權給王熙鳳去做。不過這隻是表麵現象,很多細節可以看出,貌似人權財權管理權都在王熙鳳手裏,可是王熙鳳遇到事情卻都要請示和稟報王夫人。小事上鳳姐舞弊營私是有的,但是府裏的大事都是由王夫人在做決策。
正是因為天啟重用閹黨牽製文官集團,尤其是製衡東林黨,所以後來被掌握話語權的東林黨抹黑的很厲害。史書給天啟的兩個標簽,一個是文盲,一個是木匠。
其實天啟是不是昏庸,看他回複袁崇煥的平遼方略可以知道了。袁崇煥曾給朱由校上書建議屯田,以遼東一地壓製後金。這份奏疏中袁崇煥隻是提到了屯田的利弊,但是並沒有具體的方案。這和後來忽悠崇禎“五年平遼”一模一樣。
天啟帝很快提出了六個很有技術含量的問題,涉及到軍事方略,經濟發展,民心聚散,武備安排等各個方麵。比如怎麽防止後金圍點打援來搶糧食,在敵人來襲時,怎麽保護城堡外的耕地和平民等。“向以防守方殷,故著從容議行。但向後作何給授,使軍民不相妨?作何分撥,使農戰不偏廢?作何演練,使農隙皆兵?作何更番,使營伍皆農?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馬?作何收保,不致資盜糧?一切事宜,該撫悉心區處具奏。”袁崇煥當時啞口無言。因為他解決不了,然後天啟說:“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諸臣諸不樂聞。 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必能勝,勝無輕談也。蹈實而做,需時而動。正也,奇在其中矣。該撫饒為之,亦善為之。” 就是警告袁崇煥想取勝沒那麽容易,最好還是踏踏實實做事。
紅樓夢裏作者借賈母之口,對天啟的被汙名化,從側麵做了評價:
第三十五回,賈母對寶釵評論到王夫人時說:“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
這裏作者想表達的是:天啟很倒黴,被文官們貼上了文盲和木匠的標簽,在史書上被黑化的很厲害。
第四十六回,賈母對薛姨媽說:“你這個姐姐她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樣,婆婆跟前不過是應景兒。”
此處把王夫人和邢夫人放在一起對比,就是表明作者的態度,真正治理好國家的是天啟(極孝順),而誤國的則是那些沽名釣譽的東林黨人(邢夫人不過是應景)。
另外,作者還有兩處評價王夫人的性格:
第三十回中: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
第七十四: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
關於這兩處具體情節分析,放到金釧篇和晴雯篇再詳談。
這裏隻說說作者對王夫人性情的描述:寬仁慈厚,天真爛漫。
這也符合天啟帝的性格和人設:十六歲登基,年輕天真,卻又帝王的心胸和雅量。
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有禦史上奏說,內外朝一起山呼萬歲,亂糟糟看著鬧心,好比巫師做禱告一樣,太不像話了。朱由校一聽十分生氣,批評這位禦史“無人臣禮”,打算讓錦衣衛鎖拿問罪。
內閣首輔葉向高知道這件事後,為禦史辯護:“禦史迂腐,不足深罪。宰相肚若好撐船,則聖上之肚當天空海闊,無不容納,豈以一二語言計較言官哉!”朱由校聽了這些話,最終還是下旨赦免了這位耿直的禦史。
另外劉姥姥對王夫人的評價是:“二小姐著實響快,會待人,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舍米舍錢的。”
這是影射了天啟朝,魏忠賢大力改革稅收製度,減輕農業稅。關於這一點,在鳳姐篇細論。
另外,就夫妻冤家論來說,天啟顯然並不熱衷做皇帝,利用魏忠賢控製朝政。跟賈政所代表的執政理念顯然是相悖的。
下麵簡單說一下癸酉本裏,有關王夫人的情節。
首先,癸酉本二十八回裏,王夫人是讚同寶黛的婚事的,不過要囑咐黛玉幾句,希望黛玉不要縱容寶玉,要引導寶玉入正道。
這應該是影射天啟臨終前囑托崇禎:“吾弟當為堯舜”,並且“再以善事中宮為托,及委用忠賢語。”
朱由校臨終囑托朱由檢是: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言外之意,千萬不要殺魏忠賢,遇到大事的時候,他能夠幫助大明朝。這是天啟給崇禎的治國建議。可惜崇禎沒有接受。
再後文,王夫人被金釧的鬼魂拖入水中,雖然被救起,但是不久便病逝了。
影射天啟落水而死,天啟五年朱由校到西苑遊船,到了湖深處,受到風浪影響,船體晃動,朱由校和兩個太監落入水中,兩個太監被淹死,朱由校被及時救了上來。從此,朱由校落下了病根,兩年後一命嗚呼。
邢夫人
邢夫人的影射原型,是以東林黨為代表的文官集團中,偏狹自私的那一部分。
首先,符合賈母的夫妻冤家論。東林黨和福王一脈,從國本之爭,到擁立弘光政權,都是冤家對頭。
再來看看書中對邢夫人的描述。
在第四十六回,作者借鳳姐之口描繪出邢夫人的性格秉性“邢夫人稟性愚強,隻知奉承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布。凡出入銀錢一經他的手,便克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聽。”
邢夫人的人設“秉性愚強,隻知奉承賈赦以自保”,賈母說她是:“倒也‘三從四德’的,隻是這賢惠也太過了!” ,“婆婆跟前不過是應景兒”。
這裏說邢夫人奉承賈赦並不是說東林黨奉承宗室或者帝王,因為東林一向以諫言和清流自居。而是如同賈母諷邢夫人過於三從四德的賢惠,是說她隻是表麵上遵循禮法下的婦德,但是並不是真孝順。暗指東林黨人熱衷維護他們自以為的道德禮法,其實是沽名釣譽,道德綁架。屬於口中有忠義,胸中無良策。東林黨很多人入仕以來,從來沒有什麽實質業績,而是以攻擊同僚,放言高論,犯顏直諫,“直名震天下”,然後自封治世良臣,似乎隻要他們在位就可以立見太平。其實是“賣主求直”。也是寶玉所罵的那些明朝以“文死諫”以博直名的文官。“婆婆跟前不過是應景兒”同樣也是說這些人對於治國,並無實際益處。
其次,婪取財貨為自得,凡出入銀錢一經他的手,便克扣異常。
這個應該是影射東林黨抵製工商稅,致使國庫空虛,邊餉不濟。增加農業稅,加重底層農民負擔。並且東林中人,不乏貪汙之輩。
先說一下最近幾年比較流行的一個觀點,即東林黨代表的,是大地主、士紳和富商豪賈的利益,所以“東林黨維護自身利益,抗拒商稅使得明廷財政困難,隻能攤派農民,從而激起農民起義,導致明朝滅亡。”
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然公平。
明末財政緊張,卻收不到工商稅,主要還是因為朱元璋所建立的內斂、消極、遷就小農經濟的財稅製度。洪武帝建立了一套自秦漢以來最為落後的財稅體係,其要點是超低商業稅、以實物征收為主的農業稅、外加全民服役。
到了晚明之際,朱元璋的財政政策已被局部突破,但工商稅在財政歲入中的比重仍然極低。此時,海外天量白銀流入,江南商業相當繁華,而政府財政嚴重匱乏,改革稅製勢在必行。財稅改革的正確方向當然是徹底擺脫朱元璋體製,將國家財稅的重心轉向工商稅。
萬曆初期,張居正的稅務改革,即是從重點征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征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張居正一死,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製度。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征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士紳富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隻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征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萬曆皇帝開始以太監為礦使,派駐各地采礦,從財政與稅製近代化的角度來說,萬曆皇帝想積極開礦與開征商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萬曆皇帝派出的礦監稅使搞得天怒人怨,才引發東林黨人強烈抗議。東林黨人對礦稅的阻撓與反對,是確實存在的,這一點無可否認。主要的原因是,1)礦監稅使盤剝過甚,2)東林黨人的薄賦理念,3)東林黨人多出身於東南士庶紳商家庭,不必否認其傾向性。
天啟初年,東林黨借移宮案全麵執政,廢了礦稅,但當家方知柴米貴,不到一年光遼餉就花了200多萬兩銀子。內閣首輔葉向高感慨:神宗皇帝當年大力征收礦稅,我們都大力反對,覺得天下的財富都是皇帝的,還收那麽多銀子幹嘛?這幾年遼東用兵,才知道遼東戰爭就是財政的無底洞。
及至在魏忠賢當權的時期,魏忠賢可謂是想著方子幫皇帝撈錢,當然這其中他自己也會中飽私囊(王熙鳳篇再細論此事)。但是利用這些礦監,稅使,通過向有錢人征收商稅,海外貿易稅,使得明朝的財政在天啟年間出現了好轉。無論魏忠賢的初衷是什麽,但是從結果來看,他的這些政策,確實起到了效果,而且並沒有加重農民的負擔,這是極為關鍵的一點。有錢之後,大明朝的軍隊也就有了戰鬥力。在對付滿清的戰爭中,由於軍餉得到了保障,再加上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將領,大明軍隊開始變的能打仗了。在和滿清的戰鬥中,明軍的勝率開始提高。
而當崇禎登基,閹黨倒台,東林黨再次掌權之後,他們一句與民爭利,就把這些政策全部拋棄。缺少了這些收入之後,明朝政府再次變成了入不敷出的狀態。至於遼東,怎麽少花錢怎麽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折要錢,崇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隻能想辦法開源!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政府為了能夠增加財政收入,隻有增加“三餉”,但皇帝也對根深蒂固的東林黨沒有辦法,而不能增加工商稅的話,就表示隻能增加農業稅。根據曆史記載,明末時期,農民的農業稅已經達到了“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的程度。這般誇張的賦稅,不用想也知道老百姓是難以生活的。
另外,東林黨一向以清流自居,其中大部分確實還是清廉的,可是也不乏貪汙蛀國之輩。比如東林黨早期領袖李三才,曾上折痛陳礦稅之害,折中寫道:“陛下愛珠玉,人亦愛溫飽;陛下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鬥,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鬥之儲?”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直諫口氣如海瑞的清流,《明史紀事本末》說他“多取多與,收采物情,用財如流水”。《明史》說他“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為眾所毀”。
所謂“性不能持廉”,乃指其經濟上不清白。盡管李三才並不以貪墨著稱,但他家境甚是富有,據說其家財價值白銀470萬兩,大略相當於天啟時期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縱使李三才的父親是商人,也不可能賺到這麽多銀子。李三才至少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嫌疑。
總結下來,明末的財政困難,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朱元璋建立的財政製度,皇室宗藩的靡費,外加小冰河期帶來的災荒和戰爭。萬曆皇帝隻是想到礦稅,卻無法建立相對公正一點的財稅體係,更不能發展出一個重商主義的政府去拓展市場、商業與金融。而這期間的東林黨人,或因為祖製,或因為自身利益,不但沒有積極地推動稅製改革,反而驅虎吞羊、殺雞取卵的去增加農業稅,給本就千瘡百孔的晚明添加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
不過,東林黨人雖然沒有起到好作用,但是把明亡的責任全都推到東林黨頭上,顯然也是不公平的。
回到紅樓書中的邢夫人,作者寫其是慳吝貪婪之輩,但是顯然賈府的財政權並不掌握在她手中,而是在王夫人和王熙鳳手中,邢夫人並沒有機會貪汙太多。這是說東林黨並未從中央財政中貪汙。不過凡她經手便克扣異常,是指東林以及其背後的士紳富戶,看重自己的財產,拒絕納稅,即使國庫空虛,他們也是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
賈府後來的財政危機並非邢夫人造成,而是因為:田莊減產(對應崇禎年間旱災蝗災),元妃省親(對應遼東戰事),子弟敗家(對應皇族靡費),下人貪汙(對應吏治腐敗)。所以作者並不認為東林黨在這一點上要對明亡負責。
最後一點,“兒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聽,”這是指東林黨排除異己,凡是那些思想上不跟東林一致的官員都會被他們排斥在外。
在明朝中後期,黨爭是一個躲不開的話題,從明世宗開始,明朝的政壇上就不斷黨同伐異,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甚至南明時期。在這之中東林黨是最著名的一個集團,整個集團和閹黨的鬥爭將整個國家拖入了滅亡的深淵。
探春在抄撿大觀園時,發表的那一番感慨:“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便是作者借探春之口,反思明末黨爭加速亡國。(當然也符合探春影射的隆武帝身份,這個放到探春篇再細論。)
除了鳳姐對邢夫人性格的描述。紅樓書中還有一些關於邢夫人的情節:
紅樓書中七十回後,邢夫人各種明麵排擠王熙鳳(嫌隙人有心生嫌隙),暗處挑戰王夫人,乃至派王善保家的監督查抄大觀園(惑奸讒抄檢大觀園),都可以看出,東林黨在明末這個大廈將傾的時代,所起的作用絕非正麵。
八十回後的故事中,邢夫人雖然繼續排擠王熙鳳,並且主張賈璉休掉鳳姐。但是還是認真配合賈政持家。無奈其能力不濟,並且不斷激化賈府和賈環母子的矛盾,最終死於流寇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