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第五章
武漢事件
7月中旬，北京已進入炎熱的盛夏。隻有早晚還多少有幾分涼意。吃過早飯李文媛剛上樓回房，劉南江就悄悄跟了進來。看他那“如饑似渴”的神色，李文媛就知道他想幹什麽。隻是現在時間還早，服務員還未打掃三樓的衛生，李文媛不想和他“拉拉扯扯”。劉南江撲過來，她就機敏地閃開。兩人追逐了幾個回合，劉南江突然似乎被窗外小院裏什麽東西所吸引。他撲到窗邊定定地往下看。李文媛也好奇地瞟了一眼。她發現樓下小院內外站滿了警衛。一輛轎車剛走，又一輛轎車開過來。下車的是位身材高大，鬢發斑白的老人。劉南江的父親畢恭畢敬地迎上前去，敬禮致意。
“什麽人？”李文媛被院子內外警衛林立的場麵所震撼，不由自主地問道。
“葉帥。”劉南江頭也不回地答道。
緊接著又有幾輛轎車到達。車上下來的都是氣度不凡的老軍人。據劉南江介紹有徐帥，聶帥，肖勁光，徐海東，譚政，肖華等人。家裏來了這麽多將帥，肯定發生了什麽大事。劉南江急忙跑下樓去打探消息。李文媛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能參與。她便安安靜靜地在房內讀書。
中午時分，來訪的將帥先後離去。李文媛下樓吃飯時，發現劉南江興奮得像隻猴子，不停地給他那些“狐朋狗友”打電話，連飯都顧不上吃。
下午兩點多鍾，劉南江的“狐朋狗友”先後趕到。劉南江叮囑李文媛在房間裏待著，千萬不要露麵，不要出來走動。劉南江的“狐朋狗友”聚集在三樓的客廳裏。透過房間門楣上的透氣頂窗，李文媛隱約聽到，劉南江興奮地向大家宣布，要出大事了。中央代表團到南方各省調解造反派之間的矛盾。中央代表團裏中央文革方麵的代表王力，在武漢頤指氣使，公開指責武漢軍區“支左”犯有方向性路線性錯誤。陳再道等武漢軍區領導強烈不滿，決定由軍區獨立師出麵組織群眾，武裝扣留中央代表團，特別是中央文革的代表王力，要求中央糾偏，製止文革亂象。武漢軍區的想法已經得到了軍委各位老帥的一致支持。……
聽劉南江講得繪聲繪色，李文媛頗不以為然。她知道劉南江生性好吹牛。今天不知聽到些什麽小道消息，就在他那些“狐群狗友”麵前大吹法螺。但李文媛不知道的是，劉南江平常雖愛吹牛。但這次他講的卻是貨真價實的最高機密。
自從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率領上海造反派，打倒陳丕顯、曹狄秋，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成立了新型權力機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之後，各地造反派奪權之風盛行。在激烈的奪權鬥爭中，各省市造反派迅速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派是由原地方黨政領導暗中支持的，由機關幹部，工廠職工組成的保守型的造反派組織，人稱“保皇派”。另一派則是中央文革支持的，由高等院校師生和工廠企業中的年輕工人組成，主張徹底打倒原黨政領導班子的“激進”型造反派組織。兩大派的對立與紛爭，造成了各地工廠停擺，火車停運的無政府狀態。
2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中央碰頭會上，“三老四帥”率先發難，要求中央出麵製止文革亂局。但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整肅全國幹部隊伍，重新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在各地權力機構沒有徹底更新之前，文化革命是不能停止的。所以“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之舉被毛澤東定性為“二月逆流”，遭到了無情的打壓。與此同時，為了維護全國的穩定，毛澤東通過中央軍委，3月19日向全軍發布命令，要求各大軍區，各軍兵種，抽調人員到地方，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工作（簡稱三支兩軍）。也就是說要求各大軍區，各軍兵種，抽調人員幹預地方事務。在當時天下大亂的形勢下，也隻有軍隊，指揮係統尚未被打亂的軍隊，是毛澤東唯一可以動用的力量。
軍隊介入地方，實行軍管、軍訓。基於曆史淵源，難免帶有一定的傾向性。很快就與中央文革支持下的激進型造反派組織產生了矛盾。激進的造反派組織指責軍方支持原來的“當權派”和“保皇黨”，沒有正確執行中央“支持革命左派”的命令。
在武漢地區，軍方介入後，自然傾向於那些昔日的戰友，原來的黨政領導，傾向於保守型的造反派組織——“武漢百萬雄師”。武漢激進型造反派，武漢“工總司”，武漢“三鋼”、“三新”等奮起反抗。武漢軍區出手鎮壓。在“百萬雄師”的配合下，抓捕了“工總司”和“三鋼”、“三新”的主要頭目。
雙方衝突越演越烈。中央派以謝富誌和王力為首的“中央代表團”赴武漢調解雙方的矛盾。中央代表團到武漢後，王力居高臨下地指責武漢軍區，在“支左”問題上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他要求陳再道等人向群眾做公開檢查。王力宣布支持“工總司”，支持武漢“三鋼”、“三新”，同時斥責武漢“百萬雄師”為保守派組織。
王力的公開表態激化了武漢的矛盾。陳再道等武漢軍區的領導層決定，發動部隊和“百萬雄師”的群眾，扣押中央代表團王力等人，借此給中央施加壓力。陳再道向自己的老領導徐向前，徐海東等人通報了情況。二徐雖然同情支持陳再道，但他們自身影響力有限，需取得其他將帥的更多支持。鑒於中央文革的眼線無處不在，將帥們欲私下聚會，選址殊為不易。最後徐向前選定劉南江父親主管的軍械部。軍械部是嚴格保密，高度封閉的單位，中央文革的眼線無法滲入，相對比較安全。於是各位將帥便以“探望病人”為由，齊聚劉家小樓，會商後決定共同支持陳再道。
陳再道即將發動“兵諫”的消息，猶如一劑“強心針”振奮了劉南江等高級幹部子弟。劉南江興奮地整天在外麵跑，上下串聯，左右聚會。整天看不到劉的人影，李文媛倒也獲得了一份難得的清靜。
但令李文媛沒有想到的是，劉南江四處傳播的“小道消息”，幾天後居然變成了現實。1967年7月20日，武漢軍區獨立師全副武裝的官兵與武漢“百萬雄師”的民眾衝進東湖賓館，綁架了“中央代表團”的王力等人。而幾天前秘密到達武漢，準備再次暢遊長江的毛澤東就下榻於東湖賓館一所小院，與兵變發生之地僅一牆之隔而已。
“武漢兵變”的消息震驚全國。國務院負責人立即飛赴武漢。全國各地的造反派聞訊連夜上街，遊行抗議“武漢兵變”。“打倒陳再道”，“揪出軍內一小撮”的口號響徹全國。北京城裏更是亂了套。大街小巷遊行的喧鬧聲，造反派大喇叭的口號聲，震耳欲聾。連深居軍械部將軍樓的李文媛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軍械部大院裏如臨大敵，處處都是雙崗雙哨的武裝警衛。劉南江一夜沒回家。他和幾位知心的朋友匯聚在海軍大院，焦急地等候著事態發展的進一步消息。據說，東海艦隊的軍艦已奉命朔江而上，向武漢集結。“戰火”似乎一觸即發。
國務院負責人抵達武漢，首先施壓陳再道，要求容許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武漢。毛澤東脫離險境飛抵上海後，立即授權林彪調動福建軍區、廣州軍區的野戰部隊進逼武漢。濟南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的部隊亦進入戒備狀態。
武漢軍區位於華中腹地，是二線軍區，主要負責提供後勤補給，基本上沒有配備什麽野戰部隊。在“大軍壓境”的高壓態勢下，陳再道立即表示，軍區的官兵並無造反之心。陳再道下令釋放中央代表團王力等人，並親率軍區政委鍾漢華，及獨立師師長、政委赴京“請罪”。
以霹靂手段平息了武漢事變後，毛澤東下令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百萬人的盛大集會，歡迎王力等人“勝利回京”，以震懾全國各地“蠢蠢欲動”的軍頭。
天安門廣場的盛大集會，又一次粉碎了軍內將領企圖逆轉“文化革命”的努力。天安門廣場的盛大集會也使劉南江之類的幹部子弟心灰意冷，如墜深淵。反之，全國各地造反派卻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戰鬥意誌空前高漲，奪權風暴如火如荼，，“打倒軍內一小撮”的口號響徹雲霄。
8月7日，王力挾“勝利凱旋之餘威”親赴外交部，鼓動造反派“攻克”國務院負責人所盤踞的最後一個“據點”。半個多月前，國務院負責人曾對企圖奪權的外交部造反派宣稱，外交事務決策權在毛澤東，毛澤東授權國務院代為行使。外交部造反派可以監督，但不能奪權。王力卻不可一世地予以否定：“誰說外交部不能奪權？革命造反就是要奪權。”
在王力的鼓動下，外交部造反派與北京外語學院的學生，組建了“反帝反修聯絡站”，衝擊外交部機要室，直接向駐外使領館發令，要求動員“全球愛國僑胞和港澳同胞”發起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革命行動。這些魯莽的革命行動引發了各國政府、民眾與“愛國華僑”、“港澳同胞”之間的流血衝突。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院負責人，在外長陳毅被持續批鬥，焦頭爛額之際，不得不親自出馬，四處滅火。
8月22日，為抗議港英當局對香港愛國同胞革命行動的“血腥鎮壓”，“反帝反修聯絡站”和外語學院的造反派學生聯合在英國駐華代表處門前舉行了聲討大會。聲討大會最後演變成了1967年震驚中外的外交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
局麵徹底失控，心力交瘁的國務院負責人無奈向毛澤東請辭。國務院負責人的請辭啟發了被召集到北京開會，正在接受訓斥的軍內將領。各位將領紛紛通過林彪請辭。軍內將領請辭震動了毛澤東。國務院係統官員的請辭不會造成直接的危險。軍隊將領集體請辭就意味著軍心已變。在當下動亂的局勢中，軍隊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軍心巨變意味著局勢將徹底失控。
毛澤東當即召見林彪與國務院負責人，指出“打倒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極其反動。“始作俑者”王力、關鋒必須予以逮捕。
毛澤東的突然轉向雖然穩住了軍心，卻使全國造反派陷入一片混亂。王力，關鋒是中央文革一年多來衝鋒陷陣的主將。逮捕王力，關鋒意味著否定前一階段中央文革的所作所為。毛澤東接著還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各地造反派奪權，成立新型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必須遵循“三結合”的原則。也就是軍方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和造反派三方結合。毛澤東的指示使得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不得不收斂鋒芒，主動向軍方，向已宣誓效忠的原地方官員靠攏。文革亂局終於開始走向穩定。
在軍內將領彈冠相慶的同時，政治嗅覺靈敏的幹部子弟們也覺察到了，這是文革動亂即將結束的“前兆”。幹部子弟們奔走相告，以各種形式的聚會，歡慶這來之不易的“曆史性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