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一生
紫竹
年逾九十的父親終於離我們而去了。然而父親的睿智，父親的豁達，父親淡泊名利的一生給我留下了永生的回憶。
我家祖居在陝西省華陰縣北洛村。清末民初，我們任家在當地還算得上是小康人家。兄弟幾房集聚而居，共有耕地一百餘畝，還合資在本地和蘭州各開了幾家中藥店。住宅群落外修築有高高的圍牆。當地人們俗稱其為“任家城子”。
作為傳統的耕讀人家。祖父幼讀私塾，未成年時就參加過地方科舉的初級考試。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製度。祖父遠赴蘭州藥店讀書學藝。
1912年，民國創建，萬象更新，祖父憑自己的學識考入了甘肅省財政廳，離開藥店，走上了仕途。祖父辦事嚴謹，為官剛正，負責財政廳緝私隊時，秉公處決了一批走私慣犯。其中就有甘肅督軍張廣建的族弟。張聞訊大怒。祖父為避禍而辭職返鄉。
回到家鄉之後，祖父托人活動，在陝北鎮守使井嶽秀的轄區謀得了陝北鹽務局局長一職。在鹽務局的那幾年，是祖父一生中生活比較安定的時期，父親正是在那時出生於陝北綏德。
“梁園雖好終非久留之地”。在陝北鹽務局任職六年之後，祖父急流勇退，辭職攜眷南歸。為官多年，祖父積存的俸銀已近兩萬大洋。這在當年也算是一筆“巨款”了，足以保障全家衣食無憂。祖父把家眷安頓在家鄉，自己應朋友之邀到西安，參加了同善會，從事佛教慈善活動。
可惜好景不長，1929年，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波及到中國。西安錢莊大量倒閉。祖父一生的積蓄也隨之付諸東流。好在祖父當年在蘭州讀書時，對中醫藥頗有研究，醫術亦有獨到之處，常在同善會的朋友圈中為他人看病，病家的酬謝對生計不無小補。祖父一度還在朱慶瀾將軍開辦的西安中醫救濟醫院出任過院長。
當年父親隨祖母在家鄉居住，生活還算豐足。祖父很重視子女教育，父親六歲時就被送到當地最有名的一家學堂去讀書。學堂的王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後來還曾在新式的高等師範學校就讀。在王先生的學堂裏，學生啟蒙讀的不是三字經，百家姓，而是詩經，而後教授的是孟子、論語。除四書五經外，王先生還教授學生數學。五年嚴格的私塾生涯使父親一生獲益匪淺。王先生的學堂在當地獨樹一幟，學費也比其他學堂高十倍。後來父親回憶說，在子女教育問題上，祖父當年確實是“不惜血本”的。
1935年祖母因難產而去世。續弦後，祖父將父親接到西安讀書。因為父親在家鄉讀的是私塾，未進過正規學校。祖父隻能先安排他到高小，從五年級讀起。
父親入學後不久，西安事變爆發，日寇乘機發難，挑起了侵華的全麵戰爭。從1937年7月到11月，在不到五個月的時間裏，日寇就橫掃了華北大部分地區，西路日軍攻克太原後，兵鋒直抵風陵渡。潼關危在旦夕，西安人心浮動。祖父托朋友將家小帶到漢中避難。自己獨自一人留在西安，和同善會的朋友們共度時艱。
而後,國民政府一戰區衛立煌與胡宗南的部隊依靠黃河天險，與日寇苦戰經年，終於穩住了戰局，將日軍阻隔在潼關以東地區。局勢穩定之後，父親返回西安，考入興國中學讀書。
1943年，家中發生巨變。那是抗戰最艱苦的歲月，陝西省政府內一些貪官汙吏乘機發國難財。他們看到同善會高層有一批很富有的人，便羅織罪名，指控同善會以慈善為名“通敵資匪”，大肆抓捕同善會首腦人物，榨取錢財。祖父亦在通緝之列。在友人的幫助和掩護下，祖父輾轉逃出陝西，前往北京同善會總會避難。
失去了經濟來源，父親在西安無法繼續讀書。便獨自一人冒險遠赴蘭州，以少東家的身份，要求暫居藥店讀書。藥店經理們很佩服父親小小年紀千裏獨行的膽略與勇氣，慨然允諾提供居所與資助，幫助父親在蘭州完成了高中的學業。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戰終獲最後之勝利。父親在藥店經理們的資助下，返回西安參加大學招生的聯合考試。父親報考的是中央大學經濟係，但因經濟類學科競爭激烈而落榜。祖父當時則因同善會一案未結而難以還鄉 ，暫時在河南商丘的朋友家棲身。父親便奉繼母遠赴河南探親。
1946年夏，父親從商丘返西安，擬再次參加大專聯考。途經河南省會開封時，已考入河南大學的幾位同鄉，建議父親就在開封投考河南大學農學係。農學是冷門，報考人少。讀一年之後，還可以轉係，屆時再設法轉入曆史係或經濟係。父親根據同鄉們的建議，順利考入河南大學農學係，並於第二年轉入曆史係。
父親考入河大那年，內戰已經全麵爆發。國民黨抗戰勝利後，居功自傲。大小官員在接收敵偽資產過程中，大搞“五子登科”，貪汙腐化愈演愈烈，最終導致物價飛漲，經濟衰敗。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共產黨，在解放區內打土豪，分田地，高舉反獨裁要民主的大旗，吸引了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持。河南大學內傾向共產黨的左派學生也不少。由於受國民黨陝西省政府迫害，父親很自然地傾向左派學生。在參與左派學生所組織的各項活動中，父親結識了誌同道合的母親。母親是河南本地人。外祖父是郵政係統的中層管理人員，家道還算殷實。母親在開封長大，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收大員傲慢地宣稱母親等在淪陷區上學的學生都是“僞學生”，要重新考試後，方能承認學曆。這一荒唐舉措極大挫傷了學生們的愛國之心，加大了國民政府與淪陷區學生之間的心理距離。
1948年6月，共產黨華東野戰軍所部圍攻河南省會開封。國民黨66師和地方保安團隊倚城據守。河南大學校舍被守城部隊征用為城防指揮部。河大的學生被疏散到省博物館等安全地帶。在疏散過程中，一名軍官帶著幾名全副武裝的士兵，攔住了父親。核實姓名後，就把他帶到了設在河大校舍內的城防指揮部。據說父親有共產黨間諜的嫌疑。這消息震驚了母親和一些陝西籍的同學。兩軍對壘，間諜嫌疑是有可能被立即處決的。同學們商量之後，決定到省政府，請陝西籍的省府秘書長出麵營救。但同學們尚未來得及出發，父親卻自己回來了。原來，與父親關係比較密切的一位陝西籍學生是地下黨。開封被圍城之前，該學生已離開學校前往解放區。有右派學生向軍方舉報，說父親與該人往來密切，有間諜嫌疑。在軍方傳訊時，父親很坦然地對所有問題一一做了回答。父親的鎮定自若，父親的坦然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軍方的懷疑。由於沒有確鑿的證據，軍方也不願承擔隨意逮捕學生的罪名，便釋放了父親。
風波雖然暫時過去了。但父親、母親都意識到危險依然存在。他們和另一位左派同學密商後，決定隨難民出城，到解放區去投奔共產黨。
父親等一行三人冒險出城後不久就遇到了華東野戰軍的部隊。當時，共產黨很重視知識分子。大學生投軍都給予連級幹部的待遇。華野的部隊派兵護衛，層層轉送，一直把三人送到縱隊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韓念龍出麵接待。當韓問到父親等人的意向時，父親表示想到解放區繼續讀大學。韓尊重大家的意願，但表示現部隊在敵占區作戰，前往解放區道路不通暢，有機會時會派人護送他們到解放區。
父親等一行三人隨華野部隊在河南境內轉戰兩個多月之後，經山東轉道河北，終於來到了位於正定的華北大學。當時的華北大學承擔著為新中國培養幹部的任務。培訓班6個月一期，主要講授馬列主義。父親因有一定的文化底蘊，學習領悟能力較強，培訓結束後便被留校，分配到研究部，從事理論研究。
1949年初，新組建的“華北職工幹部學校”向華北大學求助，請求支援10名有講課能力的年輕幹部。父親被選調到“華北職工幹部學校”任教員。
新中國成立後，“華北職工幹部學校”更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幹部學校”，由李立三出任校長，為新中國培養工會幹部。父親也就成為了學校的教學骨幹。
父親隨全國總工會的領導跑遍全國，調查了解工礦企業情況，結合蘇聯專家講授的內容，編纂適合中國工會幹部學習的教材。由於受到信任與重用，父親當年工作積極性很高，接二連三針對知識分子而來的思想改造運動並沒有過多影響他的情緒。
1951年底，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幹校裏盛傳學校領導貪汙腐化，倒賣黃金的種種小道消息。年輕人嫉惡如仇，父親和幾位年輕的教員就在他們所編寫黑板報上號召大家起來與腐敗現象做鬥爭。教務長聞訊大怒，氣勢洶洶地跑來，要求銷毀現有黑板報，重新編寫。遭到年輕人拒絕後，怒不可遏的教務長便自己動手銷毀了黑板報。教務長蠻橫的態度激怒了所有的人。盛怒之下，父親直接寫信向中央反映情況，請中央派人調查。信發出後，不少人為父親捏著一把汗。在當時的新中國，反對單位領導往往等同於反黨。不過中央有關部門接到反映後，很快就派了一個工作組下來。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工作組召集學校領導和“檢舉人”三方座談。在座談會上，工作組肯定了父親向中央反映問題的做法；同時宣布，經過調查，傳言不實，幹校領導沒有經濟問題。工作組征求父親意見，問能否接受這個調查結論。父親當然是明白人，表示接受工作組的調查結論，以後不會再輕信流言。幹校領導也大度地表示，不會計較父親向中央領導機關反映問題，歡迎群眾對其工作的監督與批評。
結局似乎是皆大歡喜。但父親卻感受到了表層下的寒意。父親幾次申請入黨，都沒有回音。據說是因為父親的曆史問題還沒有搞清楚。父親在填寫幹部履曆時，注明抗戰時期在學校讀書時參加過三青團，沒有擔任過任何職務，隻是普通成員。但解放後在西安的敵偽檔案中卻發現有1943年夏任命父親為三青團分隊長的決定。父親後來解釋說。，學校當時已經放假。父親因同善會的一案，遠走蘭州讀書，沒有再回學校。不知道有這樣一項任命，也沒有實際擔任過分隊長的職務。父親的解釋雖然合情合理。然入黨問題卻一直解決不了。父親當然明白其中的奧妙，也就不再提出申請了。
五七年反右，教研室裏的一位年輕教師被定為“右派分子”。他不服地表示，他所提出的問題都是聽我父親說的。為什麽我父親不是右派，而他是右派。幹校領導層研究之後宣布，我父親提出問題是善意的，是為黨好；而該教員提出問題是惡意的，是向黨的進攻。幹校領導層顯然還記得當年的事，對上對下他們都不想落下任何“挾私報複”的惡名。父親也幸運地逃過了一劫。
經曆反右風波之後，父親言行更加謹慎了。除讀書、教課之外盡量避免參加其他活動。父親心裏到底有些什麽想法，我們不得而知。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嚴酷的歲月中，父親也不敢對還不懂事的孩子講心裏話。但當年，父親顯然對我們國家的現狀與未來已經有了幾分清醒的認識。
記得我小學畢業那年暑假，由於沒有家庭作業，父親便決定教我開始讀文言文。他為我選的三篇古文是《陋室銘》、《嶽陽樓記》和《醉翁亭記》。多少年後，曆盡風雨，我才意識到當年父親教我古文的深意。那確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父親是想輸灌給我一種“不以物喜，不以自悲”的慎獨理念。“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也許正是父親當年心態的真實寫照。
父親建議我上初中後，通讀《聊齋》。但母親覺得聊齋裏有很多情色故事，不適合未成年人讀，父親也就沒有再堅持。多少年後重溫聊齋裏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席方平》、《促織》、《司文郎》--------。我才意識到，《聊齋》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給我們展示了一個真實的世界，有黑暗，有醜陋，也有邪惡的急風暴雨。父親顯然預感到，我們這一代人今後的人生道路絕不平坦。聊齋故事也許能幫助我們以一種淡定的心態麵對橫逆與風雨。
1960年中蘇兩國漸行漸遠，分歧日益嚴重。中央當年仿照蘇聯模式設置的許多機構也遭到了冷落與裁撤。總工會經費大幅消減。全總幹校停辦，除留守人員外，其餘幹部全部被分發到山東、安徽工作。母親當時在北京婦產醫院已經成為業務骨幹。婦產醫院不肯放母親走。主管當局根據照顧夫妻關係的原則，便把我父親也留在了北京，分配到女十中任曆史教員。中央機關的幹部被分配到市屬中學當普通教員，不少人都為父親感到不值。但父親為人豁達，一向並不看重身外之物。教師也算是一份高雅的職業。至於是當高校教師，還是中學教員，父親心中倒也無所謂。
經曆了反右，反右傾等一係列政治運動之後後，教育界的政治氛圍日漸濃鬱。曆史課也成了一種準政治課，為保證政治正確，當年的中學曆史課本幾乎被簡約成了枯燥的曆史大事年表。父親生性淡泊，不是那種謹小慎微，事事瞻前顧後的人。他覺得曆史就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講曆史就是要把這些寶貴的經驗教訓代代相傳，幫助年輕人健康成長。父親有一定的國學根底，大學時學的又是史學，豐厚的學養使他在講課時能夠旁征博引，大量引用風趣而生動的曆史典故與故事，能夠在課堂上把枯燥的年表演繹成了豐富多彩，富有濃鬱人性色調的曆史長卷。父親講課深受學生們的歡迎，父親很快就成為了學校裏的教學骨幹。
1962年全總幹校原企業管理教研室主任劉風崎受命為北京市籌辦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辦學校最重要的是教員。劉當年在幹校時就很看好父親的學識、口才和研究能力。劉親自上門動員父親“出山”，到新組建的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教政治經濟學。女十中雖然舍不得讓父親走，但在送別時，校長很懇切地說：“工商畢竟是高等學校，我們不能耽誤您呐！”
當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初創時，連校舍都沒有，暫借全總幹校閑置的校舍棲身。這對父親倒很不錯，出門兩三分鍾，散步就能走到上課的教室和學校的辦公樓，比去吃飯的食堂還要近。高校教師的課時也比中學教師少多了。在女十中，父親教的曆史雖然是副科，一星期最少也有十二個課時，天天都得到學校去。在工商管理專科學校，父親一學期才有九十六課時。而且父親是講大課的，每堂兩課時。一周隻有一到兩次課。那時候，我已經升入師院附中上學了。學校離全總幹校宿舍區有半個小時的路程。每天早晨，我上學去時，父親在家裏喝茶看報：不管何時我放學回家，父親依然還舒服地坐在那裏讀書、看報、喝茶。大學教師悠閑的生活使我羨慕得不得了。我發誓將來一定也要做一名大學老師。隻可惜生不逢時，文革浩劫很快就打碎了我的大學教師夢。
不過父親當年告誡我，當老師並不是像想象的那麽舒服。當老師下的功夫主要不是在課堂內，而是在課堂外。特別是高校教師，講課“照本宣科”是不行的。給學生講課，你必須要能講出課本之外的東西，講出自己的讀書心得和獨到的見解，學生才愛聽，學生才能有收獲。否則學生自己看書就行了，要你老師幹什麽呢！古人雲，為師者就是要“傳道、授業、解惑”。父親說，他每天讀書看報，那是在收集信息，研究問題。講政治經濟學，你必須把理論和現實問題結合起來講，才能講得深，講得透，才能使學生真正理解，把握有關理論。高校老師上一節課，往往需要備幾十小時，甚至上百小時的課。其中的甘苦，是一般人所難以理解的。當教師，特別是當大學老師，絕不是想像的那麽容易。
父親告訴我，他講課之所以還受學生歡迎主要有三點，其一，他在全總幹校教書時，係統地研讀了幹校圖書館有關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所有著作；其二是五十年代初，他曾隨中央有關領導搞工會工作調查，跑遍了全國，對各地新型工礦企業的運作情況有著第一手的了解；其三，出於職業習慣，他多年來一直關注著我國經濟運轉狀況和經濟政策的發展變化。他講課有理論，也有大量的鮮活例證，所以學生愛聽。父親對為師之道的論述給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
不過接踵而來的四清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很快就打破了父親的“悠閑的教書生涯”。不斷開展的運動要求他經常要和學生一起下鄉參加四清。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根本不需要在書齋裏讀書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隻有滾一身泥巴，曬一臉黑紅，才符合革命的需要。1965年北京市給工商管理專科學校在牛街撥了一片校舍，從那以後，父親不得不每天騎著自行車橫穿整個北京到學校去參加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他品茶讀書的小資產階級書齋生涯徹底結束了。
1966年經過四清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預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於爆發了。最高領袖號召全國的學生們停課鬧革命，造老師的反，造各級黨政機關領導的反。在北京西郊的大學區，造反派的學生們批老師，鬥校長，衝擊中央黨政領導機關，把領袖“炮打司令部”的號召演繹得有聲有色。工商管理專科學校獨處牛街，受其他學校風潮衝擊較小。而且工商僅是所大專院校，學生大多來自工農家庭，比較樸實，投機革命，出人頭地的野心遠沒有那麽強烈。所以工商管理專科學校的運動也沒有清華、北大等高校那麽慘烈，那麽血腥，那麽暴力。父親得以忙中偷閑，過了兩年逍遙派的日子。
1968年，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奪權鬥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最高領袖轉而發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著手清理基層群眾中的異己分子。父親早已做過結論的三青團問題在運動中又被翻了出來。父親又成為了曆史不清楚的被審查對象。父親生性豁達，對這種沒完沒了的審查倒也早就無所謂了。但這種審查對我和弟弟的畢業分配卻產生了致命的影響。由於父親“曆史不清楚”，是正在被審查的對象，我和弟弟都失去了留在北京的機會。17歲的弟弟被分配到陝北農村插隊，我則被發配到雲南邊疆的瑞麗農場。在火車站送行，列車啟動的那一刻，我發現父親淚流滿麵。他心中也許深藏著一份對兒子們的愧疚。但我當時倒頗想得開。我覺得，福禍相依，事在人為。留在北京未必就是福，下鄉也未必就是禍。四十年後回首往事，我發現自己當時的預感並沒有錯。留在北京的同學大多分配到了國營工廠，端上了鐵飯碗的安全感導致了惰性和依賴性，磨銷了進取心。改革開放後，國營企業在九十年代後期紛紛破產、改製。很多同學就淪落為了社會底層的下崗工人。而許多下鄉的同學在逆境中奮力拚搏，反而為自己殺出了一條血路，搏出了一份不錯的機遇。我這種心理上的豁達和自我調節能力也是來自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和弟弟下鄉之後不久，根據最高領袖“知識越多越愚蠢”，“教授不如農民”等一係列奇奇怪怪的指導思想，全國各地大學的學生都被分配發遣到工廠、農村等生產第一線。教職員工集體被趕到農村，辦“五七幹校”。北京市屬的工商管理專科學校和北京工業大學的全體教職員工被分發到天津的茶甸農場，從事農業勞動，興辦五七幹校。
當年知識分子被趕到農村，由於一時難以適應農村艱苦的生活環境和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之心情的鬱悶和對前途的絕望，情緒大多很低落。但父親卻能及時調節心態，在養豬種菜的勞動中自得其樂。也許父親是從陝西農村走出來的知識分子。八百裏秦川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多年來人們一直以耕讀傳家為榮。“格物致知”，“天人合一”等儒家哲理正是從農耕，從與自然的融合中而來。據說，父親當年放豬時，常會選擇一塊地勢較高的地方，居高臨下看管在野地裏遊蕩的群豬。在看管豬群的同時，他常忙中偷閑，坐臥在草地上，悠然自得地欣賞著天上的雲起雲落。在知識分子變相勞改的艱難歲月裏，父親的樂天精神，父親的豁達與瀟灑常為同事和老鄉們所稱道。
1971年林彪事件的發生震動了全世界。為穩定局麵，最高領袖不得不調整他的戰略部署。根據“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最高指示，全國許多工科大學從農村搬回城市，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北京工業大學也從茶甸遷回北京。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被並入北京工業大學。教職員工也一起回到北京。父親到政治理論教研組，給新入學的工農兵學員講政治經濟學。和父親一起到政治理論教研組的還有原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政治教研組的張培林。張文革前畢業於人民大學研究生班，頗有才氣，是文革中父親最談得來的摯友。
文革是突出政治的年代。人們往往會因說錯一句話而身陷囹圄，甚至慘遭殺身之禍。給學生上政治課，更是高風險的職業。但完全照極左的那一套，在課堂上生拉硬扯地胡說，不僅是對學生的不負責任，也是對自己良知的褻瀆。父親和他的朋友張培林規避極左路線的辦法就是發揮自己的特長，講曆史。在課堂上，他們互相配合，講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講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黑暗與殘酷，講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工人階級的反抗與鬥爭，講馬克思主義的產生與發展。他們相信，幫助學生了解真實的曆史，就會使學生們能更好地看清現在。
經曆了舉世震驚的林彪事件之後，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對革命的狂熱已經消退了許多，極左理論的市場越來越小，人們已經開始了獨立的思考和探索。所以，父親和張培林務實的講課方式還頗受學生們青睞。
林彪集團垮台之後，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被打破。為防止老幹部勢力的坐大，防止老幹部們反攻倒算，否定文革。最高領袖於1973年發起了“批林批孔運動”。運動表麵是要批判林彪尊孔“反法”，批判林彪鼓吹的“克己複禮”，實際是在敲打“現代大儒”，警告老幹部們不得搞倒退，不得否定文革。運動要求人人過關，人人表態。政治教師更是在劫難逃。父親的策略依然是講曆史，規避現實。好在父親國學功底還行，講孔子的生平，講孔子的學說，講孔子的曆史局限性，那真是如數家珍。使不少人大開眼界。
解放以後由於在教育方麵過分側重馬列主義，對傳統文化持批判否定的態度，所以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孔子，對孔子的學說，對法家的學說，幾乎一無所知，根本無從進行批判。父親在課堂上的講演等於給大家普及了曆史知識，最少使得人們在大批判時，有的可說，而不至於出“把孔老二堅決開除出黨”之類的大笑話。學校方麵要求父親給全校的教職員工做“批判動員報告”。父親廣博的學識，生動的講演，很快就使他成為了全校的“知名人士”。
1973年，鄧小平複出，最高領袖的本意是想用鄧來製衡“現代大儒”，希望鄧能在自己百年之後，做“當代周勃”，安文革派的天下。沒想到鄧複出之後，大搞整頓，大抓經濟，和“現代大儒”越走越近。最高領袖無奈之下，又發起了“評水滸，批宋江”運動，要人們警惕“投降派”，與投降派作堅決的鬥爭。如果說，“批林批孔運動”是要人們和死去的林彪劃清界限。那麽“評水滸，批宋江”就是要人們和“正在走的走資派”作鬥爭。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兩次運動沒太大區別，無非就是跟著走走過場而已。但對於各級領導幹部來說，後一個運動如何表態，就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了。
在鄧所發起的整頓中，工商管理專科學校又從工大分了出去，成立了單獨的經濟學院。父親和張培林因在大批判中的作用獨特，而被工大特別留了下來。當時工大核心組的負責人是秦川，胡耀邦的老戰友 後來的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安排父親和張培林參加學校核心組的學習，給黨委常委們講課。
在秦川和學校核心組的支持下，“評水滸批宋江”的大批判運動在工大很快就演變成了一個評水滸人物，講梁山變遷的“故事會”，父親精彩的演講獲得各方麵好評，連學校食堂的大師傅們都要求專門為他們舉辦講演。後來，張培林因工大無力幫助其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而轉到河北邯鄲工作。張在河北很快就成為了宣傳係統的骨幹，文革後出任了河北省委宣傳部部長。
1976年，最高領袖去世，四人幫鋃鐺入獄，禍國殃民的文化革命宣告結束。而後經過兩年多“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兩個凡是”的口號被否定。套在人們頭上的精神枷鎖終於被解除。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告了改革開放新時代的開始。全國群情振奮。一時間，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理論教研室的曆史使命完成，北京工業大學各係都在忙著籌備新的開始。父親也在考慮自己的新使命。
父親向校方提出，根據改革發展的趨勢，今後我們不僅需要工業技術人員，更需要懂工礦企業管理的工業技術人員。為此父親建議工大開設企業管理課程，培養適合時代需要的複合型人才。校方對父親的建議很感興趣，特撥款請父親到全國各地考察其他學校設置管理課程的有關實踐。在曆時一年的考察後，父親向工大提出了一份完備的可行性報告。
在此同時，已更名為北京經濟學院的工商管理專科學校，邀請父親回去擔任勞動人口研究所所長，更名為工運學院的全國總工會幹部學校，也邀請父親回去任教。工大方麵為留住父親，當即宣布成立企業管理教研室，任命父親為教研室主任。並為父親配備了一批精兵強將，其中有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管理學碩士，有曾赴日進修過的資深教師，以及一些剛從國內各著名大學畢業的年輕新銳。
在新成立的教研室中，東西方不同的學術觀點尖銳對立，誌存高遠的年輕人常不屑於瑣碎的教學工作。父親以寬容、理解的心態協調各種不同觀點，處理各種矛盾與問題，終使新成立的教研室成為了一個富有活力的教學團體。
管理教研室成立之後，作為實驗，首先為北京市舉辦了兩期為期一年的管理幹部培訓班。取得經驗之後，在工大高年級學生中招生，開辦雙學士管理班。而後逐步過渡，最後成立了管理係，管理學院。
在企業管理係成立時，父親早已過了退休年齡。但工大方麵依然不肯讓父親退休，希望父親在新係走上正規之後再退休。父親同意暫時留下，但謝絕出任新係的主任，隻願以副主任的身份協助年輕人工作。
1989年，管理係走上正規，成為工大熱門院係。父親功成身退。
父親的一生是普通人的一生，沒有建立什麽驚天動地的“豐功偉業”。但父親的一生是坦坦蕩蕩的一生。在共和國險惡的風風雨雨中，他沒有消沉，沒有自暴自棄，更沒有趨炎附勢，為虎作倀，他堅持了自己做人的底線。正是這份坦蕩的胸懷，正是這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達使父親在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鑠，依然有著一份對生活的熱愛。
父親這一生給我留下的最大精神財富就是那份豁達的心胸，那份“淡泊明誌，寧靜致遠”的人生態度。每當我獨坐書齋，麵對鬱鬱蔥蔥的小園，麵對那份“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恬靜，思索人生的意義時，我常感到父親的一生內涵其實也很豐厚，值得銘記，值得回味，值得我去探討其中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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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被視為《父親正傳》，如再有一本細節讀本就更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