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讀書人的風雨人生
《周家往事》
紫竹
所謂“盛世修史”是指在國家層麵，政治穩定，國泰民安時，當政者組織文學之士，編寫國家的曆史。這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
在民間，一個家庭，富足安康，人丁興旺時，作為家中的長者也常常願意給後人講述自己家族的往事，這是一種民間的文化傳承。
我的舅舅已經進入耄耋之年，頭腦還異常清晰。去舅舅家探訪，常聽舅舅談起外祖家的往事，別有一番風味。特簡錄如下。
（一）溫馨的家
外祖家姓周，本是河南永城縣的大戶人家。外祖父的父親，也就是舅舅的爺爺，我的外曾祖父，是前清最後一屆科舉考試的秀才，也算是當地的“文化名人”。
外祖父出生於1893年，外曾祖父給他取名“維新”。足見外曾祖父作為一個讀書人，當年對國家的富強，對滿清政府的維新，所抱的期望是何等的殷切。
外祖父從小在家中受外曾祖父的親自教誨，不僅四書五經倒背如流，還寫得一手好字。十六歲那年，在外曾祖父的安排下，外祖父迎娶了當地聶家的千金。聶家也是永城的望族。當年的舊世家講究“女子無才便是德”，所以外祖母並未讀過書。但身為大家閨秀，外祖母儀態端莊，素養良好。她不僅操持家務井井有條，思想還很前衛，有自己的文化愛好，過年節常能給家人現場表演幾段豫劇清唱。
清朝覆亡，民國鼎立，社會風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外祖父離開家鄉，到河南省會開封投考法政學院，準備畢業後做律師。但“長安居，大不易”，由於家道中落，經濟上難以為繼，外祖父在法政學院讀了一年之後，就不得不中途輟學，到河南省郵政總局投考“郵務員”。外祖父家學淵源，寫得一筆好字，被錄取為乙等郵務員，分發到開封郵政局轄下的扶溝縣郵政局任局長。
中國郵政1878年開始試辦，1896年成立國家郵政總局，是一個新型的，按西方模式創建，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政府體係的公共服務機構。清末民初，政權鼎革，郵局和海關的設置基本沒有受到影響。在民初動蕩的年代，郵政和海關是最穩定的職業。
外祖父初到郵局工作，起薪隻有大洋9元，但前景很有吸引力。按郵局規定，外祖父這一級的郵務人員每年月薪將增加2元。5年內工資就能翻番。
扶溝縣郵局，連局長在內，一共隻有兩名郵務員。外祖父身為局長還要兼管匯兌、包裹和往來帳目。每天下班，結清帳目後，還要將郵件、包裹，匯兌款交給專門的郵差，送往90裏外的開封郵政局。當年中原一帶由於政權更迭頻繁，治安狀況並不太好，但用一根扁擔挑著郵件與錢款趕夜路的郵差卻從來沒有出過事。當年的中國 還是一個傳統道德根深蒂固，盜亦有道的年代。
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道德植根於中國農耕的社會結構，鄉村士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所以孔子說：“禮失求諸野”。兩千多年來，政權更迭導致過多次社會性的大動蕩，但農村的基本社會結構都沒有受到破壞。這正是中華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得以生生不息，直到1949年為止的根本原因。
扶溝縣郵局，前院是辦公地點，後院就是局長宿舍。職業穩定之後。外祖父把外祖母和剛出生不到一年的大女兒，我的大姨，接到扶溝。每天外祖父在前院忙公務，外祖母在後院照料女兒，操持家務。日子雖然過得很清貧，一家人倒也其樂融融。外祖母閑暇時，還在小院 裏栽花種草。整個小院顯得特別溫馨。
當年的郵政局采用的是西方現代管理模式，縣郵政局局長，都市郵政支局局長是要定期輪崗的。10年間， 外祖父曾先後在扶溝，尉氏，開封市內支局擔任過局長。每到一處，郵局方麵都能提供條件不錯的宿舍。外祖父的工資年年增長，家庭生活逐步從清貧邁入小康。10年 間，外祖父家又添了三個孩子。兩個女兒，一個兒子。我的二姨、三姨和我大舅。大舅出生於1925年。作為家中的長子，大舅的出生給外祖父帶來了極大的歡樂。相比於三個姐姐，大舅是家中最受寵愛的孩子。但外祖母一貫認為，孩子人品的養成是：“三歲看大，七歲看老”，所以從小對兒子的管教就十分嚴格。啟蒙後，外祖父親自課讀，教授兒子讀四書五經，監督兒子臨帖練字，一心要把兒子培養成棟梁之才。
1927年至1937年是中華民國曆史上的 “黃金十年”。在這十年間，中國大地上的戰火雖然從未停息，江西五次圍剿，中原蔣馮閻大戰，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抗戰，-------- 但從全國範圍來看，基本沒有大的，全局性的動蕩與戰亂，中國經濟表現出了強勁的生命力，每年增長率高達7%以上。
在這十年間，外祖父家又添了三個孩子，我母親，我二舅，和我七舅。
1937 年，大舅小學畢業。已經在扶溝任小學教員的大姨，奉外祖父之命，帶我大舅到開封投考市立中學。大姨是個很認真負責的人。在借住的朋友家，她每天不辭勞苦地 監督、輔導我大舅讀書備考。當年大舅隻有12歲，小孩子心性還很重。一天大姨偶爾因事外出，大舅便丟下書本，溜了出去，跑到龍亭玩了一整天。晚上回來，大舅發現大姨整個人都憔悴了，她淚流滿麵，不停地用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長姐的自責，長姐的那份真情，深深地震撼了我大舅的心，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因貪玩而荒廢過學業。
（二）戰火紛飛
大舅考上開封市立中學後，抗戰全麵爆發。日軍橫掃華北，兵鋒直抵新鄉。開封作為河南的省會，曆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為躲避戰火，外祖母帶著家中五個孩子，三姨16歲，大舅13歲，我母親9歲，二舅5歲，七舅還在繈褓中，回到了永城縣，租住在一家熟人的後院。那戶人家很富有，院子有五進之深。外祖母帶5個孩子和另外一家人家租住在最後一進院子裏。
1938年初，徐州會戰爆發，華中日軍從南京北上，華北日軍 從濟南南下，欲打通津浦線，占領津浦隴海兩大鐵路的交匯點徐州。中國軍隊為捍衛國土而英勇抗擊，雖然取得了台兒莊大捷，但依然難以遏止兩路日軍的持續不斷的攻勢。永城地區很快也成了戰場。外祖母帶著5個孩子躲到鄉下我大姨的婆家避難。大姨的婆家是永城地區的大地主，所在村寨不僅有高高的圍牆，還有武裝家丁護衛。但戰爭很快就顯示出了其特有的殘酷性。在雙方交戰時，中國軍隊尚能顧及同胞，日軍則完全無視百姓的死活，村寨圍牆，武裝的家丁，根本擋不住日軍無情的火炮。整個村寨毀於日軍炮火的事例屢見不鮮。在會戰進行最激烈的日子裏，外祖母常常不得不帶著5個孩子躲進莊稼地裏避難。
大戰過後，被打散的國軍部隊依然在永城地區堅持遊擊戰。日軍也常常下鄉掃蕩。為了給孩子們尋求一個相對安全的避難所，外祖母決定冒險回永城縣城看看。臨行前決定帶上大舅一起去。大舅當年雖然隻有13歲，但畢竟是個男孩，用外祖母的話說，是當時家裏唯一的“男子漢”了。
永城縣城門前設有日軍檢查站，帶血的刺刀閃閃發亮，護城河裏漂浮著剛被殺害者的屍體。血腥的場景並沒有使外祖母畏縮，她挺胸抬頭，拉著兒子的手，昂然通過了日軍的檢查站，外祖母的無所畏懼的膽氣給了我舅舅極大的鼓舞，他也昂首挺胸，像個“男子漢”似地跟外祖母一起大步走過了那還帶有濃重血腥氣味的檢查站。 事後大舅回憶，也許正是母子二人自信的神色，打消了日軍的懷疑，沒有對他們進行盤查與刁難。
回到租住的大院，院門洞開，所有住房的門窗都被撬壞了，屋子裏一片狼藉，連外祖母埋藏在屋裏地下的銀元罐都被挖走了。外祖母在察看四周情景時，發現對麵鄰居家院裏晾著不少我家的衣物。鄰居抱歉地對外祖母說，看到你家被撬得一片狼藉，以為你們不回來了，衣服扔在地下挺可惜的，撿回來洗了洗，想給孩子們穿。既然你們回來了，我馬上疊好，給您送回來。外祖母大度地笑笑，什麽也沒說。戰亂時期，人的生命根本沒有保障，鄰居的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鄰居還告訴我外祖母，日軍占領永城後，嚴格盤查進出城的人員。現在城裏除了偶爾有喝醉了的日本兵打架鬧事，秩序好多了。
外祖母帶著我大舅把屋裏屋外收拾幹淨之後，把我母親、二舅、七舅三個小的孩子接了回來。三姨十六歲，正值妙齡。外祖母直覺地感到她還是留在鄉下躲躲為好。後來的事實證明，外祖母的警惕性不無道理。就在院裏鄰居家的婆媳二人搬回來後不久的一天白天，一個滿嘴酒氣的日本兵翻牆進了院子。外祖母恰好不在家，大舅立刻從屋裏跑出來堵在了自家房門口，擺出了一副誰要進我家，我就跟誰拚命的架勢。屋裏是年幼的弟弟妹妹，大舅知道自己作為“家裏唯一的男子漢”，一步都不能後退。日本兵瞪著眼看了我大舅好一陣子，轉身闖進了對麵鄰居家。後來，大舅聽外祖母和鄰居們說，那日本兵早就瞄上了對門鄰居的兒媳婦。但顧忌街上巡邏的憲兵隊，不敢輕易下手。那天特地偷偷翻牆進來，正巧那家的兒媳婦8不在，老太太就遭了殃。事後婆媳倆沒無處申冤，隻能悄悄搬走了事。
事件發生之後不久，外祖母所租住大院的前四進被日軍憲兵隊征用。為防止日軍騷擾。外祖母請人砌牆封死了通往前院的大門，並在後院牆上開了一個洞作為臨時進出口。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彼此間倒也相安無事。
徐州會戰之後，日軍沿隴海線西進，6月初占領河南省會開封。其先鋒突進至鄭州以南，切斷了平漢鐵路。蔣介石下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以阻滯日軍的攻勢。泛濫的洪水淹沒了近20個縣的土地，形成了一條橫貫豫東的黃泛區。泥濘的黃泛區有效地阻止了日軍重兵集團的西進與南下。雙方軍隊沿黃泛區對峙。河南境內的戰 局暫時穩定了下來。
困守永城，坐吃山空。外祖母試著寫信到開封。開封當時雖已被日軍占領，郵局依然營業，外祖父身為市內郵政支局的局長分身無術，來信請外祖母帶孩子到商丘乘火車回開封。
為籌措路費，外祖母決定出售部分家具。但院牆上的臨時出入口太小，無法運出大件的家具。外祖母便帶人刨開了通往前院的大門。
當年的日本憲兵隊是個令人談虎色變的地方，如今居然有中國人敢拆日本憲兵隊的後圍牆，日本人也很驚訝。盤問之下，才知道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太太，帶著幾個幼小的孩子，要回開封。日本憲兵隊當時就表示，要外祖母帶孩子回去等著，一切由他們來安排。
外祖母不知日本人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但也做了出遠門回開封的準備，派人把16歲的三姨從鄉下接了回來。並特地邀請本家一個已成年的侄兒同行，以防不測。
兩天後，憲兵隊來人通知外祖母帶孩子出發。一家老小來到大門口才發現，門外停著的不是長途汽車，而是日本憲兵隊的軍車。日本人把外祖母一行安排在車前部最好的位置上，一直把他們送到商丘，送上了火車。路上年輕的三姨惡心暈車，日本人還給了她一條嶄新的軍用毛巾防吐。沿途的人們都以為外祖母一行是憲兵隊的家屬。
這段傳奇般的遭遇，使大舅對外祖母敢作敢為，有膽有識的個性留下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印象。
回到開封之後。外祖父不願孩子到日偽學校接受奴化教育，不惜花錢把孩子們送到教會學校讀書。
我二姨，當年是開封師專的學生，開封淪陷時，隨學校撤退到南陽內鄉。她捎信回來說，開封中學等許多學校也撤退到了南陽，並招收來自淪陷區的學生。懷揣著外祖父給的路費和一顆愛國之心，14歲的大舅獨自一人踏上了千裏求學之路。
（三）流亡中的求學生涯
大舅和一批不願做亡國奴的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乘夜色偷渡黃河，冒險穿越戰線，來到了國統區。到達鄭州之後，大家分手各自東西。大舅獨自一人前往千裏之外，位於豫鄂陝三省交界的南陽內鄉。一路上，14歲的大舅背行囊步行，搭乘順路的牛車，租乘黃包車，曆經千辛萬苦，終於到達了內鄉。當大舅走進內鄉時，身上帶的路費已經花得一幹二淨了，不料當地的人們告訴我大舅，學校不在縣城，到開封師專等流亡學校還要翻越一座大山。
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14歲的孩子身無分文，要獨自一人背行囊翻越大山，確實難於上青天。不過，大舅當年雖年幼，但也曾隨外祖母曆經過風雨。他當機立斷，拿出行囊中備用的毛巾、牙刷、牙膏、鞋襪到街邊的店鋪裏變賣。這些來自上海的日用品在內地還算是緊俏貨。大舅用換來的錢雇了一乘滑竿。乘滑竿翻越了大山。
兵荒馬亂、烽火遍地，14歲的弟弟千裏迢迢獨自一人前來投奔自己。我二姨激動得不知道說什麽才好。她傾其所有，招待弟弟好好吃了一頓，還給兩位返程的轎夫買了幾斤大餅做幹糧。
在二姨的幫助下，大舅順利考入流亡的開封中學作插班生。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中，國民政府依然把教育作為立國之本，每個來自淪陷區，在國立中學讀書的學生，每月都能得到8元的貸學金。8元錢雖然不多，但省吃儉用，足以維持一個學生一個月的生活。
第一次離開家，第一次自己獨立生活，大舅覺得什麽都很新鮮。暑期學校放假，人們都走親訪友去了。諾大的學校裏隻剩下我舅舅和一位男教師。十四、五歲的孩子正是膽大妄為，富有冒險精神的年紀。舅舅一時心血來潮，也沒告訴姐姐。就獨自一人帶著兩個饅頭進山“探險”去了。黃昏時分在密林深處，大舅居然還碰到了一隻在華中地區很難碰到的大老虎。我大舅當時嚇得腿都軟了。多虧老虎似乎還不餓。它並沒有過分為難我大舅，四處轉了轉，慢悠悠地走開了。大舅趕忙爬上一顆大樹，在樹上躲了一夜。第二天天亮才敢下樹，憑炊煙找到了一家山民家。淳樸的山民不僅招待我大舅飽餐了一頓，還送了他許多山裏的特產----柿子。
回到學校，大舅就病倒了，得了瘧疾。當時在內地根本弄不到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多虧二姨堅持不懈，每天在師專的學生宿舍裏燉好雞湯和中藥，不辭辛苦地跨過小河，送到開封中學的學生宿舍。二姨的摯著，二姨作為姐姐的關愛最後總算把我大舅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從那回冒險之後，大舅獨自一人再也不敢到處亂跑了。
初中畢業後，大舅考入了南陽戰區中學的高中部。時逢1942年河南大旱。農作物大麵積絕收。哀鴻遍野，南陽街頭餓殍隨處可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身插草標出賣自己，一斤饅頭就能領走一個姑娘。絕望的饑民們確實到了“易子而食”的悲慘境地。學校每天也隻能供給每個學生六兩口糧。而當年我二姨已經從師專畢業，隨她的夫君，一位國軍憲兵軍官，調防到西安去了。大舅獨自一人在南陽，第一次嚐到了饑餓的滋味。更糟糕的是日軍乘著大饑荒，越過黃泛區，大舉進攻。內鄉淪陷，南陽岌岌可危，學校停課，老師和學生們大多逃難去了。大舅孤身一人，進退兩難。欲去西安投奔姐姐而又沒有路費。
就在這危難的時刻，我二姨夫帶著一輛卡車趕到了南陽。原來二姨夫到西安後改行從事商貿。河南大饑荒，內鄉淪陷，南陽一線吃緊。二姨放心不下自己的弟弟。特地要姨夫冒險帶著一輛車來接我大舅。
二姨當年在西安已進入審計署做文員。我大舅順利抵達西安後，在姨夫和二姨的安排下，考入當地的高中，做了插班生。
1945年，就在抗戰勝利前夕，大舅高中畢業，在西安參加戰時大專聯考，考入了流亡在寶雞的河南大學理學院的數學係。
（四）卷入曆史的漩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八年抗戰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百年來積貧積弱的中國，第一次在入侵的強敵麵前挺起了胸膛，“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億萬同胞齊心禦侮，為民族的生存而浴血奮戰。八年間，我們中國雖然屢戰屢敗，大片國土淪陷，經濟上幾乎陷入絕境。但國民政府並沒有屈服，蔣先生率領全國軍民屢敗依然屢戰。三百二十萬將士血灑疆場，終於迎來了最後的勝利。遍體鱗傷的中國得以揚眉吐氣，與美、英、蘇等大國並列為四強，成為了聯合國的創始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抗戰的勝利，國家的崛起，在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中，激起了巨大的民族自豪感與民族自信心。舅舅少小離家，追隨堅持抗戰的國民政府，六年多顛沛流離，終於盼來了勝利與凱旋。隨河南大學重返故鄉，舅舅心中充滿了自豪感，充滿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壯誌與豪情。
文化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戰爭最艱苦的歲月中，為了民族文化的延續與傳承，舉步維艱的國民政府對背井離鄉，來自淪陷區大中學生嗬護備至。”刻苦讀書就是報效國家“，這是政府的期望，也是千百萬流亡學生秉持的理念。後來的曆史表明，二十世紀下半葉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學者幾乎都是國民政府在那個苦難的歲月中培養出來的。以我舅舅的勤奮與天賦，本可以成為我們民族文化傳承的火炬手。但一件極具偶然性的小事，卻徹底改變了舅舅的人生軌跡。
河南大學數學係當年有一位姓穆的講師，講課時語速快而且有濃重的口音，許多學生根本聽不懂他在講什麽，隻好自己課後再找書來讀。但在考試時，該穆姓老師又要按他講的內容來考，評分特別苛刻。中國自古以來師道尊嚴，許多同學敢怒而不敢言。我大舅憑著年輕人的正義感，挺身而出，直接找到穆姓老師說，您講課口音重，很難聽懂，許多同學都是在課下自己找參考書來看的。如果您考試非要照您講的內容考，讓大家都不及格的話，我們就要罷課，罷考，到校長那裏請願，要求換老師了。舅舅的抗爭有理有據，擲地有聲。穆姓老師不得不退讓，給所有同學都打了及格分。
這件事為舅舅在同學中贏得了很高的聲望，在而後的學生會選舉中，舅舅被推選為理學院的學生代表，參加了河南大學學生會工作。舅舅的人生軌跡也就從這一刻開始轉變了方向。
當年河南大學學生會基本上是被地下黨和左派學生所控製。左傾的宣傳無孔不入。年輕的大學生，特別是那些有激情，有家國情懷，以天下為己任的年輕人，很容易被那些“社會不公，官員貪腐，政府獨裁而殘暴 -------”的宣傳與社會現實所激怒。舅舅的思想日趨左傾。
“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是地下黨的宣傳口號，也是所有左傾學生追求的目標。1946年底，沈崇事件爆發，舉國震驚。地下黨煽風點火，全國五十多萬大中學生走上街頭，抗議美軍暴行，抗議“國民黨政府喪權辱國”，要求美軍滾出中國去。1947年，國共兩黨之間的內戰全麵爆發。為配合軍事上的行動。地下黨在全國範圍內鼓動學生走上街頭，“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各地的學生紛紛組團到首都南京請願、示威。地下黨掌控的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成為了各地赴京請願學生隊伍的接待站。
舅舅被選為河南大學赴京請願團代表，於5月22日乘火車赴南京。在南京，請願團一行13人，分頭到教育部、參政會、立法院請願，要求停止內戰，增加戰區學生貸學金，增加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教育部次長，原河南大學校長田培林，參政院秘書長，國民黨元老邵力子分頭接見了河大赴京請願的學生代表，以長者的身份勸告學生回校好好讀書，不要跟在別人後麵跑，不要被別人所利用。但請願團的學生代表們在左傾思潮的影響下，根本聽不進勸告，依然逗留在南京，積極參與各種抗議活動。當年河大請願團的學生代表中有三位是地下黨黨員。出於安全考慮，在各種請願和街頭宣傳抗議活動中，地下黨黨員都盡量不出頭露麵，由非黨的學生代表，諸如我大舅這樣懵懂的憤青，在前麵衝鋒陷陣，直接與政府軍警對抗。
5月底，國民政府為穩定後方，決定對激進的學生運動采取行動。得知消息後。河大請願團迅速兵分兩路，離開了南京。首席代表地下黨黨員盧治國等三人赴上海參加全國學聯大會；舅舅和其他9名代表乘火車返校。在火車上，部分學生代表主張到開封後，大家分散下車，分頭隱蔽。我大舅等不知內情的憤青則主張，我們是受全校同學委托赴京請願的代表，就該堂堂正正地回學校。
車到開封，車站裏軍警林立。我三姨夫冒險上車，告訴大舅和所有的學生代表，省政府明令通緝他們。學校也宣布開除了各位代表的學籍。學校已經回不去了，請大家立即分散出站，投親靠友，暫避風頭。
在三姨夫的掩護下， 大舅等人分頭混出了車站。在我三姨家躲了一天之後，大舅乘車趕到了鄭州。當年外祖父已輪崗到鄭州郵局任職。但政府通緝，家中難以久留，大舅拿著外祖父給的路費，再次踏上了逃亡之旅，前往河南漯河，投奔一位要好的同學。
據同學介紹，河大的一位校友是當地的富戶。抗戰勝利後集資在漯河辦了一所召陵中學，為地方作育英才。校長聘請的就是河大校友。舅舅遠來求助。學校董事會並沒有因為省政府明令通緝而歧視我舅舅，反而覺得人才難得，當即決定聘請他為初中二年級（新辦學校的最高年級）的專任教師。當年大學生在內地是稀缺人才。舅舅受過三年正規的大學教育，教授初中二年級的學生當然遊刃有餘。他不僅擔任初二年級的班主任，還兼任了除國文外的，數學、外語、物理、化學、生物等全部課程的教學，頗受師生的歡迎與敬重。
1948年中，內戰形勢逆轉，國民黨全麵進攻受挫，共產黨各路大軍轉入反攻。中原逐鹿，河南成了戰場。共產黨中原野戰軍所部對漯河再次形成包圍的態勢。國民黨整編六十六師十三旅進駐漯河防守。戰雲密布，學校不得不放假，大部分學生與老師都回家逃難去了，隻有舅舅和另一位外地教師無處可去，在學校留守。十三旅的炮兵連進駐召陵中學。炮兵連連長也是讀書人，很敬重做老師的人。舅舅他們沒了生活來源，也無處可去。連長便邀他們在連部同住，也提供給他們一份食品供給。
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裏，物價飛漲，市麵上物資匱乏，普通百姓生活頗為艱難。而十三旅作為中央軍嫡係部隊，供應充足，美式罐頭、餅幹、大米、麵粉應有盡有。在戰爭間隙中，還有人乘機盜賣軍糧牟利。炮兵連一位文書居然靠盜賣軍糧，在漯河城裏養了一個小妾。事發後，連長命人將文書綁了起來，當眾打得皮開肉綻。
不過，舅舅注意到，當晚連長卻親自去探望了被打得臥床不起的文書，含淚親手給他清理傷口並敷藥。這場景給舅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戰爭歲月中，國民黨軍隊顯然就是靠這份兄弟情誼來維係軍心和士氣的。當然這份靠兄弟情誼維係的軍心與士氣，與共產黨用“打土豪，分田地”，“保衛土改勝利果實”的政治動員所激勵出的軍心士氣，完全無法抗衡，這也許是國民黨軍隊在內戰中最終敗北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8年中，中原野戰軍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是圍點打援，在運動中伺機消滅國民黨部隊。因而漯河城區一直沒有什麽激烈的戰鬥。雙方相持數月後，中原野戰軍所部向淮河流域轉進。十三旅也撤離了漯河。臨行前，炮兵連長把多餘的餅幹、罐頭留給了我舅舅和那位教師，也算是占用學校校舍的一點兒酬傭吧。
在難得的戰火間隙中，舅舅決定離開漯河，先回鄭州。由於當時物價飛漲，舅舅教書近一年，薪金居然所剩無幾。臨行前，舅舅不小心打碎了另一位老師的一個暖水瓶。舅舅設法在黑市買到了一個新水瓶還給人家。買一個暖水瓶居然就耗盡了舅舅教書近一年的全部積蓄。身無分文，舅舅隻得變賣了連長留給他的那份餅幹、罐頭等食品，才勉強湊夠路費，回到了鄭州家中。
(五）投奔革命
1948年底1949年初，國共兩黨的精銳部隊雲集在平津、黃淮一帶進行決戰。河南地區戰火紛飛。普通百姓誰也不知道局勢會將如何發展。
舅舅在當年“反饑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中，雖然一度是衝鋒陷陣的學生代表，但骨子裏還是一個信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理念的舊式書生。
中原大地處處烽火，河南各中學，仿照抗戰時的舊例，南撤到浙江金華，組建了河南聯合中學，由政府提供戰時貸學金，安置河南各地為避戰亂南下而來的學生。主持聯中校務的負責人之一就是我舅舅的姐夫，我三姨的丈夫，以及河南大學的一批校友。舅舅也應邀到金華，在聯中任教。舅舅一邊教書，一邊期盼著戰火能早日平息，能早日得到一個繼續求學的機會。
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裏，許多年輕人更珍惜來之不易讀書機會，開封、鄭州不少初中、高中學生都隨學校南撤到了金華。其中包括我的二舅，一個當年隻有十五歲的初中生。在流亡的讀書生涯中，十五歲的二舅在課餘時間居然還成為了聯中籃球隊的主力。
隨著平津、淮海戰役中國民黨主力部隊的潰敗，戰火迅速蔓延到了江浙一帶。國民政府南遷廣州，失去經濟來源的河南聯中宣告解散。舅舅再度失業。他決定北上，到共產黨解放區，到戰火已經平息的北平，尋求繼續求學的機會。
舅舅認為自己是一個無黨無派的學生。戰爭誰勝誰負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和平。舅舅最大的願望就是到北平，中國的文化古都，繼續求學，成為 一名學有所長的社會賢達，能早日服務於社會，服務於鄉梓。
當年的共產黨人還很重視知識分子。進入解放區後，舅舅得知，各地的流亡學生返鄉，隻要到地方軍管會開張路條，一路上就可以享受免費乘車，免費食宿的優待。
舅舅經武漢，沿京漢鐵路到信陽。由於火車不通，隻得在信陽做短暫停留。信陽地區軍管會的軍代表熱情地動員我舅舅留下來，說部隊非常需要人才，希望我舅舅能加入他們的部隊。如果要繼續讀書話，他們也可以推薦我舅舅就近報考剛剛成立的中原革命大學。但舅舅執意北上，他總覺得北平是中國的文化古都，是自己向往已久的地方，那裏才是一個真正的讀書的地方。
回到鄭州，舅舅得知自己的大姐，我的大姨，已經被選為河南地區的婦女代表，前往北平參加新中國第一屆婦女代表大會。我的母親，我舅舅的妹妹，也捎信回家，說自己考入了新成立的華北革命大學。這些消息更堅定了我舅舅北上的決心。
1949年5月，舅舅抵達北平時，正值華北革命大學北京分校招生。新中國即將成立，共產黨組建政權，急需幹部，急需人才，熱切歡迎一切有知識，有文化的年輕人參加革命隊伍。無論是初中生、高中生，還是大學生，隻要經過一定的文化考試，都可以進入華北革命大學讀書。學校不僅免費提供食宿，還負責畢業後的工作安排。這對於過去在舊中國“畢業即失業”的許多大中學生來說，更具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報考者趨之若騖。舅舅作為河大的學生，很順利地通過了入學考試。
嚴格地說，當年的華北大學，也就是後來人民大學的前身，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學。隻是一個適應形勢需要的，為期四個月的幹部速成訓練班。學校主要是通過講授社會發展史，向新參加革命隊伍 的年輕人介紹馬列主義的ABC。
從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舅舅，一直不滿於舊中國的腐敗與社會不公。但他空有一腔熱血與激情，卻不知道社會的病根在哪裏，不知應如何著手改良這個社會。馬列主義的社會發展史向他揭示了一個嶄新的天地，係統闡釋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曆程；論證了私有製，特別是生產資料的私有製，是造成社會不公，造成剝削與壓迫的萬惡之源。馬列主義曆史學說宣示，共產黨人就是要徹底砸爛舊世界，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會。
馬列主義所宣示的美好社會與儒家學說的大同世界不謀而合。舅舅作為一個富有社會正義感的年輕人，很快就從心理上被這嶄新的理論所征服，覺得自己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從那一刻起，他就下定決心跟著共產黨走，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終身。
舅舅當年還很年輕，缺乏社會閱曆。作為一個理科學生，對社會科學基本沒有什麽了解與研究，很容易被一種嶄新的學說所吸引，所征服。六十多年以後，舅舅曆盡人間滄桑，才逐步認識到，私有製其實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源動力。“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是個體尊嚴與自由的根本保障。鏟除私有製也就鏟除了每個個體的自由與尊嚴的基礎。在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都不能幸免於難，就是這個簡單道理的最好說明。當然，人們對社會的認識是需要有一個過程的。舅舅隨著年齡與閱曆的增長，對社會認知的逐步深化，也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1949年底舅舅從華北革命大學“畢業”。他滿懷為共產主義理想，為新中國而奮鬥的激情，申請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報名參加了學校所組織的南下工作團，準備奔赴共產黨最新解放的南方地區工作。
華大南下工作團一行500餘人在武漢作暫短停留後，隨四野的部隊來到了廣西。舅舅原以為隨軍南下，離開大城市，到新解放的地區工作，不過就是生活條件艱苦一些而已。但到廣西之後，舅舅才發現，新解放的地區不僅生活條件艱苦，工作環境也很險惡。在清匪反霸，建立基層政權，開展土地改革的運動中，南下工作團500餘人被土匪殺害，在戰鬥犧牲的，人員就高達200餘人。
（六）清匪反霸與土改
南下工作團抵達廣西後，舅舅作為優秀學員被分配到省委政策研究室。當時南寧尚未解放，新組建的省委暫駐桂林。
四野部隊於1949年底解放了廣西全境，國民黨部隊被擊潰後，散兵遊勇與部分地方民團武裝逃入十萬大山，與各地土匪勢力合流，以反共救國軍的名義，騷擾地方，甚至攻城掠地，殺害地方幹部。
清匪反霸，組建地方基層政權，征集糧食，保證大城市供應，成為新組建的廣西省委的主要任務。大量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被抽調出來，組成工作組，前往各地推動清匪反霸和征糧工作。我舅舅當年也是工作隊的成員。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舅舅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一次是在梧州桂平縣。舅舅所在工作隊前往一個鄉政府，推動征糧工作。由於鄉長工作不力，工作組代表縣委宣布撤銷鄉長職務。原定第二天召開全鄉大會任命新鄉長。但縣裏通知要開緊急會議。工作組全體成員連夜趕回縣城。不想當夜上百名土匪就包圍了鄉政府。鄉長率領鄉幹部拚死抵抗，全部壯烈犧牲。
第二次是在梧州大宣鎮。工作組為推動征糧工作，帶著鄉裏一百餘名民兵進鎮，駐紮在一家大地主的庭院內。當地反動分子秘密向土匪報信。數百名土匪下山，包圍了大宣鎮。槍聲響起，正巧在附近路過的四野一個營的部隊聞訊趕到，對土匪形成了反包圍的態勢，迫使土匪暫停了對工作隊的圍攻。聽說解放軍趕到，工作隊軍心大振。舅舅和工作隊另一名年輕人自告奮勇，外出偵察敵情。二人肩挎卡賓槍，腰別盒子炮。大搖大擺地跑到鎮口。鎮口的開闊地距土匪占踞的土丘直線距離不到一百米。與土匪對峙的解放軍急的大喊：“臥倒，快臥倒！”舅舅他們還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裏四處張望。土匪中有國民黨正規軍軍人。他們大概也看出來了，兩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都是生瓜蛋子，沒有任何戰鬥經驗，不值得浪費子彈。有限的子彈要最大限度地留著對付解放軍。就這樣，我舅舅和另外那個年輕人不知不覺間在土匪的槍口下揀回了一條命。
清匪反霸工作告一段落後，舅舅被調到《梧州日報》擔任記者。報社的負責人是四野的一個師長。舅舅由於筆頭快，報道見報率高，很快就被評選在廣西十大優秀記者之一。梧州地委想把舅舅留下，省委不肯放人，1950年底把他召回了南寧。
當時的省委政策研究室根據形勢需要被一分為二，分別成為了農村工作部與城市工作部（也就是後來的工業部，工交部）。舅舅被分到城市部。
1950年底，廣西清匪反霸工作取得全麵勝利。省委決定在全省開展土地改革運動，省委機關幹部再次被抽調出來，組成工作隊，深入各地推動土地改革運動。
舅舅所在的土改工作隊由省委的一名處長帶隊，進駐南寧近郊的農村，以鄉為單位，每個幹部負責一個自然村（在廣西叫墟）。舅舅所負責的村子叫心墟。
土改開始前，二野的張雲逸在廣西主持工作。生於廣東僑鄉的張，上書中央，認為廣西華僑眷屬多，也應該算是僑鄉，土改應以和平手段為主，以少殺人為宜。但當時的中央卻認為張對土地改革運動的指導思想右傾，不利於運動的開展，改派陶鑄到廣西主持土改工作。
陶到廣西後，按中央的指示大開殺戒，提出不大規模地鎮壓“惡霸地主”就不足以充分發動群眾的觀點。各地土改工作隊進村之後，就深入各村貧苦的人家，“紮根串聯”，發動群眾，與地主富農開展鬥爭。
六十年後回顧起來，當年的貧農，大多是沒有什麽文化，不善經營的農民，其中包括不少好吃懶做，遊手好閑的痞子。而村裏的地主與富裕農戶，大多都是頭腦靈活，善於經營，能吃苦耐勞的勞動者。所謂“依靠貧農，打擊地主富農”，實際就是要依靠落後的“生產力因素”，打擊農村富有活力的“先進生產力因素”，這也許就是新中國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內難以解決糧食問題和農民溫飽問題的症結之所在。
但當時的人們並沒有這種認識。按照馬列主義學說，農村廣大農民是受地主、富農的剝削壓迫而陷於貧困的。共產黨人必須領導廣大農民群眾打倒地主階級，把土地分給貧困戶，才能使廣大農民徹底翻身得解放。“打土豪、分田地”，正是共產黨贏得億萬農民支持，多年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原因。
派駐每個村的土改工作隊隊員，任務就是要訪貧問苦，發動貧下中農打倒地主與富農。我舅舅所在的“心墟”，主要是由魏姓與賴姓的兩大家族組成。村裏兩姓之間的宗族矛盾遠大於貧富之間的矛盾，而且當地農民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一時間接受不了強奪他人土地財產的“革命思想”。發動群眾的難度不小。
但當時以陶鑄為首的廣西省委卻認為，農民參與土改的積極性不高是由於地主惡霸的餘威尚存，廣大農民心存畏懼。隻有對地主惡霸實施堅決的鎮壓，打掉他們的威風，才能消除廣大農民的顧慮，鼓動他們積極參與土地改革運動。
在這種左傾思想的指導下，殺人之風越演越烈。舅舅所在地區的土改工作隊規定，鎮壓地主惡霸是發動群眾的必要條件，每個自然村最少都要找出一名以上的惡霸地主進行鎮壓。
舅舅走訪村裏的兩姓群眾，請大家評議，應該把誰定為村裏的惡霸地主。但所有的貧下中農都說不出個所以然。因為理論上無惡不作的惡霸地主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常見。“積善之家方有餘慶”，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多數農村的富裕人家都知道，“積德行善”的睦鄰之道才是能澤及子孫的長久之計。竭澤而漁，做事不留餘地，從長遠來看，隻能是條越走越窄的絕路。村裏的每家富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善行善事足錄。
找不出“惡霸地主”，就無法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最後，還是舅舅所借住人家的賴姓房東提出，要說反動的“惡霸地主”，也許魏姓的老族長可以算一個，他家不僅有錢有地，還經常出麵在村裏以各種名目征集糧款。不久前，國民黨潰兵路過此地，也是他出麵征集糧款，支應敗兵的。
舅舅作為一個讀書人，心裏當然清楚，征集糧款修橋鋪路，賑濟災民是公益行為，支應敗兵也是為保護村民不受騷擾，以此把德高望重的魏姓老族長定為惡霸地主，不僅證據不足，恐怕也無法服眾。
在難以取舍的情況下，舅舅把村民的種種說法，向帶隊的處長做了匯報。處長根據上級製定的土改工作原則裁定，就拿老族長開刀。
老族長作為“惡霸地主”在全村大會上被批鬥，隨即被槍決。“群眾”終於“發動”起來了，村裏成立了農會，“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終於開展了起來。-----
多少年之後，每次回想起老族長那顫顫巍巍的身影，舅舅心中都有一絲隱隱的愧疚。
（七）情感的歸宿
舅舅年輕時，人生得清秀，舉止儒雅，在異性中頗有人緣。但也許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也許是受外祖父方正古樸的性格影響，舅舅麵對異性時，往往很拘謹，不善言辭，所以在求學時一直沒有結交女朋友。
當年在國民黨潰敗，金華的河南聯中解散後，舅舅跑到南京，投奔姐姐、姐夫，也就是我的二姨與二姨夫。二姨夫當年是徐州剿總劉峙的副官。他覺得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裏，早點給我舅舅找個女朋友，也許可以拴住他的心，省得他四處亂跑，讓人放心不下。
在二姨夫的介紹下，舅舅在南京結識了李佩，一個相貌氣質都很出眾的女孩。雖然李佩當年隻是一名高中學生，但她出身名門，家學淵源，與我舅舅很談得來，兩人也算是一見傾心吧。李的父親是國民黨聯勤總部的中將軍官。當時聯勤總部正在安排高級官員的眷屬赴台。李佩希望舅舅跟她一起走。但舅舅當時不想赴台，不想跟國民黨去那個“荒蠻的小島”。舅舅委婉地表示，他想繼續求學，當一名記者。李表示，那她也可以和我舅舅一起去香港。她父親在那裏有很多朋友，可以幫助我舅舅實現自己的理想，但舅舅當時雖還沒有接觸馬列主義的熏陶，但心中還有幾分大男子主義思想在做怪，不願“吃軟飯”，總想憑自己的能力闖出一番天下，再與李談婚論嫁。
李失望之下隨軍去了台灣。到台灣後，她還不止一次地給我舅舅寫信，希望他能回心轉意。-------
這段情緣後來雖然隨風而逝，但在舅舅心中卻留下了一份最美好的回憶。而後十多年間，舅舅一直珍藏著李佩送給他的照片與信函，直到文革中，舅舅即將被當作“現行反革命分子”隔離審查時，他才忍痛銷毀了珍藏多年的照片和信函。
考入華北大學，馬列主義教育給舅舅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天地，使他覺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意義，那就是要為勞苦大眾的翻身解放 ，為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新生活點燃了新的激情。在學校分組學習談論會上，一個熱情洋溢，才華橫溢的姑娘引起了舅舅的注意。她當年隻有18歲，來自於一個富裕的資本家家庭，是山東大學的在校學生。為參加革命，獨自一人來到北京，投考華北革命大學。姑娘的才華，姑娘像火一樣的熱情深深吸引了我的舅舅。兩個多月的時間兩人就建立了特殊的感情。華北大學畢業時，姑娘被分配去東北俄專進修外語，我舅舅被分配到南下工作團去廣西。作為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兩人都覺得應該無條件地服從組織分配。分手時兩人很有幾分依依不舍，而後還維持了兩年多的通信。姑娘幾次要到廣西都未能成行。在當年的交通條件下，從東北到廣西邊陲無異是到天涯海角。清匪反霸的緊張工作和當年那漂泊不定的“戰鬥生涯”終使這段戀情無疾而終。
在而後的土改工作中，和舅舅在同一土改工作隊的有一個高中畢業參加工作的姑娘白逸珍。白生性活潑，能歌善舞。她很欣賞舅舅的幹練與才華，主動展開感情攻勢，很快就虜獲了我舅舅的心。但土改結束後，舅舅被省委召回南寧，姑娘被分配到柳州。南寧與柳州雖然不遠，不想姑娘性格外向，在新的工作環境中很快就結交了新的男友。感情上的挫折給了舅舅一次沉重的打擊。他心灰意冷，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一直再沒有結交新的女朋友。
當年在南下幹部中知識分子很少，舅舅的才華與學識，舅舅的幹練與沉穩很快就使他在新組建的省委工交部脫穎而出，被破格提拔為部辦公室副主任，成為工交部部長段遠鍾的得力助手。經常代表工交部外出做報告，在南寧市政府機關圈子裏也小有名氣。
段1936年參加工作，參加革命前曾任小學教師，也是一個有文化的老幹部。段不僅能用人，也很關心部下的生活。他看到我舅舅年近三十還孤身一人，就發動大家幫我舅舅介紹對象。但舅舅一直不太積極。段最後親自出馬，邀請我舅舅到他家吃飯。段邀請的女方是南寧市團委副書記封佩玲。封佩玲不僅能幹，待人熱誠，而且在各種文藝活動中特別活躍，據說很多歌隻要聽一遍，她就能唱，也算是南寧黨政機關裏的名人。兩人一見麵，就不約而同地說道：“原來是你啊！”
舅舅很欣賞封佩玲的天真率直的性格，封也很傾慕我舅舅的才華。在段部長和團市委領導的撮合下，1955年11月我舅舅和封佩玲結婚，終於結束了他單身漢的生活。
（八）急流險灘等閑渡
舅舅當年在廣西省委工交部工作，雖然很受領導賞識，出任辦公室副主任，是部裏的筆杆子，很多政策性文件的起草人。但身邊依然暗潮洶湧。部裏有很多文化程度不高，但資格很老的工農幹部。他們對於部裏破格提拔、重用沒有經過戰爭考驗的年輕幹部很有意見，有些年輕幹部也看不起那些辦事能力較差的工農幹部。當年在廣西各黨政機關，新老幹部之間的矛盾是個普遍存在的現象。舅舅埋頭工作，對此也沒有太在意。
沒想到，在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後，這種矛盾就凸顯出了其凶險的一麵。工交部右派名單是在工交部機關黨支部的會上討論決定的，除三名大家一致同意定為右派的幹部外，支部書記，一名資深老幹部提出，我舅舅周宗賢也應定為右派分子，並提出了一係列理由。身為工交部黨組負責人的段部長當即表示，周的問題可以放放再說，再觀察一段時間。
段部長雖然可以保得了我舅舅一時，但在當年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攻”，歧視知識分子的大氛圍下，保不得我舅舅長久。最後段想出一個辦法。把我舅舅和一批年輕幹部下放，下放到廣西日報和建設中的廣西糖廠鍛煉。據說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讓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道路。當年這種做法，包括“將軍下連當兵”，都是一種很時髦的革命之舉。
我舅舅，連同我舅媽封佩玲，被下放到正在興建的桂平糖廠基建工地當工人。舅舅被分配當鉗工，舅媽當車工。從省委機關幹部到工人當然落差很大。但總算逃過了“反右運動”的劫難。由於舅舅的工作能力和工交部下放幹部的背景，他到工地後不久就被提拔為工地黨支部書記。但他這個支部書記並沒有真正的決策權。工地有一個技術人員很能幹，但不會迎奉領導。在反右補課運動中，工地黨支部副書記，一個工農出身的領導幹部堅持要將其打成右派。我舅舅百般反對，但最後也沒能把那個技術人員保下來。
反右運動過後，舅舅被提拔為正在建設中的南寧糖廠廠長，同時兼任廣西建築安裝公司黨委副書記。適逢“大躍進”，要實現領袖“超英趕美”的戰略宏圖，廣西工交戰線各行各業急需像我舅舅這樣年輕有辦事能力的幹部。舅舅剛到南寧糖廠後不久就接到一項任務：24小時之內建起糖廠五百平米的主廠房，上麵將派記者到施工現場采訪，並向全國直播。
當時全國大躍進已進入高潮，各行各業都在大放“衛星”。水稻畝產都超過了十萬斤。南寧糖廠24小時建成五百平米的主廠房也是廣西公交戰線擬放射的一顆新“衛星”。麵對這棘手的任務，舅舅沒有退縮。當年他還年輕，有銳氣。在“超英趕美”，“一天等於二十年”的躍進風潮中，他覺得自己身為領導所信任的黨員幹部，就應該有敢闖敢拚，迎難而上的大無畏精神。不過舅舅在建築工地工作了一年多。深知建築是百年大計，是需要對子孫後代負責的。為盡最大可能保證建築質量，舅舅加派人手先行做好所有的前期工作。諸如打地基，備齊各種建築材料，調集所有機械設備，並預先運到施工現場指定位置。然後請領導和記者到場，集中全廠所有人力，二十四小時內就把主廠房搭建了起來。
成功發射“衛星”之後，上麵要求糖廠再創“奇跡”------ 自行研製精密車床。當年糖廠使用的精密機床是國內製造不出來，需要從東歐進口的。廠裏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一致認為以現有的技術和設備，是根本無法自製出所要求的精密機床。舅舅認為自己是黨員幹部，在這個躍進的時代，應該有迎難而上，勇於開拓，勇於創新的戰鬥精神。他深入車間、科室，多次開會動員，做細致的思想工作，與工人和技術人員一同“摸爬滾打”，最後總算把精密車床“研製”了出來。當然在那個時代，憑“敢想敢幹精神”研製出來的所謂“精密車床”，在短暫的輝煌之後，很快也就被封存在了庫房深處。
在那“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躍進歲月中，舅舅身為糖廠建設指揮部的一把手，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吃住在工地上，連兒子出世都沒空兒去看一眼。我舅媽生孩子時難產。多虧北京婦產醫院有一位主任被下放到南寧。那位主任現場憑她高超的醫術及時為我舅媽實施了剖腹產手術，才保全下了母子二人的性命。當時也許是營養不良，或工作過累，舅媽根本沒奶。市麵上也訂不到牛奶。孩子眼看就要不行了，我舅舅都快急瘋了。他千方百計托人，最後總算走後門直接到奶廠訂到了兩份救命的牛奶。
（九）文革風雨
大躍進過後，我舅舅重新回到了工交部，先後任辦公室副主任、主任，成為了工交係統最年輕的司局級幹部。1964年外交部、對外經委，僑辦和中組部聯合到全國各省區挑選幹部充實外交戰線。挑選標準是年富力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實際工作經驗。舅舅被選中，1965年奉命到北京對外經委報到。外經委和中組部人員要求我舅舅輕裝赴京，準備出國任商務參讚。
但到北京報到時，對外經委主管幹部的副主任卻告訴我舅舅，情況有變化。舅舅已經被改派到僑辦，到新成立的外國語專科學校工作。當年中國正忙於在第三世界推動“反帝反修”鬥爭。而推動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需要幹部。經總理特批，僑辦以原北京市華僑補習學校為基礎創辦了一所特殊的外國語專科學校，專門招收來自印尼，緬甸和東南亞各國的僑生，為東南亞地區的革命發展培訓後備幹部。廖承誌親任校長。舅舅被任命為該校校長辦公室主任。舅媽被任命為校團委書記和印尼語係的支部書記。
新學校開學不久，1965年的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吹響了文化革命的戰鬥號角。隨著彭陸羅楊的垮台。僑務係統也受到巨大衝擊。廖承誌，方方都成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新設立的外國語專科學校被下放到北京市，歸口西城區委領導，擬更名為“北京第三外國語學院”。
1966年6月文革全麵爆發，北京各大專院校和個中等學校的學生和教職員工紛紛起來“造反”。中央迅速派出工作組到各個學校控製局麵。在僑委所派工作組的指引下，主持工作的劉副校長，我舅舅和舅媽三人被打為學校裏的“三家村”反黨小集團。所幸當時學校實際已經停辦，隻有一屆學生。而且在學生和教職工中華僑占了絕大多數，所以運動進行得還比較文明。舅舅舅媽雖然被批判，倒也沒受什麽皮肉之苦。
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工作組被指責壓製學生，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被迫撤出北京各大中學校。一時間學校裏大亂，學生和教職工分為兩派，一派支持劉、周、封，認為他們是革命領導幹部，一派堅持認為“劉周封”是反黨小集團。
1967年2月，在打倒了劉鄧陶，文革獲得初步成果之後，為控製混亂的局麵，中央從部隊抽調幹部，以宣傳隊的名義進駐各學校。進駐外專的“軍宣隊”最初由一位軍級幹部帶隊。那位高級幹部年長，地位高，為人比較厚道。在他領導下，學校很快恢複了秩序，兩派大批判都進行得比較文明。但遺憾的是這位高級幹部很快就被調回了部隊，留下一位宣傳科的副科長領導駐校的“軍宣隊”。這位副科長也許是為了個人的前途，也許是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鼓動學校造反派加大了對“走資派”，各色牛鬼蛇神的批判與鬥爭。學校裏的氣氛日漸緊張。我舅舅、舅媽自運動開始被衝擊以來，一直還能相濡以沫，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如今軍宣隊領著造反派“雞蛋裏挑骨頭”四處尋找“階級鬥爭新動態”，弄得舅舅、舅媽晚上回家彼此之間都不敢多說話，謹防第二天隔離批鬥，雙方對家內對話交代不一致而惹出麻煩。
盡管我舅舅、舅媽小心得連咳嗽都不敢高聲，但可怕災難還是無情地降臨了。1967年夏，全國武鬥進入高潮。遠在廣西的造反派也分為對立的兩大派，“聯指”和“四二二”。雙方各自以推出自己選擇的領導幹部為旗幟，爭奪廣西地區的領導權。武鬥時雙方大開殺戒，無辜死難者竟高達十萬人。被雙方推舉為“旗幟”的領導幹部，為避禍紛紛逃到了北京。其中就有我舅舅擔任公交部辦公室副主任時的主任謝王崗。謝王崗和袁家柯是”四二二派“擁戴的領導幹部，為躲避”聯指“的追殺而逃到北京，四處流浪。因為謝、袁都是舅舅、舅媽的老同事，謝還是我舅舅、舅媽的結婚介紹人，舅舅舅媽理所當然地收留他們在家住了兩個多星期。當時我舅舅為小心起見，特地為謝袁的逗留到學校和派出所做了登記並為他們報了臨時戶口。其實廣西的一些領導幹部雖然分別被不共戴天的“聯指”和“四二二”所“擁戴”。其實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麽“深仇大恨”。我舅舅在廣西工作時的老上司，原工交部部長段是“聯指”所擁戴的領導幹部。段到北京避風，也曾到過我舅舅家，也曾與謝、袁等人把手言歡，同桌吃飯，沒有任何分歧與隔膜。
不幸的是，廣西兩派在北京開會解決廣西問題時，康生代表中央文革突然無端指責謝王崗，袁家柯是國民黨特務，是跳動廣西武鬥的“黑手”。這一下兒，我舅舅和舅媽也因為曾收留過謝、袁而犯了對抗中央，庇護反革命分子的重罪。學校軍宣隊聞訊如獲至寶，立刻把我舅舅關進了學校隔離室，日夜批鬥，逼他交代參加謝袁反革命集團的內幕。我舅媽雖然沒有被隔離，每天也被批鬥，承擔著交代自己和我舅舅反革命罪行的巨大壓力。軍宣隊想從我舅舅這裏找到突破口，為中央挖出廣西反革命大案。無奈我舅舅舅媽頂這巨大的壓力，就是不吐口，不承認與謝袁勾結，對抗中央。
在此情況下我那不到十歲的表弟也遭了殃。先是樓上孩子家丟了十塊錢。孩子指控是曾到他家玩過我表弟偷的。已經背負有反革命罪名的舅舅舅媽不敢辯白，隻能賠錢，道歉。軍宣隊以此為由，半夜闖進我舅舅家，把不到十歲的表弟從床上抓走，名為“辦學習班”，實為對孩子威逼利誘，想從孩子嘴裏找到突破口，逼舅舅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