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星紅旗下成長》 第四部
不 周 山 下 紅 旗 亂
批 判 會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通知，宣布暫停全國性的“串聯”。轟轟烈烈的“大串聯”應聲落幕，正在各地“遊山玩水”的數百萬大中學生陸續乘車乘船返鄉。北京各中學的學生返京之後，發現學校內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昔日威風八麵，以幹部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組織大多已如“雪山般消融”。昔日“黃崽子”、“黑崽子”們紛紛揭竿而起，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組織。這些造反派組織以各種形式對運動初期，工作組和幹部子弟壓製運動，迫害同學、老師的行徑進行了大規模的控訴和批判。
幹部子弟從運動初期叱吒風雲的主宰淪為學校裏各種批判會上被批判的“負罪者”和“過街老鼠”，心理上的落差和那種酸甜苦辣的滋味完全不足與外人道。11月下旬，京工附中的幹部子弟返回學校時，發現整個教學樓內到處都是昔日“黑崽子”、“黃崽子”們所組建的戰鬥隊和“新型紅衛兵組織”。批判幹部子弟運動初期暴行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幹部子弟們一怒之下，糾集人馬撕毀大字報，用皮帶把所有造反派學生趕出了教學樓。
被打得鼻青臉腫的造反派學生跑到僅有一牆之隔的工學院，向工學院的學生造反派組織求援。工學院的學生造反派組織是“首都三司”的成員。“首都三司”全稱“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是由“地院東方紅”朱成昭等人發起組織，是“炮打司令部”，衝擊中央黨政領導機關的急先鋒，是中央文革麾下的嫡係部隊。聽說附中的幹部子弟“反攻倒算”，驅逐造反派，占領教學樓。工學院方麵立刻派出學生糾察隊前往“彈壓”。附中的幹部子弟占據教學樓，開始還想負隅頑抗。但幹部子弟們僅靠手中的皮帶、僅靠臨時堆積起來的桌椅板凳，根本擋不住人多勢眾，手執棍棒、木槍的“工學院學生糾察隊”。一番激戰過後，幹部子弟們被打得頭破血流，狼狽而逃。
一般來說，城裏各中學，造反派學生與幹部子弟實力相差並不懸殊，除了“大字報聲討”，和批判會上的“唇槍舌戰”外，很少有大規模的暴力衝突。但在西郊各高等院校的附屬中學，情況則截然不同，高校附屬中學的造反派學生背靠大學本部的造反派學生組織，對幹部子弟形成碾壓態勢。類似京工附中的那類暴力衝突在各大學附中發生了不止一起。每次都是幹部子弟被打得落花流水，倉惶而逃。
不甘受辱的幹部子弟決定聯合起來，12月6日在北大附中組建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聯動”主要由西郊各高等院校附屬中學的“老紅衛兵”，以及部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東城區糾察隊”，“海澱區糾察隊”的骨幹分子組成。
“聯動”成立之後，幹部子弟三五成群地騎車上街，四處張貼大標語：———
“堅決反對中央文革鎮壓革命幹部子弟的錯誤行為！”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反革命組織！”
“打倒三司！活捉朱成昭！油炸蒯大富！”
“打倒戚本禹，批判張春橋！中央文革某些人犯了路線性錯誤！”
“反對中央文革某些人打著革命的旗號迫害老幹部！”
………………
這些大標語均落款“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一時間，“聯動”大名遠揚。“聯動”的崛起引起了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視。根據中央文革的指示，“首都三司”派出了大量糾察隊人員到街頭巡視。一旦發現“聯動”人員張貼攻擊中央文革的標語，立即抓捕，扭送公安部看守所。在幹部子弟眼中，公安部本是無產階級的專政機關，如今居然和所謂造反派沆瀣一氣，拘押革命幹部子弟。是可忍，孰不可忍！“聯動”多次糾集人馬到公安部抗議，要求放人，均無功而返。
“聯動”與“三司”的衝突越演越烈。12月26日，“聯動”在北京展覽館組織了“破私立公誓師大會”。這可以算是一次“聯動”的組織大會，動員大會。到場的“聯動”成員有近千人。會後“聯動”士氣大漲，成群結隊地上街，公開張貼標語攻擊“中央文革”，否定“炮打司令部”，否定當前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11日，“聯動”再次組織數百人到公安部大門前，抗議公安部拘押幹部子弟，要求公安部無條件放人。這是“聯動”第六次衝擊公安部。雖然公安部方麵組織幹警在大門前設置了三重“防線”勸阻，但天黑後還是有一百多名“聯動”人員突破警戒線衝進了公安部大院。當時公安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長於桑從事保衛工作多年，是處理突發性群體事件的老手。他當即下令，命辦公廳主任和部機關各級幹部出麵，以天寒地凍，怕各位“紅衛兵小將”受凍感冒為由，引領“聯動”人員進入公安部禮堂。禮堂裏溫暖如春，公安部大小官員和顏悅色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聯動”人員的敵對情緒。鑒於天色已晚，“聯動”人員尚未吃飯，公安部食堂送來了大桶的熱米粥，成筐的麵包、香腸和榨菜。在場的公安部官員真誠地邀請“聯動”人員共進晚餐。公安部的官員們一邊吃，一邊傾聽“聯動”成員訴說他們的委屈與不滿。晚飯過後，偌大的禮堂變成了公安部官員與“聯動”成員三五成群的聊天場所。公安部官員告訴大家，於桑副部長已趕赴中南海向中央領導匯報大家的訴求，請大家耐心等待。
午夜十二點，公安部從北京市公安局和衛戍區調來的大批軍警均已到位，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路口和胡同裏布下了天羅地網。此時，於桑副部長終於露麵。他當眾宣布，中央正在開會研究大家的訴求。請大家明天上午十點再來聽結果。“聯動”成員中，高級幹部子弟為數不少。他們知道，中央最高領導都是“夜貓子”，白天睡覺，夜裏工作。所以大家並沒有懷疑於桑的說法。幾個小時的相處，這些“聯動”的成員已經和在場的官員們聊成了“朋友”。既然夜已深，明天才會有結果。“聯動”成員折騰了一天也都累了，需要回家休息。於是大家與在場的警官們握手告別，分批離開了公安部。在公安部大門前停有自行車的“聯動”成員紛紛自行騎車回家。少數沒騎自行車來的，由公安部派車分四條路線送大家回家。
當然這些“聯動”成員離開公安部後，沒走多遠，便被張網以待的軍警抓捕。乘坐公安部大巴的幹部子弟則被直接從後門送進了公安部看守所。半小時不到，參與衝擊公安部的“聯動”成員幾乎全部落網。隻有少數比較機警的“聯動”成員注意到公安部送行官員神色有異。他們離開公安部之後，便借助夜幕的掩護，混入途經天安門廣場的騎車人群，幸運地逃脫了公安部所布下的“天羅地網”。
對於被捕的“聯動”成員，公安部組織人力連夜進行登記，分類關押。一時間公安部大樓裏燈火通明，警衛林立。公安部看守所所有監房人滿為患。
大批幹部子弟被拘捕的消息很快就泄露了出去。第二天天剛亮，一輛黑色的吉斯轎車就開進了公安部。當年蘇製“吉斯”牌轎車是政治局委員以上最高級官員的配車。該車車前窗上帶有中辦的特殊通行證。公安部的層層警衛自然不敢阻攔。轎車直接開到了公安部看守所。忙了一夜的辦公廳主任和看守所所長立刻迎了出來。車上下來的是董必武的秘書。他冷著臉說，奉總理指示，要見董良格。董良格是公安部昨晚拘押的“聯動”成員之一，董必武的公子。辦公廳主任那敢怠慢，立刻命人帶出董良格。秘書二話不說，拉起董良格就上了車。看守所所長和辦公廳主任麵麵相覷，誰也不敢出麵攔阻。
董必武秘書帶走董良格一事，辦公廳立刻向於桑做了匯報。於桑當機立斷，下令將全部拘押的“聯動”成員轉送北京市公安局下屬的“炮局看守所”，以防有人再次強行劫走“人犯”。炮局看守所，位於東城雍和宮附近的小胡同中，是日據時代修建的看守所，位置隱秘，警衛森嚴，外人很難強行闖入。
大批“聯動”成員被捕震動了整個北京，特別是西郊各軍隊總部大院。因為被捕的大多都是這些總部大院裏的高級幹部子弟。但當時“炮打司令部”的風潮正烈，從中央到地方，無數省部級幹部被批判，被打倒。煤炭部部長張霖之居然被造反派在批判大會上活活打死。“炮打司令部”的風潮雖然暫時還未衝擊到各軍隊總部，但造反派學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衝擊黨政機關，批鬥領導幹部的種種慘烈情景足以讓將軍們膽顫心驚。因此當自己的兒子也被捕入獄時，將軍們雖很憤恨，但也無可奈何。
為了防止反抗情緒和反抗行為在北京中學幹部子弟中蔓延，“中央文革”一邊公開宣布“聯動”為反革命組織，一邊動員各中學的造反派學生組織召開各類批判大會，批判“聯動”，並將其中的頑固分子扭送公安機關。一時間北京城裏“風聲鶴唳”，弄得許多幹部子弟躲在家中，不敢到學校露麵。
第四部第二章
軍 訓
“中央文革”正式宣布“聯動”為反動組織之後，北京各中學的造反派聞風而動，掀起了批判“聯動”的狂潮。高壓之下，“聯動”雖已不能公開活動，但在幹部子弟中敵視“中央文革”，敵視“文化大革命”的情緒越演越烈。中共中央在1967年1月決定對北京各中學實行“軍訓”。一是為控製北京各中學的局麵，二是為防止幹部子弟中反文革的思潮與反文革的勢力泛濫。
負責軍訓的軍代表進駐八中之後，隨即發出通告，要求全體學生返校“複課鬧革命”，並宣布將學生按部隊編製編組。每班為一個排，每個年級為一個連，全校為一個營。但剛剛經曆過1966年大風大浪的學生，特別是高級幹部子弟，根本沒把小小的軍代表和軍代表所發的通告當回事兒。其他同學也並沒把“軍訓”過於當真。每天到校參加“學習”的人員寥寥無幾。隻有大型的批判會，涉及到學校裏前一階段具體的“是是非非”，才會吸引較多的同學參加。
幹部子弟大多不願參加軍代表和學校裏造反派學生所組織的全校性批判大會。這類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最終都會落腳於對運動初期劉鄧工作組的批判，對以幹部子弟為首的老紅衛兵組織惡行的揭發，以及對“聯動”的聲討。許多幹部子弟覺得參加這類批判會是自取其辱。隻有以喬勇為首的一批高級幹部子弟每次都堅持參加。他們覺得自己行得端，走得正，是堂堂正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絕不能在各色“牛鬼神蛇”麵前示弱，一定要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那種“咬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西南北風”的傲骨。
當然，軍代表們也明白，每次開全校性大會，最後幾排，身穿將校呢軍裝的幹部子弟正襟危坐，一言不發，也是一種抗爭，一種無言的抗爭。這抗爭終於在二月初的一次批判會上爆發了。
那是一次批判運動初期“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各學生造反派組織的代表紛紛上台，控訴運動初期工作組和幹部子弟壓製革命，迫害同學和老師的罪行。在場的數百名學生群情激奮，呼喊口號的聲音此起彼伏。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毛主席萬歲！”
“共產黨萬歲！”
……………
在此起彼伏的口號聲中，坐在禮堂最後幾排的幹部子弟卻麵無表情，保持著沉默。學校軍代表的負責人走到後排，沉著臉問道：
“剛才我注意到全場喊口號，喊共產黨萬歲時大家都舉了手，喊毛主席萬歲時，你們都不舉手。各位是有什麽不同意見嗎？”
軍代表的質問很刁鑽，有一種泰山壓頂之勢。“……有不同意見，喊毛主席萬歲不舉手……”，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個足以置人於死地的罪名。在場的幹部子弟臉色大變。坐在喬身邊的劉魯豫猛然站起身來。他臉色鐵青地答道：“有不同意見又怎樣？”
所有幹部子弟聞言都站了起來。大家同仇敵愾，冷冷地盯著軍代表。那冷若冰霜的眼神使軍代表不寒而栗，他猛然意識到，站在麵前的這些年輕人，父母大約都是軍級、兵團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自己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營級幹部。如果因剛才挑釁性的語言引發重大事端，自己恐怕吃罪不起。開除黨籍、軍籍都是小菜一碟。
在場的另外兩位軍代表和負責維持會場秩序的學生代表發現情況異常，立刻都趕了過來，軍代表負責人臉色蒼白地揮了揮手。
“沒事兒，大家都坐下，繼續開會吧。”
一場潛在的風波雖然就這樣被敷衍過去了。但這場風波顯示，高級幹部子弟，特別是軍隊係統的高級幹部子弟對“中央文革”，對文化革命，甚至對偉大領袖的不滿已接近了爆發點。
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根據偉大領袖的指示，在上海操縱造反派打倒陳丕顯、曹狄秋，全麵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全國各省市，中央各部委，軍隊各總部的造反派聞風而動，奪權之風越演越烈。各地省部級、兵團級的高級幹部被批鬥，被隔離審查者比比皆是。1月8日，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含恨自殺。1月21日東海艦隊司令陶勇“跳井自殺”。1月22日，煤炭部部長張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眼看著自己昔日的戰友、部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軍內最高將領對文革的不滿終於在1967年2月初爆發了。在京西賓館的軍委碰頭會上，徐向前因造反派抄了楊勇，肖華、廖漢生的家勃然大怒。他拍案而起，幾乎掀翻了整個桌子。葉劍英、陳毅和聶榮臻異口同聲地指控，中央文革操縱造反派衝擊軍隊領導機關，以莫須有的罪名揪鬥高級將領，是別有用心，是妄圖搞亂軍隊。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中央碰頭會上，李富春、李先念痛陳：大批領導幹部被打倒、各地交通運輸和工業生產已陷入全麵的混亂與停滯。徐向前、葉劍英、陳毅分別發言，再次指控造反派衝擊軍隊領導機關，揪鬥部門負責人，已造成軍隊指揮係統紊亂。聶榮臻還指責，大量逮捕未成年的幹部子弟是“不教而誅”。譚震林怒不可遏地說，許多參加革命三四十年的老幹部，被莫須有的罪名迫害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場文化革命確實令人費解。說到激動處，譚震林憤然表示，他這一生有“三不該”。一不該參加革命，二不該入黨，三不該活到六十歲。他跟毛主席幹革命幹了四十多年，如今不跟了，不幹了。說著譚震林拿起皮包就走。陳毅起身拉住譚震林道：“不能走！咱們還得留在裏麵鬥爭呢。”
“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的情況被匯報給毛澤東之後，毛震怒不已。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阻撓毛澤東奪權大計。這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容忍的。但“三老四帥”和他們背後的“國務院負責人”，在黨內、軍內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譚震林倒也罷了，不願幹，用毛澤東的話說，可以讓他走。但陳毅，李富春，李先念都是“國務院負責人”的左膀右臂。特別是陳毅個性倔強，愛憎鮮明，衝天一怒是會不計後果的。當年紅軍主力北上長征，陳毅奉命留守贛南。國民黨大軍四麵圍剿，陳毅身染沉屙，帶隊負傷被困梅嶺。在彈盡糧絕，走投無路時，陳毅還在其所留書的“絕命詩”中豪氣衝天地表示：“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文革進行到如此地步，毛澤東尚未完全奪回軍權、政權，還不能逼陳毅、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和他們背後的“國務院負責人”，“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罷免譚震林之後，毛澤東將“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之舉定性為“二月逆流”，下令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批判，進行反擊，最大限度地削弱這些“刺頭兒人物”在黨內，軍內的影響力。
在組織反擊“二月逆流”的同時，青海事件的爆發給毛澤東帶來了一個巨大的震撼。上海一月風暴之後，青海造反派聞風而動，衝擊省委，占據了《青海日報》大樓。青海省軍區司令劉賢權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引發了軍區其他將領的不滿。副司令趙永夫聯合其他將領在葉劍英的支持下發動“兵諫”，拘押劉賢權，血洗《青海日報》大樓，以武力鎮壓青海造反派，釀成了西寧多起血案。青海事件雖然最後由林彪出麵逮捕趙永夫，平息了下去。但青海將領對文革的公然反叛給毛澤東敲響了警鍾。
安撫軍內將領成為文化革命順利推進的必要條件，毛澤東下令無條件釋放所有在押的“聯動”成員。一則這些小孩子對文革的抨擊遠構不成真正的威脅。二則“父子連心”，無條件地釋放這些孩子，有助於緩解軍內將領對文化革命的抵觸。
1967年4月22日，被捕的“聯動”成員全部被接到人民大會堂，由江青代表毛澤東出麵，宣布聯動成員依然是革命小將，當場無條件釋放。
毛澤東直接下令釋放，周恩來、江青在人大會堂出麵撫慰，大大提高了幹部子弟的社會地位，使他們從人人喊打的“反革命分子”，重新躍升為“無產階級革命小將”。但經此滄海桑田般的巨變，許多幹部子弟看透了政治鬥爭的黑暗，從此意興闌珊，淪落為“浪跡江湖”的文革“逍遙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