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星紅旗下成長》續 第三部第五章

第三部第五章

 

             家

 

身上沒有一分錢的李文媛被釋放後，拖著疲憊的身體，硬是從複興門內八中所在的按院胡同一直步行回到了白堆子。足足五公裏，支撐李文媛蹣跚而行的力量就是“回家”的強烈意念。但不想推開家門之後，迎接她的不是家的溫暖，母親的慈愛，而是箱倒櫃翻的一片狼藉，母親和弟弟均無蹤影。

 

“難道……？”

 

不祥的預感瞬間擊垮了體力早已透支了的李文媛。她眼前一黑就直接倒了下去。

 

再次醒來時，天已經黑了。李文媛躺在趙大媽家的床上。發現李文媛終於醒了過來，一直守候在床邊的趙大媽大大地鬆了口氣。

 

“媛媛，你可算醒過來了。你可真把大媽嚇壞了。”

 

望著瘦得不成人形的李文媛，趙大媽心疼得直掉眼淚。李文媛掙紮著坐了起來。

 

“大媽，出什麽事兒了？我媽和曉平呢？”

 

李文媛急切地想知道家裏到底出了什麽事兒，媽媽和弟弟現在哪裏？

 

“媛媛，我慢慢跟你說。……”趙大媽擦去了眼角的淚水，避開了李文媛的詢問。“你先喝口熱湯，暖暖身子。”

 

李文媛深陷的眼窩，憔悴的麵容表明她身體虛弱已極，肯定經受不住進一步的精神刺激… 。解放前，趙家世代鹽商，深諳中醫養生之道。趙大媽知道此時此刻，需要給李文媛先喝口熱湯，“吊住胸中那口熱氣”，才能徐徐告訴她事情的真相。

 

趙大媽叫特地趕回來幫忙的女兒從門廊下的爐子旁，端來了一碗早已準備好的熱湯。那是一碗燉得很爛，香氣四溢的肉湯。

 

看著李文媛一口一口慢慢喝完肉湯，吃下了半片饅頭。趙大媽那顆懸著的心才真正放了下來。在女兒的協助下，趙大媽用熱毛巾給李文媛擦拭了全身，給她換上了一套幹淨的衣服。趙大媽用被子給李文媛在身後做了個“靠墊”，扶她重新躺好，才開始緩緩地講起了這幾天所發生的事情。

 

當年，1966年中，北京西郊甘家口、白堆子、八裏莊一帶是規劃中有待開發的新區。這一帶的中學， 諸如甘家口中學、玉淵潭中學、花園村中學都是新成立不久的，隻有初中部的學校。這些學校的學生年紀偏低，沒有什麽高級幹部子弟。所以學生們敢想敢幹的造反精神和自我組織能力較差。自6月1號“天下大亂”以來，無論是批鬥學校裏的“走資派”，還是組建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他們都是跟在城裏各中學的大哥哥、大姐姐身後，亦步亦趨，有樣學樣地搞運動，步調總比城裏各中學慢半拍。

 

當城裏各中學以幹部子弟為首的紅衛兵，在總理聯絡員的策動下，衝上街頭，開始抄家抓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紅色風暴”席卷整個北京時，甘家口，白堆子一帶各中學的“紅衛兵小將”們，亦不甘人後，在屬地派出所的指導下，開始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肆抓捕、批鬥隱藏在各居民小區的“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

 

李文媛的母親和趙大媽，就是根據派出所提供的線索，被花園村中學的紅衛兵8月30日上午以“反革命分子家屬”和“逃亡地主”的罪名，抓到學校批鬥的。

 

李文媛的弟弟李曉平是立新學校初三年級的學生。他中午回家發現家裏箱倒櫃翻，一片淩亂，母親已被花園村中學的紅衛兵抓走批鬥，立刻就怒不可遏地帶著兩個朋友跑到花園村中學要人。李曉平堅持認為，雖然他父親是國民黨特務，但母親無罪，不應被抓，被批鬥。不過在那個混亂的革命年代，人們完全不講什麽道理。一個國民黨特務的“狗崽子”居然跑到學校裏來“鬧事”，激怒了花園村中學的紅衛兵。他們仗著人多勢眾，將李曉平等三人作為來學校鬧事的“地痞流氓”扣留，關進了拘押小偷流氓的拘留室。李文媛的弟弟雖然跟趙林學武術，身手還算矯捷。但對方人多，一旦發生混戰，自己可以脫身，兩個朋友就難說了。而且母親還在人家手裏，一旦與對方衝突，花園村中學的紅衛兵肯定會對母親實施報複。所以李文媛的弟弟沒有反抗，老老實實地被關進拘留室。

 

不想花園村中學那些十四五歲的孩子“欺軟怕硬”，他們不敢把李曉平和他那兩個朋友怎樣，卻把滿腔怒火都撒到了李文媛母親身上。他們認為是李文媛的母親唆使兒子來挑釁的。當天下午就把李文媛的母親從拘押“政治犯”的拘留室裏拖出來，一頓暴打與批鬥。李文媛母親的身體本來就不好，挨了一頓毒打之後，當晚就在拘留室裏咽了氣………

 

聽到母親慘死，李文媛痛徹心扉，當場口吐鮮血昏死過去。趙大媽和她的小女兒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將李文媛救醒。醒來後李文媛哭倒在趙大媽懷中。

 

趙大媽心中慘然。她抱住李文媛輕聲勸道：

 

“媛媛，咱們不哭。你媽最後還有幾句話留給你們。……”

 

聽說母親有遺言，李文媛停止了哭泣。趙大媽示意女兒到門外“放哨”。在牛鬼蛇神們生命如草芥的“紅色恐怖”中，趙大媽不敢不格外小心。

 

李文媛的母親林穎秀出生在天津一家富有的買辦世家。父親是怡和洋行天津分行的襄理。李穎秀的丈夫李清泉是國民黨海軍軍官。1948年秋，華北局勢緊張。林穎秀的父親，怡和洋行天津分行的襄理，攜眷隨洋行撤退到廣州。廣州也是李文媛父親，李清泉父母家的所在地。李清泉的父親，也就是李文媛的爺爺，時任廣州怡和洋行的高管。

 

1949年中，中共大軍突破長江天險，第四野戰軍的兵峰直指廣州。怡和洋行高層撤往香港。當時李文媛的姑父在保密局廣州站任職，奉命與妻子在廣州潛伏，開了一家百貨商行為掩護。李文媛剛出生不久，母親李穎秀身體尚未完全康複。李文媛的父親李清泉趕回廣州照顧妻女，奉命加入保密局潛伏隊伍，任海軍方麵的聯絡員。

 

1949年10月，廣州淪陷，共產黨隨即開展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李文媛的父親與姑父先後在運動中被捕，被槍決。臨刑前，李文媛的姑父給即將臨盆的妻子傳出遺言。

 

“生兒當名武。”

 

李文媛的姑姑出身名門，當然明白丈夫遺言的深意。孩子出生果然是個男孩，李文媛的姑姑喜極而泣。但不幸的是半年後，李文媛的姑姑也因反革命間諜案被捕，隨即被迅速處決。

 

李文媛的母親帶著自己兩歲的女兒和繈褓中的男孩逃離廣州，輾轉來到了北京。經朋友介紹，在香山慈幼院當了一名音樂教師。為了避禍，李文媛的母親把兩個孩子都登記為自己的孩子，並給男孩子起了個期盼平安的名字“李曉平”。

 

李文媛的母親在國破家亡之際，目睹過慘烈的血雨腥風。作為一個女人，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不想再抗爭，不想再反對什麽人，她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平平安安地帶大兩個孩子。隻要孩子們將來能有一份平安的人生，體麵的生活，李文媛的母親就覺得對得起孩子們逝去的父母了。

 

沒想到，忍辱負重十六年，她不敢告訴孩子們過去的一切。她隻想讓孩子們忘記仇恨，換取一份平安。不想這一切最後隻是一個幻夢。人家並不想放過她們孤兒寡母。………

 

臨終前，李文媛的母親請求趙大媽把兒子真實的身世轉告給兒子，並希望兒子記住父母給他留下的名字是“沈武”。

 

李文媛的母親臨終前痛悔自己沒能為李家生個兒子，致使李家無後，冤沉海底。她臨終懇求沈武，看在十六年養育的情分上，不要忘記舅舅和舅媽是怎麽死的………。

 

母親的遺言使李文媛泣不可仰。姑父，姑母，母親臨終前都把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李文媛痛感“百無一用女兒身”！

 

趙大媽捂住李文媛的嘴，含著眼淚說：

 

“媛媛，咱不能哭。這半夜三更的，哭聲傳出去，咱們娘倆兒可能就都沒命了。”

 

趙大媽並非危言聳聽。作為一名社會底層的“牛鬼蛇神”，趙大媽依然生活在恐懼之中。趙大媽還不知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轉向，國務院負責人已經下達了在北京“封刀止殺”的命令。

 

“大媽，曉平在哪？”

 

逐漸止住哭泣的李文媛追問弟弟的下落。趙大媽有幾分欣慰地告訴李文媛。曉平不愧名“武”，不愧是沈家的後人。他在第二天清晨就通過在花園村中學的朋友知道了母親去世的消息。大哭一場之後，曉平鼓動在押的所謂“小偷流氓”們起來抗爭，發起了一場衝破牢籠的“大暴動”。他們以拉肚子為由，騙看守的紅衛兵打開了拘留室的大門。曉平率所有被拘留的孩子們一湧而出，打傷了在場的全部紅衛兵後逃走。在曉平所發起的“暴動”中，花園村中學共有十三名紅衛兵被打傷，其中六人被送進了醫院。“大暴動”把花園村中學的紅衛兵嚇破了膽。為防止類似李曉平這樣膽大包天的“階級敵人”再來報複，花園村中學的紅衛兵當天就釋放了包括趙大媽在內學校裏所有被拘押的“牛鬼蛇神”。目前白堆子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四處搜捕李曉平等人。

 

趙大媽同時問起了趙林，但李文媛隻知道8月31日上午，趙林被八中紅衛兵帶走。後來的消息，她也不知道。

 

考慮到派出所正在四處搜捕李曉平，李文媛繼續住在白堆子已不安全。趙大媽想送李文媛到自己女兒家躲一躲。但在風向不定的運動中，李文媛不願給趙大媽的女兒添麻煩。第二天她就獨自一人來到了八裏莊的“紅星供銷社”。孫會計見到李文媛驚喜交集。通過內部消息，孫會計早已得知趙林罹難，李文媛被紅衛兵扣留，生死未卜。如今李文媛平安歸來，孫會計等人大喜過望。她們安排李文媛先在供銷社住下，同時將情況飛報在滄州避禍的周叔。

 

自從國務院負責人9月3日明令在北京“封刀止殺”後，令形形色色“牛鬼蛇神”聞風喪膽的“紅色風暴”迅速息止。各中學以幹部子弟為首的紅衛兵先後停止了在屬地派出所指引下對“階級敵人”的鎮壓行動。於此同時，北京各高校造反派師生“炮打司令部”，衝擊中央各級黨政機關的行動也使大量幹部子弟——國務院方麵“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別動隊的骨幹——從“根紅苗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瞬間淪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革命黑幫分子”的“狗崽子”。這對各中學幹部子弟，特別是高級幹部子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衝擊，使他們喪失了“叱吒風雲”，領導各中學運動的心理優勢。

 

在“紅色恐怖”中，被壓製得幾乎窒息，各中學出身不好的“黃崽子”，“黑崽子”們乘勢紛紛起來“造反”，猛批工作組、幹部子弟們的“老紅衛兵組織”，壓製群眾，壓製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喪失了心理優勢和國務院方麵支持，各中學以高級幹部子弟為首的“老紅衛兵組織”一時間紛紛“樹倒猢猻散”。

 

“紅色恐怖風暴”息止，國務院方麵“別動隊”的土崩瓦解，使北京城裏形形色色“牛鬼蛇神”獲得了暫時的喘息機會，獲得了些許相對的自由。周叔也重新回到了北京。回京後，周叔不久就為李文媛找到了一處安身之所，西城區一位老中醫家。

 

這位老中醫姓陸，家住西單劈柴胡同一所獨門獨院的小院中。小院有三進。第一進是陸老先生的診所。第二進是陸老先生夫婦和保姆的住所。第三進原是陸老先生女兒的閨房。陸老先生的女兒是一位西醫，畢業於北京醫學院，任職於阜外醫院心內科，婚後住夫家，閨房一直空著。

 

陸老先生表麵是一位懸壺濟世多年的老中醫。實際上，陸老先生當年是軍統局（後稱保密局）上海特區的資深特工。抗戰時期在上海潛伏，屢建奇功。1948年底，國民政府大廈將傾，出於絕望，出於對危難中官場依然爾虞我詐的厭倦，已官居上校的陸老先生毅然辭職，退出了政界。

 

依據“大隱隱於市”的古訓，在山河易幟的戰火硝煙中，陸老先生以避亂為名北上，遷居到北平，成了一名與世無爭的“老中醫”。從事情報工作多年，陸老先生為人謹慎，處事縝密，多年來與方方麵麵一直相安無事。

 

周叔是陸老先生診所的常客。周叔與陸老先生都好讀史，喜圍棋，兩人不僅是棋友，也是常湊在一起縱論古今的摯友。周叔返京，偶然與陸老先生談及李文媛一家的遭遇。一向處事淡然的陸老先生突然很動感情地表示，願意收李文媛做他的關門弟子。如李文媛無處棲身，可以搬到他家的小院來住。

 

陸老先生願收李文媛為徒，使周叔喜出望外。帶李文媛到陸家拜師時，陸老先生居然老淚縱橫，雙手扶起了叩首拜師的李文媛。陸老先生多年來處事低調，為人謹慎。在文化革命的血雨腥風中，破例收李文媛為徒並非完全沒有風險。陸老先生一反常態的舉止完全是內心的良知使然。作為昔日軍統的資深特工，陸老對國民黨，對中華民國畢竟有一份割舍不斷的感情。在風雨飄搖，兵敗如山倒之際，陸老為求自保而退隱，內心深處始終有一份愧疚。如今聽說，那些遠比自己地位為低的袍澤，在大廈將傾之際慷慨赴難，舍生取義，他們的遺孀和子女卻屢遭迫害，流離失所，陸老再也坐不住了。他覺得自己年近古稀，此時此刻有義務救助烈士的遺孤。否則將來在九泉之下，自己將無顏麵對那些慷慨赴難的後輩與袍澤。

 

入住陸老家，對於李文媛來說，猶如從紛亂的塵世遁入了幽靜古刹。“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正可用來形容陸家花木掩映，小徑幽深的三進院落。院子最後一進是陸老女兒昔日的閨房所在。三間小房窗明幾淨，窗外有一個種植著臘梅的長方形花壇，和一株枝葉繁茂的棗樹。陸老不僅指點李文媛修習中醫入門的典籍，還常與李文媛一同接待求診的病人，現場教授“望聞問切”的基本功夫。李文媛十分珍惜這學習的機會，時時處處把陸老夫婦當做自己的父母來敬重。對於這樣一個知書達禮，聰明靈秀的女孩子，陸老夫婦也十分疼愛。從“失學”到重獲“讀書機會”，從“家破人亡”到重獲“家庭溫暖”，李文媛在夜深人靜時，感念命運無常，總會淚流滿麵。

 

在曆史的大潮中，個人的命運往往是微不足道的。1966年10月底，李文媛在陸老先生家“隱居”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北京和全國的局勢就發生了徹底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以國務院負責人為首的黨內元老派立刻順勢祭出了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血腥旗幟，策動北京各中學數萬幹部子弟衝上街頭“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企圖用無辜者的鮮血來凸顯黨外階級敵人的存在 ，激勵全黨“同仇敵愾，一致對外”。但毛家軍卻完全不為所動。毛雖鼓吹“階級鬥爭”多年，但毛本人和毛家軍的根本目的是要借此“奪權”，奪回旁落的最高權力。

 

大躍進的慘敗曾使毛在黨內的威信一落千丈。1962年初，在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的七千人大會上，整個官僚體係的不滿迫使毛澤東不得不讓渡部分最高權力，退居二線。由劉少奇來出麵收拾殘局。經過三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劉少奇率全黨逐步走出了經濟困局。在這一過程中，劉個人的威望空前高漲，如中天之日。毛澤東熟讀經史，深知為王者，一旦“大權旁落”，多會“死無葬身之地”。因而在被迫退居二線後，毛一直在各種會議上喋喋不休地鼓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種鼓噪，一方麵是宣示自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麵是在做奪權的輿論準備。毛通過“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步一步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雖然扳倒了劉少奇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但毛知道，這僅僅是一種表麵上的勝利。大躍進失敗後，黨內與他離心離德的官員為數不少。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表明，要想真正奪回最高領袖“一言九鼎”的地位，毛澤東就必須徹底整肅全國的幹部隊伍。

 

因此，在中央文革全力煽動北京各高等院校的造反派師生“炮打司令部”，衝擊中央黨政領導機關的同時，毛澤東鼓勵北京各高校的造反派師生分兵前往全國各地串聯，“煽革命之風，點造反之火”。這些煽動各地學生起來造反，“炮打司令部”的所謂“革命串聯”，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各地黨政官員的抵製和打壓。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親自出麵在天安門廣場接見首都百萬革命群眾，正式向全國發出了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號令。“八一八大會”之後，天津、河北的大批學生湧向北京，要求毛澤東予以接見，要求到北京進行革命大串聯，學習“炮打司令部”的革命經驗。國務院方麵見到大勢已去，便緊急“收兵”，向自己方麵的別動隊下達了“封刀止殺”的命令。北京城裏的“紅色恐怖”戛然而止。9月5日，根據中央文革與毛本人提出的要求，國務院正式發文，允許全國各地的大中學生免費乘車到北京、到各地進行革命的大串聯，並要求各地黨政機關為串聯的學生提供免費的食宿。指示下達，全國掀起了一個“革命大串聯”的風潮。

 

從1966年8月到11月底，毛澤東先後八次在北京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一千二百萬串聯的大中學生。北京各大學，中學的學生也傾巢而出，奔赴全國各地進行革命串聯。當然對於絕大部分學生，特別那些父母已經遭受到“炮打司令部”風潮衝擊的幹部子弟而言，串聯的主要的目是借機到全國各地遊山玩水。不過“大串聯”所形成的滾滾洪流畢竟還是把偉大領袖“炮打司令部”的戰鬥號令帶到了全國各地，各地黨政機關先後被衝垮。一場浩劫的大幕徹底拉開。

 

 

第三部第六章

 

          小 混 蛋  

 

文化革命的風暴從黨外轉向黨內，轉向各級黨政機關，體製內的大小官員惶惶不可終日。身處社會底層，常年被體製內大小官員所管控的各類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都獲得了暫時的相對自由。

 

北京各中學，文革風暴初起時因家庭出身問題被稱之為“黃崽子”、“黑崽子”，而備受打壓與歧視的學生老師們，紛紛效仿高等院校師生挺起胸膛“造反”，成立了各種大大小小的“戰鬥隊”，對運動初期劉鄧工作組和幹部子弟為首的“老紅衛兵”展開了大批判。

 

11月初，林佳玉和王曉燕回京後，穆秉義邀請林佳玉到學校一聚。對林佳玉而言，學校雖然一度是他的“傷心之地”，但他畢竟還是八中的學生。按照當年的社會體製，運動結束，每個學生的畢業分配，每個學生的未來，還是要經由學校來決定。據穆秉義介紹，如今當權的老紅衛兵組織已經瓦解，學校內的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希望林佳玉來學校一聚，共同商討未來。

 

林佳玉按約定時間來到學校。學校裏果然很冷清，許多同學不是還在外地“串聯”，尚未返京；就是躲在家裏享受這難得的，不用上課的自由時光。學校西小院兩個多月前還是人聲鼎沸的紅衛兵總部，如今人去樓空。穆秉義和高二三班的劉仲謀等人發起，由當年的“黑崽子”，“黃崽子”們所組建的“鷹擊長空戰鬥隊”，辦公室就設在了西小院的東廂房，原來紅衛兵總部後勤組所在地。

 

東廂房大約有三十多平方米，被穆秉義等人收拾得很幹淨。除沿窗擺放的幾張辦公桌外，屋子中央還有一個用兩張大桌拚成的會議桌；北牆邊擺放著兩個書櫃。屋子裏很有幾分辦公室的氣派。等候林佳玉的是穆秉義和劉仲謀。根據他們的介紹，“鷹擊長空戰鬥隊”成立於三周前，目前共有成員29人。戰鬥隊成員中，大多都是各班過去的“學習尖子”，也就是運動初期被工作組和紅衛兵們重點批判打擊的“走白專道路”的“典型”。

 

據穆秉義介紹，大家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是準備依據《紅旗》十三期社論的精神，發動全校同學，批判運動初期，工作組和幹部子弟，也就是那些“老紅衛兵”，壓製革命，迫害同學、老師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近三個星期以來，通過走訪老師，同學，“鷹擊長空戰鬥隊”已經收集到運動初期，工作組和幹部子弟狼狽為奸，壓製革命，迫害老師、同學的大量罪證。

 

劉仲謀從書櫃中抱出五大包資料，向林佳玉詳細介紹到，在運動前三個月，全校同學中有近一百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初一四班的程麗，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就因為公開頂嘴，不服從工作組與幹部子弟的打壓，而被定為“對抗文化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近兩個月的淩辱和虐待使她精神失常，至今仍在家調養。政治教研組的高學明老師因兩年前，在課堂上口誤，把“國民黨反動派”，說成是“共產黨反動派”，而被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被多次毒打和虐待後自殺身亡。生物教研室的老師林靚穎因為人長得漂亮，喜歡梳妝打扮，就被定性為“生活作風糜爛的資產階級分子”，屢遭批判和毒打，整個背部肌膚潰爛，至今還臥床不起。八月中下旬，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色恐怖中，李曉魯領導的“保衛組”，與屬地派出所配合，先後抓捕校外“階級敵人”和“小偷流氓”近三百人，毆打致死十三人。

 

劉仲謀還告訴林佳玉，8月22日，八中紅衛兵，在西四派出所配合下，以抓捕有“藏槍嫌疑的階級敵人”為名，從西四三條胡同抓回一對兒母女。保衛組嚴刑逼供，“無中生有”地要母女二人交出所謂“隱藏的槍支彈藥”。無辜受刑的女孩是女三中高一的學生，曾與穆秉義，古昆曲同為市少年宮天文組的成員。穆秉義和古昆曲出於同情，企圖營救該女孩。雖然陰錯陽差，二人營救未果，但女孩卻離奇地“失蹤”了。校紅衛兵總部經調查發現，種種“蛛絲馬跡”均指向古昆曲與穆秉義。古昆曲與穆秉義與“女孩的失蹤”有直接關係，是隱藏在學校裏的“階級敵人”。在抓捕二人時，穆秉義事先得到同學警示，及時隱匿到親戚家，躲過了一劫。而古昆曲卻不幸被捕，被送往臭名昭著的“六中勞改所”而慘遭毒手。…………

 

一串串觸目驚心的數字，一樁樁血淋淋的案例聽得林佳玉震驚不已。劉仲謀說，正是因為林佳玉也親身遭受過幹部子弟的虐待與迫害，所以“鷹擊長空戰鬥隊”的成員們都真誠地希望林佳玉能加入他們的隊伍。

 

劉仲謀指出，他們組建“鷹擊長空戰鬥隊”不僅是要揭露運動初期劉鄧工作組和幹部子弟迫害老師和同學的殘暴行徑，更重要的是，要揭露那些幹部子弟打著革命旗號背後的陰暗心理和齷齪心靈。劉仲謀說，平心而論，學校紅衛兵總部那些最高級的幹部子弟大多還能把握人性的分寸，沒有做過什麽過於歹毒的行徑。這些人自恃出身“高貴”，父母已處於社會頂層，自身的“革命性”無可質疑。他們對個人的未來信心滿滿，無需在運動中刻意表現自己。相反，很多中下層的幹部子弟，由於父母官階低，革命資曆尚淺。為了凸顯自身“革命性的堅定”，也是為了自己個人未來的“前途與出路”，他們處處積極表現自己，對所謂“階級敵人”，對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格外心狠手辣。我們要揭露的不僅是他們行為的殘暴，更重要的是要揭露他們靈魂的齷齪，把他們釘上曆史的恥辱柱。

 

劉仲謀的慷慨陳詞，劉仲謀窮追到底的戰鬥決心使林佳玉默然無語。沉思片刻之後，林佳玉字斟句酌地表示：“鷹擊長空戰鬥隊”同學們的調查走訪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徹底揭露昔日的黑暗才能迎來明天的光明。

 

但對於那些運動中做了惡，甚至手上沾染了無辜者鮮血的幹部子弟，林佳玉表示，他與劉仲謀的看法有所不同。首先他不讚成“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式的批判與鬥爭。“冤冤相報”會使鬥爭永無休止。中國自古以來就講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幹部子弟畢竟和我們一樣還都是些未成年人。古人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所以說，扭曲他們人性的，固然有他們心靈中自私的一麵，但多年來階級鬥爭，階級仇恨的教育，多年來宣揚“對待敵人要向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雷鋒精神，才是他們人性扭曲，行為暴虐的根本原因。

 

林佳玉認為，我們在揭露醜惡的同時，應該把那些幹部子弟看成是“病人”，是受私欲和仇恨教育所感染的“病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應該成為我們行動的宗旨。我們在揭露黑暗與醜陋的同時，應以“原諒與寬容”，喚醒那些幹部子弟內心深處的人性與良善。為了說明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會善良的一麵，林佳玉具體講述了王曉燕母女救助自己的經過。林佳玉還特別提到，在武漢施洋墓前與喬勇等人的偶遇。當時雙方雖然沒有任何語言上的交流，但喬勇等人在施洋墓前列隊鞠躬的場景，深深觸動了林佳玉。“律師應仗人間義，身殉名存烈土儔”，向往一個公平與正義的美好社會，應該是我們和所有幹部子弟們的共同追求。

 

林佳玉推心置腹的言語，林佳玉言語之中的浩然之氣，林佳玉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說法深深感染了穆秉義和劉仲謀。雖然大家彼此之間的理念還不盡相同，林佳玉沒有參加“鷹擊長空戰鬥隊”，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理解與寬容”等理念最終還是影響了“鷹擊長空戰鬥隊”的大部分成員。這些理念在學校的傳播最終也使八中造反派學生與幹部子弟為首的老紅衛兵之間多了幾分理解，少了幾分戾氣與對抗。

 

當然，認同這些理念的也僅限於部分有一定人文素養，思想意識比較成熟的青年學生。畢竟，運動初期血統論的泛濫，“紅八月”的血腥與暴力，給無數年輕人心靈與肉體上所造成的傷害過於慘烈了。

 

李文媛的弟弟李曉平就是其中的一員。自從“花園村中學暴動”之後，李曉平名聲大噪，成為白堆子，甚至整個西郊，“社會底層孩子們”心中的偶像。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孩子們”，也就是派出所民警，幹部子弟眼中“不務正業”的“小偷流氓” 和拒絕上山下鄉，離開北京的“社會閑散人員”。對於這些被欺壓被侮辱的小人物，花園村中學暴動，李曉平領導的“揭竿而起”，就是黑暗中最激勵人心的火花。“花園村中學暴動”打傷了多名紅衛兵，是帶有“階級報複性質”的政治事件。李曉平已成為公安局方麵所要緝拿的“罪犯”。身為各色小兄弟們擁戴的“領袖人物”，李曉平雖然有家不能回，但也不愁沒有安身之所。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兄弟”們，謀生手段五花八門，值此天下大亂之際，合力供養一位“大哥”並不是什麽太難的事情。

 

“炮打司令部”成為運動主流後，國務院方麵撤回了對北京市各中學幹部子弟的幕後支持，當年威名赫赫的“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作鳥獸散。各校以幹部子弟為首的老紅衛兵組織亦紛紛瓦解。與此同時，高校造反派師生“炮打司令部”，對各級黨政機關的衝擊，使大量“革命老幹部”一夜之間就變為了“反黨、反人民的黑幫分子”，變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的子女自然也就從“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淪落成了“反革命黑崽子”。心理層麵和物質層麵的雙重打擊，使許多原來意氣風發的幹部子弟情緒消沉，精神頹廢。他們整天無所事事，“拍婆子”，“吃佛爺”，在街頭打架鬥毆，淪落成了另類社會混混。

 

“拍婆子”，是幹部子弟當年在精神頹廢，革命意誌消沉後的時髦之舉。他們成群結夥在街頭閑逛，發現姿色出眾的女孩子，就會厚著臉皮追上去拍對方的肩膀，要求和對方做朋友。當然“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幹部子弟們所“相中”的“女性”大多也是幹部子女。相對於平民子弟而言，幹部子女家境富裕，更注重穿著打扮，更富有女性韻味，更容易吸引異性的關注。因雙方都是精神空虛，荷爾蒙無處發泄的年輕人，大家往往會一拍即合，成為朋友，甚至成為“性伴侶”。“拍婆子”當時在北京是風靡一時。

 

“吃佛爺”則是當年幹部子弟落魄後的另一種“時尚”。紅八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根據屬地派出所提供的信息，各中學的幹部子弟都曾大量抓捕過社會上形形色色的小偷流氓。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還是一個“共同貧窮”的無產階級社會。一般人，特別是未成年的學生，口袋裏能有三五毛錢就算很有錢的人了。連高級幹部子弟的口袋中也很少會有三五塊錢之多。但給幹部子弟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被抓來的小偷們身上卻常有幾十甚至上百元現款，數額遠超過一個工人，甚至一個普通幹部的月工資。當然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北京是首都。火車站裏，公交車上，出差的幹部，工廠采購人員，赴京求醫問藥的人熙熙攘攘。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環境裏，他們就是各色小偷們的最佳獵物。“技術精湛”的小偷被北京本地人稱為“佛爺”，專門靠“拂拭”他人口袋為生的“爺們”。

 

   父母被打倒之後，許多幹部子弟生活拮據，隻能靠父母單位所發放的，少得可憐的生活費度日。生活窘迫，使他們想起了那些曾被他們所抓捕過的，手頭常有大把鈔票的“佛爺們”。那些“佛爺”當年被抓進學校，被打得頭破血流，鬼哭狼嚎，跪地求饒的場景，使得不少幹部子弟覺得他們好欺負。而“佛爺們”從心理上也頗畏懼那些心狠手辣，視人命如草芥的幹部子弟們。所以當幹部子弟三五成群的找上門來，亮出書包的菜刀和三棱刮刀，“佛爺們”大多不敢不給錢。即便手頭一時沒那麽多錢，“佛爺”們大多也會表示立刻去偷，然後在指定的時間地點交錢。這些“佛爺”們很清楚，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被打成“”黑幫”之後，北京市政府係統就亂了套。公安局也不例外。現在對於非政治性的街頭治安事件，隻要沒鬧出人命，警方根本不會過問。所以，這些幹部子弟們三句話不合，掏出菜刀砍人，或拿三棱刮刀在“佛爺們”身上捅幾個血窟窿，根本沒人管。低頭服軟，“消財免災”，是“佛爺們”的唯一出路。但這些幹部子弟多在部隊和機關大院長大，從小受“革命熏陶”，根本沒有往日黑社會中那種“盜亦有道”的觀念。他們收了錢，卻不知應給對方提供相應的“保護”。反而“食髓知味”，“柿子專撿軟的捏”，一而再，再而三的敲詐勒索，需索無度。

 

受不了這種無休止的敲詐勒索，許多“佛爺”跑來向“小混蛋”哭訴求助。如今在西城一帶大名鼎鼎的“小混蛋”就是當年在學校裏循規蹈矩的李曉平。“花園村中學暴動”後，有一定組織能力，行俠仗義的李曉平成為了西城區，白堆子一帶“社會閑散人員”，特別是窮孩子們擁戴的“大哥”。“花園村中學暴動”，屬於帶有“階級報複”性質的政治案件，李曉平已成為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緝對象。為安全計，李曉平不宜頻頻以真名示人，於是便打出了“小混蛋”的旗號。李曉平表示，既然幹部子弟宣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我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混蛋”。

 

連續多位“佛爺”的哭訴與求助，激起了“小混蛋”的義憤。他決定帶領兄弟們好好教訓教訓這些雖已落魄，依然十分跋扈的幹部子弟。“小混蛋”指令那些被多次敲詐的“小佛爺”們故意裝慫，答應幹部子弟的一切要求。在指定交款的時間地點，小混蛋親率大隊人馬將前來取款的幹部子弟一頓胖揍。幹部子弟被打得鬼哭狼嚎，不得不跪地求饒。幾次下來，“小混蛋”名聲大噪。西城一帶幹部子弟們“吃佛爺”的囂張氣焰消退了不少。

 

“小混蛋”敢為受欺負的“”佛爺”們出頭，不少社會底層的孩子們紛紛投奔“小混蛋”。有些人提出在“紅八月”裏，自己的親人慘死在老紅衛兵的皮帶，木槍下，希望小混蛋能出頭為他們的親人報仇雪恨，討回公道。當然在北京街頭殺人，特別是帶有“階級報複”色彩的殺人，風險極高，與街頭鬥毆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經過反複商議，“小混蛋”身邊的“狗頭軍師”們設計出一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把報複殺人偽裝成“爭風吃醋的街頭鬥毆”。

 

首先，當然是要從自己人圈子內物色幾位容貌出眾的姑娘。讓她們換上幹部子弟的習慣裝束。時值初冬，將校呢軍裝，呢製軍大衣，小蠻靴等必不可少。而籌備這些“裝備”，對“小混蛋”的手下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經過簡單的培訓，這些姑娘便風情萬種地出現在預定目標經常出入的場所。一旦預定目標上鉤，姑娘就會盛情邀對方逛街，到莫斯科餐廳吃西餐。酒足飯飽之後，再進一步邀請對方到紫竹院公園散心。其中的意味對方自然心知肚明。紫竹院公園位於西郊，是新建的風景園區，遊人相對比較稀少，是談情說愛的好地方。在紫竹院裏兩人卿卿我我，打情罵俏。待對方目迷五色，動手動腳欲行不軌之時，女方便假裝害羞，半推半就地引對方到人跡罕至的後山。被挑逗得欲火中燒的男孩子此時一般不會起疑心，也迫切希望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盡暢所欲”。兩人相擁到達預定地點後，事先埋伏好的打手一湧而出，手執棍棒，兩三分鍾就能把對方送進閻王殿。“不留活口”，也是為了保障“釣魚”女孩子未來的人身安全。

 

紫竹院公園後山，動物園北側郊野，京密引水渠河畔連續發生命案引起了公安局方麵的高度重視。但北京市公安局也是文革的重災區，大量技術幹部，各層級的領導幹部和業務骨幹多被批判鬥爭，被隔離審查。公安係統人心渙散，已經沒有能力對這類治安性案件進行專業偵察。但從現場痕跡，死者身份，社會上的種種流言，以及一些相關事件來分析，“小混蛋”集團報複性作案的嫌疑最大。但在1966年底那種極度混亂的局麵下，北京市公安局沒有足夠的人手在全市範圍內排查“小混蛋”的蹤跡，更無從發現“小混蛋”集團作案的證據。這些案件最後終於成為文革中無解的懸案。

 

而“小混蛋”在一係列事件之後，卻在社會底層孩子們的心目中，成為了行俠仗義的大英雄，幹部子弟的“克星”。

 

“小混蛋”團夥的崛起當然逃不過周叔的耳目。深入了解之後，周叔得知“小混蛋”就是李文媛失去聯係的弟弟。周叔派人與“小混蛋”協商，想安排姐弟倆見個麵。“小混蛋”感謝周叔對姐姐的幫助與安排，同意與姐姐見麵。但他認為自己身負重案，不宜到陸老先生家拜會姐姐。那樣會給陸老先生帶來不必要的風險。周叔認同“小混蛋”的謹慎，便安排姐弟二人在東四關叔家裏見了麵。

 

劫後重逢，李文媛和弟弟不勝唏噓。李文媛向弟弟轉述了母親的遺言。“小混蛋”痛哭失聲。他雙膝下跪，麵向白堆子方向磕頭遙拜，發誓一定要報答母親十六年的養育之恩。臨別之際，“小混蛋”給姐姐留下了聯係電話與聯係地址。那是“小混蛋”最信任的一個小兄弟。那小兄弟的父母在西直門內馬相胡同開了一家小賣部，櫃台上有一部公用電話。此外“小混蛋”還給姐姐留了六百塊錢，作為日常零花錢。李文媛本不想要弟弟的錢。周叔定時會給李文媛送生活費。但“小混蛋”堅持要姐姐把錢留下。他說，目前北京局勢混亂，什麽事兒都可能發生，有筆錢留在身邊可以應付萬一。

 

“小混蛋”與姐姐會麵之前，他身邊的親信就都知道，他們的“大哥”找到了自己的姐姐。據傳，大姐是學中醫的學生。這些親信為此特地搜羅了一些鹿茸、虎骨、人參等名貴藥材，想作為禮物孝敬大姐。當然，“小混蛋”知道姐姐學中醫不過是剛入門，根本用不著這些藥材。其實這些藥材送給陸老先生最合適，正好可以用來表示對陸老先生收留姐姐的感謝。但“小混蛋”也明白這批藥材名貴，直接送，或托姐姐轉送，都不合適。不僅有被當麵拒絕的危險，而且還會牽涉到藥材的來源問題，以及與“小混蛋”團夥的關係。

 

最後，還是“小混蛋”的一位“軍師”出了一個好主意。他請“小混蛋”選派一名長相憨厚的小兄弟，以求醫為名直接到陸家診所。那位小兄弟進門後，跪下就恭恭敬敬給陸老先生磕了三個頭。磕完頭，那小兄弟一言不發，放下手中的禮盒便轉身離去。陸老先生詫異地打開禮盒，發現這是一批極為名貴的藥材。對方奇特的舉止使陸老先生猜到，對方一定是受李家親屬或朋友所托，以這種奇特的方式表達對他收留李文媛的感謝。陪同陸老先生接診的李文媛也是一臉茫然並不認識來者。陸老先生知道，在這非常時期，來人或者說他背後的送禮人肯定也是“不能見光”的“時代罪人”。為不牽連陸老先生，所以一言不發，磕完頭就走。來人既已離去，禮物無法退還。陸老先生隻能“以不變應萬變”，先收下這份以特殊方式表達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