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就28
故人舊事
今天是2023年大年初一，春節。若幹年前，我們叫“過年”，不記得從哪年開始才有“春節”這個叫法。
這幾天想到一些往年過春節時的情況，有不少是與春節沒有直接關聯的往事。想想還是趁現在還能記得寫下來吧。
記憶中小時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春節，好像是1937年初我才八、九歲時在南昌的那次。當時家住在南昌王陽明路豫章支路，實際上這條路隻是一條能等汽車的短巷子， 住戶隻有巷子盡頭的兩家人家。右邊是我們家，左邊吳家是當時江西省財政廳長吳JT家（即我們現在還經常有聯係也在紐約的吳MX之父吳伯伯）。這兩棟房子是江西省政府為兩位廳長修建的“公館”（那時也稱“官邸”，屬於公房。父親當年任省建設廳長，後任南昌市長）。
同樣是兩層樓，第三層是頂樓斜邊的一間大廳，做儲藏室用。房前有一塊不小的草坪，正對大門的盡頭是修在房樓旁的“停車房”，那時國家很窮，無力給廳長、市長配備小轎車，隻停了一輛黃包車以及車夫的住房。他每天送父親到辦公室上下班，到城裏其他地方辦公務。
我家可能人丁較多，在樓後接出一段兩層樓房，二樓有走廊，與不多的幾間房間相連。當時姐姐DW和小姑姑（我父親的小妹妹，比我們姐姐大不了幾歲）都住在後邊這些房間裏。樓下是傭人們住房。姐姐和小姑姑都在離家不遠的葆靈女中上學，我們幾個大點的弟弟則在女中附小讀書。這所中學是江西省當時最有名的教會學校之一。校中教職員有不少是從外國來的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吳家幾個姐姐也是在這個女中讀書（吳家的孩子是四女二男比我們少一個）。
1937年春節
那時家裏人多，長輩除父母外，“祖母級”就有四位，是祖母、外祖母和兩位姨祖母（二嬤和三嬤），還有父親的兩個妹妹，是前邊已提到過的小姑姑和由日本留學學成歸國不久的大妹妹，我們叫他“胖姑姑”，加上我們兩女五男的七姊妹，已有十五口之多了。
那年春節，家中十分熱鬧。我們幾兄弟都穿上新衣。這實際和往年一樣，每到過年都換上新衣，也因都在長個子吧。姐姐和小姑姑穿的是大紅色緞子旗袍。好像除JW和LW因還小，那天早已入睡，我們大點的幾個都在和大人們一樣，除夕守歲。初一淩晨大家給長輩們拜年（也許是父親早就從國外留學回來後帶回的“新規”：沒有下跪磕頭，隻是鞠躬賀喜，也沒有“恭喜發財”，而是“恭賀新禧”之類的賀詞）。門外響起爆竹聲，發出的火光與早已布置好的各式燈籠亮成一片，真有一派過年、節日氣氛，但我也記不起來看舞龍舞獅是在當夜，還是在初一的白天，這些節目是當時春節過年少不了的。
這也是我們家在南昌過的最後一次春節。
到了1938年初，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我的出生地南京已失守，被日軍占領，還聽說殺死很多人。位於長江南邊的南昌也不昌盛平安了，大人們都在考慮和準備向南方逃難的問題，哪裏還有心思過年、歡慶。
可能還在1937年底，因日本飛機常到南昌轟炸，全家老小全回江西金溪老家躲避空襲，這也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回到江西老家。已記不得三八年的春節是在鄉下老家還是在南昌渡過，但因那年“臘八”，我清楚記得是在金溪老家為我過的10歲生日。當時按國內習慣算法都是過虛歲生日，隻要進入十歲，就算十歲，現在一般是滿十歲才算十歲。聽說因鄉下沒有賣肉的商店，當天還為我生日宰了一頭肥豬，並分發村民們共享。
約在1937年某時，當時的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介石是委員長，故那時一般都稱他“蔣委員長”，至於選“總統”的事是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事情了）為抗日戰爭的需要，當時政府已將父親從南昌市長的職務上直接調去香港，與剛從國外回國不久的宋子良組建專運由國外進口抗日戰爭物資的“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為保密對外稱“運輸公司”）由宋擔任主任，父親為第一副主任，實為主持該單位工作。另一位副主任是曾留學法國的吳琢之。（很多年之後才知道，當年與我們很熟悉的吳叔叔，竟是有“中國居裏夫人”之稱的物理學家吳健雄的小叔叔，而當年吳健雄來美留學的旅費都是這位小叔為她支付的等等趣事）。
38年初，可能在我過完生日不久，按父親安排，全家老小由金溪回到南昌，數日後，即坐火車南下，直抵廣州。約在廣州小住數日，由廣州坐船出珠江口抵達香港。當時在港住址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是九龍山下的“英皇太子道361號”。原因可能是因為大人們怕我們這群男孩初來乍到，跑出去玩，又不懂廣東話，一旦走失連家都找不到，一再教導我們用廣東話熟記家中地址。
記得，我們隻在香港呆了半年多，父親工作單位遷往昆明。我現在估計，可能因抗戰物資因日軍繼續南侵，進口渠道由香港轉為當時的法屬越南和英屬緬甸之故吧。
在香港的半年多，隻有姐姐和二哥、三哥曾到離家不遠的一所學校借讀約一個學期，我們幾個小的都未上學。
在港的半年多，常帶領我們外出遊玩的是九叔（GW的父親，那時GW等弟妹可能隨九嬸還在內地）。我還清楚記得，九叔那時年紀還輕，高高的個子，稍黑的皮膚，穿一身新做的白色西裝。用現代的話說，真是一個大帥哥。他隨大哥（我們的父親）比我們早些時來到香港，已能說些廣東話，母親讓他帶我們外出也較放心。
那年八、九月間，我們全家老小由父親代領，上了一艘法屬萬噸級海輪，離香港去越南（那時叫安南）。船過瓊州海峽後，到越南海防上岸。來接的汽車把我們送到一處臨海名叫“桃園飯店”法式建築的旅館居住。當時天氣很好，祖母，外祖母等幾位大人坐在海邊靠椅上觀賞海景，我們幾個孩子則蹲在海灘上拾揀那些從未見過的海螺貝殼。當時有幾張照片拍下那些難得的鏡頭，都貼在上海家中的老照片簿上。可惜在文革中被燒毀而蕩然無存了！
抗戰八年春節也是八次，除第一次的1938年春節在江西之外，其餘七次好像是四次在昆明，三次在重慶。因為正是抗戰期間，前方打仗，我們在西南的大後方，也要時時防空襲躲警報，年節都過得比較簡單。
其實，在重慶我們也過了四次春節，最後一次是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春節。抗戰期間重慶人，（那是也是四川人）把從長江下遊江浙一帶，連同東北華北逃亡來到西南後方的都叫做“下江人”。抗戰勝利後，大量歸心似箭的“下江人”擠在重慶朝天門的碼頭旁，等著東去的船隻回鄉。
那時姐姐DW正在抗戰初期內遷成都華西壩的南京金陵女大讀書，二哥LW也正在內遷重慶九龍坡的上海交大讀書。兩個大學為遷回原址南京，上海，都等到1946年暑期才成行。
我和其餘幾個兄弟很幸運，父母決定送我們到北京（當時還叫北平）讀中學。在重慶過完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春節不久，正是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那天，我們幾人在父親部下趙先生帶領下，到位於重慶市區在長江中心的小飛機場（叫珊瑚壩機場，可能是當時最小的民航客機機場），經過六個小時的飛行，到達北平。
當時離開重慶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六年後我大學畢業竟被分配到西南工作，以成都為基地工作、生活了34年。然後於1988年10月由1940年代抗戰勝利後來美留學、定居美國的姐姐DW及姐夫劉JB的安排下移居美國至今。
NW 2023年春節寫於紐約長島
另，“春節”稱謂始於民國。
百度這樣說：
1913年7月（民國二年），袁世凱批準以正月初一為春節，同意春節例行放假，1914年起開始實行。自此，夏曆歲首就由以往的“過年”改成了“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