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就28
故人舊事
序
2002年9月20日，星期六，是中秋佳節。晚上，住在新澤西州Wayne小Y家，晚餐與他們全家到距離不太遠的French Hill西餐廳享用了一頓豐盛的Dinner。步出餐廳，仰望那一望無際秋高氣爽的夜空，一輪明月在稀散的薄雲中悠悠遊蕩。我們圍繞她家附近林中的小徑漫步，充分享受著中秋月夜寧靜而充滿秋日黃葉和草地散發的清香，邊走邊談論著一些有趣的往事，向往著日後孫輩們長大成人時可能得到的幸福和成就。他們不會有我們這代人小時在戰亂中的“折騰”，雖然對比較幸運的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們還稱不上是“苦難”！
半夜醒來，還看到窗外那輪明月在雲中忽隱忽現，好像月亮在天空中愈來愈快地向後退行，退向我那難忘的童年，退向那翻騰的往昔歲月……不由得憶起許多陳年往事，輾轉反側，幾乎徹夜不得成眠。
平時，實在沒有機會和時間向女兒們詳述家史，突然想到，何不利用這已退休在家的有生之年，抽空將它們陸續回憶和追述，寫下來，將之留作那些在異國出生、成長的孫輩們日後一旦想要回到母國尋根問祖時的一點線索和參考。
由於本身文學修養較差，在這裏，隻是隨筆想到什麽寫什麽，也不考慮文辭修飾，務求保持它的紀實性、真實性，也就心滿意足矣！
其中有些情節難免涉及到一些親友，但願不致有侵犯“隱私”之嫌。
2002年9月23日於紐約
目 錄
父親的青年時代
大哥廣文
祖先的故事
由香港去昆明
母親與外婆
祖父、母
廬山“望龍別墅”
抗戰頭幾年在昆明
父親的幾個弟弟和姐妹
重慶(及幾位好友)
1946-1948 北平（及幾位好友）
短聚青島
關於林泉
上海解放
附：關於尋覓父親骨灰未果的情況
後紀
父親的青年時代
小時候聽母親講過一些關於父親去日本留學的往事，事過多年，但因印象較深，所以現在還能記得不少。
父親名學遂，字伯循，出生於1895年（即清光緒21年）5月15日。有三兄弟一個姐姐兩個妹妹，兄弟中他是老大，因為上邊幾代人都是做瓷器生意的，祖父當時也要求他繼承祖業經商。但因他從小勤奮好學，隻想多讀點書，17歲那年（按推算可能在民國元年、1912年吧）他拒絕了長輩們要他接班做生意的要求，毅然與幾位親朋一起去日本讀書。據說，由於家中想以“不給學費”的手段阻止他出國，還是母親支持，拿出自己的嫁妝，供他作為盤纏和學習的費用，這才成行。
父親用13年的漫長時間，遠離祖國，在日本從中學一直讀到最後在當時日本名校的東京帝國大學畢業。1919年“五四”運動時，他與許多留日同學一道，回上海支援和參與了在國內轟轟烈烈的學運，隨後又直接返回東京繼續學業。到1924年6月學成回國時，已年近三十歲了。
由東京帝大礦山學科（礦冶係）畢業回國後，他先後到江西萍鄉、東北撫順和唐山開灤煤礦等國內著名礦區實習、考察。後來由於時任江西“南潯鐵路”（南昌－九江）總裁（或稱“總理”，後來叫“局長”）的傅姓表叔（是祖母那邊的親戚，祖母姓傅，也是江西人）看中他留學日本多年，又精通日文，而南潯鐵路正是由日資修建，高層官員和管理人員當時多為日人，因此，把他要來，準備培養接班。先任會計科長（當時稱“課長”）後升任處長，最後任局長。日人經營的“南潯鐵路公司”數年後由國民政府全麵接管，並改稱“南潯鐵路管理局”，在該局內建立“國民黨特黨部”，他任局長兼黨部主任委員及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時值民國18年（1929年），他年僅34歲。
大約在1929年1月，他接任南潯鐵路管理局局長之前的一段時間，國民政府曾將他調到南京任“鐵道部薦任技士“及農礦部專門委員”之職。我正是這個時候，1928年農曆臘月初八（即1929年1月18日）出生在南京的。據母親說過，我出生不久，因父親奉調回贛，隨即舉家從南京乘船遷回九江居住，（好像在我出生之前，母親帶兒女曾在上海虹口住過一段時間）我被取名為“NW”。據大人們說，是具有在南京出生而父親又適逢複任南潯鐵路局長的“雙重意義”。十三個月後，五弟在九江出生，也就循例取名“XW”，具有在九江出生，父親仍任“南潯”鐵路局長之意。而二哥廬W亦生於九江，因住處遙望廬山，山色美景一覽無遺而取名。三哥在九江出生時，適逢水災，故取名“CW”。記得母親曾說過，在我出生前後，在南京呆的時間並不很長。因1928年下半年，南潯鐵路正鬧“工潮”，上層為了保護父親不致在工潮中受到傷害，有意把他調去南京任職，在工潮平息後，再把他調回南潯鐵路。從他以後在政途上的進展來看，證實母親的這一說法可能屬實。
根據有關文字記載，蔣介石當時為了“剿共”的需要，於民國19年（1930年）12月6日率領一班人馬，由南京乘船到九江，改乘南潯鐵路火車到南昌召開“軍事會議”，父親身為鐵路局長，當然親自陪同護送，據一些親友們後來的傳述，說他為了確保蔣一行官員的絕對安全，在行程中，自始至終親自站在列車最前方的機車裏注視路況，把他們安全地由九江送抵南昌。通過這次的專列行程，蔣很賞識父親的才幹和學曆。會後，為加速“剿共”步伐，決定在江西大修公路。隨即任命父親為江西省建設廳長，同時兼任南昌市政委員會主任委員，江西省黨政委員會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父親上任建設廳長後，立即組織工程人員勘測公路開工修築。至民國23年1月（1934年），全省公路通車裏程已居全國首位。在此期間，他還創辦了江西省建設銀行等。1932年初，農曆正月，六弟在南昌出生，父親時任省建設廳長，故取名“JW”，最小的妹妹LW則以相貌美麗而取名。
民國25年（1936年）1月至6月的半年間，父親率團赴歐美考察，回國後，根據歐美各國現代化的趨勢，就中國如何發展重工業、輕工業、農業、林業、水利、對外貿易、教育事業、合作事業、農村副業及救濟事業等廣泛領域分別向國民政府中央、江西省政府、有關縣政府等提出了建議，並寫有“歐美十六國訪問記”一書。但當時，可能因為日本已入侵中國，全國抗日呼聲高漲，國民政府已沒有精力來研究、采納這些建議，更無力付諸實現，而遭擱置。雖然，在抗日戰爭後期，他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之時，以及戰後在青島市長任內，也曾有過局部的實施，但均因國共內戰，國民黨內爭權、腐敗、日趨沒落，他當年的宏偉抱負也隨之全部化為泡影。
當父親1936年由國外考察回到家中，在當時我那稚幼的記憶中，看到的隻是那些從未見過、玩過的外國電動玩具和一些印得很好的帶畫的兒童科普書刊，還有父親從德國買回的120照相機。（在後來的歲月中，用它記錄過我們全家老小的生活片斷和不少往事，但全部富有寶貴曆史意義的照片都不幸在“文革”中被銷毀，就連那幾成“古董”的照相機也被紅衛兵抄家時拿走了！）
1936年10月，父親升任南昌市市長。為貫徹蔣介石當時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他曾積極進行城市實體與文明建設，一年後爆發“七七”事變而全麵抗日，由於國軍在華北戰線節節敗退，日軍直逼江南及京滬，國民政府擬以西南為抗戰基地，並準備將首都內遷。根據當時抗日軍事上的需要，父親於1937年底奉調南下，到廣州、香港籌建由宋子良（宋美玲、宋子文之弟）掛名任“主任”的“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為了保密，對外稱“西南運輸公司”）擔任實質負責全部政務領導工作的第一付主任職務，技術方麵則由留美（或歐）回國的吳琢之付主任負責。因此，我們全家老小也於1938年初由南昌乘火車經株州南下，在廣州小住數日後抵達香港。
對父親離開南昌市市長之職而南下組建新職之事，據說當時有些傳言，說他因與當時的江西省省長熊式輝“意見不和、關係緊張”而離去。但從後來多年，父親及我們家庭與熊家交往仍較密切等情況來看，恐此傳言並不確實。例如：抗戰勝利後，熊式輝擔任國民政府“東北行轅主任”期間，為了準備接收應由蘇聯交回我國的大連市（當時定為中央直轄市），據說就是熊把父親要過去擔任市長職務的。後因蘇聯拒不交回，故父親未曾到任，約一年後改任青島市長（當時亦為中央直轄市）。
記得在1938年初，全家離開南昌去港以前，為躲避日本飛機對南昌的轟炸，我們兄弟姐妹曾隨同祖母回到祖籍故鄉的江西金溪縣霞斯龔村的祖屋小住數月，這也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回到江西老家。記得村前有一個很大的池塘，裏邊養了許多魚，池塘側麵有擺放著祖先牌位的祠堂。祖屋是有高高灰色牆壁的磚木結構建築，幾道大門都有很高的門坎，裏邊是幾進住房和堂屋。在祖屋對麵有個不小的花園，在茂密的樹木環繞下，中間有新設的蹺蹺板、滑滑梯和秋千等。聽說是由於我們要回來避難才事先修好供孩子們玩耍的“兒童樂園”。
對這些情節，我之所以能記得如此清楚，可能是因為1937年底正好是我十歲生日(當時多以“虛歲” 計)，據奶媽說過，那天村裏還特別為我宰了一頭肥豬宴客呢！
全家回到南昌後，立即坐上火車南下。我們全家老小、包括兩個奶媽（我和二哥是同一個奶媽，建文的奶媽姓徐，她們都一直跟在我們家中照顧外婆和祖母，直到後來在重慶時，外婆和祖母先後去世，她們才被送回老家江西。）是乘的一節“花車”，也就是後來叫“公務車”的那種，車上有大客廳和幾間臥室、廁所、浴室等。據說這輛“花車”是蔣介石原來出巡時乘過的。火車先沿浙贛線西行到達湖南的株州站，可能是為了等待有合適的南向列車將車輛一並掛走，我們這輛車好像在株州站的股道上停了兩、三天才重新啟動。當時大人們曾一再告誡孩子們不要隨便下車去玩，否則車輛萬一被掛走就會找不到人了。（十幾年後，我在大學學了鐵路專業，回想起來才知道，這種專用公務車，在沒有特殊緊急任務的情況下，一般都會與貨物列車編組為“株州－廣州直達列車”。那時鐵路運輸管理技術沒有現在的先進，因此，在株州編組站等上幾天才編入一列“株－廣直達”是完全正常的。）到達廣州後，我們住進一棟叫“？梅”的花園樓房，院內綠樹成蔭，花木扶疏，環境優美。約住三、兩天後，即由廣州乘船去到香港。（1950年代，我參加工作後，遇到一些同事，他們有年齡比我大些的廣州人，例如抗日戰爭時期曾在父親所領導的下屬工程單位工作的前輩鄒WT工程師等，當時我與他們聊起這段在廣州的往事，提到那時我還能記得全名的那個住所時，他們覺得，那好像是宋氏家族的房產。我想，完全可能，因為父親當時在宋氏主管的單位工作，家眷路過廣州，定會給予落腳之處吧。）
到達香港後，因為自己年齡也大了一些，（已十歲），因此記得的事就更多些了。下邊擬先寫一下過去聽說過的關於大哥GW和祖先們的故事。
1937年南昌 XQ, DW, GX, LW, NW, MX, CW, XW, XM, JW
大哥廣文
其實我對大哥廣文的事知道得很少，隻是過去聽長輩們談起過一些（有些是奶媽講的) 。他出生於民國元年（1912年），才十幾歲，父親就把他送去日本讀書，約20歲，回國結了婚，但是在與妻子“回門”去她娘家時，突患傷寒病，送回家來不久，就不幸去世。母親為此過度傷心，曾大病一場，這個時候是六弟JW出生前後的事，那時我才幾歲，在記憶中對大哥一點印象都沒有，隻是後來稍大時，在家中的相冊中看到他在日本留學時拍的一些照片，其中有幾張是穿著運動衣衫在足球場上拍的，長相酷似父親，一表人才，用現在的話來形容，真可算是一位頗具吸引力的“帥哥”，可惜過早去世，否則學成回來，在事業上輔佐父親（他們父子間才相差十七歲而已），我們家的情況肯定更有發展。
關於他在日本讀書時的一段愛情故事，甚至被當時的留日同學寫成小說。聽說是這樣的，當時他與一位留日的黃姓少女同學戀愛，這位姑娘是父親留日同學HG鬥的小妹妹，（HG鬥本人則在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帶回中國，一直跟隨在旁。在父親任南昌市長時，黃任市警察局長，抗戰勝利，父親接任大連市長之職，在沈陽等待蘇聯移交時，黃為尚未赴任的市秘書長。因此，與我們家庭交往甚密，我們兄弟當時雖年齡還小，但與之均很熟稔）後來，可能因雙方家庭封建意識的影響，或是有其他什麽原因，兩人相約在日本跳水自殺徇情，但黃女死去，而大哥廣文確被人救活。所以後來有人說，他雖回國結了婚，但仍被初戀情人黃女將魂勾去，未能活命。因為我們兄弟幾人原來是按大哥老大這樣排下來的，且都已叫慣，大哥死後，也就自然地以姐姐作為老大，弟弟們仍按原來的排行稱呼。母親實際上生過九胎，第二個也是男孩，但出生後不久就因病去世，最後留下我們“五男二女”七人，姐姐DW，（來美留學前叫“明文”）妹妹LW最小。三哥CW因在大陸解放前夕去過台灣，後回大陸繼續求學，在“文革”中受到不小衝擊，終因罹患肝癌，不幸於1969年英年早逝。其餘兄弟均在姐姐的幫助下，先後來北美定居至今。
1990 Christmas, Long Island, New York
XW, NW, DW, LW, JW
祖先的故事
一九七、八十年代在成都時，我與抗戰期間在昆明、重慶很熟的七姑姑時常見麵，那時她已八、九十高齡，好像是父親那一輩人中還健在的少數姐妹之一。七姑姑是四叔的妹妹，與父親同一個祖父。七姑父叫全SH，過去一直在父親手下工作，抗戰勝利後，仍留在四川公路部門工作。因七姑姑的子女當時都不在身邊，故在姑父去世後，多由她的親侄子，即四叔的兒子HW在成都就近照顧她老人家。HW是我們“文”這一輩中最年長的一位兄長，他抗日戰爭時畢業於大學土木工程專業，在成都紡織設計院任工程師，多次因技術上的一些問題會到我工作的鐵道部第二設計院聯係工作，因此與我過從較密，既是兄長，也是朋友。
在成都與七姑姑的多次見麵中，聽她講了不少關於我們G家“祖宗八代“的傳奇故事，還為我列出了幾代人的“家譜”。七姑姑已於我來美後、九0年代中期在成都去世，享年近百歲。現據她生前講過的關於祖上的一些情況，轉記於下。我這一輩人（“文”字輩）祖父的祖父，即太曾祖父叫“致和”，生有二子，大的叫“楚生”，小的叫“楚成”，（也就是我們的曾祖父），從他們兩兄弟取名中的“楚”字，可以看出都是在湖北出生的。楚生有三子，楚成有二子，長子“其賢”就是我們的祖父，（次子叫“其熙”）。祖父有三子，長子學遂，就是我們的父親，二叔叫希遂，三叔叫亦遂。
記得從前家中的“堂屋”供桌上陳有曾祖父及祖父的燒瓷畫像，每逢年節，父母都要率領我們子女列隊向兩尊遺像鞠躬祭拜。這兩幅鑲有紅木相架的瓷像，最後是設在北京家中最後一進的堂屋裏，但在1948年戰亂中離開北京時未能帶出，後來不知去向。（關於當年離開北京－當時還稱“北平”的詳情，待後述）
七姑姑說，我們G氏就是從太曾祖致和發的家。致和公年青時，不堪在鄉間種田渡過一生，隻身去到景德鎮，開始以開設豆腐磨坊以賣豆腐謀生，後來與一位在漢口的生意人認識，此人見他人較機靈，把他帶去漢口幫忙。漢口在中國曆史上是明代四大商業中心之一，早在1861年即已成為對外開放的商埠，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有著優越的商業地理位置，古稱“九省通衢”，水陸交通都很發達。致和公初到漢口時在此人帶領下做生意，不久，他被一家錢莊老板看中，見他在漢口情況單純，人既聰明也很可靠，即以每次交給100個銀幣的方式，讓他連夜鑒別分出真幣、偽幣後第二天交回錢莊，經錢莊老板多次“試用”，每次均能按要求將全數真假銀幣如數交回，後逐步增加鑒別的銀幣數量，最後多達每次交給數千枚，對交回的時間也相應延長，並且不加計較。這時，致和公考慮到，總不能一輩子就做這個事，何不利用暫存在手頭的這筆資金做點自己的生意。當時，湖南出產的鴨絨通過漢口港出口利潤可觀，他與收購商談妥後，就經常連夜自己趕著馬車去長沙收購鴨絨，並連夜運回漢口交貨，聽說當年做鴨絨生意有百分之一百以上的利潤，所以沒多久就賺了大錢。之後，他辭去為錢莊鑒別銀幣的工作，用賺來的錢把生意越做越大，並以做江西景德鎮的瓷器生意為主，在漢口開了專賣景德鎮瓷器的商號。經過他的子孫（也就是我們的祖父等）三代人的經營，相繼在四川、西安、天津等地都開了商號（從前在家中曾看到過這些商號樓房門麵及櫃台的一些照片，但可惜也在“文革”中燒毀。）這可能也是我在前邊提到過的，當時祖父要父親接班做生意的原因吧。後來，這份事業由我三叔等叔輩接了下來，三叔一直在漢口經商，最後做到漢口商會會長。抗日戰爭武漢失守前，他帶全家離開漢口，也到了昆明，並通過越南（當時叫“安南”）這一口岸與外界（香港、東南亞等地）做生意，直到抗戰勝後再回到武漢。
七姑姑在成都
由香港去昆明
1938年初，我們全家老小在廣州小住數日，即乘船出株江口到達香港。（父親因公務，早就直接由南昌先行抵港了）在香港，記得我們是住在九龍的一棟三層樓房中。因為怕我們這些正值調皮的孩子們一旦跑上街去玩又不會說廣東話而找不回家，因此在下船伊始，大人們就反複教會我們背熟了當時住處的街名和門牌號碼，至今，我還能清楚地用廣東話說出這個地址是“英皇太子道361號”。記得在這裏的大門口抬頭可看到九龍山上的舊城牆，後來問到一些熟悉香港的朋友，他們都不知道有這條街，也沒有什麽“舊城牆”的印象，估計是在香港後來大發展的建設中被“埋沒”了！
在香港的半年多時間裏，我和弟弟們因年歲較小未去上學，而姐姐、二哥、三哥都在離家不遠的一所學校讀書。記得當時二、三哥上學時經常穿著四輪滑冰鞋去，我們幾個弟弟都很羨慕。
隨著日軍在中國的不斷南侵，大約是1938年秋天，父親工作的“西南運輸公司”總部也正式由香港遷往昆明。於是，全家老小隨父親一道，搭乘一艘法國的萬噸級客輪由香港去安南，再轉乘法國人出資修建的滇越窄軌（軌距為一米）火車去到昆明。一路上，我印象最深的有幾件事。
上船以前，父親曾親自教我們吃西餐的有關禮儀和規矩，因為我們乘這艘船的人大部分是老外，怕我們在外國人麵前失禮。記得有一次坐在大餐桌用餐時，我不小心把西餐刀放在嘴上吮了一下，父親在我對麵投過嚴厲的責備目光，嚇得我不敢抬頭。船過瓊州海峽時，因為這海峽曾被古人稱做“鬼門關”，大人們多到艙外船舷張望，我們幾個小些的孩子為了安全，隻準爬在艙內窗前向外張望，好像什麽都沒看到。船靠越南海防港，來接的汽車把我們送到一處臨海叫“桃園飯店”的法式建築的旅館內居住。傍晚時，天氣很好，祖母、外婆等大人們坐在海邊靠椅上觀賞海景，我們幾個孩子則在沙灘上拾揀那些從未見過的海螺貝殼。當時有幾張照片拍下了那些難得的鏡頭，可惜也全被燒毀而蕩然無存了！
大約在海防隻住了一夜就用汽車送我們到河內轉乘火車赴昆明。因為鐵路線路坡陡、彎急，又是窄軌，當時所乘的法國火車是一種比現在大Bus稍長的單節客車，由於一路非常顛簸，我在車上嘔吐不已。我們全家到達昆明的時間是在1938年秋季，大約是九月份的某日，因為來到這個“新家”後，可能是由男孩中最大的二哥LW倡議，我們幾兄弟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住處庭院內的一棵大樹幹上用小刀刻下了我們到達的年、月、日。因此記憶頗深，可惜現在已記不得具體時日了！
1938年香港九龍英皇太子道361號門前
XW﹐CW﹐母親﹐DW﹐父親﹐廬W﹐NW﹐
LW﹐JW
母親與外婆
母親、王家襄，這是學名，記得母親說過，在她出嫁前的閨中名字裏有一個“如”字。母親出生於1893年10月17日，比父親大兩歲，在一九五、六十年代同母親聊天時，她說她是與毛澤東同年出生的，算下來，今年應是她110年冥壽。外祖父在鄉間是行醫的，當時稱“郎中”，可能因去世較早，我沒見過，也毫無印象。聽說外公常為窮人免費診病、施藥，是當地有名的善人，可能正因此而造就了母親畢生與人為善的性格和為人。母親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極其賢淑、仁厚並慈祥的古典式家庭婦女，沒上過“洋學堂”，但確很知書達禮，她所受教育多係在家中由外公自行教授。小時也纏過腳，但大些時（可能是因“民國”成全），就“放”了腳，當時好像叫“解放腳”。母親脾氣極好，在我的記憶，幾乎沒有見到她罵過人、生過氣，有時遇到不順心的事而難過，也多半背著子女們獨自消解和承受，心胸極其豁達。與母親相處中，自我稍大記事以後，有幾件最使我記憶深刻的往事：一次是大約1939年夏季在昆明時，我突患副傷寒，母親非常擔心，因為大哥廣文就是得傷寒而死的。記得當時有一位瘦高個子男醫生天天來家中為我看病（在那時的昆明可能醫院條件還不太好，或是因為住院費用太貴，所以我是住在家中治療的。）還專門請來護士日夜護理。由於傷寒是會傳染的，兄弟姐妹都被“隔離”，不準進入我臥病的房間，隻有母親日夜陪伴，直到我病痊愈。生這一場大病，人瘦得皮包骨頭，連頭發都是掉光了重長的。（可能與當時用藥有關，但總算把命保住。）
另一件事是1949~51年在上海交大讀書期間，那時雖然是上海“解放”前後，但家中生活條件還好，同學、朋友中家庭是資本家、有錢人的也不少，因此，會時常到他們家中參加一些生日Party或周末、節日舞會（也曾在我們自己家中樓下大客廳舉辦過數次）。Party後回家一般都較晚，總會在半夜12點左右，甚至更晚才回到家，這時全家老小、樓上樓下都已睡著，隻有母親總會靠在床頭，開著台燈等我回來。那時年青，還不太懂事，但有時回來太晚，見到母親還獨自一人在等我夜歸，也很感到過意不去，但確從未見母親為此生過氣，總是和顏悅色的說些回來晚了要注意安全或是食廚裏麵有什麽吃的等等話語，現在想來，實在深感內疚！
我1952年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分配在成都，回上海的機會很少。按那時的“政策”，分居探親隻能是探分居一年以上的配偶，並且一年隻有12天。對與子女分居兩地的父母是沒有探親假的。這種“休假製度”實際上造成“隻要老婆、不顧父母”的不孝風氣及惡果。加之工作也忙，經濟條件也有限，一般不太可能用“請事假”、扣工資的方式遠道回家看父母。記得在1950年代末及60年代“文革”以前，我隻能藉到華東一帶出差的機會，順便繞道上海回家看看母親，次數雖不多，但也算是領導的“特別照顧”了。初時，母親身體還好，在我經過上海隻能停留兩、三天的短暫時間裏，也故意不去貴州路鐵路招待所住宿，而直接回家陪母親說說話，有時母親與我一起到離家不算太遠的“凱司令”、“紅房子”等西餐廳吃點點心，喝杯咖啡，聊些離別後的情況和談談往事。當然，這樣的聚會，對我這個長年在西南那無人的山區搞鐵路勘測的“遊子”來說，當時的確是一次奢侈的享受！
在最後去滬探望母親的一、兩次中，因她身體越加虛弱而不能下樓和外出，隻能在母親房間裏聊聊。她自己也強烈的意識到“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的威脅，使我深切感受到，她在與我臨別時站在樓梯口送我時那強忍的悲痛和眼淚。我自己也是含淚趕快跑下樓離家而去，以免引起她的過度傷感！
1960年前後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國內食品奇缺，我們在成都的“定量”是：每人每月2兩油、半斤肉，一個月每人半斤白糖，一個月的糧食定量隻有23斤，糕點憑點心票及糧票，一個月隻能買幾次，香煙則憑我的“工程師證”，每月在指定的專賣店可買兩條（算是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特別照顧”，其實我當時是不吸煙的，因為嶽母吸煙，市麵上又買不到好香煙，我則以“會抽香煙”而領到“香煙票”，每月在買回的20包香煙中取出一包放在辦公室，有時拿出來“裝裝樣子”吸一支，其餘的就全部給嶽母“享用”了，現在想來，的確是相當……的！）當時其他的食品、用品等分配到每個人手上的數量也是少得可憐。那時，姐姐在美國托香港的友人（因中美當時未建交，還不能直通郵件，母親和姐姐之間的郵件，都是通過我們家在香港的友人韋淑英女士轉寄的）不定時的由港將罐裝豬油、奶粉、花生米等食物寄到上海，母親則將它們“分發”給我們這些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們，當時我的大女兒小Y吃的奶粉，基本上是從這個渠道來的“進口貨”，因為在國內郵寄怕在途中遺失，所以差不多都是轉托我的一些在上海有家的同事在回滬探親後返蓉時帶來成都。幾年來，母親也會趁著送東西去他們家時，順便了解一些我在外地工作及生活情況。記得，去的次數較多也較熟悉的有住在離江蘇路不太遠的新閘路CH洛家，武夷路施HQ家等等，也有曾去過江蘇路我們家中取物的其他同事，因母親那時還有些“定息”可拿，除托他們帶由香港寄來的東西之外，有時也會在上海買些在成都根本見不到的其他物品一並帶來。所以，後來在“文革”中，有的同事在“議論”到我時，會說：“GNW不但沒什麽家庭負擔，他母親還經常接濟他呢……” 甚至成了揭發我“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大字報的內容之一。因為在那全國各地都最困難的幾年裏，母親的確不時托人帶來過成都見不到買不著的一些東西，對同事們的這些“議論”和“批評”，我也隻能默認了！
好像也是在1960年代初期，一次我去華東出差繞道返滬探望母親，她用姐姐由香港轉寄的港幣而領到的外匯商店購物卷，（叫“僑匯卷”）帶我到南京路設於永安公司樓上的“外匯商店”購物，因購物卷上所剩的錢數已經不多，買了些市麵上買不到的糖果讓我帶回成都給孫女吃，並用卷上僅剩的錢為我買了一塊衣料，那是當時很時興、但在市麵上又買不到的“的確良卡嘰布”（是當時很“時興”的“鐵灰色”），帶回成都後，在春熙路有名的成衣店，由裁縫師傅精打細算地為我量製了一件上裝，餘下的隻夠做一條外裝短褲，上裝成為我在年節時的主要穿著之一，早已破舊，而短褲，則因成都天氣不熱，後來的若幹年中，我因在雲、貴一帶野外搞鐵路勘測和“現場設計”很少穿用。1988年來美時，竟與其它常用衣物一並帶來美國。這幾年退休之後，每逢夏季天熱時便會取出來穿，沒想到已經是四十多年了！每當我穿上它時，就會想到母親當時的音容笑貌和那永遠難忘的慈母之心！
母親對我們子女們從小的教育就是要“與人為善”、要“注重禮節”。她自己就是身體力行，與親戚朋友間的交往無論長幼都是考慮周到備至，對子女們的要求也是一貫如此。我因常年在西南地區工作，很難得回上海探望母親，但當我一旦有機會回到上海時，那怕在上海家中停留的時日是那麽短暫，她也會要求我抽出時間帶上些禮物去虹口侄女HH外婆家和重慶南路弟媳YF父母家作一次拜訪，她當時提出的“理由”隻是因二哥LW和六弟JW都遠在外地工作，（二哥在重慶，六弟在西安），有兄弟回到上海，理應去看望看望他倆在滬的長輩們。在母親“禮節精神”的熏陶下，也使我幾乎每次到北京出差時，都會到住在地安門附近南月牙胡同11號的五弟媳BY家中（文革後遷到和平裏原國務院的宿舍區）看望她的父母，因為五弟XW當時更是遠在青海工作，很少回京。因為去北京出差的機會和次數較多，所以後來與兩位老人相處很熟，拿他老人家當時曾說過的一句話：“見到你比見到XW的次數還多呢！”加之，BY的父親退休前在鐵道部安全監察室工作，憑他從事鐵路運營管理多年的豐富經驗，對鐵路事故的分析特別在行，是當時鐵道部長呂正操的顧問級人物，並經常隨部長外出視察。我作為他老人家的“同行”和後輩，在交往中也就更有共同語言，並且得益不少。
母親沒進過洋學堂，除了能讀中文書報，其他方麵文化程度也不高，記得在青島時，按那個時代官場的風尚，地方首長的夫人一般均擔任當地婦女或一些慈善機構的名義會長之類職務。父親當市長，這類社交活動就自然會落到母親頭上，但母親的確很難單獨勝任這些方麵的工作和應酬。因此，有不少活動都是由姐姐大學時的同學、好友吳YQ來作為母親的“秘書”，（或稱“發言人”）陪同母親出席的。
吳YQ是姐姐在抗戰期間設在白沙（長江邊上的一座小縣城，距重慶不遠）的大學預備班時的同學，後來又一同考進由南京內遷到成都華西壩的金陵女大，是姐姐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姐姐讀的是曆史係，吳讀的是社會係）吳年青時即為一名“獨身主義者”，湖北人，抗戰時也在重慶，好像在渝沒有什麽親人，所以，每逢假期總和姐姐一起回到重慶住在我們家。母親當時曾經擔心吳的獨身主義會影響到姐姐的交友和婚姻。1948年姐姐去美國留學後，吳仍然是我們家的常客，我們幾個弟弟和妹妹一直是叫她“吳姐姐”，沒有把她當作外人。在青島時，她大學畢業，在我們家裏住過一段時間，她雖然大學畢業不久，但顯得比較能幹，有主見，聽說父親曾擬以啟用年輕幹部和婦女幹部為由，委任她擔任青島市社會局長，並配一年紀大些但有經驗的男幹部擔任副手協助她擔此重任，但她執意要去台灣和美國深造，在上海解放前去了台灣，隨後赴美留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後，在加州辦了一個非營利性的“老人公寓”，收容了一批以華裔為主的老年人作為服務對象，業績不錯。她曾受姐姐、姐夫邀請多次來美東度假。有一次由姐夫做東請她晚宴時，我們幾個多年未見的弟弟也去作陪，四、五十年未見，她已滿頭白發，仍然是單身一人，但精神抖擻，仍很健談和健康。
1969年6月8日9日，我在貴陽，連接二哥從上海發來稱“母病危”及“母逝世”的急電。但那時正值“文革”中的清隊運動，（即所謂“清理隊伍中的階級敵人”運動）我因一些過去在上海讀書時“社會關係”的問題，當時正處於“被審查”期間，實際上已被“軟禁”於貴陽不得離開，隻好立即電匯百元回滬，請兄弟們代為妥葬，而未親回奔喪，至今我仍引為今生憾事！（當時二哥已由重慶回家在滬病休－高血壓症，同時也為了躲避重慶兩派那激烈到用真槍、真炮開打的“武鬥”。所幸，六弟當時正好由西安在滬出差，總算母親去世時有兩個兒子在旁送終，否則，我們這些當兒女的也太不孝了）！
從我記事起，外婆一直住在我們家，可能是因為外公去世較早，我們兄弟好像從未見過外公，母親隻有一個弟弟，名叫王家駒，有一手好書法，中文根基深，文章寫得好，因此，一直是在父親手下做文字秘書工作，但於抗戰期間英年早逝。對他，我記憶最深的一件事是：他曾救過LW一命。那還是LW才一、兩歲在南昌時，有一天家中的大丫鬟帶著LW在二樓一個房間的窗前坐在寫字台上玩耍，這個窗子的下邊是進入車房的路，左側則正對大門，這時丫鬟聽到大門那邊有人進來的聲音，就俯身伸頭探出窗外張望，一不小心，把坐在她麵前的小LW擠出窗外跌了下去，也算LW命大，可能是傭人們用完一架樓梯順手靠在窗下的牆上，因此LW跌出窗口後順著那梯子滾到下邊的地麵。這時，正巧舅舅從大門進來，看到由窗口跌下的LW，樓上的丫鬟正大聲哭叫，舅舅跑了過去，順勢抱起LW時，她已暈了過去，幸好舅舅懂得拳法和醫術（可能與外公是郎中有關）馬上給LW做了手腳活動和按摩等，她“哇”的一聲哭出聲而醒了過來，否則真是後果不堪設想。本來LW就是父母連生五個男孩後最小的女兒，長輩們都是疼愛有加，如掌上明珠。自此事件之後，更是受到上邊兩代人和全家老小的疼愛。多少年來，我們這些哥哥們真是連指頭都不敢碰她一下呢！
前邊說過，我和二哥廬W是吃的一個奶媽的奶，並且都是由外婆“分管”，奶媽也是同時服侍外婆的。我們長大之後，這位奶媽也就成了專職服侍外婆的女傭，一直跟到重慶，外婆去世後，才乘護送外婆的靈柩的專車同回江西老家養老去了。（JW的奶媽“徐奶娘”則是後來祖母在重慶逝世後，才以相同方式扶靈回了江西）。
外婆是1941年（民國30年）夏天我們全家剛從昆明搬到重慶後一個星期左右因中風逝世的。當時，可能是父母選擇了我們幾個兒女在讀書上學時間上的銜接，利用1941年暑假期間全家乘坐幾輛汽車由昆明經貴陽到重慶（父親則因工作調動關係，已先期單身去渝赴任）。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的是：我坐的那輛黑色轎車是開在我們“車隊”最前邊的一輛，我們幾個孩子同祖母坐在後座，因外婆暈車，是與由重慶專程來昆明接我們的父親一下屬趙Z堅科長一同坐在司機旁的前位，昆－築－渝公路是當時有名的“彎急坡陡”的險路，但也是當時由昆明至重慶間最好的一條公路，中途要經過“24倒拐”和“72道彎”等翻山越嶺地段，這兩段路也多次發生過翻車、撞車事故。那天，時值天下小雨，路麵很滑，正當我們的車隊走在築－渝間“72道彎”的下坡路段時，突然從前方衝來一輛加油上坡的載貨大車，雖經雙方緊急刹車，總算兩車沒有撞上，幸免大難，但車上的老老小小都因慣性而向前衝，外婆坐在前座，前邊沒有阻擋（那時的汽車好像都還沒有“安全帶”裝置），差一點頭就碰上擋風玻璃，這時，趙先生（這也是我們當時以及在以後的多年裏對他的一貫稱呼）及時用手臂將外婆擋住，才沒有發生碰傷事故，但也受到了較大的驚嚇和震動。總算有驚無險，當時平安無事，但也在數天後對有高血壓的外婆帶來了不幸！當晚，我們在距離重慶不遠的鬆坎住下，（現在，因為公路較好，重慶到鬆坎間幾十公裏很快就可開到，但抗戰時的後方公路，標準很低，路麵各方麵技術條件都很落後，短短距離沒幾個小時或半天是開不到的。）第二天，走了半天約中午時分到達重慶，到渝後的第二天一早，外婆起床後，母親說，隻聽到她老人家說了一聲“重慶真好嗬！”就突然暈倒在地，經醫生診斷是“中風”，自此昏迷不醒，約一周左右即溘然去世了。所以，我們家是一到重慶就舉辦喪事。大約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後，父親派出一輛專用帶篷卡車把外婆的靈柩等運回江西老家安葬了。（那時，雖然華東地區已經淪陷，被日軍占領，但通向江西的公路還是可以通暢的。）因為我從小是由外婆照管，所以在後來的一段日子裏，我都是睡在外婆去世時的那間房內及那張床上。
母親王家襄
祖父,母
我們兄弟們好像都沒見過祖父，他年青時期，一直繼承祖業在外經商，我隻是在那幅供在堂屋裏桌上的燒瓷畫像上看到他的容貌。他的名字叫其賢，在五個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三。母親曾告訴我們，祖母最後一次離開祖父返鄉時的情景。那次祖母從漢口乘船返鄉，祖父到碼頭相送，當船起錨離岸順水東下時，祖母久久地站在船尾與祖父揮手告別，直到漢口河岸在晨霧中漸漸隱沒，她才含淚回到艙內。母親說，當時可以看出，她內心已感到這是夫妻的生死離別，果然，此後祖父再未返回故裏並在外地病逝。（去世的年月，母親雖曾講過，但我已忘記了。）送祖父靈柩隨船由漢口返贛的是兩位姨祖母（我們叫“二嬤、三嬤”）二嬤是湖南長沙人，帶回一位大約在1920年前後出生的小叔叔。三嬤是四川萬縣人，帶回的可能是“遺腹”女的小姑姑（我們叫“細姑”）。好像比姐姐（達文）大不了幾歲。以此推算，祖父可能是在1920年代中期去世的。“小叔”大約十歲左右時，不慎被開水大麵積燙傷而不治身亡，那時XW正出生不久，為了讓二嬤得到慰藉，把XW和奶媽都交由二嬤“分管”了。細姑姑則一直住在一起，當時與姐姐DW都是在南昌葆靈教會女校讀書（部分情節待後述）
祖母也是在重慶去世的，那時我們家已從南岸四公裏半搬到上清寺特園路的新建樓房中。這幢房子在特園路的最盡頭，背山麵向嘉陵江，風景如畫，對岸就是江北。馮玉祥的住處在特園路的中段，離我們家近在咫尺，（因為特園路並不長，住戶也並不多。）我們時常可在傍晚看到馮由幾個保鏢的隨同下在附近散步。（錢YZ全家也住在我們附近。）
祖母病危時，父親派車把我們幾個在郊區歌樂山附近住校讀書的孩子都接回家裏，以備祖母有不測。祖母在家中病床上一直等到三叔（亦遂）從外地趕回來見麵後才咽氣。因為她老人家雖然一直與大兒子同住，但仍然最疼愛最小的兒子（三叔），據母親說，病重時即囑父親速通知正在東南亞一帶做生意的小兒子回來，在最後的幾天，為了等三叔，讓她口中含著人參，直到三叔回來見了麵才“斷氣”與世長辭，總算了此心願。記得在追悼會（祭奠）那天，祖母是用絲綿纏身，穿著專製的綢緞壽衣，胸口掛了一塊有手掌大的碧玉，口中含了個翠綠色玉塊。（那時說是這樣遺體不會腐壞，其實隻是晚輩表示孝心的一種方式而已）靈柩是停放在家中的大客廳中央，除了擺滿許多單位、名人送的花圈、挽聯外，在堂屋正中的橫梁上還掛了當時“最高領導人”蔣介石題的橫額，我想，也許是由蔣的仿字秘書代寫的吧。按當時慣例，一定級別以上的政府官員，家中有了喪事才會得此殊榮。橫額中的四個字我隻記得其中有一個“懿”字，下邊的落款是“蔣中正”。
大約也是在“七七四十九”天後，父親派出一輛帶篷卡車，將祖母靈柩等送回江西金溪老家安葬了。（抗戰勝利後，父母等曾帶了幾個在身邊的孫輩專程回鄉掃墓。但二叔希遂則是先於祖母在江西病故的。）祖母去世的具體時間已記不清楚了，可能已是抗戰後期，與剛到重慶時外婆去世後，靈柩運回江西老家的情況類似，因日本兵占領的隻是南昌、九江等鐵路沿線的大市、鎮，而金溪縣這種比較偏遠的縣份，基本上仍然與大後方交通暢通，所以能夠用汽車將靈柩繞道直接由重慶送抵老家。
南昌王陽明路豫章支路住宅旁
後立﹕胖姑姑﹐DW﹐母親
中排﹕CW﹐祖母﹐外婆﹐廬W
前排﹕LW﹐XW﹐NW﹐JW
廬山“望龍別墅”
1920年代中期，父親在廬山建有一幢傍山的房子，風景極佳。由正麵經過房前的一片花園進入，看似一層，而由側麵看，實為三層洋房，取名“望龍別墅”。這個“龍”字肯定有所指，也許正是在此處能看到那似“龍”的景點，但我對此不太清楚。此房在解放後由海軍某部使用，作為指揮在鄱陽湖進行海軍訓練的通訊樞紐，由此房接出大量電纜，並修建了一段公路直通房側。
抗戰勝利以前，父親在江西任職時，因南昌夏天天氣很熱，因此每逢孩子們放了暑假，就隨同祖母、外婆、母親等舉家上山避暑，父親也會抽空時常來往於南昌、廬山間。當時父親為培養我們兄弟從小愛勞動的習慣，每次上山都會布置一些勞動的任務給我們兄弟，記得最清楚的一項是，讓我們到山邊選一些片石搬到別墅前院的花園，鋪出一條石板路麵，雖然是暑天，但廬山天氣涼爽，我們除了做些暑期作業外，就在二哥廬W的帶領下，很積極地全力投入鋪路工程，在父親下一次上山來看到我們的“勞動成果”時，總會給予表揚，大家都很高興，還在鋪好的路邊拍過照片。（可惜也在“文革”中燒毀了！）
望龍別墅的具體地址早已忘記，還是前幾年姐夫有位朋友回大陸向廬山房產局（城建局）聯係證實後，是：“牯嶺鎮渣滓窯3號”。並告知，原來的三層樓房的最下一層已經用土填實，故此建築已改列為“二層樓房”，在房產檔案的房主名是父親的名字“G學遂”並冠有“前青島市長”等頭銜。
我隱約記得，這個別墅距離當時國民政府在廬山的“中央圖書館”不遠，附近也住有一些當時政府高層人士，有時父親帶我們在附近山邊小路散步時，往往能碰上一些他認識的南京來廬山避暑的高官。由於南京是長江沿岸三大“火爐”之一，（另外兩處是武漢和重慶）所以夏天來到時，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就搬上廬山辦公，成為國民政府的“夏都”。（就與前些年北京的中央政府把北戴河作為“夏都”一樣。）那時，夏天外國人在山上避暑的也很多，（估計係當時外國駐華使節及他們的家屬。）正是由於這些因素，二叔（希遂）看中了這一“商機”，在九江、廬山辦了一個“潯廬農場”，養了不少奶牛，做起了奶製品的生意。記得我們去農場玩耍時，見到過好幾頭專門從荷蘭買回來身上有花紋、很大、很壯的奶牛，據說日產奶量很多，他為了用奶做成奶油，並且便於保存到夏日出售，將別墅的最下層，（即解放後被海軍用土填實的底層）改建為冰室，請了專職師傅在裏邊做奶油和奶酪。我們兄弟也會時常去看他們製作，並可隨時品嚐到那剛產出的最新鮮的奶製品。（我想，這也許是造就我們兄弟們長大後仍然很喜歡吃奶油及其製品的緣故吧）在冰室上邊是一個很大的“儲”冰庫，每到冬天，二叔就帶領工人們把室外按規格尺寸製好的天然冰磚由一樓堂屋（即與花園地麵同高的一層）中間地板上的門打開，將冰磚儲入冰室，到夏天避暑的人上山後，不但有牛奶、奶油出售，並且還供應冰箱用的冰磚。（那個年代，一般家庭中還沒有能夠造冰的“電冰箱”，隻有放入冰磚保存食物的冰箱）那時，生意相當好，“潯廬農場”的奶製品和冰凍食物也是當時廬山、九江甚至包括南昌一帶有名的品牌。也使我們終年不斷的能夠享用，但這些都隨著日本的侵入而全部毀棄！
抗戰頭幾年在昆明
1938年秋，我們全家由香港乘海輪經越南到達昆明。最初的住處在昆明城內“大綠水河”旁的一個大院落裏，大綠水河其實隻是一條寬幾米的小河，河水流速很緩，水麵長有不少綠色的水草和青苔類植物，估計河名才因此取了個“綠”字吧。我們住在河邊的這個大院子裏有很大的花園，有大片的竹林和好幾棵大樹，風景很好，這可能是由當時的“軍事委員會”向當地富豪征借的（因為“西南運輸公司”是直屬國民政府軍委會的）。庭院的主人好像是一個從外國 （可能是法國）留學回來的當地大財主的兒子，他回國時從國外帶回成套攝影器材，在昆明開了一家最大的（也可能是昆明當時“唯一”的）照相館，名叫“存真”相館。花園是他的私宅，園內立有刻著“存真”字樣比人還高的石碑，為吸引顧客進入其私家花園拍照作背景之用，（我們，尤其是已長大了的姐姐，當時也以此為背景拍過照片，還有我們幾兄弟穿著學生製服在園內拍的照片－可惜也都在“文革”中蕩然無存了！！）
在花園裏原隻有一棟類似“四合院”的平房，是庭院主人住的，現在成為我們全家在昆明的新居。另外，在園內的一塊空地上新建了一棟兩（三）層樓房，是“公司”的辦公大樓，父親及同事們就在樓裏辦公。職工們的宿舍則是分設在昆明市的街上，記得其中離我們家最近的一處是在小河對岸巷子裏的民房，是一棟較大的“圍樓”式的兩層樓房，房間很多，住了許多職工及家屬。因為在父親手下工作的他的義子，歐陽仁義哥嫂也住在這裏，我們常去他家玩，所以記得相當清楚。（抗戰期間仁義哥在重慶病逝，抗戰勝利後，仁義嫂帶子女定居杭州，與當時住在上海的我們家常有聯係，解放後，尤其因“文革”而失去聯係。）
“西南運輸公司”的第一把手宋子良在昆明辦公的時間和次數好像不多，公司的實際負責人其實是父親，另外有副主任吳涿之輔佐，記得有過一次宋子良來到昆明，晚上在辦公樓內小禮堂為職工及家屬們放映他自己在美國、仰光和重慶等地拍攝的小電影，我們孩子們都坐在前排看他的電影，一開始時，可能是他忘了倒好曾放過的電影膠帶，放出來時是他與他的家人們（即宋子文、宋美玲等）從一棟樓門外的階梯下倒退回樓內，引起全場哄堂大笑，這一情節，我至今記憶猶新。對宋子良的印象，是一位沒有什麽架子，對孩子們也很和藹的中年人，個子不高，皮膚較黑，臉是圓圓的，並不像1980年代看到描寫宋氏兄妹的電影中那樣的瘦削臉龐。
當時，我們兄弟在昆華女子師範附小讀書，這個學校在昆明當時是赫赫有名的學府，昆明及雲南省內許多小學的校長、老師都出自該校，校址位於昆明城區的圓通山半腰，（解放後好像成了“雲南大學”的一部分。）從我們住處抬頭向上可以看到學校的校舍，站在學校的坪場上也可看到我們的住處和昆明城景，風景很好！
父親可能是由於工作上的關係或是曾同在日本留學的原因，與前雲南軍閥唐繼堯的第二個兒子較熟，因此，曾經常帶我們到唐氏公館去玩，裏邊有很大的唐繼堯墓，（解放後與旁邊的“圓通公園”打通成為昆明市區城內最大的公園之一，另一個是風景秀麗的“翠湖公園”。）由於父親喜歡打網球，唐公館內有網球場，故常在周末假日帶我們去為大人們打網球時“揀球”。
記得剛到昆明時，城內街道都較窄，並多係鋪的大條石或彈石路麵，小轎車除了省長龍雲擁有的幾輛外，就隻有父親用的一輛西南運輸公司的黑色轎車了。龍雲乘車出街時，馬路上軍警林立，兩個保鏢手握槍支站在汽車門外的踏板上，相當威風。當時人稱龍雲是“雲南王”，連蔣介石都要讓他三分，抗戰後期還傳出不少“龍三公子與孔二小姐”的故事。
大綠水河住處因係“軍事單位”，在大院門口派有一隊憲兵站崗保護，不久，這批年青的兵士與我們兄弟一起玩得很熟。記得有一次，他們還請我們幾兄弟到他們駐紮的大門外左側小河對岸的營房一起吃午飯，他們特別做了一個“絲瓜炒牛肉”的菜，我們都感到非常好吃，與在家中吃飯的口味完全不同。那幾個年青戰士的名字雖然早已忘卻，但他們的樣子，至今我還印象頗深呢，後來這些人也不知調往哪個戰場去了。在大綠水河可能隻住了一兩年，因昆明城內有日機時常來轟炸，“公司”搬到城郊的黑林鋪，我們兄弟也轉學到位於昆明郊區離黑林鋪不太遠的西南聯大附小、附中讀書。黑林鋪山凹中間一塊大平地是汽車隊的停車場，職工宿舍是蓋在周邊山腳的一排排平房，後邊山坡上是茂密的樹林，因樹葉呈深色，可能因此把這裏取名為“黑林鋪”吧。宿舍後邊山腳下挖了許多防空洞，一有空襲警報，大家立即就近躲進洞內，有幾次，日機的炸彈扔得較近，我們在防空洞內感到震動很大，但當時倒沒有很害怕的感覺，有時還背著大人偷偷去到防空洞口觀看外邊的情況。記得有一次看到對山有光亮閃閃，後來大人們說，那是漢奸用小鏡子利用太陽的反光引導日機的轟炸目標，因此，在我們小小的心靈裏，對漢奸也是恨之入骨。
由於住在黑林鋪仍不安全，在我們快要離開昆明去重慶以前的約半年時間裏，全家老小都到距滇池不遠的晉寧縣避難。我們住在城外鄉間一位李姓大戶人家裏，這個大地主的兒子李某（名字現在已記不起來）雲南晉寧人，是父親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當時他也在昆明，在我們搬到他晉寧的老家避難以前就已較熟，因父親逢周末曾常帶我們到距昆明車程不遠的安寧溫泉洗澡、遊泳，這位李伯伯也多次同去溫泉，他愛好攝影，還曾經為我們五兄弟在溫泉的大池中拍過一張我們五個男孩擠在池中一座假山上的全裸浴照，由於角度和光線都取得極好，是一幅很文雅的藝術作品，被我家一直保存了幾十年，但可惜也在“文革”中燒去！
住在晉寧的時候，我和三哥CW、五弟XW三人都在縣小學的初中預備班上課，（因為那時縣裏還沒有中學，而我們又都已小學畢業。）父親怕我們因避日機轟炸而荒廢學業，所以我們每天都步行到不遠的縣城上課。晉寧的風景也是很美的，城牆外那大片幾乎望不到邊的農田，按季節播下不同的種子，我們在晉寧的時候正值種的是蠶豆，開花時一片黃，開花前後則是一片綠色，非常漂亮，記得姐姐達文就在那蠶豆的綠色海洋中拍過一些照片，可惜那時還沒有彩色照片，否則更加漂亮！但在這個位於中國邊遠地區的晉寧，也讓我“見識”了從未見過和不可想象的封建刑法。在那裏，我曾多次看到死刑犯被砍頭的場景，劊子手們將砍下的人頭用繩子縛住頭發掛在城門正中的城牆上示眾，對沒有頭發的死刑犯，就用繩子穿著一隻耳朵掛著，那被穿繩的耳朵被拉得長長的，臉上則是一幅慘白色，十分可怕。對女死刑犯，則一般是實行絞刑，上刑時，在犯人體下放著一口大缸，當犯人被拉上絞架時，屎、尿都順著腿腳流到放在下邊的瓦缸裏，免得汙了地下。男死刑犯多為搶劫、殺人等，女死刑犯則多為通奸、謀害親夫等罪。假如當時不是到晉寧避難，恐怕我這輩子也不會看到這樣的極刑場麵。
李姓家中有一個20歲左右的小兒子，不知什麽原因患了精神病，發起病來大叫、大鬧、打人，並將自己身上的衣褲脫得精光，到處亂跑，他父親在院子裏專門為他修了一間“牢房”，他一發病，就由兩名身強力壯的男傭人把他架到牢房中關起來，可能那時昆明一帶還沒有專治神經病的瘋人院，即使有，我想李家也舍不得把自己的親人送去，後來，可能是請西醫經常給他注射了鎮靜劑，病情被控製住，人卻變得“呆呆的”。是為了“衝喜”吧，給他娶了一位窮家少女為妻，婚宴那天，喜事辦得相當盛大、熱鬧。那新娘，看上去比我們大不了多少，十幾歲吧，出來同客人們見麵時，臉上一絲笑容都沒有，真不知是從那家佃農那裏買來的犧牲品。（解放後，看了一些與此類似的故事和電影，細想起來，的確與當時的實情相當吻合。）當年在晉寧見到的這些景況，深深印入我那幼小的腦海和心靈而無法磨滅！
民國30年，（1941）因父親調職重慶，任軍委會交通管製處處長（中將銜），夏季趁我們暑假期間，全家由昆明乘汽車經貴陽搬到重慶，結束了在昆明近三年的生活，直到1960年代初期及以後的多年中，我才因工作的關係重返昆明，後擔任“昆明鐵路樞紐總體設計負責人“，有一次竟乘車經過晉寧縣城，後來又去了安寧溫泉，但與往昔相比，舊地重遊，已麵目全非了！當時憶及往事仍不甚唏噓！
在昆明的幾年中，家中為我們孩子們請了一位女家庭教師裘老師，20多歲，當時我們的感覺是，她知識豐富，為人和善，但對我們又很嚴格，幾年來對我們兄弟的教育以及在各個方麵的助益都不小，直到她結婚，我們也即將遷去重慶，她才離開，（家中曾有她送的結婚照片，也可能在“文革”中一並燒去）。
1940年攝於昆明西山 (背景為西山龍門及昆明滇池)
左起﹕ 廬W﹐ NW﹐ XW﹐ JW﹐ CW
1938年攝於昆明唐繼蕘公館花園﹐現已辟為市內公園
Burma 1937-1941
坐在象上者﹕左為父親﹐右為宋子良
父親的幾個弟弟和姐妹
先說一下父親的兩個姨娘和她們的子、女。二嬤、三嬤文化程度都不高，兩位老人一直由父親撫養，也隨母親一同沿著南昌－廣州－香港－越南－昆明－重慶－南京－北平－青島－上海的路徑渡過她們幾十年的生涯。1940年代中期，抗戰勝利之後，二嬤因沒有自己的子女，曾由南京隨母親去到北平，1948年秋與我等五人到青島，最後在上海與母親同住十幾年，約比母親早一、兩年在上海病逝。三嬤則在抗戰勝利後隨她的親生女兒，即細姑姑，在上海定居（住金神父路，即現在的南昌路）。約於“文革”末期在上海去世。
兩位姨祖母都很慈祥、賢惠、忠厚、與人無爭，是典型的中國老式家庭婦女。她們與母親一道生活幾十年，從未見過她們與任何家人或傭人們有一點爭吵或不和，為了照顧我們這幾個孫輩，都能與各自的奶媽密切配合，同心協力地帶好我們，因此，也得到全家老小的尊重，及子女們的孝敬。
記得五、六十年代，我每次出差順道返滬看望母親時，二嬤總是天不亮就起床到菜場排隊買雞、買魚回來做給我吃。因那個年代，副食供應雖屬全國最好的上海，購物也很緊張，她為了按量每次隻能買半隻雞，而在深夜3點多就去菜場排隊，當我後來知道此事，真是萬分感動，那時她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並且身體也不太好。二嬤比母親小一歲，三嬤則更小多些，她唯一的女兒細姑姑自出生後，一直跟在大哥（我父親）家中長大成人，父親和母親就像對待自己的女兒一樣，供她讀書，在南昌時與姐姐達文同在一所當時南昌最好的教會學校“葆靈女中”讀書，大概比姐姐高一、兩班。（順便說一下，1952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在成都的鐵道部第二設計院工作時，當時的一位老工程師、房屋建築科科長、江西人謝G桔 的妻子在鐵二院圖書館工作，因鐵二院有好幾位老工程師在抗日戰爭時都在父親手下工作過，也知道我是G某人之子，在圖書館與她聊天時，這位謝太太才告訴我她居然是細姑姑在南昌葆靈女中的同班同學，並經常到我家來玩，見過我們兄弟姐妹，沒想到二、三十年後竟能在成都同一工作單位重逢！）
細姑姑長大後，解放前在上海與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新聞係的聶某結婚，生有一子，她自己則在上海玩具廠工作，後來把生母三嬤接去同住，全家過著十分幸福美滿的生活。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的“鎮反”運動中，（即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卻給他們全家的生活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由於細姑父解放前是國民黨中央社的記者，解放前在撰寫的新聞報導和文章中肯定會有反共言論，因為自認問題一般，沒有在上海解放前隨中央社去台灣。沒想到，在那鎮反行動的半夜裏被捕，可能未及詳細審問就與那夜在上海各地同時被捕的大批“反革命分子”在刑場宋公祠被槍斃鎮壓了。第二天見報載，同時被處決的共80餘人，據說都是解放前有過“血債”或作惡多端的軍統、中統特務份子。我想，按當時的邏輯，在反動的中央社當記者，而記者就是搞情報工作，搞情報工作的也就是搞特務工作，聶某既是特務，當然屬該殺的“反革命份子”了！！
細姑姑全家從此成為“反屬”（即“反革命份子家屬”）到我們家來走動串門也少多了，記得有一次我回上海看望母親時，曾去南昌路她家中看望過她和仍然健在的三嬤，但“文革”開始後，即與之完全失去聯係，也不知三嬤去世的具體時日以及她們母子的情況怎樣了？
父親另外的兩個姐妹中，大姑母（可能比父親大些）早年出嫁，我一點印象都沒有。第二個姑姑，比父親小好幾歲，因較胖，我們都叫她“胖”姑姑，年青時亦曾去日本留學，後回到南昌，並與範某結婚，抗戰時也與我們全家一同去了昆明、重慶，抗戰勝利後回到南昌工作。1957-58年我到福建參加鷹（潭）廈（門）鐵路的建設時，曾專門路過南昌去看望了她，那時她在江西省文史館工作。1970年代初，她曾到上海看病，住在江蘇路家中，據說後來回南昌不久，因病重去世。胖姑姑沒有生育過子女，而她的丈夫雖然人很聰明能幹，也長得一表人才，但確是個非常投機的人，聽說當初在南昌向胖姑姑求婚時，父親覺得此人狡猾、不可靠、不允婚事，他竟跪在父親麵前提出種種保證，因而騙得信任而成婚。果然在若幹年後與胖姑姑離婚了。更有甚者，大陸解放前夕，他去到香港做生意，三叔亦遂在武漢解放前也帶了三嬸及全部子女共十餘人以及變賣國內生意和家產的全部資金也到了香港，準備仍在東南亞一帶原來較熟悉的地區做生意，在香港碰到了已和胖姑姑離婚數年的前妹夫範某，不知為何，他竟然相信了範的建議，將全部資金交出與範合夥，沒想到範在錢一到手就不知去向，無影無蹤，把三叔辛辛苦苦做了幾十年生意的錢財全部騙走，三叔因此氣得中風，最後出於無奈，又攜全家老小於1950年返回武漢，不久，在武漢病逝，留下了三嬸和11個尚未成年的兒女。
三叔亦遂，字叔慈，也是父親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個，前邊在寫祖母的那一篇中已談到過，他是唯一繼承祖業做生意的兒子，後來的確生意做得不錯，又有大哥在政府當官的背景，並當上漢口商會會長。但對他生意的第一次大的打擊是日本侵華武漢淪陷，抗戰時遷到昆明後，仍利用當時越南這條進出口的國際通道在東南亞一帶經商。在日軍南侵占領東南亞各國及越南等地後，生意很難發展，也是他在生意上受到的第二次大的打擊。而致命的第三次打擊則始於1949年中國大陸變色，1950年代初期在香港的受騙全部財產，最終回國後病逝。
三叔有過四次婚姻，最早的一個在結婚不久後病逝，可能未生育兒女，第二個生女AW（小名“華華”），子漢文及女湘W。湘W與LW同歲，1950年代末在會計專科畢業後分配到水電部成都辦事處工作，後為高級會計師，直到退休。在成都時與我時有聯係，目前仍在成都養老。三叔的第四個孩子叫RW，據說是一個“外室”女子所生，可能因為“出身”的緣故，祖母當時隻同意將兒子RW帶回，不準此“外室”進入G氏家門，後來下落不明。RW大學畢業後，在武漢一重點中學教英語，由於教學得法，他的許多學生都考上大學的外文專業，因此，在武漢的教育界中小有名氣。1970-80年代中期被武漢某大學聘為英文教師。1989年該校與加拿大一大學作為交換學者到加拿大為新移民教授英語，此時適逢“六四”前後，故藉此留加進而取得加國公民身份，妻子兒女後亦移民加拿大定居至今。第四位三嬸，則是我們最熟悉的，抗戰時在昆、渝與我家也接觸最多，她在婚後又連續為三叔生育了七個子女，其中有一對孿生兒子，這些堂弟妹們均在湘、鄂一帶工作，有些已是“大款”。
老大AW（華華）是與我們家及兄弟姐妹最熟悉的一位，為人老實、厚道。1947-48年間曾到北平讀書，住在我們家中，直到48年秋，與我一道飛離北平到青島、上海。然後才回武漢其父身邊。解放後在湖南，與一位“老幹部”（係當地某單位政委）結婚，據其妹湘W說過，婚後生活頗為美滿、幸福，現居於湖南資興市。三嬸則於80年代在改嫁的丈夫去世後多次來過成都湘W家探親，故得以多次見麵，她曾向我解釋，在三叔去世後改嫁是因為當時子女們又多又小，生活困難所致，她後來這位丈夫是一個中醫。
二叔希遂，字仲良，其實我與他接觸並不多，隻記得他個子很高很瘦，而二嬸則很矮小，但我們與二嬸較熟悉，因為她曾在我們家住過多年，原因可能是因為她不會生育，二叔娶了一位姨嬸同住，她才幹脆跟著婆婆和大嫂長住我們家的。因祖母也是位賢淑的婦女，可能因為有過類似的遭遇，對住在一起的二嬸也很好。二姨嬸生了兩個女兒芳文、秀文，抗日戰爭時也在我們家同住多年。前曾說及，抗戰前，二叔在九江、廬山開設“潯廬農場”，運用廬山冬寒夏暖以及“望龍別墅”的優勢，把生意做得很是紅火。但也因日軍的入侵而放棄了在江西的生意，轉到越南一帶經商。聽說，那年日軍入侵越南，他在向雲南逃難的途中，遇到大雨和驚嚇，與一同逃難的人群，完全靠步行跋山涉水逃到昆明，致使得了嚴重的肺病，隻好回到江西老家養病，由二姨嬸在旁伺候，（這可能是芳W、秀W小時遠離父母長住我們家的原因。）二叔在抗戰勝利前即在江西病逝，兩個女兒在抗戰勝利後，住在遷回武漢的三叔家中，武漢解放前夕，又隨三叔全家十幾個孩子一起到香港，約於1950年再一同回國。後來，芳W參加了解放軍，並被送入軍大學習，成為一名軍醫，在贛南等地醫院服役，直到轉業與丈夫（是同一軍醫院的軍醫，上海人）一同回到上海。被安排在上海老火車北站對麵的“北站醫院”當醫生。1970年－80代我去上海出差時，曾多次前往探望，1990年代初期他夫婦隨子女移民在加拿大定居。
秀W則在合肥安徽大學醫務室當醫生，當年她從西安醫學院畢業分配在陝西城固縣醫院工作，與安徽大學教書的丈夫兩地分居多年，後來總算調到徽大，得以全家團聚。她丈夫為人特別老實、忠厚，我每次去合肥看望LW夫婦時，都會與LW一道去徽大看他們。她丈夫沈Z堅，後任安徽大學物理係教授，她自己則是徽大醫務所有名的“G醫生”，兩個女兒學習成績都很拔尖，目前均在國外留學發展。
另外一位與我們非常熟悉的叔叔，是父親的一位堂弟，（同一祖父）九叔宗遂，因為年齡比父親小很多，人又聰明肯學，從小就來到我們家由大嫂（我母親）照顧。抗戰初期已20多歲，一同到了香港。這裏還有一段我記憶深刻的“趣事”，因為九叔個子較高，皮膚較黑，在香港時，他一身白色西裝，走在路上別人還以為他是印度人“紅頭阿三”，不敢欺負他，所以經常由他帶著我們這群小侄子們上街去玩，母親會特別放心。抗戰的八年期間，他基本上都與我們在一起，但因在抗戰勝利後，他全家回到金溪老家呆了幾年，而引起了極大的不幸。上海解放前，他先期離贛來滬，在母親為董事長的一家針織廠負責，上海解放後，因鄉間“土改”，九嬸帶了他的孩子們也來上海“避難”，（當時曾在江蘇路我們家擠著住了一段時日）1956年“公私合營”後，九叔作為原“資方”廠長被聘為經理，但在1960年代中期“四清”運動中，認為九嬸在解放前曾收過地租，被劃為“地主”成分，鄉間來人把他們帶回金溪老家後的日子就很不好過了，不幾年均在老家病逝。（後來聽說是，九叔在“運動”中被批鬥，生活上也沒有得到最起碼的人道對待而患病逝世，九嬸因不堪受虐而自殺身亡。致使至今他們在外地的子女們還心有餘悸，害怕他們現住址會被鄉下人知曉，可見當初那個“運動”給人帶來的傷害之深！）因為他的兒女們多在上海一帶讀書成人，老大開W（劍W）原在武漢測繪學院任教授，老二贛W，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在上海氣輪機研究所工作（高級工程師），女蘊W在上海鐵路局杭州分局任工程師，現與50年代畢業與上海同濟大學的丈夫在杭州過著退休生活，另有弟妹多人均在滬、浙、贛工作和生活，其中妹西W夫婦前幾年與子女去新加 坡定居，女兒鍾FP，則已在美國華盛頓DC Time Warne公司工作。
左起﹕ 西W，贛W，劍W, 蘊W
九嬸，九叔, 紅W，昌W，滬W
重慶（及幾位好友）
1941年夏，我們全家由昆明遷到重慶後，所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前邊已經寫到的，為外婆舉喪。當時，因日機常到重慶轟炸，（有過“五二、五三”重慶大轟炸慘案和一次在防空洞中悶死數萬人的“大”隧道事件等），重慶城內很不安全，因此我們是住在長江南岸“四公裏半”的一個山凹裏，在山凹的中間有一塊平地，作為汽車運輸隊的停車場，住房則布建在旁邊的山坡上。記得剛到重慶南岸的第一天下午，二哥、三哥兩人就各騎了一輛由昆明隨車帶來剛剛卸下的自行車，去到南岸長江邊上遊玩，對岸是海棠溪汽車輪渡碼頭，母親一下子看不到兩個兒子，還真的急了一陣子呢！在住處附近的山上有一所小學，我們幾個小些的弟、妹則在此小學讀書。CW、XW及我三人因在昆明已小學畢業，故先利用暑假在此小學的“初中預備班”聽課。（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適應一些適齡青、少年不致荒廢學業，在許多沒有中學的小學裏多辦有一種“預備班”，師資則多係來自淪陷區的中學老師和知識青年擔任，此舉的確解決了不少兒童在戰亂中的失學和教育問題。）因為潯文在鬆坎的那天傍晚被狗咬了一口，一到重慶就讓他到醫院連打24針，以防瘋狗細菌感染，也算是他到重慶的“第一劫”！
暑假後，我們三兄弟均考入位於沙坪壩的南開大學附中，校長是當時有名的教育家張伯倫先生。因距南岸住處很遠，我們都是住校生。此校教學非常嚴格，我對教學進度大有趕不上之勢，尤其是那位女數學老師，講課時特別快，第一學期的期終考試我和潯文的數學就沒能及格。按照“南開”的標準，沒有“留級”這一擋，如有一門以上的功課不及格，就會以一種“不傷麵子”的辦法，在學期終了通知家長的考試成績單上蓋上“默退”兩字的藍色印章，請你下學期不必再來了，我和XW遭此下場，隻有三哥CW留校繼續讀了下去。父親對我們兄弟一向是相當嚴格的，但他由於忙於自己的事業，對我們子女的具體管教確並不很多，可能因為他自己從小自知努力學習，並一人長期在外讀書的經曆，而認為兒女們也理應是同他一樣吧。在這次的初中一“默退”事件後在我腦海中深深的印下了父親對我們的嚴厲批評，因為他當時工作很忙，我們又是住校上課，平時見麵的機會都不太多，在交回到我和XW手上的成績單上，隻看到父親用毛筆以批公文的方式寫了十二個大字：“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父字。”至今，60多年過去了，這幾個字還是深刻腦際，也許父親此舉，促使了我們兄弟幾人後來雖也長期在外讀書，身邊從無大人直接管教，而尚能自覺讀書，遵紀守法，管好自己，從未出過什麽亂子，打下了基礎。
記得那年到達重慶在學校學會唱的第一首歌的歌詞頭兩句是：“民國三十年，抗戰勝利年……”但這年實際上隻過了“抗戰八年”的一半，直到1945年夏日本才無條件投降。
那幾年，在學校住校的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尤其是吃的方麵，大家都一樣吃的“平價米”，米很粗糙，時常可以在飯裏吃到粗砂和小的石粒，並且時有發黴的米參和其中，學校食堂菜中的肉食更是少得可憐，因此，家境較好的同學，都會有從家中帶來的“私菜”，因那時學校沒有也不可能有“冰箱”給你存放熟食，因此“私菜”多係鹹菜、鹹肉之類，我們常帶的私菜，則多係“榨菜炒肉絲”、或“雲南大頭菜炒火腿絲”等，帶一罐吃它半個月也不會腐壞。（我們兄弟們一般均為兩個星期左右，父親囑部下派車來接回家一次。）
第二學期，我和XW又考入距沙坪壩不遠、位於小龍坎的“樹人中學”春季班，仍由初中一上學期開始讀起，這是一所當時在重慶辦得不錯的私立中學，學校大門臨街，門外兩邊和對麵有小飯館和食檔林立，運貨和載人的汽車來來往往，相當熱鬧，同學則與“南開”的大不一樣，當地的四川人較多，而南開的同學則多來自外省、淪陷區的東北、華北和長江下遊一帶，四川人把他們（也包括我們）統稱為“下江人”。因為我和XW在班上屬為數較少的“下江人”，所以常被那些四川人同學“欺侮”。可能都是初中一的小孩子，倒也沒有發生過打人、罵人的事情（校方管教較嚴格為主因）。但他們往往會把我們從家中帶來的“私菜”充公，一次就由大家吃個精光，學校吃飯時，每餐都是固定由相同的8人一桌，四個菜，飯和湯是放在食堂中間自己去盛（飯、湯是不限量的）不過，放在每個桌子上的菜上桌不久，就被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很快被“搶”光，這時，同桌的四川同學就會開始欺侮我們這些“下江人”了，總會要我和XW出錢，到校門外小飯館裡買兩碗“小麵”或“擔擔麵”或“小籠蒸肥腸”、“蒸牛肉”或其它什麽吃的來當菜吃。（學校食堂就在緊靠校大門內的右側），因為抗戰時生活一般均較艱苦，重慶人經常把那又麻又辣的小麵當菜吃，的確，那大門外小飯館類的麵食等味道確實不錯，鹹、辣、有油水，在當時的艱苦環境下，買來下飯，的確不失為“上品”。至今還清楚記得，在四川同學中最厲害的是一對姓“車”的孿生兄弟，我們與他兩又同班又同桌，後來熟悉後，知道他們的父親是“袍哥大爺”，父行子效，他們把其父黑社會那一套也帶進了學校，但說也奇怪，後來我們之間竟然相處漸好，在離開“樹人”後，還時常與他們通信，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各奔前程”，失去聯絡，回想起來，不甚憾然！
我們在“樹人”隻讀了一個學期，交通部為解決自身職工子弟的教育問題，在歌樂山辦了“扶輪中學”，初中部在歌樂山靠近重慶市區這邊的新開市（附近為去逝不久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墓），高中部在歌樂山另一邊的金剛坨，我和XW讀的初中部，二哥廬W讀的高中部，均為住校（因為距市區較遠，都是住校生。）每兩周家中小車來接我們回家一次。在這所學校裏，因為同學的父母多係交通部門同事，幾乎都是清一色的“下江人”，大家“有難同當”，相處很好。同學中也有少數其他部門職工子弟是通過關係入讀的，亦因家庭背景類似，也都處的不錯。
扶輪中學可能是由於經費或師資短缺，初中部雖然有好幾個班的學生，但好像都是從初中一上學期開始辦起，並沒有初二、初三的學生，（高中部可能類似）因此，我和XW又從初一上學期開始讀起，直到1945年夏抗戰勝利前夕，在該校共讀三年，到初中畢業。這可能是我倆自小學以來，在一地一校一班相處時間最長的一段了。在這三年的同班同學中，在此想述及的有我們兄弟認識的三位：一位叫唐T舫，江蘇人，在校時與我們相處很好，熱愛文藝，從小就會拉一手好的胡琴，初中畢業後隨之抗戰勝利，各奔一方，不知各自去向而中斷聯係。但在上海解放前夕，不記得他是從何處得知我們家在上海江蘇路的地址找上門來，不久，上海解放，他又不知去了何處。約一、兩年後，收到他自南京寄來的信和一副戎裝的照片，才知他解放後參了軍，已進入南京軍區文工團，後來又成為軍區話劇團演員。收到他最後的來信可能是在1952年前後，信中提到他因“曆史”和“社會關係”比較複雜而受到審查雲雲。一個與我同齡的年青人，居然會因為這樣的原因而落到如此結果，真是讓人不可想象。他的所謂“社會關係”，也許正是因與我們兄弟交往較深而受到影響吧！
另外一位同學叫吳X範，是全班年齡最小的一個，（大約比我小一、兩歲），他的兩個姐姐也在同年級的另一班，因此姐弟三人都是我們同學，因三姐弟同在一校又同一年級，在校顯得比較突出，當然也與他們的家庭背景有關。他們的父親叫吳G炳，實際上不是交通部門的職員，是通過“關係”進入扶輪中學的（好像當時扶輪中學學生的學費是“全免”的。）我想，這個“關係”應該是他們的伯父（或叔父）吳GZ。吳GZ抗日戰爭在重慶時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長，解放前夕離上海去台灣（或美國），將市長職務交由公務局長趙祖康代為掌管，作為上海解放前後的過渡政府－趙亦為父親在重慶時的同事。抗戰勝利後，吳氏三姐弟隨其父去到武漢，我們與之通信聯係達數年，1948年吳高中畢業後去美留學，後在戰亂中失去聯係，吳思想敏捷、聰敏、讀書也很用功，也許在美讀書後已有所成就了吧。
另外，值得記述的是：黃J和他的姐姐、妹妹。黃J是二哥廬W在扶輪高中部的同班同學，其妹黃X則與我、XW是扶輪初中部的同班同學，而他們的姐姐黃Z又恰巧是姐姐DW在成都華西壩金陵女大的同學。黃的父親當時也在交通部任職。（好像是一位處級幹部，也是父親的同事。）可能由於這麽多層的關係，因此彼此交往較密切，而成為摯友。黃X在抗戰勝利不久，不幸患病死去，但我們與黃J及其姐姐、姐夫（孫F陵）之間的聯係一直保持未斷。2002年秋天，XW回大陸小住數月時，在北京曾去黃J家中看他，得知他已於前些年“下海”經商，在一家地產公司任副總裁，成為一名“大款”，據XW談到，黃在豐台的住處，可算是一座“豪宅”，是他認識的親友中（包括美、加地區）住宅最豪華的一個。這家地產公司一共有12個職員，但卻雇傭了十三個司機，因為每人均配有汽車和專用司機，由此可見目前中國大陸一般私營企業狀況。
黃J的姐夫孫F陵是我們姐夫劉J柏在燕京大學的同學，抗日戰爭在成都華西壩時就在一起，因此人為人直爽、愛說話，當時的外號叫“孫大炮”，在燕京畢業後，作為他叔父孫越崎的接班人之一，接管經營了在平津一帶開設的麵粉廠等幾個大型企業，成為當時在北平頗有名氣的民族資本家之一。他叔父孫越崎（1893-1995）是中國著名的當代工礦泰鬥，中國能源工業奠基人，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開采石油的中國人。一九二、三十年代在美國斯坦福及歌倫比亞大學學習，解放前在津、京一帶擁有多項企業，並且是“資源委員會”的負責人。孫F陵在北平解放前夕，與當時北平的三十幾位社會知名人士聯名，要求駐守華北的國民黨將領傅作義迎接解放軍進城和平解放北平，成為當時有名的民主人士之一。1949年建國後，任全國工商聯秘書長等職，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曾任北京市副市長。1980年姐姐、姐夫回國探親時，曾在北京與他們夫婦重聚。黃Z則長期在北京市婦聯任職。1991年夏，我回北京治病時，曾在北京電視台播放的節目中見她正主持某項關於婦女福利節目的畫麵。聽說她已於前幾年病逝，而孫則仍健在，並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屬“國家領導人”之職。其叔孫越崎則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在紐約的中文報刊上有過對他們的報道。黃J在1946-1949年就讀於“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即現在的“北京交通大學”前身）當時把這所大學簡稱為“北鐵管”。我們幾兄弟除二哥廬W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外，其餘兄弟四人都在北平讀中學，黃又是我們在重慶時的老學長和好友，因此我們都用四川話叫他“黃哥子”或叫“J兄”。在北平讀書時，他幾乎一到周末就來我們家中玩，家中房子較大，父母大人們又都不在北平，所以，他和另外幾位好友（如胡匡瑞等－後述）周末會住在我們家中。那時，北平的“第八公路局”局長羅英（即當年與中國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一同修建杭州錢塘江大橋的專家之一）也是父親在重慶時的同事和好友，他撥了一輛小轎車放在我們家中供我們幾兄弟平時使用，記得是一輛很漂亮的豆綠色Cadillac（卡迪拉克）或是另一個什麽牌號的名車，據說是日本人留下的，當時這種同牌同色的小車，整個北平也隻有兩輛。汽車司機則在我們需要時打電話叫他才來。這輛小車對黃、胡等幾位年青人員真是“如魚得水”，那時好像還沒有什麽非有駕照才能開車的規定（或是因抗戰才勝利不久，對此管得不嚴）因此，一到周末，他們都會來與我們一道輪流開車出遊，我們在北平的幾兄弟中隻有三哥CW大些，（其實也隻比我大一歲）他膽子較大，也能與幾位“哥子”一樣，開車出去。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開車去王府井，但在開出胡同後不久，後輪不轉，下車察看，隻見車後路麵上兩道被輪子磨出的黑印，後來還是胡匡瑞突然發現，原來是開車時忘了把手閘打開，虛驚一場。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在北平的頭兩年，與這幾位兄長一起渡過的無數周末，的確是非常愉快和回味無窮！後來，因父、母也來到北平小住的那些日子，因家中有了“大人”，他們也來得較少了。
還記得，當年在北平時，父親的一位朋友送過一輛小輪座椅式有腳踏板的男女兩用進口小摩托車給我們兄弟，此人（姓名已記不起來）抗戰在重慶時曾是父親部下，是學建築的，抗戰勝利後到北平開了一家建築設計事務所，發了財，我們兄弟和幾位哥子都很喜歡這輛當時在北平街頭很少見到的小摩托，時常坐上兩人開出去兜風遊玩，1948年離開北平時當然丟下沒能帶走，後來也不知被誰拿走了。
黃J其實是一位很聰敏、能幹的人，但在改革開放前的二、三十年間，他在工作、事業上一直很不得誌，甚至那時，他那知名度很大的姐姐、姐夫也沒能給他多大的幫助。我在與他交往的幾十年中，覺得有幾件事是對他“事業”影響最大的：他1949年大學畢業，被統一分配到鄭州鐵路局工作，這裏應該成為他發展才能之處，但不久，他來信談到（我們兄弟當時都在上海）對鄭州這個地方的強烈反感，抱怨“整日黃沙滿天，吃的盡是雜糧……”在無法忍受之下，自動離職，去到天津，這是共產黨當政下的一大忌－“不服從組織分配”，也就種下了日後也到政府部門工作的“禍根”。1970年初，我曾因設計工作需要，到鄭州鐵路局作現場調研時，碰上幾位當年與他同班並一同分配到鄭州鐵路局工作的學長，他們差不多都已擔任了該局的技術或行政上的局、處級領導，談起黃經時，他們都為他惋惜，（因為黃可能是他們同學中最能幹的一個）。
1951年夏，我在“院係調整”後，從上海交通大學與一些同學一道轉入北方交通大學繼續學習大學的最後一年課程。（運輸工程係四年級）同年8月，我們全班同學到天津鐵路局進行大學畢業前最後一個暑期的現場實習。（當時華北的主要鐵路局本部設在天津，後來才遷到北京，改稱“北京鐵路局”）在天津實習約有兩、三個月，我與黃J又遇在一起，因當時我在天津沒有什麽熟人，所以每到周末，必去他的住處玩。他當時在一家“洋行”工作，（解放初期的幾年裏，天津、上海這些大城市私營企業以及外國人解放前在中國開的公司還有不少）由於他英語好，很受洋行老板的賞識和重用。平時上班西裝革履，周末則往往應酬於燈紅酒綠的舞廳、酒樓。解放初期的天津，舊有舞廳的舞女們的“素質”好像一下子比解放前“提高”了許多，因為有不少私立大學的女學生或因家庭生意倒閉或因父母逃離大陸，一時學雜費等經濟來源斷絕，因此，長得漂亮些的女大學生當舞女謀生的不少，白天他們仍在大學讀書，晚上則到舞廳賺錢以維持生活。記得，他曾與其中一位交往甚密，因我曾多次隨他去這家舞廳跳舞，見到與這位長相秀麗而端莊的兼職大學女生交往較密，看來，她曾是一位大家閨秀，聽說，後來隨著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而匆匆離津出國了。我想，這段在洋行工作的“曆史”可能是影響他日後許多年的“事業”發展的“禍端”之二吧！
1956年九、十月間，我在擔任內江鐵路樞紐總體設計負責人，帶隊到北京鐵道部參加技術鑒定會時，因會後在京等待部裏的鑒定意見書下達，在北京呆了一個多月，閑來無事，經常去黃J家玩。他那時是住在西四北邊的一條胡同，在北京市交通局做一般工作，已與一位叫淩L的女士結婚。這位淩女士看上去相當老成、成熟，據經兄告知，她在解放前當過記者，並且是“國大代表”，用當時的話來說，可見曆史很不一般，不記得在後來的哪年，經兄告訴我，說淩因病去世了。（但後來也聽說，是因為某次政治“運動”而自殺身亡－那個時代，具有淩L那樣曆史背景的人，是很難逃過“運動”一劫的！）這次婚姻，可能也是對他工作上遷升的一大影響，雖然那時孫F陵是在人民日報上經常見報的“全國工商聯秘書長”，但在那時的政治環境下，甚至對自己最親的小舅子也無法伸出援手。
六、七十年代，我幾乎在去北京出差時，都會去看望這位兄長。他那時住在宣武門附近的鬆樹胡同，他已退休的老父也與他同住，妻子是一位為人非常純樸的工人。有一年，我到北京出差去看望他時，正碰上他父親去世不久，我還在他家中設的靈堂他父親遺像前，代表我們兄弟鞠躬致哀。80年姐姐、姐夫由美國回國探親，曾請黃J夫婦到“東來順”晚宴，但黃隻單身來到，推說妻子有事不能前來。我想可能由於那時他們夫妻倆還處於“低穀”沒有‘翻身“之故吧！？現在想來，J兄如當年堅持在鄭州鐵路局工作下去，就他的聰敏、才幹，加上他姐夫孫F陵在北京政壇的背景，按80年代初期選拔幹部的特定條件，我想，他很可能被提升到鐵道部擔任局級甚至部一級的領導工作呢！
當年在北平與之交往甚密的另一位兄長叫胡K瑞，他當時就讀於朝陽法學院（當時也是一所名牌大學，曾培養出中國在法律學界的不少權威人士。五弟XW在解放後也是在這所大學畢業，不過校名已改稱“北京政法學院”）。他弟弟胡K琦則在清華大學讀工科，周末進城時也會常來我們家玩。K瑞兄也是二哥在重慶高中時的同學，他的開車技術較好，經常在周末和我們這些弟弟們開車出遊。由於他的“家庭背景”，在以後的歲月中，一定也有著一段曲折的遭遇和故事。他的父親胡夢華，是胡適的侄子，當時任天津社會局長，從這一職務，大體上可知，定會是“軍統”或“中統”的人脈。有一年春節，由於我們兄弟在北平家中沒有大人在，他們特別把我們四兄弟邀請到天津他家中過年。那是一幢位於天津當時高級住宅區“小白樓”的西式洋樓（花園不太大）。在那裏，我們見到了他的父母和讀中學的妹妹（因正在學鋼琴，還為我們兄弟作了演奏）。幾天熱情的接待，使我至今記憶猶新，特別“新鮮”的是由K瑞兄弟帶我們到跑馬場騎馬，這些又高又壯的良種馬，平時訓練有素，對我這個第一次騎馬的人來說，騎上去也感到平穩、安全。隻要稍微放鬆韁繩，它就會由慢而快的跑了起來，但隻輕輕拉緊韁繩，它又會很馴服地慢慢停下，那次對我們幾兄弟的確是一次很有意思和有趣的嚐試和開端。
在後來的華北解放戰爭中，由於天津被列為“打進去”的城市，而當地政府官員及軍隊又受蔣介石之命“死守”，因此經過激烈的巷戰，大部分國民黨市府官員均被解放軍俘獲，包括市長杜建時等各級高官（包括胡夢華）均成為戰犯，一直被關押到1960年代初期第一批“特赦”時才出獄。在天津解放前，胡的夫人及子女，除正在清華大學讀書的K琦仍留在北平讀書外，其餘全部經上海去到台灣，我們是在報紙上的大赦名單中看到“胡夢華”的名字，後來知道他在出獄後與K琦同住不久，即隻身經香港去台灣與妻兒團聚。匡瑞兄自去台後，即與我們失去聯係。1990年代初，我們在紐約見到有一期“世界日報”周刊上一篇對他妹妹的長篇報道，知她已來美多年，那時已是加州一位頗有名氣的兒科醫生。（當時我們曾想通過世界日報得到她在加州的地址從而與K瑞兄取得聯係，但又不知何故沒能付諸行動）。K琦在他父親出獄後，我們曾在國內報刊上見到過一篇對他的報道，得知那時他在一機部一個工程單位擔任總工程師，並在技術上做出過優異成績。在天津解放前夕，他們將家中的鋼琴也運到上海，由於他們當時的住處狹小，故把這台鋼琴寄放在我們江蘇路家中的客廳（數年後，K琦在外地結婚成家，才搬回自用）那時，我們家沒有鋼琴，JW則利用患肋膜炎在家療養的機會，用這架鋼琴隨上海音樂學院名教授丁善德（後為上音副院長）學琴，從而一舉考入上海音樂學院，確定了他在來美以前數十年的人生道路，這不無沒有胡家寄放鋼琴的重要因素。十分欣慰的是，XW2002年回大陸遊玩，打聽到K琦的電話後而得以又用電話與仍在台北的K瑞取得聯係，知他因病魔纏身，每周需要洗腎，不能遠遊，幸其它方麵均好。也知道K琦命途多災，好不容易捱到改革開放，一機部把他當個寶貝，但年紀已到，隻有退休，目前夫婦倆在南京養老。兩個兒子前些年都來到美國，卻不幸在洛杉磯先後因車禍喪生，真是情何以堪！
順便說一下，當年的天津市長杜建時，可能由於與父親同為任職東部沿海重鎮市長之故，相互交往較密，（聽說與父親一樣，也是一位網球、高球愛好者）。天津解放前，曾托人帶出一箱文件及幾件換洗衣服到青島交父親暫存（可能當時認為如能逃到青島，可以用上），父親辭去青島市長職務後，將之一並帶到上海，在上海解放前夕，為避後患，開箱檢視，發現多係英文文件，未及詳閱就趕快全部燒毀，（否則，如當時沒有在意，而將此物與大量解放前的“中央日報”等刊物一起丟在閣樓上沒有管它的話，在“文革”紅衛兵抄家時一起抄出，那真後果不堪設想了！！現在想到還感“後怕”！）杜建時特赦出獄後，自願留在天津，在公園裏當了一位園丁而終其一生，後見報載，作為“改造”得好的範例之一加以報道。胡夢華何時去世的，則在“世界周刊”其女的報道文章中提及，因日久搬家，當時的剪報已找不到了。
在回憶抗日戰爭後半期“在重慶”的過程中，竟插入了這麽一大段舊日好友的故事，其實書歸正傳的內容也不太多了。
在新開市扶輪初中的三年，雖然當時生活比較艱苦，但也是過得比較豐富和有意思的。記得，當時大家最不愛上的課就是“公民”課（相當於解放後學校的“政治”課），是由一位高個子校長親自授課，除了政治說教，就沒有其它讓學生們感興趣的內容。而音樂課則受到大家的歡迎，老師是一位頗有音樂天賦和思想活躍的年青人（可惜名字忘了），他教了我們許多抗日救亡歌曲和世界著名歌曲，並且在物資和教學用品那樣奇缺的條件下，用他自己的小提琴等教一些喜愛音樂的學生們拉提琴、拉胡琴，我之所以到北平讀高中時會喜歡上拉小提琴，恐怕與此不無關係，可惜我後來並未堅持學好。但是，直到現在的幾十年後，還能記得一些著名歌曲，仍多半是那個時候這位音樂老師教會的。由於抗戰期間的“國共合作”，我們在學校經常可以看到由報童送來的“新華日報”，也藉此了解到抗日戰爭中“另一麵”的不少新聞，抗戰末期，國共關係日趨緊張，新華日報館在重慶被砸後，也就很難再看到這份報紙了。
那時學校有一種“幫廚”製度，由學生派出代表，輪流到廚房“幫廚”。名義上是幫廚房洗洗菜、洗洗碗，實際上也起到對廚房工人的監督作用，以免廚房的米、麵、菜、肉被廚房小工偷去。買菜時，都是由小工們挑著擔子下山到離校好幾公裏嘉陵江邊的瓷器口去買，並由兩個學生代表隨同前往，幾年中我也輪過幾次，去瓷器口的中途有一段山路是緊靠在歌樂山“中美合作所”的鐵絲網圍牆外邊，當時我們不知道裏邊是什麽單位，隻知那是“軍事要地”，老師們曾一再交待，不要因好奇而越入，不然就會“沒命”的。直到解放後，才知那是一個專關共產黨員和反對國民政府政治犯的人間地獄。幸好，學生們當時都聽了老師們的告誡，否則，真誤闖入內，恐怕家長是再大的官也救不出來的。
那時我們兄弟年齡雖較小，但都是住校讀初中，家中每兩周派車來接我們回城裏一次。可能由於後來美國的參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重慶等地的空防力量有所加強，日本飛機也不能輕易前來轟炸，因此，家就一直住在市中心，離中央政府不遠的上清寺特園路2號。1945年夏，我和XW在扶輪初中畢業，暑假考上兩所高中，一為本校扶輪高中，另一為近在離家咫尺位於曾家岩（即當時周恩來公館附近）的求精中學，那天我和XW各騎一倆自行車去牛角坨“看榜”，XW在前、我在後，正在上清寺到牛角坨的那段下坡馬路滑行時，XW突被對方開來的一輛大客車撞倒，自行車幾乎全部進入客車前輪底下，我見狀大驚，馬上把自己騎的車往地下一丟，就跑了過去，這時XW從汽車前爬出來，還一邊說：“沒關係、沒關係”，正準備站立起來，沒想到剛一站起，就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隻見右腳流血如注。原來是，當汽車前輪壓到自行車的輪子時，車輪的鋼絲卷住了潯文的右腳，他下意識地快速將腳抽出，才未被汽車輪壓住，但腳筋卻被自行車輪那已斷的鋼絲深深劃入腳踝而拉斷，但總算保住了腳未被汽車壓斷。這時行人都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議論，我則在驚慌中一時不知所措，幸好當時有父親在公路局時的出納科長包勛吾先生路過，他擠進人群一看，大驚失色：“這不是G先生的老五嗎”！他立即叫車把XW送到位於曾家岩最那頭的“寬仁醫院”搶救，並住進了醫院，我這才回家報信。
包家夫婦與我們家極為熟悉，因為包太太不能生育，因此對我們幾個小點的兄弟也特別疼愛，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他家住虹口，與母親之間交往不斷，直到雙方老人都去世後才止。寬仁醫院則是由陳寬仁醫生在重慶開的一家醫院，我們全家老小平時看病都由他診治（相當於現在通稱的“家庭醫生”），他的兒子恰巧也是成都華西壩時與姐姐、姐夫的同學（學醫的），解放後在上海華山醫院任職，80年代到美進修時與姐姐、姐夫仍有交往，後來才知道陳寬仁就是電影明星陳C的祖父，是陳醫生的女兒，JW在上海時來美國之前，曾受姐夫之托去他家中拜訪過他。XW由於及時送院和很好的治療，腳傷日漸好轉，但高中一年級上學期因療傷未能上學，我則就近在求精中學讀高一。
記得，正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正式宣布的那個晚上，我們都在家中客廳聽父親在中央廣播電台的一個專題演講（主要內容是講抗戰期間的國內交通及預測抗戰即將取得勝利和勝利後如何恢複全國交通係統等問題。）好像正是在這時突然在他的廣播中插入了日本投降的新聞，一時間街上鞭炮齊鳴、人潮歡騰，後來我們兄弟也上街參加狂歡。可以看出，尤其是大量逃難來到重慶的“下江人”，更是高興自己終於盼到了能重回老家的這天。
此後不久，父親帶了一班人馬，乘一架專機到全國各大城市進行考察，同時推行車輛“靠右走”的決定，因抗戰期間，中國還不能自己製造、生產汽車，絕大部分汽車均由美國進口，故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決定改製，將原來的“靠左行”（英製）在全國改為美製的“靠右行”。父親這次全國考察，北到北平、沈陽、哈爾濱等，南到廣州、海南島等，東到上海、南京等，西北還到了西安、蘭州和迪化（新疆首府，解放後才改稱“烏魯木齊”）記得父親回到重慶時，帶回好幾塊新疆的純毛手織地毯和一些紀念品，還有與當時新疆的頭頭盛世才等人的合影。盛某，當時人稱“新疆王”，和雲南的龍雲，一個在西北，一個在西南，都是獨霸一方。抗戰時，蔣介石為了戰略上的需要，曾主動與他們搞好關係，並在“交通、運輸”方麵有過緊密來往。
父親全國考察回渝後，認定我們幾兄弟今後讀書上學的最佳地點是“北平”，因此，在放寒假後，讓我們在重慶過完春節，於陰曆正月十五那天，派總務科長趙仲堅先生送澄、南、建三人乘飛機直接先去北平，以便趕上第二學期的開學（XW則因腳傷還未完全複原，故暫與LW等留在母親身邊。）
姐姐達文
1941年在重慶
後立﹕NW﹐ 母親﹐CW﹐父親﹐廬W﹐DW
前排﹕LW﹐XW﹐JW
1947年在北平
前排: LW, 母親, 父親, DW
後立: JW, NW, 廬W, CW, XW
1946-1948 北平, 及幾位好友
1946年陰曆正月十五那天一早，趙Z堅先生帶了我們兄弟三人在重慶長江中心的“珊瑚壩”小島的飛機場起飛，這也是我今生以來第一次乘飛機，總共飛了近6小時，中途未降落，於當天下午飛抵北平西苑機場（現在的東郊北京國際機場那時還是一處較小的軍用機場，未對民航開放）機門打開，向外一看，隻見整個大地全被厚厚的白雪覆蓋，這也是我今生第一次見到這麽大雪的美景，因此印象特別深刻。下機後，趙先生一打聽，原來預定來接機的第8公路局梁副局長因大雪封路，未能按時來到。經他聯係，我們四人臨時爬上一輛進城的帶篷卡車，一路上因公路被大雪埋沒，司機是憑經驗，慢慢找著可能的公路麵向城裏開去。（那時公路兩側還沒有大樹和明顯的標記）大約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由梁副局長帶來的黑色轎車迎麵開來，我們四人才下了卡車轉入來接的小車開到北平城裏，（那個時候，在這段通機場的公路上，來往車輛很少，尤其又正下大雪，趙先生坐在卡車司機旁，見有小車開來，停車詢問，才沒有錯過來接的梁副局長－他們也並不認識。）
因為父親托人在北平買的位於西四北、新街口南邊的大帽胡同金家大院四號房子正在內部裝修，還未竣工，因此，我們當晚及後來的一段日子是住在西四附近的一條胡同裏（地名忘了）。這房子是公路局接收的原來一個日本官員的住宅，進大門看上去是一棟不大的中國式“四合院”平房，但室內則全係日式裝飾，房內沒有床，地板都是“榻榻米”，室內很幹淨，被子白天都是收到大壁櫃裏，並有西式衛生間－當時在北平一般老百姓家中是極少見的。連那時比較有錢的滿清遺族葉X雲（後述）家的廁所也是室外中式蹲坑。
公路局已請妥一對北京老夫婦照顧我們的生活，這對趙姓老夫婦一直照顧我們到1947年（或1948年初），母親從南方帶一女傭劉嫂來後才離開。到達北平的當晚，因正值元宵節，公路局的接待規格是相當高檔的，我想，一則可能是因為是他們頂頭上司的三位“公子”初到北平，而更主要的可能是因為趙先生是部裏派來的科長，他們也一定知道趙是父親手下的“親信”之一，不敢怠慢。記得“晚宴”是在有北京特色的“全聚德”吃烤鴨，（那也是我們兄弟“第一次”）飯後，招待我們到位於西長安街南側的“長安大戲院”觀賞由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演出的拿手京劇“紅娘”。我們那時還小，雖看不太懂，但坐在樓上第一排的包廂裏，可以清楚看到荀那精湛細膩的表演，至今記憶猶新，（此後，我居然對京劇的音樂也產生了一定的愛好，恐與此不無關係。）
因為我們住處離位於西四北護國寺的輔仁大學及其附中較近（解放後改稱“十三中”）因此，我們“哥仨”在寒假後都進了這所在北平較好的教會學校讀書。可能也是根據父親要我們更能專心讀好書的進一步要求，不久，趙先生就把我們三人送進了學校的集體宿舍住校。這個學生宿舍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大花園裏，後來知道就是“恭王府”。因為房間又高又大，一間房內有幾十張床，有專門的工人每晚把室內的幾個大媒爐生好火，晚自習後回到宿舍就寢，有神父多人不時進來查房。輔仁大學好像是由德國教會主辦的一所學校，因為當時管我們的神父都是德國人。也可能是因為北平在淪陷期間，原來英、美藉的神父多被日本人趕走，而改由德藉神父接下來管理吧。這些神父讓我感到的是：既嚴肅、又和藹，他們大都能說一口比較流利但仍帶外國口音的北京話，給我們上課的絕大部分都是中國老師，也有一、兩門課是神父教授。附中部的主任名叫“ 說”，是一位能說會道的教育家，他有時會來教室給我們做演講，都是學生們愛聽的很精彩內容，聽說在北平解放後，可能因係教會的“死硬派”而被捕。
我在輔大附中讀了兩年半，直到1948年暑假高中畢業。在1946年夏天，XW一人也乘飛機來到北平，也進入輔大附中，比我低一班，他來的時候特別“驚險”，那幾天民航機連續發生空難事件，記得是在他飛北平的前一天和後一天，飛北平的民航機都出事墜毀，所以，我們當時為了等他的飛機降落都十分擔心、害怕，這可能是他“第二度大幸”！（上一次是在重慶牛角坨車禍）。
在北平的近三年，我們過得既新鮮、緊張，但也很豐富、愉快，除讀書以外，也學到不少東西，充實了生活內容。
大約住校一個學期，金家大院自己的房子完全裝修一新，由於離學校較近，騎自行車隻需十來分鍾，因此我們“哥四“全都住回家中，仍由傭人趙氏夫婦打理我們全部生活，僅比我大一歲的三哥CW則成為一家之長，而送我們來的趙科長則在將我們安排妥後就回重慶”述職“去了。
我們年初剛到北平的時候，還有一些日本戰俘沒有撤完，有時，他們列隊在路旁經過，北平的一些小孩子們就遠遠地用小石子去打他們，當然他們是不敢還手的，隻會繼續默默地走著。從照顧我們的趙氏夫婦口中，使我們也了解到不少北平淪陷時的慘狀。當地人當過“亡國奴”，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心情，是我們這些在和平的大後方長大的人難以體會到的。趙氏倆老在我們家幫傭，可以每天與我們一樣地吃到白麵（粉）做的饅頭和大米飯，感到非常滿足，因為在淪陷期間，一般老百姓焉說吃大米、白麵，連做窩窩頭的“棒子麵”（苞穀麵）都吃不到，而隻能以那摻了許多雜七雜八東西的“混合麵”充饑，吃上一頓高粱米飯就是很不簡單的事了。（葉X雲家裏因為做地產生意，比較有錢，可以用較貴的價錢買到較好的糧食和食物，因此，他在北平淪陷期是沒吃過多大苦頭的。）
我們住的這個“金家大院”是一條隻有四、五個門牌的小胡同，寬度隻可開進一輛汽車，我們算是這胡同裏的最大一戶，其餘幾家均為小四合院，可能若幹年前都屬於一個金姓滿族大戶而得此名吧。那時北平雖已光複近年，但市政當局還顧不到這些小胡同，因此，在家門過去一點的一塊有籃球場那麽大的坪場上，堆滿了像小山一樣的垃圾，幾個月後方來人清理完。平時成為附近兒童們常來踢球、運動、嬉戲的場地。金家大院內部裝修，雖沒改變“老北京”四合院原貌的格局，但內部則做了重大改造，增加了許多“西化”內容。例如：窗戶改成能開關的玻璃窗而不是原來的“紙糊”窗，廁所改成了有抽水馬桶、大瓷澡盆、自來水、瓷磚地、牆等的西式廁所，而不是原來半露天式的蹲坑茅房。由四號進大門後一共有四進，大門朝西，故第一進是東西向，右側為汽車房，左側（“屬北屋”）是門衛和仆人的住房。第二進是一個大花園，呈南北向，正對大門有一棵很高大的槐樹，樹下放了一個從景德鎮運來的蘭瓷金邊大金魚缸。進入第三進之前，是一排朝南的房間，有大小客廳和書房，從大客廳穿堂而過的門後邊是第三進，但一般常用的過道則是右側書房外的弄堂。第三進不大，兩側各隻有一個房間（按北京當時對房屋的算法，則稱“各有三間房大小”。）由中間的圓形廊門進入最後一進，這第四進的四周均有外廊連接，穿行各房之間可不受雨林、日曬。北屋正房共五間，兩側各有一個耳房，正中堂屋的中央靠北牆一側供放著祖父其賢和曾祖父升之（楚成）的瓷繪燒像及燭台、香缽等祭祖用品等。北側其餘房間除左側耳房改建為西式衛生間外，其餘均為住房。外邊廊下朝西的是飯廳和廚房，朝東的幾間房子，後來由二嬤和女傭劉嫂分住，並在南端設有一處廁所。正由於住房較多，又裝有衛生設備，所以當時黃J、胡K瑞等朋友能常來共度周末。
在北平的幾年，我們四兄弟遠離父母，獨立生活，渡過得也很愉快、平和（隻是JW後來因運動過度患肋膜炎而休學）。那幾年，是三哥CW“管家”，一切井井有條。建文還養了一群鴿子，在鴿身裝了響哨，當鴿群環繞家的上空盤旋飛翔時發出陣陣響聲。一次，我們幾兄弟爬上東屋（飯廳）屋頂清掃鴿糞，從鄰居的房屋上邊看過去，就是新街口南大街，我們的住屋與大街之間隻有臨街店鋪及其後院之隔。當時三哥站在屋頂上看看那邊“雄心勃勃”地說，以後我們要想辦法把這間店鋪和它的後院買下來，把我家的大門改在新街口南大街進出，汽車也就不必拐來拐去地從金家大院胡同裏進出了。當然，他當年的這個“抱負”完全成為泡影。直到1950年代初期，他從台灣回來後，代表父親前往北京將這棟房子以當時一萬多元人民幣的價錢賣給綏遠軍區作為軍人家屬宿舍而徹底破滅！
從當年我們選擇北平作為“發展基地”這件事，也可看出父親和我們對抗戰勝利後的時局（政局）都完全沒有絲毫預見性的認識。當然，恐怕當時中國許多人，或不說是大部分人，都沒預料到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統治會那麽快地滑落到穀底，共產黨會那麽順利地接掌了全大陸的政權！
因為當時我們家決定以北平為“根”，準備長紮，所以父親在抗戰勝利後，把子女的大部分（四個兒子，後來連LW共五個子女）都安排在北平讀書，並在此置下較大的宅院，把全部家當都從南方搬來。但國共內戰戰場的迅速南移，大陸全部“解放”，改變了一切，也改變了我們全家和兄弟姐妹們的畢生道路。
1948年夏，我在輔大附中畢業後，考上黃J已就讀三年的“北平鐵道管理學院”運輸管理係。那時，這所大學校址還在靠近西長安街六部口的李閣老胡同，我每日仍為騎自行車上課，沒有住校。（北平解放後數年，學院遷到西直門外紅果園新建校址，原李閣老胡同校址改為中央統戰部機關。) 約在1947年暑假前後，母親曾來北平小住，然後帶了JW、LW回南方，後到青島。（因父親改由原未能正式赴任的“大連市長”改任當時同屬中央直轄市的青島任市長）。到1948年夏，東北、華北國共戰事已漸吃緊，我想，父母已感到北平可能已非我們紮根長住之地，於是，讓我們兄弟將原來由南方搬到北平的部分物品收拾裝箱，因當時，我們兄弟也分不清什麽東西“重要”，什麽“不重要”，在裝箱收拾中，把那些全家冬日用的皮毛衣物、父親積存多年的字畫、書籍等放入擬運走的箱中，而大量由江西帶來的瓷器，以及父親由新疆買回的好幾張羊毛大、小地毯等則認為“不好帶”而仍留置於北平。父親又派來趙Z堅先生，帶我一起，找來小卡車一輛，由北平直接將行李物品運到天津塘沽碼頭，搬上一艘僅200噸位的小貨海輪駛向青島，這是1948年我已考取“北鐵管”之後的暑假期間。記得，當我和趙先生與這艘小貨輪上僅有的幾個廣東客駛離塘沽碼頭後，船在渤海中行駛，一路風平浪靜，當夜到煙台上岸歇宿過夜。那時的煙台並不很大，當船在靠岸時，我第一次看到在水中漂浮著許多像草帽那樣大大小小半透明的海蜇在不停地浮遊，十分好看，上岸後，也是第一次吃到在美國叫“龍裡”那樣最新鮮的“牙片魚”。第二天一早，船離煙台駛向青島，在繞經山東半島頂尖的威海衛海域時，因海的深度使水呈黑色，船長說，這裏也叫“黑水洋”。這時風浪漸大，小船就像水中的一片樹葉，隨浪上下飄打，海水不斷翻上甲板，這時，船長通知我們進艙平躺在床上不要亂跑，在後來的幾個小時裏，簡直感到小船將被海水吞沒，總算有驚無險地平安到達青島。
這也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個美麗的海洋城市青島。遠遠望去，那擁在綠樹叢中的紅瓦洋樓襯托在碧海之上的美景盡收眼底，的確十分迷人。當時的“市長官邸”暫設於龍山路盡頭的“迎賓館”，這裏原來是德國駐青島的總督府，也稱“提督樓”，是1903年德國人所建。是一座設在山頭麵向大海的古堡式建築。樓前有很大的花園，外觀氣勢軒昂，內部裝潢陳設富麗堂皇，樓房建築麵積有400平方米，樓高30多米，一樓門廳和相連的幾個大廳，可以舉辦幾百人的大型Party，二樓是很多間臥室，環繞在一樓大廳的周圍，有寬敞的走廊相連，站在二樓走廊邊，可以觀賞在一樓大廳舉辦的舞會。我們幾兄弟曾爬上像若幹年後在電影“巴黎聖母院”裏看到過那樣的閣樓上，從窗口可以看到更遠的海麵和膠州灣的小島。因為開學在即，我這次在青島沒呆多久，就一人乘飛機回北平了。
大約到十月份，華北戰局更緊，北平已麵臨解放，父親決定讓我和XW、二嬤等仍在北平的五人（另詳）離平南下。一天，由公路局梁副局長帶我到駐軍空軍司令部（現已記不清具體地址，好像是在地安門附近。）找到一位某姓參謀長，談妥乘離平的軍用運輸機的時間後，不幾天我們五人隻手提隨身的小件行李，仍由梁副局長派車並親自送我們到軍用機場，（不記得是在西苑還是在南苑）“擠”上一架軍用運輸機，大約不到兩小時，就直接飛抵青島了。我還清楚記得，在北平上飛機時，真像逃難一樣。（但當時在北平城裏，雖然也能不時聽到隱隱地大炮聲，但似乎大家都沒有“大難臨頭”的感覺。）這飛機上的乘客多係老弱婦孺，大家分坐在機艙兩側的帆布吊椅上，中間則是已用繩索捆縛固定好的大箱、大包物件，高度直達艙頂，兩側乘客都看不到對麵的人，上機時的一片亂像，大人叫、小孩哭，一副“逃命”景象。在這裏，則能更清楚地聽到機艙外那不時傳入的大炮“轟隆”聲響。自此，我們離開了那值得深深懷念、呆過近三年的“舊北平”，直到解放後的1951年夏才又返回1949年10月1日建國後的首都北京。
下邊仍循前例，說一下我們兄弟認識的在北平時的幾位同學、好友。首先要提到的是交往至今五六十年的葉X雲、葉H君兄妹。X雲是我在輔大附中時的同班同學，因為住得很近，幾乎每天下課都是他用一隻手搭在我肩上並行騎車回家（他比我個子高）。有時也相約一同騎車上課。他本姓“葉和那拉”，是滿族後裔，他父親管慈禧太後叫姑母，民國後為免遭歧視，而改用“葉”一字為姓。他家在北平西城一帶擁有一批祖上留下的房產，因此他們的父輩也以經營房地產為業（據說，我們家的金家大院四號也是從他父輩手中購得）他們一家住在大帽胡同北邊緊鄰的北帽胡同13號，是一戶不大的獨家四合院，我們兩條胡同的後邊，有一條隻能通過三輪車的窄胡同連接，相距極近，相距估計不到200米，這也是我們交往甚密的客觀條件之一吧。X雲人很聰敏，是獨子，下邊隻有一個妹妹H君，當時在讀初中。錫雲在高中時就特別喜愛數學，致使他在1950年代初進入並畢業於北師大數學係，後來分配到蘇州紡織學院教授數學，直到1986年底移民加拿大。（記得在1980年代時，XW的兒、女、JW的兒子和LW的女兒，去考大學以前都曾去到蘇州住在他家請他輔導過數學。）1949年初，那時長江以南還未解放，他不想呆在北方， 通過國共封鎖線隻身南下來到上海，曾在江蘇路我們家中住過一段時間，上海解放後他才再度回北京繼續大學學業。由於在京滬兩地與我們家交往甚密，當他後來分配在蘇州工作，而我們兄弟妹們大學畢業後又全部分配到外地，他仍常到上海看望我們的母親。X雲在中學時，同學們給他取的綽號叫“姑子”，我們全家老小平時也總以這個綽號叫他，可見相處之熟稔。而我在出差經過蘇州時，也總會下車去看望那時已半身不遂但神誌仍很清醒的他的母親，記得一九五、六十年代，她尚未離開北京南下時，我幾乎也是隻要到北京出差，定會抽空到北帽胡同看望她老人家，有一年，我還介紹過一個遷到北京的在成都時的鄭姓鄰居買下她家中一間耳房，那時房價很便宜，隻是人民幣300元就成交了。這位鄭姓鄰居後來每每見到我時，都千謝萬謝地表示，解決了她和女兒在北京的住房和落腳，鄭某的弟弟是當時總政文工團的領導幹部之一。（據說是文工團團長）
至於X雲的妹妹H君，我們在北平讀高中時，隻是經常見麵，並不很熟，她大學畢業後，分配在天津市商業局工作，一九五、六十年代，我曾多次去天津出差，並多次去看望她們夫婦。她丈夫李Z雄是1950年代初燕京大學畢業的上海人，為人忠厚、熱情，與我也很談得來，故相處較熟。於1960 年代初，他一人先期去香港與在台灣的父母團聚，不久後H君也帶了孩子們去港繼而移民加拿大。約20年後的1983年，他們夫婦到成都為他們在多倫多開設的“舫膳”、“燕京”等餐館聘請川菜廚師時，又再重逢。那次在成都不長的時間裏，不但數次來到我當時住在市中心文化宮對麵勾頭巷的家中品嚐小Y調拌的川味擔擔麵，並且邀我“帶路”，連日幾乎品嚐了當時成都的各家川菜名店。最後經由正在“四川技術經濟合作公司”工作的小Y介紹，聘得正宗川菜廚師數名到多倫多工作（後來知道其中有幾位已留加定居）。後來他們與XW結親，他兒子李Y明與XW的女兒XF在加結婚。
1977年底，葉、李在波士頓哈佛大學附近開設多年的“燕京”中餐館原董事龍某，因年事已高決定退下，（龍某是龍雲的兒子，早年與葉、李相識而共同經營這家餐館）為找到一個有美國國籍的人士繼續擔任該飯館“董事”之職，他們要我“幫忙”，（XW雖是他們的“親家”，但自1989年夏由美去加後，就放棄了美國綠卡，入了加拿大藉。）經多次電話聯係和要求，我將工卡號碼、美國公民紙等個人有關資料Fax去波士頓交仲雄作為申辦資料，自那以後，使我成為那家餐館名義上的“董事”。（因為我對這家至今還未去過的餐館未作實質上的投資，因此也未收到過任何的“酬勞”或“分紅”。所幸，這麽多年來從未使我在經濟上或報稅問題上等其它方麵帶來任何麻煩－因我從未做過生意，當時的確有些擔心。) 葉H君做事大膽、潑辣並善於交際，應屬“女強人”型人物。一九八、九十年代，他們幾乎每年都會回中國辦事、做生意，並與中國多位中央高層人士交往較密，如：姬鵬飛、萬裏、李瑞環（可能因他當過天津市長，葉、李也在天津呆過多年，聽說李R環的兒子在美國留學時曾在葉H君開的餐館打過工。）1989年7月我與姐姐、姐夫送XW去多倫多時，正值“六四”過後不久，不少國外商人暫時避開與中國官方打交道，而葉H君當時所持的觀點則與眾完全不同，她說：“越是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候，你越應該去接近他、幫助他，這樣才能更加得到他們的信任，而你自己也越是可以從中得到你需要的好處……”在“六四”那樣的局麵，她仍然與中國駐多倫多總領館聯係密切，仍然與中方照樣做生意，由此可見，她對中共了解的是何等透徹。所以，在中國建國35周年大慶、在香港回歸等諸多重大慶典活動中，她都能受到中國政府以愛國僑胞貴賓式的邀請和接待。
然而，他的哥哥X雲，則是一個性格與之截然不同的人，他過得平淡、豐富且悠閑，是一位“很會生活”的人，大家都說他“命好”。他與妻子目前在多倫多與女兒同住，兒子1980年代來美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在美工作、經商，事業有成。媳婦是一位完全“美國化”的女子，其父係大名鼎鼎的美藉華人陳香梅的前夫，她是其父與陳離異後再婚所生之女。X雲夫婦1997年來美旅遊，到紐約後，讓他們住在小L夫婦在Queens的家中數日，（小L夫婦則暫時讓出房子住到我家）當我們兄弟聯名在China Town宴請這位老友夫婦和他們的兒子時，問到怎麽在達拉斯的媳婦沒來與公婆團聚？說媳婦那邊的反映是：我若來了紐約，那家裏養的兩隻寵物誰來照顧？！可見這位完全美國化的媳婦與中國傳統文化、習俗相距甚遠！
在這裏，我還要記下葉X雲為我們家辦妥的一件永生銘感的大事。那就是為我們的母親覓妥一處風水極佳的墓地－蘇州東山華僑公墓。1986年上半年，當我得知母親在蘇州市郊由公社生產隊辟建為公墓的墓地，將因城市擴建的需要而登報限期葬此墓地的親屬自行將墳墓遷移，否則，在限期超過無人過問，則由生產隊按無主墓統一“處理”。這時，二哥全家已於1981年移民美國，仍留國內的幾兄弟和妹妹中，我一下子變成了“國內老大”，自感義不容辭，為母親遷墓的擔子當然落在我的身上。可能也由於母親1969年在滬去世時，正值文革的“清隊運動”，使我無法返滬奔喪，而長期以來從內心感到對慈母的歉疚。因此，我利用這年多次到華東一帶出差的機會，順道或繞道去到蘇州，與當時仍住在蘇州的錫雲到母親原墓地觀察，了解情況以及商研遷墓事宜。由於葉的嶽父、母數年前在香港去世後將骨灰運回老家蘇州葬於東山華僑公墓的先例，使我們比較順利的得到此公墓的同意，售給一塊十幾平方米的地皮建墓，經與國內外的諸兄弟姐妹們商定將母親骨灰遷葬於此，並選定建墓方案。遷墓費用則主要由在美國的姐姐和二哥共出資1200美元，其餘由國內弟妹們稍作補貼，於同年秋季建妥。當時，國內弟妹們等齊聚蘇州，由JW之子Z寅代表全體子、孫（原擬由長孫W平－潯文之子代表，他因事那天未能趕到蘇州）一同到原墓取出母親的骨灰盒送到新墓地置入墓穴葬妥。這一墓地，“風水”極佳，它背靠東山稍上部的山腰，麵向廣闊的太湖，周圍植長青樹似太師椅狀相擁，周邊設花崗岩石欄杆，墓前特雕石獅兩尊守護。墓地上方不遠有中國曾任外交部長的才子喬冠華等名人之墓為伴，相信母親在此定能更加安息。唯不足者，因父親1968年在濟南去世後，骨灰一直下落不明，子女及生前友人又找不到他的任何衣冠或遺物與母親同葬，故建墓時，在母親墓穴左側留有相同墓穴一個，暫以同樣形式封閉，擬待日後找到父親骨灰及遺物後，再行補葬。花崗岩的墓碑上方刻有父、母名字，左下方刻有全部子、女、孫、媳、婿以及孫子、女、外孫子、女的名字。墓地管理費已分兩次交到2006年，到時擬再續交，而當年的建墓費用，估計以目前市價可能十倍或數十倍於當年吧。此墓地得以如此順利建成，至今我仍由衷感謝好友葉錫雲的鼎立協助。
（墓地地址、番號為：蘇州楊壪華僑公墓特級華僑區X排X號）。
由葉X雲而在北京認識、並相處較熟的朋友中，還有葉C勳夫婦、田S珍、田S恩兄妹（其長兄為中國工筆名畫家田S光）等，在此不再多述。
NW, 葉X雲, JW 1986年在蘇州
XW﹐JW在北平頤和園昆明湖泛舟(1947年)
JW, XW, CW, 廬W, NW, 黃J 1947年在北平
1947年在北平
NW﹐父親﹐XW﹐母親﹐廬W﹐CW
LW﹐JW﹐DW
短聚青島
1948年秋，我與XW弟等五人乘國軍空軍軍用運輸機匆匆飛離已麵臨解放的北平城直飛青島，那時的父親市長官邸已搬到離迎賓館不遠的龍山路3號顧祝同（國民黨高級將領）原有的別墅。那是一棟位於山坡高處不太大的兩層洋樓，一樓以下還有一層麵海的半土庫式房間，由警衛班戰士們居住。房子大門靠龍山路，另一麵則可俯瞰廣闊的膠州灣，風景極佳。樓下是客廳、飯廳、書房、廚房及傭人住房等。樓上則全係臥室。這時姐姐已去美國留學，二哥、三哥在上海讀書，建文和麗文早已跟隨父、母住在青島，隻有我和潯文是剛來，但因暑假曾已來過，因此對這個青山、紅瓦、綠樹、黃牆、碧海、藍天的美麗山城也並不陌生。因距下學期學校開學正式繼續入校學習還有一段時間，經與當時設在青島的山東大學理學院聯係後，我與XW暫到該校旁聽，學校離家不遠，每日一早步行上學聽課也很方便。（那時青島市的範圍並不很大，而嶗山等郊區多由共軍遊擊隊控製。）
在青島不長的日子，我記憶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有以下幾樁。在東北全部解放和華北地區大部分落入解放軍之手後，周恩來派出在青島的地下黨與父親秘密聯係，勸他“起義”。那時，山東境內除了濟南、青島等幾個大城市外，其餘地區基本上已非國軍所能控製，連膠濟鐵路也僅靠沿線的國軍把守維持不穩定的通車狀態。後來知道，當時經常到家中來“看望”父親的青島電廠劉廠長，就是共產黨派來與父親聯絡的主要人員。記得曾有過多次周末，會有三三兩兩的青年男女來到我們家，利用父親酷愛狩獵在星期天一早去嶗山打獵的機會，帶上他們，也加上我們一兩個真正的兒子一同乘車通過國軍的崗哨前往嶗山“打獵”，而在下午回城時，那三、兩位年青人就沒再跟車回來。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由南方投奔解放區，並可能已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注意到或已被通緝的共黨地下成員。有趣的是，有一次由父親帶我們兄弟依樣送去嶗山解放區的一位女青年，竟是我們過去曾見過的胡M華的大女兒（即好友胡K瑞的大姐），她父親曾是國民黨“軍統”或“中統”係中或有密切關聯的高官，而女兒竟會是共黨的地下成員，可見當時中國政治情況之複雜！
父親在青島當市長時，手下有十來個年青的“謀士”為他執政出謀劃策，幾乎每個星期五或六，固定在家中以晚宴方式聚會，我們兄弟也常會幫助廚房準備一些半成品的菜肴，有空位時，也會讓我們一、兩個兄弟上桌作陪，席間，他們會談到在社會上聽到的對市政的某些反映，並往往提出自己的建議等，可能這也算是父親的“智囊團”吧。
1948年聖誕節，我和XW正在青島，美軍西太平洋艦隊司令（名字現已記不得了）在青島海濱距棧橋不遠的太平路美軍俱樂部舉辦過一次盛大的Christmas Party ，邀請當地黨、政、軍要員及社會名流及家屬赴宴。那天晚上，父母把我們幾個在青島的孩子也帶去“見見世麵”。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由外國人舉辦的大型盛會，一開始由宴會主人美軍司令致詞，後由身為地方官的父親在會上講話，請了他的老友、曾任國民黨政府駐丹麥等國的大使、老外交家羅某任翻譯，這位羅伯伯不快不慢以朗誦詩一般的英語譯詞，雖然我聽不懂，但從與會人士的熱烈掌聲中，可以感到是相當精彩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他和夫人曾帶過他的兩個比我們兄弟大些的女兒來江蘇路家中做客，當時感到，從小隨外交家父母在北歐長大的這兩個大女孩，風度、氣質的確與眾不同，後來聽說，他們全家都離滬出國了。）
1980年代初期，我與鐵二院李總受國家計委的委托，為亦屬青島市的“黃島開發區”方案的可行性研究進行實地考察和評估，再次來到青島出差。正好由市交際處安排我們住進解放前係美軍俱樂部的這棟建築裏，這時，它已屬青島市府的招待所之一。入住後，我迫不及待地樓上、樓下參觀了一番，看到當年舉行Party的大廳，激起不少舊時的回憶。這可能就是所謂的階級“烙印”效應吧！後來還到當年父親辦公的市政府大樓裏開過幾次會，時過境遷，不勝唏噓！ 聽JW說過，當年美軍西太平洋艦隊司令此前還招待父母帶了他和LW到艦隊駐地“小青島”乘直升機在青島上空遨遊。
在青島不長的時日，父母還把我和XW送到一個德國老太太家中學鋼琴，後因決定去上海，隻學過幾次就作罷了，這也可以看出，父母對兒女們操心到何等程度，直到後來自己也為人父時，才對“可憐天下父母心”稍有體會！
1949年元旦過後，我和XW等乘民航飛機離開青島到達上海，隨即住進緊靠滬西愚園路的江蘇路237弄家中，直到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
父母攝於1948年青島市長官邸 (原係德國總督府﹐現為迎賓館)
1948年夏﹐母親﹐達文在青島家中(市長官邸)客廳
LW, NW, JW, 吳Y清與母親, 父親, 1948青島
關於林Q
我原來的想法是不願再提到這個人，因為她對我們家庭帶來的負麵影響太大，假如講重些，她不但影響到父親後半生（由1947年直到1968年去世以前的20年間）的仕途，並且對我們兄弟姐妹的人生道路也可能有著重大的影響。但終究，她已滲入我們的“家庭曆史”20多年，想想，還是如實記述下來吧。
林Q是父親給她起的中文名字，日本姓氏，父親似曾說過，但已不記得了。林是父親1946~1947年接任大連市長等待蘇聯交回主權在沈陽相識的一個日本女子，據說是父親委任的市府秘書長黃G鬥介紹認識的。（前已述及，黃是父親年青時留日同學之一。）聽說當時的年齡是二十七、八歲，比父親小20多歲，據後來母親轉述父親當時對她說的情況，林在偽滿時期是滿洲鐵路株式會社頭頭（相當於後來“中長鐵路局”局長）的侄女，抗戰勝利後，“滿洲國”土崩瓦解，在東北地區的日本人，有的成為戰俘，有的跑回日本，而仍有大量的日本人，尤其是婦女、兒童則被留在東北，林就是留下來的日本婦女之一。國民黨官員到東北“接收”之際，不少日本女人均以身投靠，務求生存。父親雖然不是抗戰一勝利就去沈陽的“接收大員”（抗戰勝利，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後，父親曾在南京任“對日賠償委員會副主任”、“資源委員會主任”等職，約一年後才獲任命為待由蘇聯手中接收的大連市市長之職。）但雖晚去一年，仍未“逃脫”接收一個日本女子為妾的命運。林因出身於日本在偽滿的“官宦”之家，是受過相當教育的知識分子，這也可能是她在抗戰勝利後較晚投靠國民黨官員的原因吧。但就我們家庭當時的經濟狀況來看，並不寬裕，看在我們眼裏，她在生活上是相當奢侈的，致使父親手上僅有的一點積蓄，幾乎全都被她花光。（這也可能影響到父親原擬除姐姐外多送幾個子女出國留學的計劃。）
約於1948年春，因蘇聯遲遲不肯交回大連主權，父親被調任當時同為中央直轄市的青島市任市長，（記得抗戰勝利後的“中央直轄市”除未能收回的大連市以外，還有好幾個，在長江以南的有首都南京和上海、武漢、重慶、廣州，在長江以北的有北平、天津、沈陽和青島，可能還有西北的西安、蘭州等，都是當時具有政治、經濟或軍事地位的重鎮。）父親去青島上任後，將林由沈陽遷來北平，與我們幾個仍留北平讀書的兒子同住在大帽胡同金家大院。當時CW、XW和我三人仍在北平讀書，而同在此院內居住的女眷則有二嬤、AW（三叔的大女兒）和傭人劉嫂等。將第三進的西屋辟為林的臥室，其實，三叔的女兒AW（小名“華華”，當時隻有十幾歲，之所以由武漢來北平讀書，可能也是父親的刻意安排，讓她一邊能北上讀書，同時也為陪伴林Q。)
那時，我們三個兄弟基本上是不與林打招呼的，何況她平時也多不在家裏吃飯，北平市麵在淪陷時留下的日本餐館比比皆是，估計是拿著父親給的錢到日本餐館吃“家鄉味”去了。她平時穿著也是與眾不同的一身“洋服”，換了一套又一套，我們兄弟也很看不慣，認為太奢侈、太浪費。記得有一次，在北平城內能聽到城外有遠遠的炮聲時，我們可能出自日本在抗戰8年中殺害過我國無數同胞，而現在又被這個日本女人破壞和攪亂了我們家庭的生活的情緒影響下，三哥CW曾氣憤地提出，能否幹脆利用這亂世，一不做二不休，把她殺掉，就在院裏挖個坑埋掉算了。可見，當時我們兄弟對她是何等痛恨並為母親不平的心理狀態，當然，這也是氣憤地“說說而已”，我們兄弟實際上是沒有那麽大膽的。不久後，三哥一人先回上海讀書，其餘六人仍留北平。
前邊已經談到，在華北戰局進一步緊張之際，父母決定除劉嫂一人留北平看房子之外，其餘五人全部南下，最後於1949年元旦後由青島抵達上海。在江蘇路237弄19號，將二樓北邊，靠“中西女校”操場那邊的一個大間，隔出一間約十幾平方米的單間，作為林的居室。1949年三、四月間，父親辭去青島市長職務，與母親﹐JW﹐LW等全家搬回上海。同年五月，上海麵臨解放的前數日，父親忍痛將林送到碼頭乘坐上海至東京的海輪回日本。（當時有二哥等陪同父親前往碼頭送行）.
算下來，到此時為止，林與父親同居的日子可能隻有兩年左右，當時以為，我們家庭的這段“插曲”就此完結。沒想到，父親1949年9月到北京參加第一次政協會議期間，被周恩來、董必武等新中國領導人派去香港作“白區”的統一戰線工作，未回上海，直接由天津乘船去了香港。後來，在上海解放前夕去台灣求學的三哥CW因未能考上台大農學院而經香港返回上海，我們才知道，父親到港後，隨即與在日本的林取得聯係，並將她接到香港同住。
1953年，我已大學畢業分配到在成都的鐵道部第二設計院工作一年多，父親奉調回國，據後來母親和二哥告訴我，父親當時擬將林帶回國來，曾向他在港工作的領導單位“中共華東聯絡局”（局總部設在上海）局長何Y瑞征求意見，何的答複是，因這類問題是解放前留下來的遺留問題，隻要本人家屬沒有意見，共產黨和政府不作幹涉。何並且在上海到江蘇路家中向母親征求意見，母親從大局考慮，表示同意，約於1953年下半年，在香港工作達四年之久的父親攜林一同重回上海，在江蘇路她原來住過的房間住下。不久，父親被任命為設在濟南的“華東煤炭管理局”顧問工程師，即帶林同去濟南，直到1968年8月在濟南逝世共約15年，未再回到母親身邊。
1965年初，我在成都，接二哥來信，才知父親在濟南中風，他接單位的通知後，以長子身份去濟南探望，經省政府及政協等單位全力搶救，已漸康複，特批由林“脫產”在旁照顧。同年8月，我在北京出差時，正遇上寶成鐵路因大雨後塌方斷道停運，我不能即時返回成都，按當時的規定，我作為工程師，如果沒有特殊緊急任務，是不能不乘鐵道部自己免費的火車而隨意改乘飛機的，否則將不予報銷。那天我把同在北京出差的院總工程師郝Z騫送上回成都的飛機後，回到鐵道部招待所，即與在成都的站場處處長姚F來通了電話，提出，能否利用在京等待寶成線通車的時間去濟南看望多年未見並仍在病中的父親，姚當即表示同意，並用航空信寄來我的北京－濟南往返公用免票一張。（這位站場設計處的處長原為哈爾濱鐵路局的一位工人提拔上來的幹部，但他對我們這些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相當照顧和看中，故曾在後來的“文革”中被造反派和一些“階級觀念”特強的左派員工鬥得幾乎活不下去，“文革”後上調鐵道部任職。）我在北京收到寄來的免票後，隨即利用一個周末，乘火車去到濟南，當時車速較慢，京－濟單程需時8小時。這是自1949年9月父親由上海隨當時上海市長陳毅去北京參加全國第一次政協會議的16年後與父親重見，也是與父親的最後一次相聚。當時父親在濟南的住處是一棟公寓式樓房的二樓，兩房一廳，有全套衛浴設施，在當時算是相當“高級”的宿舍了。就我在成都看到的這類住房，是隻有局級幹部才有資格享用，在濟南的職工宿舍也許比西南地區標準高些吧。這次，我隻在濟南住了兩夜和一個白天，即返京回蓉了。
在濟南，見到了據父親說，是林Q1956年在濟南出生的妹妹GL，（那時她才8、9歲，與XW兒子W平差不多大）父親那時已能由人扶起來坐在椅子上談話、看書報和吃飯等。在他病中曾由省政府送他到青島療養、複健好幾個月，林Q則由政府特批帶薪一直陪伴在旁。我在濟南的這個周末，來過兩次醫生給父親檢查身體，一次是一位西醫，另一次是一位中醫，還看到讓他吃了一種液體的深色藥水，據醫生說，這藥每劑需人民幣70多元，是進口的，（相當於當時一個科級幹部一個月的工資，我因係技術人員工資，比一般幹部的工資高些，當時為月工資110元。）醫生向我介紹了他的病情和康複情況，認為由於父親一直喜愛運動，因此身體恢複得較好，要兒女們放心。我還是一如往常，像小時候那樣，為父親做了頭部和手指的按摩，（小時候，當父親下班回家後，躺在靠椅上休息時，我們兄弟經常輪流為他做這種按摩。）當時父親用很慢的速度但口齒仍很清晰地講了不少話，談到他在香港“白區”工作是受周、董親自指派，談到了到港後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利用原來在交通部任職的老關係，動員“兩航”架機起義返回祖國，談到在港曾動員孫K返回。（未能成功）說曾到日本、東南亞等國尋訪國民黨一些流落國外的高層人士，（如國民黨高級將領衛L煌、原行政院長、地質學家翁W浩等）動員他們回國參加祖國重建等等。當我問到他“57年反右”時的遭遇時，他談了與“民盟主席羅L基”、“民建主席章N器”等因係舊友，交往較密，而這些人均被中央劃為“右派”，致使省裏也曾擬把他定為“右派份子”，後經陳毅出麵力保，說了“G某人不會反黨”的話，才使父親免遭一災，後山東省統戰部門把父親定為“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民主人士”，給予適當的政治和生活待遇。那次，父親還告訴我，林Q在煤炭局資料室搞翻譯工作，除日文外，俄文、英文等也能作筆譯等等。從當時情況看，父親的病情的確恢複較好，談話時口齒比較清晰，記憶也很不錯。
第三天一早，由林Q陪我叫了一輛三輪車，一同去到火車站，送我上車返京。一路上，在交談中看得出來，這三輪車夫對林相當熟悉，好像會經常在父親住處門口等著拉林進城上街似的。
我回京後，曾用複寫紙（那時國內可能除出版社外，恐怕還沒有複印機）寫了一封長信，將去濟南的詳情向國內各兄、弟、妹們做了“通報”。通過那次濟南之行，改變了我對林的一貫看法，在那封信中，我評價了父親在病中林的正麵作用，覺得，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當子女的都遠在外地工作，不可能在旁長期照顧父病，母親年老，當然不可能前往照看，這時，有一個較年青的林（當時的林，應該已是45歲左右吧。）在父旁照顧，也不能不算是“壞事變好事”吧！後來聽說，母親1953年同意父親把林從香港帶回時就說過：既然父親喜歡這個女人，她年紀也比較青，對父親可以照顧得好些……看來，在父親最後幾年的日子裏，的確應了母親的這個看法和意願！
1970年中期，因為我前幾年曾在青島參加過膠濟鐵路複線的勘測設計，對這條鐵路的情況比較熟悉，一次隨院長嚴勳到濟南出差，住在省府的一個招待所裏，他主動對我提起我父親曾在濟南工作的事，（看來，嚴是看過我的檔案，對我的家庭情況也了解甚多，並且那時正是設計院準備提升我擔任站場處總工程師之前不久）他還問到林的事情，我說可能還在濟南，他表示：可以聯係、聯係嘛。（這位嚴院長解放前是上海一家紡織廠的工人，解放後調到上海鐵路局當幹部，也是一位對知識分子、技術人員特別照顧和重視的工人幹部，在當院長以前也當過我的頂頭上司站場處長。）事後，我在他房間裏打電話到煤炭管理局人事處詢問，對方告訴我，說林現在煤炭學院圖書館搞翻譯工作，並告訴我圖書館的電話號碼，但當時正值可怕的“文革”剛剛過去，我對與林再接上關係的事，還“心有餘悸”怕又惹出什麽意想不到的事情，故隨即寫信向國內各兄、弟、妹們征詢，後來，各兄、弟、妹們均對此事的必要性持否定態度，故此未與林作進一步直接聯絡。後據了解，在中國與日本建交後，約於1979年舉辦的一次“日僑遣返”中，林帶了女兒在那次遣返中乘船返回日本。1980年初，XW曾到日本出差，曾托人打聽她們母女的下落，當時是出於想要回可能被林帶走的父親的骨灰與母親合葬，但因一直沒能找到其確切地址而作罷。
父親(中站)與林Q(前一)在濟南
上海解放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早晨，雖然已可聽到解放軍圍城的炮聲，我按常騎了自行車離家去徐家匯上海交通大學上課。在離學校不遠的華山路上，感到今天有些異常。街旁三三兩兩的站了不少荷槍實彈的國軍，待到了校門口，更見住校的同學和老師們，個個背著行李，鋪蓋卷向校外走來。一打聽，說是：“被勒令停學了。” 我仍然推著自行車進了校門，在大門口站崗的軍人並沒有加以阻攔。進得校門，赫然看到院內停了幾輛坦克車，車上站著握槍的軍人，虎視眈眈地監視著校園內地動靜。這時正巧碰上我們“鐵路運輸係”的黃教授也背著行李，手中提著放臉盆和洗漱用品的網帶向校外走。他見我，一揚手說：“不上課了，回家去吧！” 我仍然推著車走到教導處大樓門口，看到布告欄上貼著軍方“勒令停課” 的告示，這才折返車身離校回家。一路上，同學們議論紛紛，講訴著昨夜和近一兩天發生的事情。這才知道是在一兩天前，國民黨暗藏在學校的學生特務在上海街頭抓到兩個在交大讀書的共產黨地下黨員後，昨晚半夜出動大批國軍開了坦克車衝進校園，實行戒嚴，並從學生宿舍按事先備好的黑名單抓走正在睡夢中的50多位男女學生(其中有與二哥同班的李R訓) ，關在交大附近的一所中學裏。因為學生們最近實在“鬧得太不像話了，” 這才抓走一批較激進的學生，並勒令學校從即日起停學。在校內居住的師生一律趕出校園自尋棲身之處。當時學生自治會在校園中樹立了一幅很大的全國地圖，上邊用紅旗代表解放軍，黑旗代表國民黨軍隊，在圖上標明解放軍在全國各地已經控製的城區。的確，當時學校師生們可以在最快的第一時間了解全國各地的戰局。許多同學也正在為迎接解放軍攻入上海而積極準備。例如備好腰鼓，紅綢和歡迎的大型橫幅等。實際上交大校園內已經成為上海市內地“小解放區” 了。上海解放後，才得知那次被捕的兩位地下黨學生在解放前夕被國民黨槍斃後埋葬在校園大門內側路旁。而被抓到50幾位學生，因查無實據，隻是當時學運的活躍分子，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故於解放前夕在看守們自顧不暇中逃出，而免遭大難 (其中也包括當時隻是較愛“出頭” 的李R訓)。李與我們兄弟均較熟，後在上海財經大學任教。1988年以“訪問學者” 簽證來美，到美國一些學府講學，後於1989年中返回上海財經大學繼續擔任教授。
5月26日，解放軍圍城的炮火聲愈來愈近了，當晚，因怕有流彈擊著，父親讓全家大小一律從樓上搬到一樓來睡。全家人都在一樓客廳打地鋪過夜。半夜裏，隻聽到密集的槍聲由遠而近，好像從弄堂口經過，然後槍聲漸漸遠去。到天亮時，槍聲已經很遠了。我們兄弟好奇地跑出弄堂，走到江蘇路愚園路交口處張望，隻見一些零零散散的解放軍，背著長槍從西邊中山公園方向快步走過。這時到路邊來看的市民已漸漸的多了。解放軍們目不斜視地繼續向東走去。突然，有一輛美式軍用吉普車載著幾名國民黨軍官模樣的人物沿著江蘇路開了過來，車到愚園路口，見到有幾位解放軍走近，他們急忙掉轉車頭沿來的方向逃走。路邊看熱鬧的人群轟然大笑，有的還拍手高呼些什麽。我想可能是被打散的國民黨軍官們正駕車逃竄吧？估計是逃不出去了，所以那些路過的解放軍“收尾” 部隊們好像視而不見，沒去管他們。
27日虹口和閘北那邊還在巷戰，但全上海竟未因戰爭而停水，停電，連電話都是暢通無阻。這可能是因為共產黨地下組織事先工作十分到家之故。蘇州河邊上那兩個大煤氣罐都安然無恙，假如爆炸，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們在家中打電話到住在虹口的親友家，告訴他們：“滬西已經解放” 。5月28日結束了在上海市的戰鬥，共產黨掌握上海後的第一任市長陳毅，在廣播中正式宣布：“上海解放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們就到學校打聽複學消息及安排，好像沒幾天就恢複上課了。大約也是在5月28日後兩，三天，陳毅市長派人來與父親聯係後，父親即前往市府辦的“學習班” 學習。8月 (或9月) 他即隨陳北上，列席參加在北平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開始了他那與前完全不同但也並不平順的曆程和晚年生活。
1949年初夏攝於上海在江蘇路237弄家中前院
廬W﹐LW﹐ XW﹐ 二嬤﹐ NW﹐ CW﹐ JW
附：關於尋覓父親骨灰未果的情況
1980年代中期，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 實施數年後，我們幾個仍在國內的弟，妹才有“膽量” 想到宜將父親骨灰找回與母親葬在蘇州的骨灰合葬，一了母親去世之前，一直想著能與父親“團圓” 的遺願。當時我們兄弟們的分析，父親骨灰一定已由林Q和同父異母的妹妹GL於1970年代末期“文革” 後帶回日本去了。因為一般均認為日本人是非常重視和珍惜親人逝世後的骨灰的。
正巧，XW這時有一次去日本出差的機會(他時任設在北京的石化公司外貿科科長，已曾隨公司領導等6人去美國出差一次) 。他在去日本出差以前，在濟南打聽到一位曾與父親同住在一棟公寓樓內並與林Q情況類似亦曾嫁給一位中國人的日本婦女。此人已育有三個女兒，經向此人了解到林Q離濟南時給她留下的日本橫濱的地址。(據了解此日籍婦女亦為中國丈夫已經去世，之所以未與林Q一同返日是因為她在日已無親人可依。不比林Q當時還有一位弟弟在橫濱，因此她帶了三個女兒仍在濟南定居) 。
XW到東京後，原擬請假去橫濱找林Q，但領隊的頭頭感到“為難” ，因不通日語，全團隻有一位翻譯，如XW前往橫濱，最少需時3日，翻譯也需一同前往，團內工作隻能“停擺” 。為避免給領隊帶來困難，XW隻好轉托石化公司駐日的一位代表代為前往聯係。據後來該同誌告XW，他按址未能找到林Q，轉而向所在地派出所查詢，派出所告知林已遷往它地。為保護當事人的安全和隱私，不能將林的新地址告知，除非提供“親屬公證” 。當時也曾提到改用登報尋人的辦法，派出所則表示，登報尋人在日本的費用極高，認為一般的中國人是花不起這高額費用的，何況登了報對方也不一定會看到。因而就此作罷。致使父親骨灰至今仍下落不明。
1986年為父母在蘇州東山華僑公墓新立的墓地
蘇州東山華僑公墓 2006
後記
我原意是想把我知道的關於祖先的傳奇故事和我們家庭幾十年來隨時代變遷的曲折經曆記述下來，以備在國外出生、成長的直係和旁係孫輩們日後一旦對“尋根問祖”有興趣時提供一個線索和參考。在寫的過程中又想到，不如幹脆把我還記得的一些往事和有些親友以及個人的某些經曆也作個記述。並且還曾有過一種“心態”，就是，怕我們這個雖稱不上“輝煌”的家史，在我們這代人之後就“失傳”了，未免有些“可惜”。所以，趁自己現在頭腦還算清楚，利用退休在家養老的機會，在這一年多時間，“寫寫停停”地記下這篇近五萬字的“材料”，以備若幹年後孫輩們的不時之需。
隻憑我一個人的回憶總是有限的，其中定有不少謬誤、遺漏和失真之處，請各位兄弟姐妹抽空看看，並請提出意見，我將盡力據以補充、修改。有些情節涉及到某些親友，但願不致有侵犯“隱私”之嫌。謝謝！
NW 2004年3月於紐約
中文輸入﹕ 蘇SL﹐龐M﹐GXY
封麵設計及插圖﹕ GZY
校隊﹕ XC英﹐GZL
出版﹕ GZY 2006夏 (NY NC)
2008夏 (SHANGHAI) 再版重印
封底人物﹕ NW﹐LW﹐JW
NW, LW, DW, JW 一九九零年代 聖誕, 紐約長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