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資格替天行道（托馬斯·索維爾 著）

The Quest for Cosmic Justice
誰有資格替天行道

THOMAS SOWELL
托馬斯·索維爾 著
1996年
盧蜀萍 譯

譯者引言

這篇文章是關於我們所處時代許多激烈政治爭議背後的道德觀問題，指出了這個社會令人不安和危險的發展趨勢。《誰有資格替天行道》展示了似是而非的正義概念如何最終助長了不公正，似是而非的平等概念如何最終助長了不平等。本文是托馬斯·索維爾博士一生研究和思考的總結，點出了現今社會的走向，以及為什麽我們在造成無法挽回的惡果之前必須懸崖勒馬、改變方向。

替天行道

平等、自由和正義，是西方文明的中心主題之一。對一些人來說，平等與正義幾乎是同一個意思，以至於不平等就會被視為不公平。然而，盡管平等具有誘惑力，現實世界中仍充斥著明顯的不平等。這個現象不需要哪個激進的作家指出來，偉大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就曾說“收入和財富的嚴重不平等……是我們大多數人不願看到的”，並指出：“很少有人不會被某些人享受的奢侈與其他人遭受的極度貧困之間的對比所震動"。

雖然這些觀點經常與政治左派聯係在一起，但許多被認定為“保守派”的思想家和作家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們不僅反對經濟不平等，而且反對在他們周圍觀察到的極端的權力和人格方麵的不平等。自由放任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不僅痛恨他那個時代的權貴冷酷無情，“他們從不將下等人視為自己的同胞”，而且痛恨我們“對上等人的諂媚”，以及對“偉大征服者的暴力和不公正”表現出的“愚蠢的驚歎和欽佩”。

我們也不應該以為可量化的經濟差異或政治和社會不平等就可以完全說明不幸者的不幸。富裕的專業人士可以從受過類似教育的朋友和親戚那裏獲得各種免費知識和建議，在危機時期可以從某些相同來源獲得大量經濟援助，以及更多地接觸那些擁有政治權力的人。此外，富人往往看上去知識淵博，這使得他們不太可能成為許多以無知和窮人為食的騙子的目標。即使在合法商業活動中，也是“窮人付出更多”--正如幾年前一本書的標題所說，因為向低收入、高犯罪率社區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成本更高，這些社區的保險和其他成本更高。簡而言之，統計表明的不平等並沒有窮盡優勢者的優勢或劣勢者的劣勢。

幾乎所有意識形態領域的人都對不平等及其後果感到不滿，為什麽這些不平等會持續存在？為什麽我們大家不團結一致決心結束它們？也許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是米爾頓·弗裏德曼提供的：

一個將平等（即結果平等意義上的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最終將既沒有平等，也沒有自由。使用強權實現平等會破壞自由，而出於良好目的而引入的強權最終將落入使用它來撈取自身利益的人手中。

無論這一論點的信服力如何，隻要想想斯大林、毛澤東和波爾布特的恐怖就可以認識到慘痛的後果不是虛構。這一論點拒絕直接依靠政治力量的平等，因為代價太高。但是那些不拒絕代價太高的人呢？他們隻是對這些代價和風險有不同的評估嗎？還是他們很少或根本不關注這個問題？

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可以說明糾正某些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代價。就在今年，在舊金山，該市一位主管的親戚打電話給一家披薩公司，要求將披薩送到他家。他被告知，該公司不會在他居住的地方送披薩，他居住的地方恰好位於犯罪率高的街區。舊金山——尤其是舊金山的政客們——立即爆發了道德義憤。他們馬上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任何在城市任何地方向公眾送貨的公司都必須在全市範圍內送貨。

在這個例子中，具有了我稱之為“宇宙正義”的所有要素。即使在犯罪率高的社區，大多數人也不是罪犯，大量這樣無辜的人會因非他們自己的過錯而承受各種額外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代價是無法收到食物、家具、包裹和其他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他們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從宇宙的角度來看，這是不公平的，因為如果我們從無到有創造天地，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選擇將之包含在其中。

然而，與創世之初的上帝不同，我們不能簡單地說，“要有平等！” 或“要有正義！”。我們必須權衡在這個我們身處的宇宙中做出任何特定改變以實現特定目標的代價。當我們在道德上感到憤慨時，我們不能簡單地“做點什麽”，當然，除非我們是舊金山的主管，不屑於考慮代價。在這種情況下，代價是死亡的送貨司機。在美國犯罪率高的社區，一個年輕人被殺的概率大於一個美國士兵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殺的概率。

一旦我們開始考慮有多少貨物遞送值得多少死去的送貨司機，我們可能就會放棄對宇宙正義的追求，並將我們的選項減少到更人性化的範圍內。

宇宙正義不是簡單的更高層次的傳統正義，它是一個根本不同的概念。有人稱其為“社會正義”，這個詞經常被帶著極大的熱情使用，但很少或根本沒有定義。但是，無論是所謂的社會正義還是宇宙正義，這種做法都與傳統的正義觀念有著根本的不同。

傳統上，正義或不正義是一個程序。如果審判按照公平規則進行，並且法官和陪審團不偏不倚，那麽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就可以說獲得了正義。在這樣的審判之後，可以說“正義得到了伸張”——無論結果是無罪釋放還是執行死刑。相反，如果審判是在違反規則的情況下進行的，並且法官或陪審團對被告人有偏見，這將被視為不公平或不公正的審判，即使最終仍然沒有給一個無辜的人定罪。

“公平較量”是指雙方都遵守規則的較量，無論這會導致平局還是一方取勝。“公平競爭環境”通常意味著每個人都按照相同的規則進行比賽，並以相同的標準進行評判。同樣，如果過程本身符合該標準，那麽無論結果如何，“你都有過機會了”。但這不是那些談論“社會正義”的人的意思。事實上，適用於所有人的同樣規則和標準往往被故意拋在一邊以追求“社會正義”。

“社會正義”試圖做的是抵消特定群體的不利條件。就像舊金山的披薩外賣案例一樣，但這通常是在無視其他個人或群體的代價——甚至是整個社會的代價的情況下進行的。想想斯裏蘭卡，幾十年來因內訌而四分五裂，其他國家也可能會因為類似的對社會某一部分人的優惠待遇計劃而變得更加兩極分化和互相撕裂——最終損害每個人，這並非杞人之憂。斯裏蘭卡在 1950 年代開始實施族群偏好計劃之前，族際之間關係相當和睦，而今天卻非常糟糕。

在為社會的一部分尋求正義時，不顧對整個社會的後果，所謂的“社會正義”更準確地應被稱為“反社會正義”。當然，這種正義也不比其他任何正義更“社會”。所有正義本質上都是社會性的。獨自一個人在荒島上談什麽正義或不正義？

“宇宙正義”這個詞似乎更準確，因為它在試圖消除不公正時，不僅對選定的群體，甚至對選定的個人也如此——而且，主要是不考慮其他人的代價。例如，在我們美國的刑事審判中，在對凶手進行宣判之前，法律允許將罪犯的不幸童年考慮在內。很少有人能夠證明被謀殺的人與那個假定的不快樂童年有任何關係。在加利福尼亞州最近發生的一起臭名昭著的案件中，受害者是一名 12 歲的女孩，當凶手正在經曆他據說的不幸童年時，她還遠沒有出生。

如果通過懲罰或將罪犯關進監獄或墓地（因為我們在美國仍然有死刑）是為了阻止犯罪，那麽為了追求宇宙正義而減輕懲罰可能意味著減少威懾並允許以犧牲無辜人民為代價發生更多的犯罪。在更世俗的層麵上，考慮罪犯童年這種難以評估的事情所需的時間大大增加，這意味著整個刑事司法係統運作得更慢，因此，其他罪犯在超負荷的法庭係統中等待審判時，正在保釋中遊走街頭。在美國犯下的大量暴力犯罪正是由那些在等待審判期間遊走街頭並跟蹤無辜者的罪犯犯下的。這也是追求宇宙正義的代價之一。

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社會正義”的關注點都圍繞著群體之間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但所涉及的一般原則與追求宇宙正義的其他例子大致相同。這些原則被政客和知識份子宣揚，從肥皂盒到研討室和最高司法廳隨處可見。這些原則值得更仔細的審視和更清晰的定義。

宇宙正義的含義

早在 1960 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就宇宙正義的願景發表了經典的聲明之一：

你不要拿一個多年來一直被枷鎖束縛的人，把他解放出來，把他帶到比賽的起跑線上，說“你可以自由地與其他人競爭”，但仍然相信你是完全公平的。

約翰·羅爾斯教授的著名論文《正義理論》提到，“不應有的不平等需要糾正”，以產生“真正的機會平等”。這是“公平（不是形式上）的機會平等”。換句話說，在羅爾斯教授看來，讓每個人都玩同樣的遊戲規則或以相同的標準來判斷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而真正“公平”的機會平等意味著為每個人提供平等的成功前景。宇宙正義與遊戲規則無關。

從大學招生辦公室到美國的最高法院，都可以找到這種態度。因此，斯坦福大學的一位長期招生主任曾表示，她從未要求申請人提交考試成績，因為“要求此類考試可能會不公平地懲罰處於大學錄取過程中的弱勢學生”，因為這些學生“不是他們自己的過錯 , 而是他們所在高中對考試準備不足”。簡而言之，在這個過程中，不需要根據相同的規則或標準來判斷所有人；先前存在的不平等必須被抵消。

“不應有的不平等”不僅是指人們做出的偏見決定，而且包括了個體之間的生物學差異——例如，女性通常不如男性身體高大和強壯——以及整個種族和國家在文化演進中所處的地理環境的巨大差異，更不用說在育兒實踐和道德價值觀方麵的個人和群體差異了。請注意，宇宙正義比傳統正義所需的知識要多得多。傳統正義隻需要對每個人都適用相同的規則，而不需要事先了解他或她的童年、文化背景、理念（或性）取向，或該人的祖先可能受到的無數曆史影響。

宇宙正義的要求

如果有任何人能夠做出如此複雜的評估，這樣的人不會有很多。事實上，當我們真以為自己可以知道這麽多事物及其相互作用的性質時，犯錯誤的風險會成倍增加。尤其是，很容易隻看到曆史上的不公正，並且很容易認為這些不公正是當代問題的唯一原因。我們當然知道因果和道德是兩個不同的東西。然而，我們常常沒有認識到這種區別。

在美國，當代黑人下層階級的許多社會問題幾乎都自動歸咎於“奴隸製的後果”。例如，黑人貧民區中無父家庭的普遍存在已被廣泛解釋為奴隸製時代黑人沒有合法家庭。但是，如果去尋找真正的事實，就會發現完全不同的畫麵。一百年前，剛剛擺脫奴隸製後的一代人，美國黑人人口的結婚率略高於白人人口。大多數黑人兒童都是在雙親家庭中長大的，即使在奴隸製時代以及此後的幾代人中也是如此。與美國的許多其他社會災難一樣，黑人核心家庭的災難性衰退始於 1960 年代的十年。在 1960 年代之前，黑人和白人男性的結婚率差異從未達到 5個百分點。然而今天，這種差異超過了 20 個百分點——而且還在擴大，盡管核心家庭也開始在美國白人中解體。不管這些變化的解釋是什麽，它和今天更相關，而不是奴隸製時代，然而，對於那些喜歡將社會問題視為道德情節劇的人來說，這可能令他們失望。

奴隸製的悲劇性和巨大的不公正經常被用作對其他社會現象的因果解釋，用於奴隸製集中的美國南部的黑人和白人，而不是對事實進行任何分析或與其他更常識的解釋進行比較。今天有大量不工作的美國黑人這一事實也被因果地（而且常常是相當隨意地）歸因於奴隸製。但是，如果我們回到一百年前，我們會發現黑人的勞動力參與率略高於白人——並且一直如此，直到 20 世紀中葉。如果我們想知道為什麽現在不再如此，我們必須好好細思我們時代的發展趨勢。

我們都知道，即使是一個重大的曆史罪惡也不能自動解釋所有其他後續的罪惡。但我們常常像不知道那樣而執意這麽做。癌症可能確實是致命的，但它並不能解釋所有的死亡，甚至是大多數的死亡。

這裏更大的一點是，當去考慮複雜的曆史影響時，很容易出錯，而且幅度很大。宇宙正義的要求大大超過了傳統正義的要求——並且大大超出了人類可能能夠做到的程度。偉大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說，或許有些人，生來就笨拙，以致於不經意間傷害到自己或他人——因此，當他們站在天庭麵前，想必不會受到責備。但是，在人類的法庭上，他們必須遵守與其他人相同的責任標準。我們沒有全知的能力知道這些特定的人是誰，或者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采取額外的預防措施來防範自己的自然傾向。換句話說，人類法庭不應該妄圖主持宇宙正義（或替天行道）。

自 1960 年代以來，美國刑事司法係統的法律混亂，暴力犯罪率飆升，很大一部分是由於試圖在法庭上尋求宇宙正義的結果。在1960 年代初的一係列美國最高法院裁決中，警察在逮捕和審訊刑事案件的嫌疑人以及搜查他們的房子時受到了各種限製。這些限製的理由包括聲稱——毫無疑問是正確的——缺乏經驗的業餘罪犯，由於對法律一無所知，更有可能做出後來證明對他們自己的法律辯護造成致命損害的供詞，而老練的專業罪犯和有組織的犯罪集團以這種方式陷入困境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顯然，從某種宇宙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不公正——糾正罪犯之間的這種不平等顯然是當時美國司法部長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觀點。然而，就像其他追求宇宙正義的情況一樣，第三方的代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假裝不存在，或者用一些諸如“這是我們為自由付出的代價”之類的崇高詞句來駁斥。就好像美國在1960 年代之前都不是一個自由國家。

美國刑事司法係統最近引起轟動的原因是對前足球明星 0. J. Simpson 的謀殺案的審判，它引起了公眾嘩然，不僅是因為其在麵對大量證據的情況下做出的“無罪”判決，而且也是因為審判的時間太長了。盡管辛普森在他前妻的屍體被發現後的幾天內被捕，但在審判結束之前，謀殺案已經過去了一年多。那些承擔為當前美國刑事司法係統辯護的艱巨任務的人很快就聲稱，是被告的財富、名人身份和種族使審判如此漫長，而判決如此出人意料。然而，在另一個當代謀殺案中，這些因素都不存在，即使該嫌疑人也在犯罪後不久被捕，但時間更長。

從 1993 年 12 歲的波莉·克拉斯被謀殺到 1996 年對她的凶手理查德·艾倫·戴維斯 (Richard Allen Davis) 宣判，過去了將近三年，即使有確鑿的證據不利於凶手，他的辯護律師都甚至沒有聲稱戴維斯沒有犯罪。為什麽會花這麽長時間？除其他事項外，還有關於各種法律技術的廣泛爭論，旨在消除更加虛無縹緲的不公正風險，而代價是製造更大的不公正——削弱社會在最明顯的無可置疑的罪惡麵前保護自己的能力。

宇宙正義的代價

對於正義和平等，問題不在於是否越多越好，而是要不要去不惜一切代價。我們需要考慮那些相信宇宙正義願景的人很少想要考慮的東西——這些代價的性質以及它們如何改變正義本身的性質。

有許多非常不同的正義概念，我們需要從一些我們大多數人很容易同意是不公正的例子開始。長子繼承製——將遺產完全留給長子的做法——是我們今天大多數人認為對其他孩子不公平的事情。以類似的原則武斷地選擇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同樣會因為道德等原因受到廣泛反對。

世代相傳保持家產完整不僅是為了保持其所代表的財富完好無損，而且也是為了避免如果土地隨著後代被分割成越來越小的塊而發生的財富損失。換句話說，經濟學家稱之為生產中的“規模經濟”，隨著時間的推移土地變得支離破碎，這些可能會消失。許多國家的貧困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在這些國家不能一下子擁有大片土地，一個農民通常擁有幾個小塊土地，彼此相距一定距離，因此他的勞動日也需要被相應地分割，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路上要損失不少時間。簡而言之，繼承人法的宇宙正義可能意味著整個社會不必要的貧困。這本身並不能證明長子繼承權是正當的。它隻是說實現正義的成本關係重大。也就是說，“不惜一切代價的正義”不是正義。畢竟，不公正，不就是任意把代價強加給一個無辜的人嗎？如果糾正這一點會給另一個無辜的人帶來另一個任意代價，那不也是一種不公正嗎？在當今世界，大多數財富不再是土地而是金融資產，可以在沒有如此高昂成本的情況下在繼承人之間分配，存在非常不同的情況，但這並不是說長子繼承製在它存在的地方沒有理性或道德的基礎。

即使是那些宣稱正義原則，甚至稱其比其他利益更重要的人（例如羅爾斯教授），在現實生活中似乎也不太可能按照這些原則行事。想象一艘船沉入海中，船上有 300 名乘客，隻有 200 個救生衣。唯一公正的解決方案是每個人都淹死。但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更喜歡不公正的解決方案，即挽救 200 條生命，即使他們不比那些死去的人更值得挽救。即使我們懷疑船上最自私和無情的人最終會得到救生衣，我們也會更情願這個方案。

雖然討論宇宙正義的大舞台一直在社會政策中，但這個概念甚至在國際關係中也被應用，在涉及戰爭與和平的重大決定的問題上。 1930年代，當一場戰爭的陰影籠罩著歐洲，軍事準備和軍事同盟等重大問題必須解決時，西方民主國家仍有人將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條約視為對德國不公平。隨著納粹政權開始大規模的軍事集結，為侵略戰爭做準備，他們所認為的不公正成為他們容忍希特勒政策和行動的一個理由。沉浸於那些今人無法控製的曆史事件，結果是分散了人們對建立抵消軍事力量以阻止未來戰爭的迫切需要的注意力，後來發生的一切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駭人聽聞的屠殺也相形見絀。一味地追求宇宙正義從未有過更高的代價。然而，這一概念的威力體現在這樣一個事實，即使最嚴峻的危險迫在眉睫，它還是促使許多人回顧過去，而看不到一個威脅著一個大陸毀滅、數千萬人被屠殺、整個種族被可能滅絕的未來。

在社會政策方麵，一些自認為最向前看的人實際上總沉溺於一段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曆史中而裹足不前。

例如，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曆史學家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新成立的國家的政策是“糾正社會不公”和“糾正 17 世紀的曆史錯誤”。但是，據推測，沒有一個十七世紀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還活著。傳統正義與宇宙正義的眾多差別之一是，傳統正義涉及大活人之間互動的規則，而宇宙正義不僅包括當代的個人和群體，還包括跨越幾代甚至幾個世紀的抽象群體概念。

今天在美國也發現了類似的做法，那裏提出了集體“賠償”問題——因為奴隸製對黑人和因為其祖先被剝奪土地以及隨之而來的附帶損害對土著美洲印第安人提供賠償。在這裏，這個問題再次包含了所謂的跨時代抽象群體概念，而不僅僅是活生生的當代人。很少有人聲稱現在活著的美國黑人比如果他們的祖先留在非洲會更糟糕。任何用收入、預期壽命或許多其他變量的統計數據來證明這一點的嚐試都會是無用功。當然，最終，重要的不是這些客觀數據，而是相關個人的感受和反應。你無法用客觀證據去駁斥那些選擇大聲譴責的人，因為客觀證據與他們的感受無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代移民到非洲的美國黑人遠沒有當代移民到美國的非洲人多。

令人痛心的是，那些在過去幾個世紀被從非洲的家園擄走用鐵鏈強行帶過大西洋的人遭受的苦難不僅可怕，而且不公正。如果他們或他們的虜掠者還活著，所欠的賠償將是驚人的。然而，時間和死亡使我們失去了伸張正義的機會，無論這多麽令人憤慨。當然，為了象征性的贖罪，我們可以在我們活生生的同時代人中製造新的不公正，這樣黑人醫生或行政人員的兒子或女兒就可以先於一位白人工廠工人或農民的兒子或女兒進入精英大學。但隻有相信宇宙正義願景的人才有可能從中獲得道德慰藉。我們應該在實際可用的方案中做出選擇，而翻曆史舊賬不應是這些選項之一。

西半球原住民的情況更複雜。如果歐洲人沒有入侵，今天有土著血統的人是否會過得更好的問題幾乎無法回答，因為如果歐洲人沒有入侵，大多數當代美洲印第安人將不存在，因為他們現在大多也有歐洲血統。曆史是無法假設的。你沒有辦法使熟雞蛋變回到生雞蛋。西半球土著人民的苦難是巨大的，不僅來自征服者的戰爭和掠奪，而且更來自歐洲疾病，這些疾病確實使北美和南美人民大量死亡，死亡率普遍高達 50%，90% 的死亡率也不是聞所未聞。但是，與錄像帶不同，時間不會倒退。

然而，追求宇宙正義的信徒不會輕易放棄。在政治、法律和知識界，一個群體的成就或表現與一般人群之間的統計差異通常被認為是過去不公正現象在當今後果的證據，或者是過去的不公正現象一直持續到現在的證據。

我們已經看到在處理曆史時很容易出錯。當代統計數據同樣容易出錯。如果一個人經曆了足夠多的數字，最終會得出一些似乎符合自己願景的統計數據。這些就是所謂的“啊哈！” （恍然大悟）統計數據。其他表明相反結論的統計數據不會引起“啊哈！”

幾年前引發新聞和政治風暴的一組統計數據顯示，抵押貸款的黑人申請人被拒絕的比率高於白人申請人。《華盛頓郵報》宣稱“存在種族偏見的房屋貸款係統”，許多其他出版物、政客和活動家也加入了譴責的行列。然而，同樣的一組統計數據顯示，白人申請者被拒絕的比例高於亞裔美國人。然而，這些統計數據並沒有帶來“啊哈！”，沒有人出來說銀行更親睞亞裔而歧視白人——因為這不符合盛行的觀點。簡而言之，當數字與先入之見一致時，數字被接受為證據，但當它們不一致時，數字就不會被接受。

在作統計比較時，須假設被比較的組在相關變量上確實具有可比性。然而，很多時候，它們甚至沒有接近可比性。對抵押貸款數據的更仔細審查表明，住房貸款的少數族裔申請人已欠債務更多，信用記錄較差，尋求的貸款占所涉房產價值的百分比更高，並且更有可能尋求為多住戶單元而不是單戶住宅貸款（前者被認為是風險更大的投資）。即便如此，72% 的少數族裔抵押貸款申請獲得批準，而白人抵押貸款申請的批準率為 89%。當相關變量保持不變時，這17 個百分點的差異縮小到 6 個百分點。此外，所有剩餘的統計差異都可以追溯到一家銀行的不同貸款批準率。為什麽政府不對這家白人種族主義銀行采取法律行動？因為它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種族主義者。這是一家黑人擁有的銀行。

順便說一句，這一切都發生在一波破產浪潮席卷美國貸款機構的時候。對於任何具有基本經濟學知識的人來說，在機構生存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放棄從付費客戶那裏獲得利潤會是很奇怪的做法。然而，經濟學的基本知識並不是從事政治、新聞或司法職業的必要條件。比較不可比的群體還包括男性和女性群體，兩性之間的收入差異通常被認為是歧視的證據，盡管女性更多地是兼職工、沒有那麽多連續工作經曆的員工，以及從事與男性不同的職業組合的員工。此外，甚至那些聲稱接受“相同”教育的男女獲得不同的報酬的消息也是完全誤導的。讀完大學的美國女性和男性沒有接受“相同”的教育，因為（1）他們專注於不同的領域，（2）擁有大學學位並繼續攻讀研究生的比例在兩性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在碩士學位水平上，男女的比例是二比一，在博士水平上男性則高出59%。按領域劃分，在教育學學士和碩士學位獲得者中，女性與男性的比例超過三比一，而在工程學學士和碩士學位獲得者中，男性與女性的比例超過五比一。隻要工程師的收入高於教師，那麽在比較受“相同”教育的男性和女性時，你就是在比較蘋果和橘子。

當統計數據可以細化以比較同一領域的男性和女性，具有相同的連續工作經驗以及其他可比較的變量時，兩性之間的差異就會消失——或者反而女性報酬更高。 20 多年前，在任何法律或政府政策針對性別歧視問題出台之前，30 多歲未婚且從高中開始持續工作的女性的收入比同類型男性高出4%。我在 1972 年對學術界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從未結婚的女性的收入高於從未結婚的男性，無論是在頂級學院和大學還是在其他大學進行比較，也無論是在已發表著作的教員還是在未發表著作的教員中比較。

可以繼續查看其他很多統計比較，揭露它們為什麽無效。但更根本的問題是，他們假設如果沒有偏見和歧視，社會群體就會在不同的機構或不同的收入水平上都按比例被代表。而事實是，在任何國家或任何曆史時期都很難找到任何這種均勻的代表性，除非政府政策規定配額或優惠以實現人為的統計“平衡”。

那些相信宇宙正義的人有時會爭辯說，這隻能表明歧視是多麽普遍。但是，許多沒有資本去歧視任何其他人的群體在一些高薪職業、著名學術機構和眾多其他經濟部門中的比例過高。關於這樣的人或事物的統計差異數據有一長串，其中根本無法提出合理的歧視案例。這裏僅舉少數幾個例子：

 1 美國男性被閃電擊中的次數是美國女性的六倍。

 2 加州超過五分之四的甜甜圈店由柬埔寨血統的人擁有。

3 在1960 年代的整個十年中，作為少數族裔的馬來西亞華人獲得的大學學位比多數族裔的馬來人多——包括 400 多個工程學位，而馬來人隻有 4 個。

4 雖然德國人隻占沙皇俄國人口的1% 左右，但他們卻占俄羅斯軍隊最高指揮部的 40% 左右，占外交部所有官員的一半以上，以及聖彼得堡科學院成員的絕大多數。

5 在巴西的聖保羅州，超過三分之二的土豆和超過90% 的西紅柿是由日本血統的人種植的。

6 早在 1880 年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銀行擁有銀行賬戶的意大利移民人數是阿根廷公民的兩倍多。

7 在19 世紀中葉的墨爾本，一半以上的服裝店由猶太人擁有，而猶太人從未達到澳大利亞人口的 1%。

8 在19 世紀中葉的美國，當南方人占該國白人人口的 29% 時，他們隻貢獻了8% 的專利發明。即使是對南方很重要的發明，例如軋棉機，也是在北方發明的。

9 從1750 年到 1825 年，世界上 40% 的重大發明、發現和創新是在英國完成的，而英國的人口甚至還不到世界人口的 10%。

10 今天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五位億萬富翁都是華裔。

這個清單可以無休止地羅列下去。

為什麽不同的群體在如此多的時間和地點出現如此不成比例的代表性？也許最簡單的答案是沒有理由期望它們在統計上相似。地理、曆史、人口、文化和其他變量使得群體按比例代表的願景變得荒誕離譜。

當然，統計差異不僅限於種族群體或男女差異。追求宇宙正義的信徒經常將抽象統計概念的命運與活生生的人類的命運混為一談。例如，很多文章講到少數人怎麽獲得國民收入的大部分或持有國家財富的大部分。隱含的假設是，我們談論的是人們的階級，而至少在美國，我們實際上經常談論的是處於人生不同階段的個人。美國人的絕大部分財富都集中在50歲以上的人手中。美國老年家庭的平均財富是年輕家庭平均財富的幾倍。但這些並不是社會階層的差異。年老的人都曾年輕，所有的年輕人都會老去，除了那些早逝的人。然而，執著於社會階層分類的人對這個簡單事實視而不見，抽象統計概念自動被解釋為階級差異。

有一個長期跟蹤美國個人的縱向研究發現，大多數人不會在收入水平的同一個五分之一組中停留長達十年。第一個這類研究是由一群左派學者進行的，他們似乎被自己的發現搞懵了，這些發現是基於對同一群個人為期八年的跟蹤。

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八年之後大家都大了八歲。他們擁有了八年的經驗，八年的資曆。如果他們成立了一家企業，他們有八年的時間來提高知名度並吸引更多客戶。在專業領域，他們有八年的時間來建立客戶群。為什麽他們不會在八年結束時進入更高的收入階層？

“窮人”通常被定義為收入水平最底層的20%，他們在這一角色中與富人一樣短暫。隻有 3% 的美國人口處於最底層的20%長達八年。到那個時期結束時，更多從底層 20% 開始的人已經達到了前20%。然而，“窮人”仍然被認為是最底層的 20%，而不是仍然處於最底層的3%。我們的知識話語和我們的公共政策是基於 20% 的統計抽象概念，而不是3%有血有肉的真正窮人。

這讓我想起一個笑話，有一個人聽說，在紐約市，每 20 分鍾就有一個人被車撞到。 “他一定被撞得不耐煩了”，這個人說。但是，我們一些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更不用說道德和政治領袖，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在談論統計抽象概念時好像總是在說同一些固定不變的人。真正的富人和真正的窮人加起來是否占美國人口的 10%，都是值得懷疑的。然而，這兩個邊緣群體是主導美國政治、新聞，甚至學術和司法話語的道德情節劇的核心人物。

宇宙正義的後果

無論宇宙正義願景在認知上有什麽缺陷，它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已在政治上根深蒂固。因此，僅出於這個原因，其後果就事關重大。這些後果是什麽呢？

追求宇宙正義的人，往往會以為結果會如他們所願——也就是說，那些受政府政策約束的人就像棋盤上的棋子，可以隨意擺布來執行一個宏偉的設計，而不需要在乎他們個人的反應。但是，既定的受益者和那些將要承擔這些利益的代價的人往往會以那些尋求宇宙正義的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做出反應。

例如，那些被賦予獲得各種補償性福利的法律權利的人形成了“我該得的”心態。正如印度的一個小組負責人所問：“我們難道因為不夠合格就沒有資格獲得工作嗎？”。一位同樣心態的尼日利亞人控訴“技能壓迫”。一項研究發現，計劃繼續攻讀研究生學位的美國黑人大學生對需要為學業做好準備沒有緊迫感，“因為他們認為某些規則會為他們網開一麵”。一項針對馬來西亞馬來學生的研究發現了類似的缺乏緊迫感，他們在法律上有權優先獲得政府和私營經濟中令人垂涎的職位。在美屬維爾京群島，即使是學童也為自己缺乏學術和行為標準辯解，指出當他們長大後，政府工作將等著他們，而他們的西印度同學將沒有資格獲得這些工作，即便後者在學業上表現更好，在學校表現也更好，因為西印度人不是美國公民。

為年輕的美國黑人尋求宇宙正義帶來了特別悲劇的後果。正如一些父母錯誤地在小孩周圍說話，好像他們聽不見或聽不懂一樣，那些提倡將宇宙不公正視為美國黑人所有問題的原因的人也未能理解這種願景對年輕黑人的後果，後者還沒有個人經驗或成熟度來權衡這些話與現實。最終結果是形成了一種敵視在學校學習或遵守社會普通行為標準的態度。更糟糕的是，那些確實希望接受教育、說正確的英語並能與他人得體相處的年輕黑人學生被嘲笑為“假白人”（背叛了種族），並受到兩種社會壓力的影響，以及明目張膽的恐嚇和暴力。

很難想象整整一代人會發生更具破壞性的自我毀滅。許多政客、知識分子和大聲並經常宣稱歧視造成了所有黑人和白人差異的其他人，他們自己對這一係列事件感到震驚和困惑。然而，如果呈現給他們的願景是真實的，那麽年輕黑人的這些態度就完全合情合理了。反正都沒有機會出頭，為什麽要學習和訓練自己為踏入社會做準備？至少你可以表明你不是一個會上當的傻瓜。這些學生的所作所為與呈現給他們的願景是一致的。這些願景反而害了他們。

那些在追求宇宙正義中被犧牲利益的人呢？根據提供給他們的選擇，他們的反應也相當理性。他們可能會停止努力爭取他們不太可能獲得的職位，或者可能會將自己從整個社會中抽離，就像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在馬來西亞所做的那樣，以及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印度人在斐濟所做的那樣。在美國，如果雇主未能雇傭具有當地人口種族代表性的勞動力被視為歧視的證據，雇主可以選擇不靠近黑人集中的地點，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他們的法律風險。當然，這意味著黑人由於可以優先獲得工作的優待政策反而失去了工作機會。以這種方式失去的工作在數量上是否比當地雇主加入政府政策所增加的工作更多或更少還有待考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平權行動政策下，黑人，尤其是低收入黑人的進步速度一直低於在他們之前的“機會均等”政策下，甚至在機會均等政策之前。在這種情況和其他情況下，尋求宇宙正義並不一定比旨在實現傳統的世俗人類正義的政策取得更大的平等或正義。

在尋求宇宙正義的過程中，唯一明確的贏家是那些相信它所投射的願景的人——在這種願景中，那些信徒自信在道德和/或智力上比其他人優越，認為他們對這一願景的不懈追求，可以為他們在道德和智力上藐視的人群的所謂受害者帶來一絲希望。這是一個自我意淫的願景，他們是不會輕易放棄它的。他們不僅對相反的證據視若無睹，而且往往指責提出證據的人出於惡意或不誠實。每當那些擁有這種宇宙正義願景的人受到挑戰時，他們會作出憤怒的反應，而不是對問題進行理性討論。他們唯恐這個願景的幻滅，因為這是他們賴以拔高自己的雲梯。

（譯者注：為了方便閱讀，略去了索維爾博士引證的文獻和資料出處，也略去了一些似乎不是很緊要的段落。另外，也根據中文習慣做了一些用詞和語法上的微調。如果有讀者願意細究，請參考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