箋中識人－－－－悼楊德豫先生(舊文重發)

   剛登錄上孔夫子舊書網，習慣地先看一眼“書界新聞”這個欄目，這是自網站曾一度活躍的論壇關閉後養成的新習慣，卻出乎意料地看到了《著名翻譯家楊德豫去世 他是中國英譯詩高峰》的文章掛在欄目首位，頭頓時蒙了一下，打開來看，是真的。心裏直覺空落落的，一邊發手機短信給關心文壇的朋友知曉，一邊念著怎麽會？

  我與楊德豫先生素不相識，充其量算是他的一名不及格的讀者。他所主持出版的“詩苑譯林”名滿書界，我一直在努力收集，到現在還沒有集齊。他的譯作，舊版的《拜倫詩選》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套五卷《楊德豫譯詩集》正擺在我的書架上，也隻是稍微翻了幾頁而已。

  唯一能和楊先生發生一點聯係的，是我舊年從網上陸續購得的楊先生致詩人申奧及廣州華南理工大學楚至大教授的十餘封信。正是這些我一一細讀過的信，讓我對千裏之外的楊先生有了立體而清晰的印象。

   網站上的文章中引魯迅研究專家、湖南人民出版社前總編輯朱正的說“楊德豫的中英文修養都很深，是湖南出版界第一位學者，學問人品俱佳。”這十餘封信或長或短，洋洋灑灑，除簡單問候、互談身體病情外，由於寫信的隨意性，涉及的人與事極多，大致可分幾類：

  一、品評時事，

  相對於日記，書信的私密性更強，價值也尤為珍貴。二三知交好友魚雁往返中，由於第三者看到的可能性極小，因而品評時人時事多放言無忌，自然多多少少地揭開了時代風雲之一角。

  在八十年代末楊先生致詩人申奧的信中說“湖南對上麵的精神跟得很緊，搞得很‘左’。我們現正全力投入‘清查’（查壞書）和‘清理內部’（查壞人）運動。我隻搞譯文，即未宣揚過自由化，也未宣揚過淫穢或凶殺，所以我大概可以肯定不會被揪出來。但眼睜睜看著人們又像過去的政治運動中那樣互相傾軋（美其名曰‘舉報’），心裏總不是滋味。”

   在風景甲天下的桂林避暑，楊先生在與友人的信中說“我前次（91年）去桂林時，城市街道都很破舊；現在已煥然一新，比過去漂亮多了。但桂林老百姓……反而感謝美國人克林頓。原因是：自八十年代以來，人民群眾多次反映桂林市容太差，要求改進，當局都置之不理；直到97年克林頓來訪後，說了一句‘桂林是自然風景最美的城市，也是市政建設最差的城市’。廣西和桂林的兩級領導受此刺激，覺得臉上無光，這才大力加強桂林的市政建設。……這大概也是一種‘洋奴心態’吧”

  如魯迅文學獎。“最近一期《文藝報》發表了魯迅獎獲獎名單……報道中說此次評獎‘堅持少而精、寧缺勿濫的原則’，我數了一下，獲獎人共達九十六人之多，兩年獎九十六人，也就是每一年有四十八個作家獲魯迅獎，這樣的魯迅獎還值幾個錢呢？魯迅地下有知，恐怕要用‘國罵’罵他們了。”

  外國文學劃歸中文係，並非個別現象，而是解放後‘全國一盤棋’的普遍現象。解放前大學外文係都是兼顧語言和文學，而以文學（外國文學）為主。解放後改稱外語係，隻教語言不教文學，外國文學成了無所歸屬的孤兒，隻好劃歸中文係，在中文係下麵設一個“外國文學教研室”，由不懂外文的人通過譯本來研究外國文學。全國普遍如引……真是荒謬絕倫！

  二、臧否人物

  在信中，頗多涉及時人，如名詞人、書法家吳丈蜀，“此人六十至七十年代都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工作，與我愛人是同事。他不但是詞學家，也是書法家。解放初期由於愛國從香港回來的。抗美援朝中還獨自捐獻了一架噴氣式飛機。但到五七年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工資被剝奪，隻發極少的生活費，窮到冬天全家人合蓋一床棉被，把另一床棉被拿去出租，每夜可得租金二角或三角，以此來彌補家用。這樣的事，真可以列入“今古奇觀”！”又如寫以《思痛錄》、《露莎的路》的反思作品名滿文化界的韋君宜“韋君宜寫的《思痛錄》也可一看，但事實記錯了的也不少。”

  三、談論譯事。

  作為一個出色的翻譯家，恐怕最不能容忍的是對譯事的不負責任。“閑暇無事時又翻了翻×××那本書，發現笑話甚多……最可笑的是：Geneva是瑞士名城日內瓦，Netherland是荷蘭，這都屬於普通常識的範圍，而×書372頁竟將Geneva譯為‘格納瓦’，377頁又將Netherland譯為‘納塞朗德’，豈非天大的笑話！”然而最令楊先生寒心的是不僅如此，“×××似乎不大虛心，我前次給她寫信，隻指出了書中的三處差錯，過了一個多月她還不回信，大概傷了她的自尊心吧？”閑來在網絡上百度了一下信中提到的某君信息，一看嚇一跳，名頭好大：博士，大學院長、教授，為她的弟子們默哀。

  還是在看到的網文中，楊德豫先生唯一的女兒楊小煜在接受采訪時說父親生前很低調，不喜歡很熱鬧和鬧哄哄的環境，他喜歡安靜。對於自己經曆的人生坎坷，他從來不主動對我說，我是通過他寫的書，還有他一些朋友才了解到的。” 我很幸運，能從網上以並不高的價格得到楊先生的諸多手澤，包括這些並不豪放的字跡後麵隱現的寶貴品格。

  在八十二歲生辰所作的隨筆《墓誌銘》一文中，楊德豫先生改英國詩人布萊克的詩句為自己的墓誌銘： 

   我活著也好， 

   我死了也行， 

   我總是一隻， 

   討厭的飛蠅。 

   嗚呼哀哉，尚饗！ 

  討厭何來，文中也有答案“我從小就討人厭，在兄弟姊妹當中是惹是生非最多的一個；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都頑劣異常，屢次在課堂上瞎胡鬧而遭老師訓斥，小學三年級曾被女級任老師當場揪出來，推到教室一隅的痰盂旁邊罰站，她說：“你隻配和痰盂做朋友！”考大學時，一再違抗父命，一意孤行，以致父親在日記中寫道：“此兒真可恨也！”大學期間為左道旁門所惑，熱門子鬧學潮而未能專攻學業，對我期望甚殷的老師也為之惋惜不已。1949年成了“戎馬書生”，在軍中服役9年多，口頭筆底經常放言無忌，用語尖刁，為同事們所側目，贏得了“刀筆吏”和“刀子”的諢名。五十年代後期更不止討厭，不止可恨，而是搖身一變成為了階級敵人，成了賊配軍和苦役犯，從英年壯歲直到白發蒼顏。“新時期”以來，仍然不思悔改，仍然我行我素，仍然糞土當今萬戶侯，仍然與時代主旋律相去不可以道裏計，注定要帶著花崗岩頭腦去見閻王。生前討人厭，死後討鬼厭，不僅理有固然，也是勢所必至。”

  在此，我鬥膽將文中一句加了兩個字“生前討大人厭，死後討惡鬼厭”，作為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楊先生這樣可敬可愛的人在這個世上可是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