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美國32 年沒有和我堂弟聯係過,每次回國探親都聽到關於我堂弟小老虎的消息。我媽說小老虎去了加拿大;我妹妹說小老虎又回國工作了:他現在在上海,他現在在北京。另一位親戚又說小老虎又去了加拿大,在哪個城市,不太清楚。
再見到小老虎竟沒有世事滄桑的感覺。雖不見堂弟年輕時的“虎風”,卻依舊是舉止閑傲神情坦然。
我說,“每次看電影見到孫紅雷都覺得他和你好像啊,尤其是言談舉止,別人有過這樣說你嗎?”
堂弟坦然一笑,“嗯,以前常有人問我,你和孫紅雷是什麽關係?”
寒暄過後立即吃飯,幹了第一杯酒,堂弟便說,“我二姐救過我的命。”
我驚詫了,“我什麽時候救過你的命了?“
堂弟便講起了一段往事。
“在我九歲的時候,我去我叔叔(我爸)家過寒假。因為所有的親戚都在沈陽,哈爾濱在部隊做軍官的叔叔家就成了我們向往的 “串親戚”的地方。有一天我和大院中的小朋友跑著玩,不小心踩在了爛泥裏,踩在了一個半碎的玻璃啤酒瓶子上。腳底劃了個口子,一直劃到小腿很長的地方。旁邊的泥土一片都被流血染紅了。回到家,奶奶幫我把傷口洗幹淨,又在上麵糊了些土法消炎的大醬什麽的。當時的家裏也沒有消炎藥。就這樣用了些舊布條綁上了。“
“那時我叔是在邊防調訪什麽的不在家,嬸嬸工作忙,很晚才回家。半夜的時候我奶奶看著事情不好,就告訴我嬸。嬸嬸問我,‘你感覺怎麽樣?’我說,‘我混身冷得厲害,頭暈‘ 嬸嬸我身見我臉色慘白泛青,就說,’這是感染了。得趕快去醫院。‘“
“當時已是半夜了,那時各家裏都沒有電話,也沒有出租車,半夜更沒有公共汽車。我嬸嬸就和我二姐背著我去了部隊醫院。我嬸和我二姐路上輪流背著我,走了近一個小時的夜路。我二姐比我大四歲,當時她才十三歲。”
到了醫院,敲醒了值夜班的醫生。醫生看了看傷口,說,多虧來了,不然很危險。醫生又說,這麽大的傷口必須手術。可是不巧麻藥沒有了,批下來的麻藥還沒有到。醫生問我嬸不用麻藥,這孩子縫針受得了嗎?嬸嬸和醫生商量了一下,覺得傷口流血過多又化了膿水,必須縫合才行。後來就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把傷口縫合了。嬸嬸按住我的一隻胳臂,我二姐按住另一隻。我疼得幾盡昏迷 (其實不縫針也要昏迷過去了)。醫生本來說要縫七針,後來隻縫了四針,說我年齡太小,當時又太弱,怕昏過去不好搶救。就這樣急時去了醫院救了我一命。所以我說我二姐救過我的命。“
聽了小老虎講這件事兒,我已經不記得這些細節了。我隻記得當時十三歲的我,在長路上和媽媽輪流背著堂弟在去醫院的路上。我記得,在空無一人的路上,在黑夜中,我的擔憂和恐懼。我害怕路上會突然闖出壞人。我一邊背著堂弟一邊想,千萬別遇上壞人,千萬讓我們順利到醫院啊。到了醫院,怎樣縫針,怎樣按住堂弟的手臂,甚至後來是怎樣回家的,我已經全不記得了。
我記得的是堂弟上大學的時候在哈爾濱醫科大學,我在黑龍江大學,我比他大幾屆。記得我們的校園就在隔壁。堂弟有時會來我們學校來看我。有時周末回家,堂弟也正好來我家,就聊幾句。
記得有一次堂弟對我說,“二姐,我有點事兒暫時需要錢,你能先借給我二十元錢嗎?“ 我當時覺得奇怪,想,為什麽不找我爸爸媽媽要錢呢?可是我還是馬上說,”沒問題啊,你拿四十吧!“當時我已經在學校留校任教並有工資了。
我不記得堂弟接受了二十塊還是四十塊,也不記得堂弟是否還了錢。隻記得後來我去長春讀研究生,走前堂弟掏出一塊上海牌手表,說,“送給二姐的。“ 我說,“怎麽送這麽貴重的東西?” 他說,“是我父親送的。”
我跟堂弟講完我記憶中的故事,堂弟好像並不記得。沉默了一下,他說,“我在家時也是這樣,有困難總是找我姐我哥,並不和我父母說。”
記憶總是選擇性的,有時又是錯位的。但記憶的感覺是對的,三十多年前在的還在,無論偶爾想到還是全然不曾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