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日記摘抄 （一）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四日

調研的第一站自然是北京。

北京我是來過多次的。長城、故官、頤和園早已遊過，也再無興致多看。那天想著從來沒去過圓明園，便拿著地圖問路。一位路邊賣瓜子的老太太說，“不知道！”然後，馬上回過頭去對她身傍的另一個賣東西的大聲喊道：“這些外地兒人真能走，淨找些我們聽也沒聽過的地方!”

我笑了。我喜歡北京人的口 音，那種天然的，自以為是的，居高臨下的腔調。生為人，無論他的地位如何，無論他美與醜，無論他貧窮與富有，隻要他自己不消失這份生存的驕傲，便是有個活頭兒。

我願意在夕陽夕下的時候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門廣場呆坐。我愛那寬闊的廣場，神秘的金色的霞光，我愛那紋絲不動、雕像般的護旗戰士，我愛那高高飄揚的，莊嚴得使人落淚的國旗。咳，“那些美麗得令人傷心，親切得令人斷腸的東西”。

那天我坐在那裏胡亂地感慨著，一位東歐史專業的同學在傍邊不斷地與我閑聊。我因為不願意說話，便從口袋裏掏出幾塊錢說：“幫忙，給買幾個冰淇淋吧”。他沒有接錢，也沒看我，站起來，悠然地去了。

看著他走去的背影，我猛然想起了董海。記得在本科讀書時，有一次我們係和物理係的男生籃球比賽，我們都站在後麵觀看，董海當時坐在前邊的草地上。第一場我們係輸給了物理係，好多人急得夠嗆。有人對董海說，“你打得很好，為什麽不上？”董海坐在那裏擺擺手說，“好久不打了，不行了。“ 別人還是相勸，董海就隻是搖頭。我走到董海旁邊，坐下來，問他：“為什麽不上？” 董海笑了一下兒，說，“老了”。我說，“怎麽會呢？”董海什麽也沒說，也沒看我，站起來，就這樣悠然地去了。

我們係反轉地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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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五月四日

今天去了小說《紅岩》中描寫過的白公館和渣滓洞，看到了我小的時候崇拜過的英雄們殉難的地方。在看破了一切的今天，望著那些留下的男男女女的照片，我仍然止不佳一陣陣渾身發顫：那些男子都那麽年輕、英俊、文雅；女子們都那麽美貌、活潑、清秀。不管他們的理想成功與否，不管他們的事業正確與否，他們是甘願為自己的理想獻身的人。生命隻有一次，所以才顯得生命的可貴。我敬佩為了信念，為了他人能獻出生命的人。為了某一個人（如愛情）、為了大多數人(如革命)、為了一種信念（如宗教)，不論為什麽，能超於生命，是可敬的。我極願能為了點兒什麽去超越我自己的生命，當我死去的時候，能含笑，滿足地合上我的眼睛。

舒婷說，“生命應該獻出去，留多少給自己，就有多少優愁。” 也許是我把生命都留給自己了，所以擁有的也就都是憂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