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誕辰120周年觀察：習近平時代“改革開放”還在進行嗎？

 

   8月22日，是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誕辰120周年紀念日。中共舉行了高規格的紀念會議，包括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常委和委員在內，及鄧小平的親族後代，都參加了紀念。

 

   在紀念會上，習近平對鄧小平給予高度評價，稱鄧小平是“具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黨、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對世界做出了突出貢獻”，並宣稱要將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以下簡稱“中特）”繼續推進。習在講話中，既稱讚了鄧小平在文革後“撥亂反正”和推動“改革開放”，又讚美鄧小平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成功抵禦“資產階級自由化”。

 

  顯然，在鄧誕辰120周年之際，中共和習近平本人對於鄧小平幾乎是全盤肯定的態度，並宣稱將追隨鄧小平的“中特”路線，繼續改革開放和維持一黨專政。

 

   鄧小平為習近平、中共、中國，留下了許多影響和遺產。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也是毛時代之後中國政治的基調。習近平宣稱將繼續“改革開放”在內的“中特”事業。

 

   那麽，習近平自2013年執掌中共和中國最高權力後，還在“改革開放”嗎？從現在到未來（2024年及之後），習和中共會如何施政、是否繼承了“改革開放”的內容和精神呢？

 

   所謂“改革開放”，即鄧小平掌權後，鄧和其他中共開明派人物結束了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長期實行極左政策、忽視經濟發展、社會長期處於動蕩的非正常狀態，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放開經濟和社會管製、允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存在、以促進物質發展和提高國力為主要目標。在對外政策上，也不再像毛澤東時代一邊“閉關鎖國”一邊“輸出革命”，而是改善與發達國家關係和敞開國門，並停止“輸出革命”轉而“韜光養晦”。“改革開放”中的“改革”，也指中共時時刻刻都願意在保持基本體製前提下，對具體製度細節和政策進行修正。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中特”道路，也頗有務實傾向。如“無論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等主張，及將“是否有利於提高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三個有利於”）”作為檢驗政策成敗的標準等。

 

   當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是建立在中共一黨專製、壟斷政治權力、壓製民間結社自由、控製輿論、堅持“公有製（實際是權貴官僚所有製）為主體”、堅持列寧黨和斯大林官僚體製、名義上繼續尊奉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為前提的。隻是相較於蘇聯、中國毛時代、冷戰期間東歐各國，鄧的“中特”模式多了不少經濟自由和物質刺激，對政治以外的民間社會活動態度較為寬鬆，政策也更務實而減少了意識形態教條。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基本確定。雖然後來中國政治頗有波動，尤其1989年六四事件讓中共收緊對社會的控製，但“改革開放”整體沒有大的變動，經濟開放、政治保守本就是鄧小平的初衷和“改革開放”的基調。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進一步鞏固了“改革開放”路線。之後的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都繼承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及“中特”路線。

 

    2013年，剛剛成為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的習近平，一度表現出較開明的、親自由主義的改革者姿態，並明確承諾將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習近平上台前後，中國國內外不少觀察家也都認為習將推動中國政治經濟改革，讓中國變得更加自由民主。習近平上台前表現的也比較親民和謙卑，上台之初也一度維持了這種形象。

 

  但好景不長，在2014-2015年，習近平真正且全麵的掌握大權後，一方麵以“反腐”為名打擊黨內政敵和不服從者，一方麵橫掃在江胡時期萌芽和艱難生長的民間自組織、自由派媒體、人權律師、知識分子。

 

  其實，2013年初的“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就已表現出其打擊追求自由民主憲政聲音的傾向。但許多人仍然對其保持幻想。

 

  但之後，對於中國人權律師的“709大抓捕”、關閉“傳知行”等公民組織、將若幹網絡“大V”禁言封號、在高校實行“七不講”、在中共黨內“禁止妄議中央”……習近平逐漸露出了反自由、壟斷權力、毀滅民間力量、“定於一尊”的獨裁本質。

 

  習近平也更加強調中共黨的作用，從中央到地方都越發“黨大於政”、“黨政不分”、“以黨代政”，較貼近民眾的國務院和各級政府被弱化，黨組織和黨幹部被更加重視，以前政府履行的重要職能轉為由黨管控。

 

   即便在中共黨內，習近平也越發跋扈和排斥異己、壟斷對黨的控製權。中共從建黨起，就有“黨內民主”的設計，雖然在毛澤東掌權的部分時期，中共沒有了“黨內民主”，但多數時候包括毛澤東的部分時期和鄧小平大部分時期，中共仍然有一定的“黨內民主”。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更有一定的“集體領導”色彩。

 

   但習近平將不服從他的通通打擊或排斥，如以反腐為理由清除孫政才、徐才厚等黨內重量級人物逮捕，又將胡春華等改革派貶斥，還壓製較開明的總理李克強。打壓政敵和不同意見者同時，習又提拔“之江新軍”等親信充塞政治局在內要害部門。對於黨內知識分子批評也更不能容忍，如中央黨校的蔡霞教授即因批評習及其政策被開除、被迫流亡。同樣曾在中央黨校教課、在中國社科院供職、在胡溫時代頗為活躍的於建嶸教授也被邊緣化。

 

   在經濟上，習近平及其經濟幕僚也從一開始鼓吹“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勵民營企業發展，轉向“做大做強國企”，以及通過“混合所有製改革”，讓國有（權貴官僚所有）資本滲透和控製民營經濟。整體經濟政策由較放任民間自主發展，變成更強調國家指令和政府幹預。經濟活動政治化色彩越發強烈，經濟活動服從於政治目的。而胡溫時期時常提及的“政企分開”也銷聲匿跡。

 

    在對外關係上，習近平改變鄧江胡皆低調“韜光養晦”的立場，更加強調與美國等西方對抗，假借“愛國主義”和中華民族主來行中共霸權、反西方、對抗普世價值之實。在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地區采取攻勢和時常製造摩擦。同時，習又減少與西方人文交流、更強調中國特色和自主性，有重新“閉關鎖國”的傾向（這在新冠疫情期間最為明顯）。

 

    那麽，將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念和鄧江胡時期的情況，與最近十年習近平的作為對照，習的行為是否已脫離“改革開放”的路徑、“改革開放”是否已經“名存實亡”了呢？

   

    筆者認為，習近平在整體上仍算是在遵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但也在逐漸偏離“改革開放”原本的軌道，或者說將“改革開放”的舊路徑加以一定程度的扭曲和轉彎，弱化其中自由開放、刺激活力的成分，而強化其中捍衛中共專製和維護特權利益、頑固保守的成分。

 

   對習近平而言，不僅他無意全盤推翻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即便他想推翻“改革開放”和退回毛澤東時代，這現實中也是做不到的。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官員到大眾，都深深受益於“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結構也愈發複雜和多元，民營和個體經濟對於經濟繁榮和保障就業也至關重要。這樣的情況下，想要將“改革開放”的基底之一市場經濟加以剔除，是不可能的。

 

   在對外領域，自從1980年代鄧小平全麵打開國門和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已成為世界秩序和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國離不開世界。沒有開放，就沒有繁榮。對於權貴階層及其親屬，更是需要開放來獲取利益和在海外幸福生活。“閉關鎖國”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雖然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在互相的試圖“脫鉤”，也確在部分領域減少甚至中斷了合作，但多數經貿聯係和交流並不會終止。

   

   在政治上，習近平確實做到了對權力的高度壟斷，但無論其能力、威望、個人魅力，都無法與毛澤東比擬。而在21世紀這樣一個信息發達社會多元的時代，也無法通過完全壟斷輿論來“造神”。所以，習近平永遠無法達到毛澤東那樣讓幹部和大眾普遍熱情效忠的個人崇拜水平，而純粹依靠權術和暴力，並不足以讓人們真正的聽令於他。

 

   所以，習近平無法根本上推翻鄧”改革開放”留下的遺產。而且“改革開放”本身也包括堅持中共一黨專政、堅持馬列毛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對於這些，習近平當然也不想推翻乃至堅定的繼承。

 

   但同時，習近平也確實在改變鄧小平及江胡時期較為寬鬆的環境和發展路線。無論打擊民間結社、控製輿論、抓捕人權律師，都反映了其越發不容異見的特征，及中國社會管製的加強、公民自由的收縮。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榮獲過“法治人物”和官方嘉獎的高智晟、郝勁鬆等人，在習近平治下成了囚犯，就是明顯的例證。

 

   而習近平對“黨內民主”的破壞，是對鄧小平路線更明顯的背離。鄧小平雖然堅持中國一黨專政，但較強調黨內民主，主張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但習近平卻猛烈打擊政治對手、拒絕和其他黨內高層分享權力，還大興個人崇拜。之後修憲廢除任期製，並與2023年正式開始起第三個任期，更是打破江澤民以來最高領導人任職不能超過兩屆的慣例。

 

   相對於鄧小平務實主義底色，習近平也更加“務虛”，不僅包括“個人崇拜”，還有大肆宣傳所謂“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華而不實、缺乏可行性的東西，在各領域都更在乎“麵子”和忽視“裏子”。

 

  在經濟上，習近平雖未改變市場經濟體製，但其治下的各級幹部和官吏，更加濫用權力幹預經濟、幹預民營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經濟活動，更加頻繁使用行政命令管製經濟，管理遠多於服務，不尊重經濟規律、不顧忌民眾福祉。政府還進行大量低效甚至無效的投資、浪費納稅人的稅款和破壞財政健康。這些和改開以來長期強調的“簡政放權”、“打造服務型政府”、“發揮市場自主性”等，顯然是相悖的。

 

   總之，習近平在保持鄧小平“改革開放”基本框架和路徑同時，又將基於“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加以改動，讓中共更加專製、中國更少自由。公權力擴張而公民權利萎縮。但“改革開放”本身即堅持中共專製且為中共特權集團服務，所以習近平的作為，在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及其他民主抗爭時，就已埋下禍根、創造了條件。

 

  習近平也在“改革”，但其“改革”要麽雷聲大雨點小、形式主義，要麽隻是為鞏固自身統治假借改革強化權力、打擊一切威脅到他權力的人和力量。這樣的“改革”，反而是在“開倒車”。而對鄧小平及“改革開放”的推崇，同樣也是將鄧和“改革開放”工具化，作為某種“神主牌”增加自身統治光環與合法性，以及“統戰”對鄧小平及“改革開放”有好感的人士。

 

   今日的習近平，隻是將鄧江胡的專製加以強化。而未來，無論習近平剩下的統治時期，還是更之後的中共領導人（如果中共那時還執政），都不會動搖中共專製，無論“開明”還是“保守”，本質沒有差別。

 

   “改革開放”為經曆毛時代動蕩、壓抑、貧乏的中國人，帶來了一定的安定、自由、繁榮，但並未改變中共專製體製，人民仍然是被統治者。而依靠統治者自我約束是不可靠的。習近平的得勢和倒行逆施，正是“改革開放”局限性的後果。中國若想真正結束習和中共的暴政，隻有多方共同努力促進民主憲政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