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論“株連”
一個人/一群人作下了惡行、犯了大罪，且造成巨大且持久的傷害和破壞，應不應該株連作惡者家庭成員/民族成員？
按照簡單的“政治正確”，那當然是一人做事一人當，不能株連其親族和同胞。但是，這是有前提的，即“一人做事”，然後“一人當”。但如果其他親族、同民族成員也涉及了，那就另當別論。
“株連”，狹義上就是指波及與事情本身無關、隻是有親緣/民族身份關係的人。如果廣義而言，凡是涉及對直接作惡者親族連帶追責的，都屬於“株連”。
是否應該追責、懲罰作惡者的家人/同民族成員（作惡者同胞），要看其家人/同胞對作惡者的惡行，有沒有參與（哪怕是間接參與）、有沒有受益（包括直接受益和間接受益）、對惡行態度及作惡的親族/同胞的評價如何、事後有無反思和補救（如想辦法終止對受害者的繼續傷害、做出力所能及的道歉和認罪表態撫平創傷、提供物質和非物質補償）、其持有的價值觀和言行與作惡的家人/同胞是相異還是相似。
如果參與了、受益了，且一方麵切割自身與家人/同胞的惡行、另一方麵卻又讚頌家人品德乃至惡行本身，對惡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其價值觀和言行與作惡的家人/同胞高度類似，那他們就並不無辜。
當然，惡人親屬和同胞參與、受益、態度，也存在量的乃至質的差別。有的是直接參與作惡（這種本身就可以視為惡人），有的是助力，有的隻是客觀受益，有的是主觀上坦然接受了家人/同胞作惡所得，態度上有些是曖昧模糊，有些則是明目張膽讚頌父母/祖輩/同胞惡行，乃至加以慶祝鼓吹。
這些差異就可以作為是否追責懲罰作惡者家屬和同胞的標準、具體追責懲罰方式和力度的參照。
另外，還要看惡人的所作所為是不是也株連受害者親屬、朋友、同胞。如果惡人作惡是傷害他人親人乃至整個家庭、對受害國家民族無差別屠殺破壞，那這些惡人的家人/同胞也應該承擔相應代價（尤其是其拒絕劃清界限、甚至稱頌罪惡的情況下）。
這也不止是出於對等性的原因，也是對當今世上其他惡人/試圖作惡的“潛在惡人”的警告和威懾，讓他們不敢作惡，或作惡時也有些節製、不要傷害別人家人/屠殺對方民族，以免自己的家人/同胞被同樣的報複。
關於“株連”問題，最典型兩個例子，即中共統治集團及其親屬（子女兒孫，乃至更大範圍的親朋好友）、侵略戰爭期間和戰後至今的日本民族。
中共建政以來，從鎮反、反右，到大饑荒、文革，皆是直接或間接株連（影響）被迫害者的親屬，數百萬“地富反壞右”一人受害、全家遭殃，乃至滿門死去。改革開放後雖然好了一些，但起碼一部分政治犯、維權者家人也是直接被迫害或間接影響生活生存。而這些被株連者基本沒有犯罪、是無辜的受害者。
反過來，中共統治集團對於自己親族好友，則是頗加恩惠、照顧，特權應有盡有。從文革“紅五類”，到改開後“太子黨”，直到今天遍布世界的權貴子孫，都是在其“老子”、“老媽”等家人的蔭蔽下，才能夠有這樣的權勢、人脈、金錢、美色，各種資源和優越性都由家族中權勢顯赫者帶來。不排除少數清高的官員及親屬，但是這應該是鳳毛麟角的。還有一些有理想、雖享受權勢但是想通過權勢促進民主進步的，這當然也是少數。
顯然，中共統治階層中的絕大多數人（尤其位高權重者），其家人乃至整個親族已與其深度捆綁，成為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共榮俱損。而中共建政以來對各身份群體與個人的迫害，也往往連帶親族。即便沒有直接株連，間接影響也讓許多人家破人亡。
如中國社運人士、政治犯郭飛雄的妻子張菁女士，在病危之際與郭飛雄遠隔重洋無法相見，最終陰陽兩隔。郭飛雄不僅未能見到妻子最後一麵，還再次被捕。而中國還有許多政治犯，其家人無論流亡海外還是留在國內，皆長期生活在痛苦與困境中。
在這樣的狀況和前例下，中共統治階層子女兒孫，其實都有原罪，且其中很多即便按中共法條也是罪犯。如果他們拒絕“割席”，不反叛家庭、階級、政權，改過自新、戴罪立功，那顯然屬於共犯，從情、理、法上都是應承擔連帶責任、受必要懲罰的。
當然，現實能不能讓其受罰或悔悟，是另一回事。（不過，他們顯然不覺得他們曾經致死千百萬人的父母有什麽罪，甚至還加以紀念與歌頌）
家庭連帶的例子是中共，民族連帶的例子是日本。
日本從明治維新之後的“征韓侵華”，到八一三事變後全麵入侵中國，直到1945年投降，都是全國全民動員，且其中大多數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少）是狂熱支持侵略擴張的。1937年日本全麵侵華並不是“財閥”、“資本家”推動，而是對天皇崇拜的軍方和民眾在信仰狂熱、民族狂熱下，做出的必然選擇。而日軍發動戰爭後，日本國內捐款捐物之踴躍、慶賀“南京陷落”之熱烈，世界戰爭史上罕見。侵華戰爭中日本就是全民總動員，且是民眾自發自覺響應動員，動員規模和深度、日本國民狂熱程度，超過了納粹德國及治下的民眾，其他各國更是難以望其項背。
而日本戰敗時，天皇措辭有意使用“終戰”而非“投降”，已經軟硬兼施迫使盟軍答應其許多條件，不僅保住了日本國家民族的尊嚴、體麵、利益（但這樣的行徑，踐踏了受害國家的尊嚴和利益，尤其被屠殺淩辱的受難者死不瞑目），還為之後重新在國際上爭雄稱霸做了預備。
日本在各戰場上拚死作戰、試圖全民“玉碎”，以及對天皇高度尊崇和忠誠，也的確讓美國及整個盟國為減少傷亡、早日平定日本而做了很多讓步，不僅保留了天皇，也沒有像對納粹德國那樣追緝和重懲犯下戰爭罪行的日人，相反讓戰爭罪犯複出並掌權。（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戰爭罪犯不止甲級、乙級戰犯，絕大多數在戰爭犯有殺人、強奸、虐待、破壞的日本軍人和其他身份人士都未被定為戰犯，但這不代表其沒有犯下戰爭罪行。同樣，靖國神社裏雖然隻有12個被供奉者是戰犯，但其他200餘萬被供奉者，在中國戰場的大多數都犯下過殺害平民等嚴重罪行；在太平洋戰場的，也有一定比例犯下相關罪行。這些可以通過各種記錄文獻判斷）
而冷戰的爆發更是讓日本漁翁得利。美國為對抗中蘇，決定扶植日本，朝鮮戰爭則讓日本大獲其利、經濟急速複蘇。後來數十年，日本在美國羽翼下專心發展經濟，獲利極豐。而日本侵略受害最深重的中國和朝韓，卻陷入內戰、專製、貧困中數十年。這等於日本因其侵略屠殺，反而得益；受害國家卻間接因此再度受害。
更重要的是日本戰爭罪犯及其同族、後代的態度。相較於徹底清洗納粹、反思罪行、實現國家完全轉型的德國，日本絕大多數戰犯皆安享天年。而除了占日本國民少部分的左翼勢力（如日本共產黨和日本社會黨及支持者），大多數日本國民皆回避、淡化甚至否定曆史罪行，還有一些極右翼還美化和讚揚侵略屠殺，以此挑釁中國和中國民眾，以達成變態目的。
而日本對外侵略戰爭（尤其侵華和太平洋戰爭）中的參與者、戰死者後代，還成立了有數百萬成員的“日本遺族會”，在推動參拜靖國神社、美化曆史、否認罪行等方麵出力極多。他們把罪惡累累的父祖，當成國家、民族、家鄉、家族的英雄來看待和頌揚，並且時常侮辱、貶斥、打擊主張承認罪行和反思懺悔的反戰和平人士。
而大多數日本國民在涉及相關問題的價值觀、言行、立場，都與“遺族會”立場接近。如鼓吹民族主義、淡化曆史罪行、重整軍備的自由民主黨，在二戰以後曆次選舉中除個別情況，皆得到過半支持，加上意識形態和立場主張類似乃至更右傾的，右翼總支持率達到三分之二。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在與中國南京市政法委書記劉誌偉會談時，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民調顯示絕大多數日本人支持其“言論自由”。
根據上述情況，顯然，除了一小部分堅決反戰和批判曆史罪行的日本左翼人士，無論侵略戰爭時期還是戰後，日本大多數國民皆屬於戰爭罪犯的幫凶，戰爭時期的部分日本“平民”，甚至就是戰爭犯罪的參與者、相對直接參戰者次一級的戰犯。
這些占到日本人口60%以上的國民無辜嗎？顯然並不無辜。他們怎樣做才算結清罪賬？德國已經給了非常明確答案。但是他們不僅不效仿，還經常拿納粹德國與中共中國比較，絲毫不顧忌也不提及自己曾是納粹德國的盟國，所作所為的惡在許多方麵“更勝一籌”。
顯然，無論中共統治集團的親族後代，還是日本民族，他們中的大部分成員，從情理法角度上說，顯然是中共權貴/侵華日人犯罪的間接參與者、直接受益者、粉飾辯護者，都是有罪的，按道理是應該受到追責和懲罰的。
而且，二者的罪惡不僅在道理邏輯類似，他們二者之間還惺惺相惜，相互勾連，共同對中華民族造成了極大傷害，且繼續心照不宣的勾結，壓迫中國人民、阻止中華民族真正的複興。
總之，“株連”問題，需要結合具體情況分析，根據所涉人群/個體的具體表現來評價，而不是簡單肯定與否定。
當然現實中，我舉的中共統治集團及其親族中大多數有罪者、日本民族大多數有罪者，都極具實力，並不是想“株連”就能成功，且連直接作惡者都無法懲罰。有些已經老死，永遠無法直接伸張正義了。
但是，沒有哪個勢力真的能江山永固，國際局勢也風雲變幻。
所以，“隻爭來早與來遲”
但他們還有一個選項，就是懺悔、改變、彌補。還來得及
你改悔吧！
（我非常明白，在現實層麵，完全的正義是難以實現的。而且即便真的能報複，殺死幾千萬乃至更多罪人，並不是人道與合理的行為。但是，起碼道理、情理，要說清楚、透徹、完整。這樣，加害者、受害者、第三方，才能對相關事宜有認識、理解、反思，並在價值觀念和現實言行上做出符合普世價值、平等正義、人道主義、社會進步的選擇
其實吧，如果這世界上所有罪惡都要“清算”，那世界就沒人了。就像受害一方許多成員，就清白無暇嗎？沒有傷害、剝削、壓迫過其他人嗎？除了中共統治集團和日本侵華及支持者，這世界上就沒有其他惡的團夥族群嗎？
當然並不是。所以，最終當然是要和解共生，講是非是讓各方明白、懺悔，而非要弄死一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