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 魯迅與1933年北平文物遷移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省望江縣人。1978年7月參加高考，進入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日本語專業學習，1982年7月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並進入南京軍區司令部工作。1986年考入複旦大學中文係，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1989年直接升入同一專業博士學位攻讀階段，1992年7月從複旦大學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回到南京軍區政治部工作。1999年5月轉業到南京大學任教。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職任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理事，江蘇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江蘇省文藝批評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魯迅研究會副會長，茅盾文學獎評委。出版著作有《在功利與唯美之間》《為批評正名》《城牆下的夜遊者》《一噓三歎論文學》《文壇三戶》《風高放火與振翅灑水》《並未遠去的背影》《魯迅內外》《魯迅晚年情懷》《應知天命集》《新文學作家的修辭藝術》《顧左右而言史》《八論高曉聲》等二十多種，獲得多獎勵。

魯迅與1933年北平文物遷移

文 | 王彬彬

內容提要：

1933年1月，日軍攻陷山海關，北平處於危急之中。國民政府決定將北平故宮等地部分特別珍貴文物遷往南京、上海。魯迅在《逃的辯護》《學生與玉佛》《崇實》《戰略關係》等文章中嘲笑、諷刺了北平文物遷移行為。今天，有人把魯迅作為當時反對北平文物遷移的代表，也有人認為魯迅其實並沒有反對北平文物遷移。這兩種觀點都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在當時，有轟轟烈烈的反對北平文物遷移的運動，反對北平文物遷移是占主導地位的意見，更有人不惜流血犧牲以阻止北平文物遷移，相比之下，魯迅在幾篇雜文中的幾句嘲諷，實在算不了什麽。但魯迅的確是屬於反對北平文物遷移的陣營。魯迅反對原因有二：一是“為反對而反對”，二是認為如果整個國家都淪亡了，文物保護得再好也沒有意義。不過，魯迅在此事上對國民政府的指控，也都是重複他人的觀點，並無自己的發明。

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製度：文物在點查、提集及裝箱時均有軍警在場監視以昭信天下。文物南遷時更是如此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東北的關東軍突然襲擊駐沈陽的中國東北軍北大營，並迅速占領了整個沈陽城。是為“九·一八事變”。日軍並未在占領沈陽後止步，而是立即向東北全境擴張，僅僅用了四個多月的時間，便占領了整個東北。日本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後，便開始向熱河進犯，並於1933年1月初攻占了榆關（山海關）。

日軍向熱河進犯，便意味著北平已處於危急中。1932年8月間，南京國民政府便開始考慮將北平的珍貴文物遷往他處。北平文物遷移，阻力異常巨大，因而遲遲不能形成決議。1933年年初，榆關陷落，使得北平文物遷移迫在眉睫。1933年1月21日，北平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古書古物120箱由津浦路運南京。（1）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文物比較少，比起故宮不值一提，但這是北平文物遷移之始。1933年2月，故宮等地的文物也開始大規模地遷移。2月6日，第一批文物故宮等地文物運出北平，至5月15日，共有五批文物從北平遷出。五批文物中，從故宮遷出者有13427箱又64包，此外，北平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的文物珍品有6065箱又8包8件，合計19492箱又72包8件。（2）這些文物當時都運到了上海和南京珍藏，所以史稱“文物南遷”。

關於北平文物遷移，魯迅在多篇文章中予以論及。榆關失守後，北平的一些大學生逃回了家，社會上一些人便斥之為“貪生怕死”“無恥而懦弱”，也有人認為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應逃難”。於是魯迅於1933年1月24日寫了《逃的辯護》，為學生的“逃難”辯護。文章最後，聯係到了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古書古物南遷：“但我們想一想罷：不是連語言曆史研究所裏的沒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麽？不是學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備的飛機麽？能用本國的刺刀和槍柄‘碰’得瘟頭瘟腦，躲進研究室裏去的，倒能並不瘟頭瘟腦，不被外國的飛機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麽？”（3）魯迅的意思是，既然北平的古董都在逃離，學生更有理由逃走了。《逃的辯護》後來收入《偽自由書》。

1933年1月28日《申報》號外載北平專電曰：“故宮古物即起運，北寧平漢兩路已奉令備車，團城白玉佛亦將南運。”1月29日號外又載教育部致電北平各大學，略曰：“據各報載榆關告急之際，北平各大學中頗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經調查確實。查大學生為國民中堅份子，詎容妄自驚擾，敗壞校規，學校當局迄無呈報，跡近寬縱，亦屬非是。仰該校等迅將學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詳報核辦，並將下學期上課日期，並報為要。”1月30日，魯迅寫了短文《學生與玉佛》，在將這兩則消息抄錄後，以一首打油詩結尾：

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

頭兒誇大口，麵子靠中堅。

驚擾詎雲妄？奔逃隻可憐：

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錢。（4）

這仍然是為北平學生的逃考和提前回家辯護。最後兩句尤堪玩味。魯迅意在強調：教育當局之所以不允許學生逃考和提前放假回家，是因為學生並非值錢的玉佛。這另一層意思，就是當局之所以急於把玉佛一類古物遷移，是因為這些古物乃值錢之物，隨時可變成錢。《學生和玉佛》後來收入《南腔北調集》。

工人在做運輸前的準備

集聚在午門前預備南遷的故宮文物

1933年1月31日，魯迅寫了《崇實》，發表於2月6日的《申報·自由談》，而這天正是故宮等地文物正式搬遷開始之日，也算是巧合。《崇實》仍然是把“北平的遷移古物和不準大學生逃難”放在一起論說，主旨仍是在為大學生的“逃難”辯護。文章一開頭便說：“事實常沒有字麵這麽好看。”先舉例說《申報》上的《自由談》，其實是“不自由的”。接著說：“又例如這回北平的遷移古物和不準大學生逃難，發令的有道理，批評的也有道理，不過這都是字麵，並不是精髓。”魯迅指出，在兩件事情上，“發令者”和“批評者”，都沒有說到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是什麽呢？魯迅接著寫道：

倘說，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說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存的古物還要古。禹是一條蟲，那時的話我們且不談罷，至於商周時代，這地方卻確是已經有了的。為什麽倒撇下不管，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

所謂“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便是“發令者”的說辭。魯迅認為，這隻是在“字麵”上“有道理”。而真實的原因，則是因為古物很值錢，隨身帶著，能夠隨時賣錢。而大學生呢？

大學生雖然是“中堅分子”，然而沒有市價，假使歐美的市場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會裝了箱子，用專車和古物一同運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國銀行的保險櫃子裏藏起來的。

但大學生卻多而新，惜哉！

魯迅認為，不允許大學生自行逃散，隻是因為學生不值錢，縱使死於日軍攻擊之下也不足惜。《崇實》也以一首打油詩作結：

闊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複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

日薄榆關何處抗，煙花場上沒人驚。（5）

詩中的“文化城”，也是一個“今典”，下麵再說。《崇實》後來收入《偽自由書》。

1933年2月6日，南京的《救國日報》發表社論《為遷移故宮古物告政府》。魯迅於2月9日作《戰略關係》，一開頭便引用了《救國日報》社論中的一番話：

首都《救國日報》上有句名言：

“浸使為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應嚴厲責成張學良，以武力製止反對運動，雖流血亦所不辭。”（見《上海日報》二月九日轉載。）

雖流血亦所不辭！勇敢哉戰略大家也！

在“以便引敵深入”和“嚴厲責成張學良”之間，魯迅用了一個省略號。省略掉的內容，應是指古物遷移一事。原話的意思是，古物遷移必須執行，如有反對古物遷移運動，必要時以武力製止，雖流血也要將古物遷出。接著，魯迅借題發揮，嘲諷了中國政府在日軍麵前的種種“戰略”，最後說：

其實，現在一切準備停當，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學生，也已經各自喬遷，無論是黃麵孔，白麵孔，新大陸，舊大陸的敵人，無論這些敵人要深入到什麽地方，都請深入吧。至於怕有什麽反對運動，那我們的戰略家：“雖流血亦所不辭”！放心，放心。（6）

《救國日報》的社論，是說如有針對文物遷移的反對運動，則必要時以武力製止，雖流血亦所不辭，魯迅則將《救國日報》社論中“反對運動”的對象放大為“放棄北平”。當然，魯迅文章最後，提到了古物的“喬遷”。《戰略關係》後來收入《偽自由書》。

二

魯迅對於1933北平文物遷移到底持何種態度，學術界有不同看法。有人把魯迅作為反對文物遷移的代表性人物，有人則強調魯迅其實並沒有反對文物遷移。其實，把魯迅作為反對文物遷移的代表性人物，並不符合曆史實際，而拚命強調魯迅其實並沒有反對文物遷移，也是強詞奪理。

2010年9月，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鄭欣淼，發表了《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一文，其中說，故宮文物南遷消息見諸報端後，輿論大嘩，產生了反對和支持兩種意見，爭議達半年之久，而反對文物南遷的理由主要有三種，而第一種則以魯迅為代表。在介紹反對文物南遷的意見時，鄭欣淼首先說到了魯迅：“其一，認為大敵當前政府應首先要保護土地和人民，現在政府卻如此重視故宮古物，因為故宮古物是古董，值錢，才要搬遷，魯迅的議論很有代表性”。（7）接著，鄭欣淼引用了魯迅《崇實》《學生和玉佛》等文章中的部分原文。

也有人認為魯迅其實並沒有反對文物遷移，相反，倒是支持國民政府此舉的，這大概可以符傑祥為代表。符傑祥2012年發表了《魯迅“反對”文物南遷考辨》一文，得出的結論是：“綜上所述，魯迅批評古物南遷這件事，隻是借此和學生逃難的事作比較，來抨擊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和高壓政策。至於古物本身應該不應該南遷，他並無明確表示反對的意思。如果說真正的反對派，那是另有其人，絕非魯迅自己。”“概言之，魯迅對古物南遷有所批評，而無意反對。”符傑祥的論據之一，是魯迅並沒有“正麵”反對過文物南遷。朱正在《為反對而反對：從魯迅<戰略關係>談起》一文中說過這樣一番話：“至於對於古物南遷這件事，魯迅沒有正麵表示過反對的意思，說他不讚成古物南遷，或者認為古物不必南遷。不過，他也沒有正麵表示過讚成的意思，說古物應該南遷以避免戰禍可能造成的損失。我想，也不必因為魯迅沒有作何種正麵表態就說他對這事沒有態度。隻看他拿這事作為不許學生逃難的陪襯來發議論，讀者不可能不感覺到對這事多少是有點反感的。”（8）說魯迅對文物南遷有點“反感”，就等於說魯迅對文物南遷有點“反對”吧？“反感”與“反對”，離得很近吧？符傑祥引用了朱正的這番話，卻是作為魯迅並不“反對”文物南遷的論據而引用。符傑祥說：“‘有點反感’，是一種態度，不等於說就是反對，更不等於說就是對古物南遷這件事本身表示反對。”(9)說“反感”不等於“反對”，就如同說“批評”不等於“反對”一樣，不太好理解。一個人批評一件事卻並不反對一件事，這有可能嗎？有可能的。那就是總體上讚成這件事，但對某些具體做法不以為然。說“魯迅對古物南遷有所批評，而無意反對”，那隻有一種情況下是成立的：魯迅讚成古物遷移，但不同意遷移過程中的某些做法，比如，不同意古物遷南京而主張遷上海。但魯迅顯然對古物遷移的具體措施毫無興趣。“魯迅對古物南遷有所批評”，而批評的就是古物遷移這件事本身，而非枝枝節節的瑣事，難道不是這樣嗎？

盡管符傑祥文章自相矛盾處甚多，但主旨是清楚的，那就是：魯迅並沒有反對古物遷移，魯迅甚至是讚成古物遷移的。

其實，強調魯迅並沒有“正麵”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某種行為表示讚成或反對，意味著對魯迅晚年政治態度的理解不夠。這一點，也下麵再說。

魯迅當然是十分懂得北平古物的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的。魯迅是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和博物館事業的開創者之一。魯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時，任職於社會教育司。北洋政府沒有文化部之設，而教育部的社會教育司，所司者正是後來文化部的部分職能。魯迅是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圖書館、博物館正在他的分管範圍。孫瑛在《魯迅在教育部》一書中，介紹了魯迅開創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和博物館事業的情形。孫瑛說：京師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創建於清末宣統元年（1909年），1912年4月，民國政府教育部接管了京師圖書館，任命江瀚為館長。而“在教育部內，有關籌建圖書館的工作乃是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的主要任務，因此魯迅對這個館的建設和發展，曾經做過許多努力，化費過不少心血。”（10）京師圖書館於1912年8月27日正式對外開放。1913年江瀚調任四川鹽運使，京師圖書館館長空缺，暫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夏曾佑監管。但夏曾佑隻是掛個名而已，實際管理工作是由魯迅和沈商耆（沈彭年）負責。魯迅日記中有不少關於京師圖書館事務的記載。孫瑛說：“魯迅不僅是京師圖書館的積極籌建者，而且也是它最熱心的支持者和閱覽者。他不斷把自己的編著以及自己搜集到的珍貴書刊贈送該館供人閱覽，同時他也常到這裏借閱書籍從事研究。特別是一九二0年以後，由於魯迅在經濟上‘時方困瘁，無力買書’，這個圖書館對於他完成象《中國小說史略》等不朽著作是起了不小作用的。”(11)魯迅還是曆史博物館(即今國家博物館前身)的重要籌建者。1912年7月，教育部“擬就國子監舊署籌設曆史博物館”。籌建工作也由社會教育司第一科承擔，當時指定由胡玉縉、齊壽山二人具體負責。曆史博物館籌備處設在國子監裏麵的“彝倫堂”內。身為科長，魯迅經常到這裏看看工作的進展情況。最初，館內藏品很有少，隻限於原來存放在國子監的一些文物。魯迅等人認為，現有藏品是很不夠的，必須多方搜集曆史文物。這年冬天，社會教育司派人到沈陽“奉天行宮”調查研究，雖然是以美術調查的名義進行，但也是為建立曆史博物館作準備。孫瑛指出，從1912年到1925年，魯迅一直為建立曆史博物館而努力，並多次把自己買到的文物贈送給曆史博物館。（12）

1913年為籌備於來年在萊比錫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德國派了一個名叫米和伯的人在北京設立了一個籌辦處。米和伯與時任教育總長的汪大燮商定，通過教育部一方麵向曆史博物館借取展品，另一方麵進行社會征集。（13）向曆史博物館借取的展品，於11月20日送到了教育部，等候第二天米和伯來取。這天的魯迅日記有如此記載：“曇，午後晴。曆史博物館送藏品十三種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展覽會者也，以其珍重，當守護，回寓取氈二枚，宿於部中。夜許季上來談，九時去，不眠至曉。”（14）惟恐藏品失竊，魯迅於是夜宿存放處。11月20日的北京之夜，已是頗為寒冷了，應是兩條氈子不足以禦寒，所以不眠至曉。

魯迅1912年5月到北京，此後的多年間，逛琉璃廠和小市的古董攤，是家常便飯，不去的日子是很少的。每次去，總要買幾樣東西，空手而歸的時候也是很少的。說魯迅是中國文物的專家級的鑒賞者，應該沒問題；說魯迅其實也是中國文物的收藏家，也大體說得過去。所以，魯迅如果是1933年北平文物遷移的反對者，那決非因為對北平文物的價值估計不足。

其實，朱正所謂的“為批判而批判”已經一定程度上觸及了問題的實質。魯迅對南京國民政府、對國民黨政權，是深惡痛絕的。晚年的魯迅，是以“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心態注視著國民黨的黨國的所作所為，並且總是予以冷嘲熱諷的。在魯迅眼裏，國民黨政權毫無合法性，應該滅亡，而且滅亡得越快越好，所以，這個政權的一切作為，都是荒唐的、都是不值得肯定的。2003年，我寫過一篇《風高放火與振翅灑水——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對魯迅晚年的此種政治心態有所揭示。拙文指出：對國民黨政權的分外痛恨和敵視，使得魯迅不可能與之有任何政治性的合作；魯迅是懷著“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的心態與國民黨戰鬥的。拙文強調：“對於現實政治問題，魯迅總是從反麵出擊，往往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抓住要害，一針見血。而且總是以嘲諷為基調的。魯迅止於對現狀的冷嘲熱諷，卻並不對應該如何發表正麵的看法。”（15）北平文物遷移是否有必要，這是一個問題；此項國家行為是否必須反對，這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此舉是國民黨的黨國的決策，魯迅便毫不猶豫地予以嘲諷、予以責難。以魯迅對文物遷移沒有正麵表示過反對的意思為論據，證明魯迅並不反對文物遷移，是不能服人的。上海時期的魯迅，根本就不屑於“正麵”地對國民黨政權表達意見。毫無疑問，魯迅是主張抗日的。但魯迅何曾正麵表達過中國政府應該奮起抗日的意思？對國民政府在日本步步進逼下的軟弱、妥協、退讓，魯迅多有挖苦、諷刺，我們也正是從魯迅的這些挖苦、諷刺中，間接地知道魯迅是主張抗日的。

所以，說魯迅在“為反對而反對”態度的驅使下，反對了1933年的北平文物遷移，應該是能夠成立的。

當然，“為反對而反對”也不是對魯迅態度的唯一解釋。魯迅雖然深知北平文物的價值，但更懂得國土和人民的價值。故宮文物再有價值，在全體人民和全部國土麵前，也毫無分量。而如果全部國土都淪陷了，如果全體人民都成了亡國奴，故宮的那些古物就算全部保存完好，又有什麽意義？文物南遷，隻是遷到暫時比較安全的地方而已。在魯迅看來，當整個國家都可能淪亡的時候，這種遷移行為是十分可笑的。而這，也是魯迅對北平文物南遷反感的原因之一。

三

工作人員將青銅器裝入木匣內準備南遷

在眾多反對北平文物遷移的人物中，魯迅“為反對而反對”的態度恐怕是獨一無二的。但與其他反對者不同的，也僅僅是部分動機，至於魯迅表達的具體觀點、舉出的反對文物遷移的理由，實在沒有什麽獨特之處。可以說，魯迅所說的，基本上是別人都已說過的話。而且別人比魯迅說得充分得多、細致得多。魯迅在今天成為反對當年文物遷移的代表，隻是因為本人影響太大、著作流行太廣。

今天的有些人，極力要證明魯迅當時並沒有反對文物遷移，甚至是支持國民政府此舉的。這其實大可不必。在當時，反對文物遷移，是很普遍的現象，可以說，反對文物遷移者，遠多於主張文物遷移者。中山大學2010屆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碩士研究生蔣凱的《1932—1933年故宮文物南遷研究》，是專門研究從1932年動議到1933年實施的北平文物南遷的學位論文。蔣凱通過研究，發現當時“主張將文物他遷的人隻是少數”，“而反對遷移文物是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文物運出北平，首先會動搖人心，引起社會不安；其次，文物‘一散不可複合’，不宜輕易他遷。”一開始，故宮博物院的一些當家人，也都是抵製文物遷移的。時任故宮院院長的易培基，是魯迅的老上司、老熟人，也可以說是老朋友。易培基最初也是反對故宮文物他遷的。前麵說過，1912年4月民國政府接管了京師圖書館，任命江瀚為館長。而1932年，江瀚則是代理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江瀚則是始終堅決反對故宮文物遷移的。實際上，當時北平的整個文化教育界，基本上是反對文物遷移的。這種心理，其實也不難理解。北平文教人士反對文物遷移，當然不是說就主張北平文物任由日本人損毀、劫掠。他們想出的對策的是明定北平為“文化城”，為“非軍事區”，他們認為，這樣一來，日本人就沒有理由進犯北平了。蔣凱論文中說，1932年9月21日，北平市文教界的名流江瀚、劉複、徐炳昶、馬衡、朱啟鈐等三十餘人舉行會議，正式決定向國民政府建議明定北平為“文化城”，撤除北平軍備。會議委托劉複擬具意見書，並公推江瀚為領袖，領銜向政府請願。10月6日，意見書對社會公布，各大報紙均有登載。意見書首先強調北平原是政治區域、軍事區域和文化區域的集合體，但由於首都南遷，北平政治上的重要性業已喪失。至於軍事上的重要性，是由政治上的重要性決定的。既然北平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經不存在，那軍事上的重要性自然也就沒有了。而且北平三麵是開闊地，無法設置軍事要塞，軍事防衛其實是徒勞的。既然政治和軍事上的重要性都已不複存在，北平所剩者，隻有文化上的重要性了。意見書極力強調了北平在文化上的重要和古物遷移的不妥。首先，北平的古物，搜羅甚難而散失極易，而兵亂和遷移，則是古物散失的重要原因；其次，縱使那些可移動古物能夠遷移，而那些具有重大文化意義的建築物卻是移不走的。還有，因為北平具有種種文化設備，所以研究各種學問的專門學者大多薈萃於此，造成了一種代表國家文明、在國際上為國家爭得榮譽的文化氣候，這種氣候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一旦把北平的種種文化設備移走，學者們自然也就星散，要在別處再造成這種文化氣候，是極其困難的。意見書還特別強調了故宮和故宮所藏文物的重要性。指出這些東西，在淺層次上足以表揚國光，而在深層次上，則是國家命脈所係，是國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意見書之所以把故宮和故宮的文物並提，意在強調即便故宮所藏文物能夠搬走，故宮本身也是搬不走的，而以建築物的方式存在的故宮，本身是最大的文物。政府明定北平為“文化城”，撤除軍備，日本人就不來了嗎？江瀚、劉複等名流認為，這樣日本人就不來了，因為“世界上還未必有這樣一個膽大而野蠻的民族敢在眾目昭彰之下，向沒有抵抗的文化設備加以破壞”。

蔣凱論文指出，江瀚等人的“文化城”構想，在社會上遭到普遍的唾罵，認為此乃“以開門揖盜為能事”，是積極推行“不抵抗主義”，是“一種怯懦無恥的奴才們的主張”，是“亡國奴的思想，最少是依賴成性的弱者的夢想”等等。雖然遭到社會人士的普遍責難，但此種構想並沒有被放棄。1932年11月12日，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召集北平各文化機關的代表，在懷仁堂西四所開會，討論“妥善保存北平文物的辦法”。出席者有張繼、李書華、馬衡等二十餘人。會上決定再提“文化城”的建議，國民黨元老張繼亦支持此議。張繼對記者表示：雖然北平能否明定為“文化城”尚不能確定，但“國民政府曾決定改北平為文化區，並有組織指導文化委員會之明令，北平改為文化城，與政府意旨相同”，而他本人也將急赴洛陽，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麵呈此議。(16)

當然，國民政府沒有采納明定北平為“文化城”的建議，仍將北平文物精華遷走了。魯迅雜文《崇實》最後的打油詩所謂“闊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即指此而言。

蔣凱在論文中說，1933年1月5日，故宮博物院接到行政院長宋子文密電，要求將文物裝箱，準備遷移。1月7日，正式確定了北平文物遷移的政策。1月10日，各報披露了政府的此項決策，北平城內反對文物遷移者，便群情激憤。完全可以說，北平城內出現了一場反對文物遷移的運動，而且聲勢不小。以周肇祥、陶潤波為首的北平自治籌委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阻止文物遷移的辦法。在反對文物遷移的運動中，除了一些本已存在的團體很活躍，還新成立了類似“北平民眾保存故宮古物協會”這樣的團體。“北平民眾保存古物協會”是專為反對文物遷移而成立的，1月22日，該協會將其組織章程在報端披露，聲明其宗旨乃“聯絡各界同誌，提倡東方文化，維持北平繁榮，協助政府保存故宮全部古物。”有了這種專門發動群眾、反對文物遷移的組織，群眾性的反文物遷移運動就規模更大、烈度更高了。1月28日。北平市各自治區公所、市商會、市農會、工聯會、律師公會、公益聯合會，河北農工協會等多個民眾團體聯合致電南京林森、蔣介石、宋子文、於右任等黨國政要，請求立即取消北平文物遷移的決策，其中甚至有如此話語：“市民與古物共存亡，務請立予停止裝運，免激事端。”這就有點挾大眾而武力威脅的味道了。事實上，以武力阻止文物遷移，也的確是一些人考慮的方法之一。蔣凱論文指出：“反南遷運動除了組織化、規模化之外，暴力化也是其日益激烈的一大表現”。

1933年1月14日下午四時，首批搬運文物的專車抵達北平東站，“共計掛鐵悶車十輛”。魯迅雜文《崇實》最後打油詩所謂“專車隊隊前門站”，即指此而言。政府派出的專車抵達北平，意味著文物遷移要動真格了，於是“事態漸有失控之象”。各民眾團體的宣言和上書中，不乏以武力威脅者，例如北平市工聯會就聲稱“擬通令各工會糾察隊，實行武力阻止運輸”。故宮工作人員，上至博物院院長，下至普通員工，大都是反對文物遷移的。但當政府遷移令下，他們隻得執行。於是，他們便時時受到憤怒的市民的威脅。不斷有人打來電話，警告說：“當心你的命！”更有甚者，有人聲稱當文物起運時，要在鐵軌上放炸彈。易培基在致宋子文的一封電報中曾有這樣的表述：“於學忠轉來各團體反對古物南遷函電，舉座大嘩。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積極負保護之責，物品一經出宮門，即恐發生意外。至個人危險，早置之度外。手槍、炸彈、恐嚇信件，日必數起。”（17）

文物起運，是偷偷進行的。1933年2月6日淩晨，搬運專車駛離北平。而之所以於淩晨出發，就是避免“激起事端”。南京的《救國日報》1933年2月6日發表社論《為遷移故宮古物告政府》中說，為保證北平古物順利遷移，應責成張學良“以武力製止反對運動，雖流血亦所不辭。”此語令魯迅十分反感，於是寫了雜文《戰略關係》予以嘲諷。但“雖流血亦所不辭”，卻並非虛言。在當時的北平，確實隨時有流血的可能。

在當時，父子之間，陣營有別者亦可見到。時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副館長的馬衡，本來也是反對故宮文物遷移的。當政府遷移令下，自然便投入裝箱一類工作中。當馬衡忙於為故宮文物遷移而準備時，兒子馬彥祥卻在報紙上連續發表文章，反對故宮文物遷移。馬彥祥之子馬思猛在《馬衡父子與故宮文物南遷》一文中談及了此事：“正當時任古物館副館長的馬衡為文物南遷操勞時，他的次公子馬彥祥卻以筆名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反對故宮文物南遷。”（18）胡適也是不讚成輕易將北平文物遷移的。1933年1月31日天津《大公報》以《古物南遷，胡適之意見》為題，報道了胡適的意見。胡適不讚成北平文物南遷的理由是：第一、在國際人士監視之下，未必有人敢破壞文化古物；第二，故宮古物數量極大，遷移頗非易事，譬如遷移五千箱，在途中要是損失五箱，或萬一再遇臨城劫車案時，責任由誰負？第三、上海、南京都並沒有合適地方安置北平遷來之古物，所以，若非萬不得已，決不應輕於遷移。(19)

在反對北平文物遷移運動中，表現最突出者，要推周肇祥。周肇祥曾任古物陳列所所長、代理湖南省省長，本身是著名書畫家，京津畫派領袖，也是具有相當社會影響的人物。周肇祥多次進入故宮博物院，試圖通過影響易培基達到阻止文物遷移的目的，言辭異常激烈。“北平民眾保存故宮古物協會”以周肇祥為首，公開表示要以武力阻止文物遷移。周氏策劃了一係列反對文物遷移的活動。文物遷移專車抵達北平後，周氏即在太和門“聚眾演講、靜坐示威”，使文物起運遭遇巨大阻力。無奈之下，宋子文於2月4日晚下令拘捕周肇祥，至2月17日將周釋放。（20）

明白了在當時的北平有轟轟烈烈的反對文物遷移運動，明白了有人甚至為阻止文物遷移而不惜流血犧牲，就明白魯迅在幾篇雜文中對文物遷移的幾句冷嘲熱諷，實在算不了什麽。把魯迅作為反對文物遷移的代表，實在有乖實情。

四

魯迅的《逃的辯護》《學生與玉佛》《崇實》等文章，都把禁止學生逃散和文物遷出北平放在一起說，批評國民政府重古物而輕人命。《崇實》裏更指出北平這塊土地，比北平所有的一切古物更古，國民政府竟隻顧搶運古物而欲置土地於不顧。合起來就是，國民黨政權重古物而輕土地與人民，所以令人痛恨。但這意思，也是反對古物遷移過程中，常被人道及的，並非魯迅的創見。

蔣凱論文強調，周肇祥在率領眾人阻止文物遷移時，就屢屢批評當局不顧北平“百數十萬民眾”的生命財產而“孶孶以求區區古物之安全”，是本末倒置。在1月31日的一次聚會中，周氏慷慨激昂地斥責文物遷移是“政府棄我北平，而絕其生機也”。質問當局：“對於土地人民，不加顧慮，而惟古物是視，是誠何心？”又說：“國難經年，不思奮鬥，即圖遷避，既墮士氣，複搖人心，於治安前途，影響甚大”。這就很像是魯迅表達的意思了。

1月15日，北平市工聯會召集會議，會上也指出：“政府當局不顧人民安全、國家淪亡，專注意古物遷移，不免引起民眾懷疑”。18日，北平市工聯會又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要求收回北平文物他遷的成命，未及時得到答複，遂於22日發表“告全體北平市民宣言”，號召全體市民一致反對北平文物他遷。“宣言”首先質問政府：“對於平津和華北的人民可曾顧及到，對於防空的工程可曾布置過，對於長期抵抗的計劃可曾發表過，對於在冰天雪地裏的勞苦功高的義勇軍可曾有過接濟，榆關失守中央的援軍可曾開到？”在質疑政府抗日的誠意後，強調北平古物不可搬移：

古物固然是可愛的寶貝，然而比起整個國家，比起數百千萬方裏的土地，比起過半數的全國人民，那個是輕，那個是重？即便我們退上一萬步想，遷移，遷移到什麽地方是安全的？南京是安全的麽？然而去年日本的大炮僅僅響了兩聲便整個地遷到了洛陽；那麽上海是安全麽？可是去年我們那榮華燦爛的閘北卻成了粉碎。

這也與魯迅口吻很相近。

1月28日，北平市各自治區公所、市商會、市農會、工聯會、律師公會，公益聯合會、河北農工協會等多個民眾團體聯合致電林森、蔣介石、宋子文、於右任等政要，其中說：“市民與古物共存亡，務請立予停止裝運，免激事端。調到車輛，移運米煤，以充軍實而恤民生”；又說：“當此華北緊急，政府應殫精竭力為土地人民謀安全，示中外以守死不去，不應隻顧文物，乘機先徙。”這些團體強調政府應把土地人民置於首位，而不應敵軍未到而搶運文物，甚至要求把已經開赴北平的專車，改派運米運煤，為國防和民生服務。

據蔣凱論文，1月21日，上海的《中華周報》上發表一篇題為《古物遷移問題》的短評。文章指出政府麵對古物的兩難：“南移又怕中途搶劫損失情事，留京又怕萬一發生意外”，進而指出，一旦日軍南侵、平津陷落，則“亡國滅種就在眼前，區區古物就完好如初，有何意義？”因此，處置故宮文物最可取的辦法就是置其於不顧，積極抗日、保家衛國重於其他一切。文章寫道：

日本欺負我們到這樣地步，稍有人性者處此，應該要像電影裏，仇人相遇，即刻拿起桌上的花瓶擲去，不管他是否家傳寶物，人到了要不顧一切的時候，死生尚且置諸度外，還有何物可以留戀。

應該說，這些話，特別像是出自魯迅之口。前麵說過，魯迅對北平文物遷移，是“為反對而反對”。但用“為反對而反對”恐怕也不能完全解釋魯迅的動機。古物遷移，隻是遷移到暫時比較安全之地。而如果國土全部淪亡，就算古物保存完好，對於中國人民又有什麽意義？魯迅內心深處，應該是有這樣的想法的。也正是在這種想法的左右下，他才對文物遷移嗤之以鼻。

蔣凱論文指出：“這種思想在當時可以說是主流，此類時評短文在各大報刊中比比皆是。”南京的三日刊《社會新聞》曾刊載過一篇題為《保存古物》的時評，署名如水，表達的觀點與上海《中華周報》上的《古物遷移問題》相似，而言辭更為激烈。作者開門見山地表達了反對文物遷移的態度：“今日中國之所以急且要者，不在此古物之保存與否也，而在此國土之存與亡否也，國土能存，則古物不待保管而自保矣！”如果國土仍在，古物自然得以保全，如果國土淪喪，那今日之遷移古物的行為隻能成為笑柄。作者告誡政府，在國難日益深重的情況下，“勿斤斤注重於古物，而漫漫忽視乎國土，須知國家之所以為國家，在國土不在古物也。文章認為文物遷移的行為是“亡國之象”。更指出，文物南遷，未必就能保其安全，因為“我古物之可至也，日人之飛機大炮亦能至也。”保全古物的唯一方法，是奮起抗戰，將入侵者趕出國門。

蔣凱論文中說，廣州的《南華評論》於1933年2月4日發表了題為《故宮文物南遷》的文章，署名肇岐。文章指出，在國難如此深重的情形下，全國上下應該一致考慮的是如何保存國土和如何保護人民，根本不應該以古物為念。如果“國土淪亡，人民奴隸”，那“古物對於自己還有什麽用處？”如果北平淪陷，“就拿全故宮的文物去殉華北幾百萬方裏的土地，和幾千萬人民又有什麽不值得？”文章還用了一個比喻。人家著了火，沒有不先把孩子抱出去再搶救物件的。而國民政府置北平人民於不顧，隻顧遷移古物，正如家裏著了火卻先搶出物件而一任孩子葬身火海，所以是荒謬的。（21）這樣的比喻，也應該是很對魯迅胃口的。魯迅的《逃的辯護》《學生與玉佛》《崇實》等文章表達的也正是這種觀點。在魯迅看來，政府禁止學生逃散卻急著遷移文物，正如家裏著了火而首先搶救物件卻又禁止孩子逃出。

五

魯迅認為國民政府之所以急於把北平文物南遷，是因為這些文物能夠換很多錢，而之所以禁止學生逃散，則因為學生不值錢。《學生和玉佛》最後的打油詩所謂“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錢”，是說學生不能如玉佛一般值錢，所以不準逃離北平。《崇實》則把話說得更刻毒了，說大學生因為“沒有市價”，所以不被重視，如果在歐美的市場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會同文物一樣，裝箱運出，藏於租界上的外國銀行保險櫃中。

說國民政府急於運出北平文物，是因為這些文物值錢，並且隨時準備拿這些文物換錢，當然是不符合實際的。但這種指控卻又並非沒有來由。實際上，一直有人主張將故宮文物拍賣，而反對北平文物遷移者，也每每指責國民政府是衝著文物的經濟價值才急於將其遷移的。在這種指控上，魯迅仍然沒有發明什麽東西，仍然是在重複他人的說法，隻不過把話說得更直接、更尖刻而已。

前麵說過，當馬衡積極準備故宮文物遷移時，其子馬彥祥在報紙上接連發表文章，反對文物遷移，而“值錢”也被視作政府急於遷移古物的原因。馬彥祥在天津《益世報》自己主編的副刊“語林”上發表《舊事重提說古物》，其中說：“因為古物之值錢，結果弄得舉國上下，人心惶惶，束手無策，這種現象，想起來實在有點好笑。我們國難一來的時候，不是大家都眾口一詞地說‘寧為玉碎，勿為瓦全’麽？現在為了一點古物，便這樣手忙腳亂，還說什麽犧牲一切，決心抵抗？要抵抗麽？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22）

把故宮古物與錢掛鉤，其來有自。早在1928年，就有拍賣故宮文物之議。劉北汜在《故宮滄桑》中說，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派易培基接管故宮博物院。而國府委員經亨頤卻提議廢除故宮博物院，拍賣或移置院內一切物品，理由是故宮本身為“逆產”。6月29日，國民政府召開會議，討論經亨頤提案，並予通過。經易培基、李宗侗等人力爭，經亨頤提案終被否決，1929年2月，國民政府正式任命易培基為故宮博物院院長。（23）

蔣凱論文指出，到了1932年8月，出賣故宮文物的風聲又起。香港的《工商日報》於8月24日刊文，說蔣介石指使李石曾、易培基將故宮博物院及古物陳列所古物售與美國，估價兩萬萬二千萬元。這當然是謠言，但在社會上卻流傳甚廣。易培基趕緊於8月25日出麵辟謠：“近來外間對於故宮古物裝箱標賣謠傳甚熾，其原因：（一）素來關心故宮之社會人士，惴惴焉惟恐有上項事實發生，此其一。（二）熱河朝陽疊來告急，故宮蘊藏古物，一般人民恐有意外發生，而主張運於妥善地點，藉以永久保存，此其二。由此兩點主觀意見之下，又恰遇本院購辦木箱，遂釀造不經之流言。”拍賣雖然是謠言，但遷移卻已提上議事日程。一開始，有將故宮文獻遷西安之說。而“文獻遷西安”的說法“與本就傳說的拍賣流言相結合”，產生了“故宮文物遷移拍賣”的新版本。在這個傳言的影響下，9月1日，陳寅恪、顧頡剛、吳其昌、洪業四教授聯名致信國府諸政要，說道：

北平故宮文物，近月忽有遷移抵押一說，初疑讕言，漸似定讞。黑幕雖未揭開，傳說亦已載道。謂先將一應文物，裝入木箱，準備朝令夕移，一俟時局稍見緊張，即由政府下令遷運。將破爛檔案，移至西安，以塞國人之口，然後將精華由海道派兵艦運至上海香港，一部由平漢路運至漢口轉滬，而事前已與中外資本團體接洽妥當，先將宋元明清各朝瓷器若幹，抵押三千萬元，然後漸次遞及其他，賺保存之名，行拍賣之實。

陳寅恪等人把聽說的政府“陰謀”和盤托出，目的也在於更好的阻止“陰謀”的實現。陳寅恪等高度評價了故宮文物的學術、藝術等方麵的價值後，指出即便出賣故宮文物是為了換取抗日經費，也是不可取的，因為“亦何異貨祖宗之墳墓，以與鄰人訟？非不當訟，如此訟，雖勝其如有餘辱何！”他們反對國家出賣故宮文物，哪怕以籌措抗日經費的名義也不行。他們也不讚成文物移出北平。他們向政府提出三點要求：（一）明令故宮古物不得遷移，以息國人驚疑，以絕國賊陰謀。（二）努力從速籌劃在“遷移政策”以外之種種妥善保全辦法。（三）允許全國合法團體，隨時有調查古物之權。

蔣凱談到，也是在9月1日這一天，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常務理事王造時、章益、謝循初等人，也聯名發出電報，敦請北平教育界就近調查“故宮文物遷移拍賣”之傳言真相，曰：

各方傳聞故宮古物有出賣消息，此事關係我國文化極大，我輩服務教育事業，更不應袖手忽視，令一般宵小之徒，利令智昏，將數千年文化之精粹，委諸外人，希即就地徹查，嚴行監督，並電示真相為荷。

反對故宮文物拍賣的聲音很強勁，但也有力陳拍賣之必要者。蔣凱論文也介紹了這方麵的聲音。1932年10月，天津《大公報》刊載了萬言長文《對於北平古物應否拍賣之討論》，文章指出拍賣文物的傳言確係不實之謠言，但又極力強調拍賣之可行、之必要：

夫事有輕重之不同，物有貴賤之各異，經有行權之術，理有緩急之分，如此輕而彼重！固當舍此以就彼，如此賤而彼貴！尤當去其賤者，以存其貴，此固因一時之得失，暫時從權之道也。然試思中國今日之所最重者，有孰逾於國家？所最貴者，有孰逾於領土？苟以國家領土而與古物較，我知雖三尺童子，亦必知古物固莫及國家領土萬分之一也。時至於今，國家遭逢外患之憑淩，整個國家與廣大領土，且莫能保守為我之所有，又何有於區區古物？此理彰彰甚明，無待贅言。

故宮古物雖然可貴，但顯然不能與國家、領土相比較。出賣古物以救國，是天經地義之事。作者還對拍賣所得做了細致分配：以百分之十五購置戰鬥機及一切軍械；以百分之五建築堅固要塞堡壘；以百分之二十五購建驅逐艦、潛水艇等小型軍艦；以百分之三十建築川漢隴海粵漢川滇等鐵路；以百分之二十五建築鋼鐵機器紡織等工廠。

在當時，日軍飛機特別令中國軍隊頭疼，中國軍隊在空中處於絕對劣勢，所以有“航空救國”運動。蔣凱指出，抵押故宮文物以購置飛機，也成為一種主張。1933年第38期的《政治評論》上，曾發表《抵押古物購買飛機》的文章，其中寫道：“吾人熟思審慮，認為抵押古物以購買飛機，既可獲古物之安全，複可增大國家之自衛力，一舉兩得，計無善於此者。”又說：“如能以此一萬五千箱古物，向本國及外國銀行抵押一千萬元，則咄嗟之間，至少可購進飛機一百架，其充實於國防實力者，至為巨大，而古物之保管問題，亦得解決。”（24）

抵押、出賣故宮古物，在當時並非戲言，而是一種一本正經的意見，而且聲音很響亮。蔣凱在論文中說：“1932年8至9月間，關於故宮文物拍賣的傳聞甚囂塵上，全國輿論物議沸騰，大多數評論均持消極態度，特別是文化教育界，反對更行激烈。關於此拍賣之事，究竟是個別媒體的捕風捉影；抑或是確有其事，隻因反對激烈而流產？現在無從考證。”（25）蔣凱的意思是，國民政府也可能確曾有過拍賣故宮文物的打算，隻因社會上反對的聲音太強烈才作罷。我以為，這種“可能”是沒有的。

但不管怎樣，當局意欲出賣故宮古物的傳言當時“甚囂塵上”，也的確有人正麵地、明確地主張出賣或抵押故宮文物，既如此，魯迅在《學生和玉佛》《崇實》等文章中指責政府搶運故宮文物無非是因為文物值錢和隨時可換錢，就並非一己的憑空想像，就仍然是一種有根據的指責。

所以，魯迅的《逃的辯護》《學生和玉佛》《崇實》《戰略關係》這幾篇文章對文物遷移的嘲諷，在當時轟轟烈烈的反對文物遷移運動中，實在不值一提。在回顧、研究和讚頌當時的文物遷移行動時，把魯迅作為反對文物遷移的代表，實在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另一方麵，因為在今天看來文物遷移是正確的，就硬說魯迅其實並沒有反對文物遷移，相反，倒是讚成政府此舉的，這也同樣是與實情不合的。要知道，反對文物遷移，在當時是主流意見。在當時反對文物遷移，絲毫無損於魯迅形象。魯迅對文物遷移的批評、在關於此事上對政府的指控，絲毫沒有自己的創見，隻不過說了幾句別人也說過的話，當然，說得更尖刻些、更毒辣些。如果說魯迅的這幾篇文章有什麽獨特之處，那就是把當局禁止北平學生逃散與搶運古物放在一起談，讓兩件事形成對照。目前為止，的確沒有發現其他人也把這兩件事相提並論過。

注釋：

（1）見《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六卷（1931—1933），韓信夫 薑克夫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7月版，第4308頁。

（2）（7）鄭欣淼：《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3）魯迅：《逃的辯護》，見《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

（4）魯迅：《學生和玉佛》，見《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頁。

（5）魯迅：《崇實》，見《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頁。

（6）魯迅：《戰略關係》，見《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27—28頁。

（8）朱正：《為反對而反對：從魯迅<戰略關係>談起》，見《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

（9）符傑祥：《魯迅‘反對’文物南遷考辨》，見《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2期。

（10）（11）(12)(13)孫瑛：《魯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37頁，第43頁，第43—44頁，第45頁。

（14）見《魯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頁。

（15）王彬彬：《風高放火與振翅灑水》，收入《風高放火與振翅灑水》一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53頁。

（16）(17)(19)（20）（21）（24）(25)蔣凱：《1933—1933年故宮文物南遷研究》，浙江大學曆史係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6月，第19—21頁，第24—30頁，第33—34頁，第24—30頁，第19——32頁，第10—17頁，第15頁。

（18）(22)馬思猛：《馬衡父子與故宮文物南遷》，見《中國文化報》2010年5月5日。

（23）劉北汜：《故宮滄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77—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