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中國國家結構/地方行政製度/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曆史沿革與經驗教訓
曆史沿革
中共統治下中國實行的是單一製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模式。這樣的製度在中國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在秦代以前，中原王朝的統治結構較為鬆散，商代至更早時期甚至沒有係統和明確的中央地方關係連接，中原核心政權僅僅靠武力和文化紐帶臨時性的懾服四方。而周王朝以血緣為主要紐帶的分封製體係則明確了王室與封國的關係，各封國權力遠大於王室，春秋戰國時期各封國更是成為實際的獨立國家。
而秦始皇統一六國、征服嶺南後，結束了周王朝的分封製體係，實行郡縣製的地方行政製度，將全國（天下）劃分為36個郡，各郡行政、司法、財政、人事等各項事務均由中央決定和管理。而秦朝滅亡後，經曆短暫的諸侯割據與楚漢爭霸，繼承者漢王朝實行“郡國並行製”且名義上延續400年至漢朝滅亡。但經過“翦滅異姓王”和“七國之亂”等中央地方衝突且中央勝出，以及“推恩令”、“附益法”等削弱諸侯國的法令頒布後，漢朝長期實行的是實際上的郡縣製（除西漢東漢相交和漢末群雄割據這兩個特殊時期）。各諸侯王國的權力並不比郡縣大，甚至還有一些額外的約束。此後的三國兩晉南北朝，雖然包括國家結構在內的製度紛繁複雜，但大體上和名義上實行的都是郡縣製。
而從唐代開始至宋代，郡縣製演化為“道”“路”製，地方的一級行政區區劃麵積擴大，地方自主權和實力也相對增強。唐朝後期節度使製度的推行和默認，則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製度性地方分權割據時期。而結束紛亂的五代時期的宋王朝，則重新建立起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形式上沿用了唐代的“道”製（改一級行政區為“路”），但實踐上更類似於秦漢的郡縣製（因為更加中央集權、地方區域劃分也更細碎），並通過分拆地方長官的權力於多職（如設立“通判”）、加強文武官員流動性（如“更戍法”）來弱化地方權力和強化中央集權。
而奠定當今中國國家結構和行政區劃的製度，是元王朝時建立的行省製。相對於宋朝，元朝疆域遼闊，統轄的各地區之間也有明顯的地理分割、文化差異、族群差別。因此，為便於管理，實行了行省製度，將當時元朝疆域內漢族人占多數區域劃分為10個行省進行管轄（隻有嶺北行省非漢族占多數；西藏、中亞等地另有其他形式的區劃和製度）。但與此前的郡縣製、道路製下的地方政府不同，行省製下各行省機構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而非地方政府機構、行省首長身份是中央官而非地方官，且往往在所轄區域巡查而非固定辦公（這也正是行省製“行”之意），主要代表的當然也是中央的利益而非各行省地方的利益。而由於元王朝是蒙古人為統治階層、並將境內國民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權利義務大相徑庭階級的政權，所以，其政權性質和行省製都具有一定的殖民主義色彩，行省製度是蒙古貴族統治、剝削、掠奪漢人在內各民族的製度工具。也正是如此，行省製度比以前任何中央地方關係製度，都更加強調中央的權威而不顧地方利益。
明王朝建立後，逐漸將元王朝的行省製度改為三司/布政使司製度。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司、都指揮司，分別管轄行政區劃內的行政/民事、司法/監察、軍事事務。相對於行省作為中央派出和巡查機構，三司製度中各地的三司，更接近於郡縣製和道路製那樣的地方固定行政機構。三司製度下，地方仍然要聽令於中央。而且由於三司製度將行政、司法、軍事分割並交由不同官員管理，就更能分散地方權力、相對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因此，明朝同樣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其集權程度超越了元朝。但到了明代中後期，由於江南等地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地方文化的發展，中央集權有所鬆動。
而清王朝則在形式上基本繼承了明王朝包括地方行政製度在內的許多製度（不過“三司製度”名稱上逐漸變為“省製”），這也被稱為“清承明製”。但其實，清王朝的製度在本質上與明王朝頗為不同。清王朝其實就是滿清王朝，是一個異族的殖民主義政權。它的首要任務是維護滿洲貴族的統治地位和各種特權，即其自我美化所稱的“首崇滿洲”。
在這樣的前提下，清王朝的一切製度包括地方行政製度，都以利於滿洲貴族利益為原則。而由於滿洲貴族是統治階層且集中在中央政府，所以其國家結構是比明朝更加中央集權的，且會為中央不惜犧牲各地方的任何利益。清朝的省級首腦被稱為“巡撫”，即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巡查者，也表現出類似於元朝行省製的特征。在“巡撫”之上還有管轄一省至多省軍政事務的“總督”，讓“總督”和“巡撫”相互製衡，以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雖然總督製後來反而導致地方勢力坐大，但一開始的確是滿清中央為了加強集權、控製地方而設置）。而各州/府、縣官員，雖然相對省級官員而言有更多地方官色彩，但仍然是由中央任免並為中央服務的“派出官”而非代表當地民眾利益的“保民官”。
以前秦漢的郡縣製、唐宋的道路製、明朝的三司製，雖然也中央集權，但都要一定程度顧及地方的利益和訴求，相對按照是非和道理來劃分中央地方權力和分配利益。而清王朝的國家結構/地方行政製度設計及實踐，都不惜一切維護政權穩定和統治階層（滿洲貴族及漢族官紳階層）利益，並將政治經濟資源高度向首都北京傾斜。它也會打壓可能威脅到其統治的地方力量，例如對其曾殘酷屠殺、經濟基礎極佳的江南地區，就百般打壓。而對於滿人之外其他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少民反抗，則不惜使用包括種族滅絕在內的各種方式進行血腥鎮壓和清洗（如對準格爾蒙古人和陝甘回民的滅絕式屠殺），以及挑唆乃至故意製造漢族與各地少數民族的矛盾（如在新疆青海等地製造漢、維、藏、回、哈各族的衝突對立），以維護清王朝在邊疆和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統治。同時，它也會采取各種措施推動國內各區域實力和話語權的相對平衡，但並非出於拉近發展差距、促進全國同一性的好意，而是為了分化地方從而保障中央對全國的控製。而且，它不僅不會促進全國的同一性，還會通過扶植各省官紳精英，故意分化各區域、增大各區域的差異與對立。如今中國的地域差異與矛盾，很多即是清王朝時期形成、統治者通過各種方式故意造成的。
清王朝這樣的國家結構模式，的確令其實現了對版圖內各區域的長期有效控製。但由於滿洲貴族的統治過於不得人心，各地的反抗運動仍然接連不斷。而兩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讓閉關鎖國的清王朝被迫打開了國門和進行各種改革，造成了一係列政治經濟衝擊。這些衝擊就包括中國各地方與中央關係的變化。太平天國運動沉重打擊了清王朝在長江以南的統治，還客觀上造就了湘淮漢族地主階級的崛起。西北和西南的回民、苗民、彝人的一係列起義，也打擊了清王朝在當地的統治、促成了參與鎮壓起義的漢族地方勢力興起。這時的清王朝中央集權體係，已經出現巨大裂痕且難以彌合。而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後的“東南互保”，以及俄國與日本對東北和內外蒙地區的滲入，則讓清王朝的中央集權體係大部崩壞，中央朝廷隻能在黃淮以北、熱河以南還保持高壓控製。雖然後來清政府尤其滿洲貴族使用許多手段試圖重建中央集權，但反而引發了羽翼已豐的各地方漢族軍政強人的恐慌和反抗。最終，在反滿反帝製的民族主義暨民主主義洪流中，清王朝覆滅，其“清朝特色的中央集權體係”也一度消亡（之所以說“一度消亡”，是因為後麵中共又重拾了這一套，後麵會詳細講）。
而替代清王朝的中華民國，從1912年成立至1949年遷台，從未真正在全國範圍內實踐過一種固定的國家結構/地方行政體製。在民國建國前，對於民國實行何種製度，就眾說紛紜、爭論不休。有的認為中國應效法美國實行聯邦製，有人主張類似於邦聯製的“聯省自治”，還有的幹脆主張各省獨立，將中國分為二十餘個國家。大多數設計和建議都傾向於地方的分權自治，隻有少數人如孫中山傾向中央集權/更加小範圍和分散化的自治（縣域自治）。這些爭論到了民國建國後也一直沒有停止。而在實踐上，由於民國多數時期處於諸多政治勢力割據的局麵，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推行一種覆蓋全國的地方行政體製。而在1928-1937年、1945-1949年這兩段中國較為統一的時期，民國基本是按照清代的省製來劃分行政區域的，但其中央集權程度遠不如清王朝及曆史上大多數王朝。而到了1949-1950年，隨著國民政府戰敗遷台、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中國大陸全域，民國時期的國家結構及地方製度之爭也告一段落。
中共統治集團對於中國國家結構的設計與實踐，也經曆了複雜的演變。在中共尚未統治大陸全域之前，中共大多數領導人傾向於地方分權和自治，甚至主張中國分裂和地方獨立建國。毛澤東本人在青年時期就積極參與“湖南自治”、“湖南獨立”運動，並聲稱希望中國“最好分為二十七國”。而中共在1927年發起“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一係列暴動後，在南方建立了許多塊根據地，並於1931年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定都”江西瑞金。1937年，轉移至陝北的中共又建立了“陝甘寧邊區政府”，還在全國開辟了若幹個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都屬中共割據政權管轄。1945-1949年，又在東北和華北建立了若幹軍政自治機構。在這些時期，中共當然渴望國內國際承認其割據政權的合法性，因此非常支持利於地方分權的聯邦製、邦聯製及其他地方自治形式，乃至鼓吹中國各地分離獨立。而由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國民黨的漢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立），中共也一直非常支持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對外蒙古獨立運動、新疆/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西藏獨立運動，以及非民族性質的台灣獨立運動，都表達過明確的支持。中共還為內蒙古自治運動和新疆維族穆斯林的“三區革命”出了大力，蒙古族人烏蘭夫（布赫）、維吾爾族人塞福鼎·艾則孜都是中共高層的核心成員和在邊疆地區的領袖人物。
但在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全境後，就迅速改弦更張。除在少數民族地區暫時實行過一段有一定真實度的自治（如1959年前的西藏就幾乎是半獨立狀態，而新疆、內蒙古、寧夏、廣西乃至東北，也都有相對於內地更大的自主和雖然稀薄但遠高於內地的自由），對全國其他區域全部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單一製結構模式，中共控製的中央政府將處理一切重大事務的權力包攬。不僅涉及全國層麵及中央地方共管的領域被中央控製，地方自身的重大事務也都須中央介入和批準。而且，中共治下的中國政治體製是一個雙軌製乃至多軌製的權力體製，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黨和政府兩套班子，名義上平行和各有分工，實際上黨大於政且黨領導政。不過，無論是各省級行政單位的省委書記/直轄市市委書記，還是省長/直轄市長，均為中央派出的官員，而非真正的地方官。這與元清兩代省級主官的性質一致，省級主官唯中央馬首是瞻，而沒有對地方事務的自主權。
此外，中共還控製著全國各地的軍隊，“黨指揮槍”的同時，地方政府卻對軍隊沒有管轄權（相反在改革開放前軍方反倒能幹預地方政務）。公安、法院、檢察院等強力機構同樣是首先接受黨的領導而非政府領導（更非獨立行使權力）。而中國共產黨這個政黨本身也是高度集權和非民主的，所以黨的高度集權也意味著行政、司法、軍事的高度集權。這種集權既體現在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各部門對主管機構的服從，也體現在地方對中央的服從。還有，黨紀要求黨員不能顧忌自己的地域、民族、性別等出身，要求無條件對黨忠誠和服從黨紀。現實裏黨員當然不會大公無私，但也會將黨的利益/黨利益共同體的利益看的高於自己的地域和民族出身。這當然也會遏製地方主義和強化中央權威。
對於中共統治集團而言，中央集權也是對其最有利的選擇。集權不等於專製，分權也不意味著沒有了專製，但地方分權的確會挑戰中央和其他地方專製者的權威，威脅到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中共之所以能夠擊敗國民黨，一定程度就是利用了國民黨內部派係林立、人心不齊、地方割據勢力和軍方各派自私自利的弱點。而中共當然不希望再重蹈國民黨的覆轍，所以對地方主義和黨內軍內的山頭主義非常警惕和全力打壓。
正是在以上原因的影響下，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全域後，放棄了自己在野和割據時期倡導的聯邦和分權製，選擇建立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形式。後來的曆史實踐證明，這樣的國家結構的確有利於中共對全國的統治及統治的穩定。但這樣的集權對許多地區的人民，則是巨大的痛苦甚至災難。中共製造的各種暴政，如“鎮反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導致的經濟崩潰和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都波及了中國大陸幾乎所有區域。麵對全國範圍內的專製高壓和政治清洗，人們既無法反抗，又無處逃離。
中央集權對專製暴政的加持，最典型體現在1959-1962年的大饑荒中。由於中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違背客觀規律和現實情況，采取定高生產和繳納指標、“外行領導內行”的胡亂指揮、盛行浮誇風和“共產風”等，導致工農業經濟全麵崩潰，尤其農業生產的惡化。同時，農民還需要繳納遠超正常額度的公糧。這導致了全國許多地區出現大饑荒，以安徽、四川、河南等地最為嚴重。大饑荒共導致全國約3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而皖川豫三省即占到其中的1500萬人以上。
而之所以這三省出現了如此巨大規模的饑荒和死亡，不僅在於工農業生產的崩潰，更在於強製征糧政策和大量糧食的外運，以及對逃荒民眾的圍堵和鎮壓。當激進的農業集體化失敗、糧食產量下降後，各農業大省卻仍然按照虛報的糧食產量外運糧食。而且，由於全國包括京滬都出現了糧食緊張，所以中央更加要求農業大省將生產的糧食運往京滬津等大城市、東北和河北北部等工業區、山西陝西部分工礦集中區、邊疆地帶、軍隊駐地等（也有一些糧食運往省內城市和工業區），以保障這些地區幹部、市民、工人、軍人的糧食供給。於是，各農業大省對農民“餓口奪食”，動用幹部和軍警硬生生將糧食從饑餓的老百姓那裏搶走，以完成中央下達的征糧任務，以保衛北京糧食安全、支援外省工業生產。而強製征收省內糧食以保障京滬等大城市糧食供給、導致四川數百萬人餓死的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還因此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稱讚。
而當饑餓的民眾試圖逃荒到外地謀求生路時，也遭到當地幹部和軍警的堵截和鎮壓。在曆史上，一地發生饑荒後，饑民難民往往可以前往他鄉投親靠友乃至乞討要飯，以圖活命和在未來回鄉。如1942年因戰爭和蝗災導致的河南大饑荒，許多河南饑民都逃至隔壁的陝西省謀活路，也確實有很多人因此活了下來。而在1960年前後的饑荒中，安徽、河南、四川、甘肅、江西等饑荒嚴重省份的各級幹部和軍警，都在中央指揮下堵截試圖逃荒要飯的饑民，許多饑民甚至被軍警打死打殘，或被關在收容站病餓而死。而在堵截和鎮壓下無法離鄉求生的饑民農民，大批在家鄉餓死或自殺。
這一切，不僅在於專製極權和極左盲動，還在於中央對地方利益的完全蔑視、對地方自主權的完全剝奪。如果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各地方自主權和利益訴求有一點尊重，就不會要農業省份連救命存糧都上交以供給他處；如果安徽、河南、四川等省份的官員、幹部、軍警，哪怕有有限的自主權（而非完全受製和聽命於中央），以及顧念本省本地鄉親百姓的基本生命權（而非隻諂媚中央領導），都不至於從饑餓的農民那裏強製征收幾乎所有存糧、連口糧都不留，也不會為全國政權穩定和其他省份政治社會安全而禁止居民逃荒求生。而中共政權之所以能成功“餓口奪食”、阻遏逃荒，以及鎮壓了各種零星的反抗，也正體現了其集權的強大和恐怖。
而改革開放之後，這樣的慘烈災難未再發生，但專製下的中央集權體製，仍然在損害著中國境內許多區域人民的利益。
一般來說，單一製的國家非常重視國內各區域各群體的平等和同一，全國實行一種製度、一套法律，中央各項政策也會一視同仁的在全國各地施行。當然，單一製國家往往也會對貧困、落後、邊緣地區進行一些支持和補助，努力縮小區域差距，實現國家全域的協同發展。
但中國恰恰相反。中國的單一製國家結構與政治體係，一方麵高度的中央集權，中央權力覆蓋全國各地各領域，各地方都要服從中央的指令；但另一方麵，中國卻有著嚴重的製度性的區域和城鄉不平等，人為製造了區域之間乃至人與人之間的製度鴻溝，不同地域和身份的國民擁有的權利和享受的公共服務差別巨大。這以極具中國特色的“戶籍製度”最為典型。
世界上有不少國家都有類似於戶籍製度的身份認證體係。但通過戶籍製度將國民劃分為許多權利不平等的群體和階層的國家，現在隻有中國大陸和朝鮮。中國戶籍製度可追溯到古代的“編戶齊民”，是國家控製國民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來征調賦稅和徭役，以及促成國民對政權的依附與服從，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一個典型特征（“封建”在此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涵義，下同）。而中共建政之後，就將“編戶齊民”改造為戶籍製度，並將其對人身的控製與劃分人的等級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中國的戶籍製度，將人的身份與其個人及家屬所享有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各種權利和社會保障的類型及級別高度捆綁。戶籍製度對人身份的區分，包括將國民分為幹部和群眾（群眾又被分為工人和農民）、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以省級行政單位區分的不同地域居民。在計劃經濟時代，戶籍身份與資源配給高度捆綁，且通過戶籍將人固定在其工作生活的地區，不能隨意旅行和遷徙。而改革開放後尤其進入21世紀以來，戶籍製度有了較大鬆動，跨城鄉和地域的人口流動管理越來越鬆，不同戶籍身份的國民之間的資源配給也不再那麽固定，國民戶籍身份的變更也變得相對容易，但戶籍帶來的人與人的不平等仍然廣泛存在。
關於城市/非農業和鄉村/農業戶口的差異，因與本文關聯不大，在此不細述，這些完全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查詢。而不同區域（以省級行政區劃為界限）的戶籍差異，與中國的地域差異、製度性地域歧視、地域矛盾等密切相關，也反映了中國特殊的單一製國家結構所造成的種種不公不義。所以，在此相對詳細的談一下中國的地域戶籍差異及與之相關的地域問題。
中共治下中國各地域的概況
中共治下中國的單一製國家結構，與元明清類似，都是以省（或類似規模和性質的行政區劃）為單位將全國劃分為若幹一級行政區。雖然中央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重大問題上，可以直接管到縣級，但大多數事務都是通過省級機構進行管理與處置。而中國的地域及地域差異，也以省為單位劃分和比較。不過，在山川地理形勢、文化與價值觀、曆史變遷等因素影響下，往往也會出現一些並不以省級行政區劃為界限的區域，如東北地區（東北三省加內蒙東部）、江南地區（一般特指江蘇省和浙江省，一般不包括上海、安徽、江西）、嶺南/兩廣地區（廣東省和廣西省）、西南地區（雲貴川，一般不包括西藏）、西北地區（陝甘寧，一般不包括新疆），這些區域也會形成現實的利益共同體，中央也會按照區域來索取和分配利益。
北京
建國至今，首都北京是現行體製和國家結構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獨尊的地位和極為豐厚的利益。由於北京是中共中國的首都，是決定全國命運的權力中樞所在，又集中了中共統治集團的各種權貴精英和基本盤，所以獲得了最大程度的政策傾斜、資源供給、發展優先權。毛時代的北京，既是政治風暴的中心和政治風向標的所在，更是一切大政方針的策源地。而擁有北京戶口的市民，則在那個物質極端匱乏的年代擁有令全國其他任何地區都豔羨的食品和消費品配給，以及免費和相對優質的教育和醫療服務。而這些供給，很多都來源於對其他省份的“抽血”，例如前述的在饑荒年代從農業大省強奪糧食供應北京。北京市民不僅在民生上相對優越，也更易參與和滲透國家政治，起碼比其他任何地區都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政策和資源。
而改革開放之後，北京的政治文化地位仍然在全國首屈一指。雖然經濟相對南移，但北京仍然通過行政手段從全國各地獲取巨量的資源和利益，全國各地仍然被迫任北京予取予求。無論是南方的稅收，還是中原的人才，以及周邊河北省的所有有價值資源，都被北京大量吸收。居住在北京的各種既得利益者也在不斷增多壯大，並以“北京戶口”作為身份認同和利益連結的紐帶。擁有北京戶口的市民，在教育、醫療、就業、住房、養老及各種公共服務方麵，擁有著非常大的優勢和特權。例如北京戶籍居民高考得到清華北大等全國性名校錄取的比例，平均是其他省份的二十多倍。而北京的醫療資源也是全國最頂尖，上海、廣州、成都、南京等城市醫療資源相合也不及北京。當然，不同身份的北京戶籍居民，其福利待遇也千差萬別，如高級幹部和普通市民的醫療保障就差距極大，但整體上所有北京戶籍居民都是國家的特權者。而國家的內政外交軍事民事人事等諸多方麵，凡是涉及到北京和其他地區利益衝突時，都優先考慮北京及北京戶籍居民的利益。
而這一切，都是北京利用政治地位、通過行政強製力獲得和維護的，而非北京及北京戶籍居民的貢獻所應得。相對於西安、洛陽、南京、杭州、開封等位於漢文明精華區的曆代都城，北京偏居北方一隅，經濟文化本來都不發達，僅僅是依靠重北輕南、帶有強烈軍國色彩的政權和割據勢力強製開發的城市。它缺乏自立式經濟造血能力，文化底蘊也不深厚，政治上更是頑固保守。而行政手段雖然讓北京發展壯大，但是以供給資源的其他區域的損失為代價的。還有，北京雖然從全國得到了豐厚的資源，以及受到中央政策的優先照顧，但北京戶籍居民內部也被分成三六九等甚至更多等，按照或明或暗的等級秩序領取所得，少數權貴得到了最優質和大多數的資源，越往下所得越少。而沒有北京戶籍的外來“北漂”，則更是隻有義務沒有權利的“人肉電池”（當然他們也能蹭得一些北京相對於其他地域的特權利益，但非常有限）。“北京折疊”不止是科幻小說才有的景象，更是現實北京的文學映射，且現實比科幻小說的描述更複雜更殘忍。
另外，北京雖然得到了如此優越的條件，但卻並未有效帶動和輻射周邊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反，周邊地區被北京吸走各種資源，在各領域及政策上也首先要考慮和服從北京利益。河北省是北京虹吸效應的最大受害者，河北管轄的北京市外周邊地區被戲稱為“環北京貧困帶”。與北京相連的另一個直轄市天津，既是北京虹吸的受害者，但同時也在吸取河北的資源。
北京和天津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帶動周邊地區發展，在文化、思想、教育等非物質領域，也沒有給周邊乃至中國帶來正麵的、文明的、進步的影響。
北京是北方保守主義文化的中心和封建皇權專製主義的頑固據點。曆史上，凡是定都北京的政權，都相對專製保守，政策殘忍冷酷。相對於文明浸淫日久的中原和關中，以及經濟發達社會開化的江南，北京的文化、社會風氣、人的價值取向，都相對缺乏人道和公正，而有著明顯的等級色彩和非人權傾向，且社會潛規則盛行，官本位嚴重，崇尚權力而蔑視契約，還在現實中表現出種種冷酷與暴力。北京雖同為漢文化的輻射區，當地居民中漢族也占絕大多數，但卻有意吸收借用北方遊牧民族的價值觀念和言行方式，以及接納全國各種少數民族人員和勢力，來區隔其他地區尤其中原和江南的文化形態和公民組成。雖然近現代以來尤其改開以後，北京的思想文化及北京人的價值觀念相對變得多元，但整體上、與其他區域尤其南方相比，以上這些特征仍然相對突出。而且，北京那些思想開明進步的人，更多是自我享受而非傳道受業，也並不是北京文化的主流，並不能給他人他地乃至北京自身帶來人文關懷和社會更新，還與中下層北京人及“北漂”頗有隔膜。相反，北京各種保守落後的糟粕，卻在中央集權和“首崇北京”的政策下，會通過製度、政策、潛規則及人際往來等各種方式影響全國，包括影響國家的治國理念和大政方針。這對於中國顯然不是什麽好事。
而鄰近北京的另一個直轄市天津市，相對沒什麽需要詳細敘述分析的內容。天津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位於渤海灣沿岸、連接東北和華北的水路要塞）及特殊的曆史沿革（清末北方軍事重鎮和租界區、袁世凱等人的苦心經營），以及中共出於發展北方、拱衛北京等經濟政治目的，在天津設立了直轄市。天津的地位和獲得的利益遠遠不如北京，但也遠超環其周圍的河北省，並同樣從河北“吸血”。我個人認為，天津並無設置直轄市的必要，未來民主中國也應該廢除這一直轄市，將其並入河北（可作為河北省會，也可作為類似於廈門在福建的地位那樣的河北城市）。
東北
而中共中國單一製國家結構下，受益僅次於北京的地區，是東北地區。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中共之所以能夠擊敗國民黨、奪取政權，很大程度就是依靠在東北對蘇軍和日軍武器的接收，以及對偽滿軍隊的大規模收編、對偽滿公務人員的全麵留用。中共在內戰初期不確定能統一全國，甚至準備以哈爾濱為首都，隻控製東北地區。而中共取得國共內戰勝利後，因為東北籍黨政軍人員的突出貢獻、東北居民對中共的好感與忠誠，以及東北背靠蘇聯的地理優勢，將東北作為國家重點建設地區。在建國最初的十多年，東北以全國八分之一的國土麵積、十分之一的人口，獲得了約占全國半數的工業投資和蘇聯援助。而日據東北時代（即“滿洲國”時期），日本也對此地有很多工礦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這為後來中共統治時期東北工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全國各地普遍被貧困和饑荒困擾時，東北居民不僅衣食無憂，還享受著質量不算太高但在當時中國已非常優厚的就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保障。三年大饑荒期間，東北是京滬之外全國為數極少沒有大規模餓死人的區域，這也有賴於種種政策和資源優勢。而他們享有的這些資源，除一部分為蘇聯援助及自有自產外，大多數都是從其他地區調集和征收過來的。在這十多年中，東北得到了完全不成比例的資源供給與政策傾斜。直到1960年代中蘇決裂、蘇聯威脅入侵中國並在邊境陳兵百萬，中共推動“三線建設”，才將在東北和京津等地的一部分工業和重要機構遷往內地，稍稍平衡了全國各地經濟投入和工業生產嚴重不平衡的狀況。但即便如此，東北的工業化、城市化及社會保障程度，仍然遠遠高於除京滬津之外全國所有省級行政區域。而文革期間，東北受到的衝擊也相對最輕，其他地方大批打死人和摧毀文物古跡時，東北各種曆史遺跡包括滿清宮殿皇陵幾乎完好無損或隻受到輕微損害。當其他各地前國民黨人士紛紛被批鬥甚至殺害時，原偽滿出身的人士則普遍得到保全（或隻被象征性“下放”）。東北顯然是“前三十年”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當然，東北也創造了不少財富，如製造了大量工業品、收獲了各種農產品，以及提供了各種礦產資源，幾十年來為國家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相比而言，其獲得還是大於產出，其很多產出也是建立在獲得他處支持的基礎上。而東北的工業化文化，既頗有可圈可點的值得讚揚之處，也有頗多弊病（下麵會談到）。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優先對外開放和實行非計劃經濟（不完全是市場經濟）的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民生也在改善。而東北雖然也進行了一係列改革，但因計劃經濟沉屙已久，積重難返，經濟開始有所滑落。1990年代的國企改製和下崗潮，更是沉重打擊了東北的經濟民生。而對下崗工人安置的不到位及各種貪汙腐敗，也導致了各種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再後來，南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東北經濟越發沒落。東北曾經的輝煌一去不返（起碼暫時如此）。
但即便如此，東北獲得的各種中央層麵的政策傾斜、轉移支付、高考錄取比例優勢、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社會福利保障，仍然明顯高於全國除京滬津外其他任何地區。雖然東北經濟乏力，但大多數東北戶籍居民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都不用發愁（這四方麵也是民生的基本內容），這是其他地區大多數居民都夢寐以求而難以得到的。尤其在全國各地民眾都陷入“內卷化”的惡性競爭時，東北人可以輕鬆“躺平”。而這些都有賴於中央集權下中央對東北的偏愛與支援。雖然東北戶籍居民的各種相對特權不及北京和上海戶籍居民，但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加一起隻有4000萬左右，東北則有1.2億人。所以從獲取優先政策和利益的總量上，東北超越了京滬，成為中共中國單一製國家結構和中央集權政策傾斜的最大受益者。（即便東北最悲慘的大下崗時期，東北人整體和平均生活水平仍然高於全國大多數地區。下崗者也隻是東北人的一部分。而全國其他地方大多數人尤其農民階層在90年代也隻能勉強溫飽，教育醫療養老還是負擔不起）
例如高考錄取比例，北京和上海明顯高於東北三省（東三省高考錄取比例也遠高於青海寧夏西藏等人口稀少省份外所有其他省份），但每年北京和上海參加高考者人數加一起也遠低於東三省（例如2022年北京參加高考人數僅5萬人，上海也是5萬左右，京滬共計10萬；而黑龍江有18萬、吉林12萬、遼寧20萬，東三省共計50萬）。同樣，其他如各種教育、醫療、基建等投入，東三省所獲的支持從總量上也超過京滬。因此反而是東三省而非京滬獲取了利益總量最大的公共資源供給和政策傾斜。而且，相對於京滬許多“後來者”需要拚命打拚才能得到戶籍特權、與其他精英殘酷競爭，東三省即便平民也能共享各種政策資源紅利，不需要多麽激烈的與他人競爭（比如黑龍江鶴崗的重點中學很容易上，在北京想上同樣高考成績的學校卻需要拚各種資源和關係，僅購買學區房就需花費數百萬元）。
更重要的是，東北的政治地位一直都是極高的。在建國後，東北被稱為“共和國長子”，在“前三十年”得到了僅次於北京的地位與話語權。而改革開放至今，雖然東北經濟一直不佳，但政治地位和話語權仍舊得到了保持。在江浙、中原、嶺南等區域被中央予取予奪的情況下，東北卻一直可以保障既得利益（起碼保障東北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而各種全國性政策，也都優先考慮東北利益和關切。在中國的高度中央集權下，東北某種程度有很大的獨立性，不被中央完全駕馭，反而有時可以要挾中央。雖然我對中共內部的政治派係與權力鬥爭缺乏了解，但我可以肯定，東北地域利益集團及其關聯勢力，在中共決策層必定有著其他各區域都難以擁有的份量和話語權。
而由於東北相對獨立於關內的地理位置、相對特殊的曆史變遷，形成了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風氣、價值體係、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在曆史上，東北長期是女真/滿族、渤海、契丹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區，漢化程度低，缺乏文明的浸淫，因此很大一部分人崇尚弱肉強食、行為殘忍暴虐。而且，相對於匈奴、蒙古、突厥等其他民族在征服戰爭中雖然殘暴但也直爽坦誠的特征，女真等東北民族在侵襲內地和統治中國的過程中，不僅手段殘忍，還陰險狡詐、流氓成性、背信棄義。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其吸收了漢文化的“術”而缺了漢文明的“德”。而清末民初“闖關東”的大量漢人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頗受這類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影響。還有許多在東北的漢人，早年飽受異族屠殺奴役，但被征服和融合後，反而相對漢文化更加認同異族身份和文化，價值觀和言行舉止皆變得異化。雖然這很大程度也是惡劣的自然和人文生存環境催生，而非種族民族的基因和遺傳，但客觀上的確成為當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雖然並不是每一個東北居民都有這些價值觀和言行，但整體的社會風氣和一部分占人口少數卻非常突出的群體所作所為，的確就是如此。
清末至民國漢族人占了東北人口的大多數，但並沒有促成東北真正漢化，相反這些漢人某種程度被“滿化”了，或者說形成了獨特的東北文化。無論漢滿蒙回朝各族，都認同相似的邏輯與價值觀。而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更強化了類似的價值觀念、思想文化認同。日本人雖然利用“滿洲國”殘酷對待當地民眾、血腥鎮壓反滿抗日人士，但血腥殘酷程度明顯輕於全麵入侵中國後對關內各地的所作所為（尤其和華北、江南相比）。而且，日本人在“滿洲國”也有許多建設，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文化教育事業也頗有進展。“滿洲國”的政治實體雖然在1945年灰飛煙滅，但是它遺留下來了很多東西，如經濟基礎和經濟結構、價值觀塑造、國族/地域主義認知與立場，至今都在影響著東北的方方麵麵。
而中共建政後，得益於中共的全力支持及蘇聯援助，再加之日滿時期的基礎，東北經濟社會得到極大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也突飛猛進。東北以短暫的時間取得了文化教育的跨越式發展，社會文明程度起碼在表層得到迅速提高。但曆史文化的遺留與慣性仍然影響巨大。而東北是高度工業化的計劃經濟模式，這也形成了極具特色的社會文化和人際關係。東北高度工業化下高度的城市化，讓東北各階層民眾都能夠有很高的知識儲備和素養，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程度高於其他地區，男女平等程度也較中國其他地區為優，作為平民一部分的產業工人也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利與福利保障。東北地區是中共建國後中國最像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地區。
但計劃經濟造就的醜惡相對更多。不同於市場經濟中相對較多人員流動和人身自由，計劃經濟形成了工業化下的熟人社會，與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類似，人與人之間既有脈脈溫情也有勾心鬥角。一些東北人常為東北去除宗族的影響自豪，認為是進步的表現。但東北工人階級和幹部階級（兩個階級共同構成計劃經濟下的城市居民社會）人際關係的緊密和複雜程度，不亞於南方的宗族社會。相對於宗族以親情為依托，東北的人際關係更多基於同事間的利益交換，少了溫情多了算計、少了論理多了論力。同樣，東北人驕傲於沒有受儒家封建糟粕影響，這一定程度是事實，但其沒有儒家糟粕同時也少了傳統文明的禮儀教化和道德積澱。還有，計劃經濟的封閉性，也不利於形成自由開放的市民社會，反而導致托關係走後門和各種暗箱操作的盛行。改革開放後，東北國企也進行了改製和重組，但並未真正擺脫計劃經濟帶來的各種人文社會影響。（另外，與北京一樣，東北的計劃經濟、官僚主義、保守文化，也導致其經濟活力嚴重不足，缺乏造血能力，其經濟幾乎都依靠政策扶植和各種輸血，其創造的物質與精神財富不及所得）
在這樣的曆史變遷下，如今的東北有著怎樣的社會風氣，部分東北人有怎樣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就不言而喻了。而且，部分東北人也通過各種方式在全國開枝散葉，並抱團行事，直接影響了全國各地的德行風氣與社會民生。我不希望在本文發泄情緒，所以就點到為止。簡而言之一句話，東北的地方文化和民風，以及部分東北人的價值觀與言行方式，是非常不利於社會進步、文明和諧的，既傷害東北和東北人自身，也有害於整個中國及中國人民。
需要說明的是，我以上所說關於東北及東北人的問題，並不是說所有東北人都如此，為惡的當然隻是一小部分，大多數東北人本質還是好的，有一部分東北人更是非常熱情善良真誠的。但即便是一小部分，也足以造成很大破壞和影響。還有，無論在現在的專製中國還是未來的民主中國，東北和東北人當然有權得到其應得的尊嚴、地位、話語權、利益，但不應該超出必要限度、不能以損害其他區域其他地域居民利益方式獲益。東北人如果還自認為是中華民族和中國的一部分，在享有權利同時也要承擔義務、得到尊重同時也應遵守公序良俗。
還有，部分東北人的惡行傷害的最大的還是其他弱勢東北人。我雖然痛恨那些作惡的東北人，但也非常同情例如東北下崗工人、因維權被虐待者等弱勢者，我認為下崗措施雖必要，但起碼應該保障他們下崗後吃飽飯、子女和老人得到合理照顧。對於如建三江、馬三家勞教機構惡行中的受害人，我更是非常同情並為其略盡微聲聲援。部分東北人各種惡行，傷害最大的其實也是其他相對弱勢的東北人，因為東北人更多的生活在一起，當然是接觸越多者受惡人傷害越大。改變現狀，最終也有利於東北的文明進步。就像如果八九民運勝利，中國民主化，雖然大抵仍然要推動國企改製，但90年代下崗潮中的失業工人及家庭就不會那麽悲慘，可參考東歐各國（尤其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安置和補償，是非常有利於勞工一方的。即便被國人嘲諷鄙夷的俄羅斯轉型，俄羅斯失業工人所得的補償和保障，也略好於中國下崗工人。而其他方麵的人權改善，也是如此。北歐各國的地理位置與東北類似，曆史上也曾多次南下劫掠，但20世紀以來逐漸成為發達民主國家，國民素質極高，還包容移民難民，被世界稱道，也無必要去追索其曆史上的醜惡了。中國東北如果能效仿北歐，那也會成為中國和世界有益的組成部分。
上海
北京、東北之外，上海是另外一個受益者。但上海的受益程度和影響不同。上海早在中共建政前，就是中國乃至東亞的明珠，是與紐約、巴黎、東京相媲美的現代化都市。民國時上海即是與北京平行的特別市，政治經濟地位僅次於首都南京和代表北方的北京。而中共建政後，雖將上海劃為直轄市並給予特殊地位，但其閉關鎖國的政策反而破壞了上海經濟的發展、阻礙了上海民生的改善。當然，上海也的確因此得到了各種特權和資源，但遠不及北京。改革開放後尤其1992年上海全麵開放和浦東新區設立後，上海才回歸到正常的開放與發展狀態。雖然上海與北京一樣仍然擁有各種政策傾斜，上海戶籍居民也享有種種特權，但起碼一部分是上海及上海人靠區位優勢和自身奮鬥而非行政手段就可獲得的。
上海擁有直轄市特殊地位和政策傾斜後，改開以來成為長三角乃至東南沿海的革新進步的領軍者，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帶動和輻射了周邊地區的發展，和江浙皖贛等地實現了合作共贏。而北京、天津、東北，以及北方其他一些被重點扶植的城市，不僅通過行政手段吸收各種資源，還對周邊和其他地區有破壞無建設、拉大區域差距和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
還有，上海戶籍居民尤其“老上海人（上海土著居民）”的確比較排外，上海也有傾向於本土主義乃至自治和獨立的思潮，但是一種精致利己的、自保型的排外，是希望與外地人互不幹擾，而不像北京戶籍居民尤其“老北京”那樣，一邊排外一邊肆意從全國各地及“北漂”那裏掠奪各種資源。在做人的修養和言行素質上，上海人也好於北京人。北京的排外程度從表麵上不如上海強烈，甚至有時對外人還有些開放包容，但那是在沒有觸及其利益和深度接觸的情況下。如果觸及北京市民利益或者長住在一起，以及和北京籍公務人員打交道，那各種矛盾衝突都會爆發，外人就能深刻體會到其排外和其他各種醜惡行徑。雖然上海的排外也是錯誤的，其各種所得都有外地及外地人的貢獻，但還算情有可原，冷漠但不過於使壞的排外言行也勉強可以忍受。
一種製度有相對受益者，就有相對受害者。而中共中國的單一製和中央集權下，隻有北京、上海、天津、東北是明顯的受益者，其餘地區都不同程度受害。
江浙
在相對程度上，受害最大的是江南地區/江浙地區，尤其江蘇省和南京市。曆史上，江浙地區長期是南方政權的核心地帶，南京則是作為首都次數最多的南方城市。江浙兩省相比，江蘇有更加深厚的政治和思想底蘊，浙江則是民間社會更為發達和活躍，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南方部分的菁華。
但由於北方在軍事和政治上的相對強勢，南方政權往往不敵北方而屢次受到入侵與壓迫，南京更是遭遇多次屠戮與破壞。民國有十餘年定都南京，曾讓南京及江浙有了很大發展，政治文化地位也空前提高（經濟地位長期都是全國最高）。但1937年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以及八年占領中對江浙各地的多次屠殺與長期奴役，讓大量民國精英尤其出身江浙的精英遇害，南京及江浙許多城市都遭遇嚴重破壞，對南京及江浙的地位、聲譽、經濟、文化等各領域都造成沉重打擊。1945年國府還都南京，本來可能重振南京和江浙，但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中共渡江戰役的勝利，南京的首都地位再次失去。
中共建政後，南京的地位大大下降，各種資源被奪走、實力和影響力大為削弱。1951年，毛澤東在“鎮反運動”中聲稱，“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南京（鎮反）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可以說是中共政權對南京這個城市命運的殘酷宣告（且毛澤東是在明知南京曾在十幾年前發生慘絕人寰大屠殺的情況下如此發言，可見其心之惡）。而在1950年代初期的高校院係調整拆分中，包括原中央大學在內的南京諸多高校被拆解、遷移、削弱，極大打擊了南京乃至江浙地區的教育、人才培養、思想文化發展。在政治地位上，北京擁有了獨一無二的、至高無上的國都地位，南京則成了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僅僅可以代表江蘇省（甚至在江蘇省內，南京的首位度也不高（不過這很大程度是因為江蘇其他城市經濟文化實力也很強））。中共還有意扶植缺乏政治野心、沒有定都曆史、文化底蘊不足的上海，以進一步削弱和製約南京。改革開放以後，南京的經濟文化有所恢複，但仍然隻是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其地位和影響力不僅遠不及北京和上海，連廣州、西安、成都的區域影響力都不及。
而南京所在的整個江浙地區，從建國至今也都是被打壓的對象。而建國後江浙的處境，也是江浙地區幾千年來相對北方弱勢的格局的延續，是中國大陸南北兩個板塊軍事衝突、政治鬥爭、文化對立的縮影和例證。
早在華夏文明初興之時，江浙所在地區就是文明發祥地之一，南方河姆渡文化即是與北方半坡文化並列的華夏文明的源頭。而從吳越的崛起、夫差勾踐的爭霸，到秦末項羽劉邦的奮起抗暴、吳楚七國之亂，再到漢末三國孫氏家族數代的文治武功，千年前的江浙曾是尚武之土、興兵之地。但後來，一方麵是經濟重心南移下，江浙文教日益興盛、民生越發富足；另一方麵卻是相對北方而言武力的衰弱、戰略的守勢。由於北方異族入侵、戰亂頻仍、暴政肆虐，原來繁榮的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多次成為貧瘠的焦土。而地理環境得天獨厚的江浙地區，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地區。“蘇湖熟、天下足”、“國家根本，仰給東南”，都在反映著江浙經濟的發達與對全國的重要性。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隨著經濟開發，以及“衣冠南渡”下北方士人階層的南下、中原文化在江南的傳播和與當地文化的融合發展，江南的人文也日益興盛，並形成了相對獨特的、與中原文化等北方文化有明顯差異的文明形態與價值觀。其文化婉約、含蓄、內斂，思想開明、包容、進取，讓漢文明更加豐富與溫和。而明代中後期及清前期，伴隨資本主義萌芽和商工文明的發展，江浙湧現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新儒學”思想家，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工商皆本”、“經世致用”、“有治法而後又治人”等主張，帶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主義色彩，其進步性可與歐洲啟蒙運動相比。這些思想也已經很大程度作用於現實，伸張了許多民權，打擊了封建專製，促進了科學發展（如徐光啟、宋應星的成就），讓明王朝向開明專製乃至更大的革新邁進。如果江浙經濟文化社會繼續發展，還能推動中華文明的進步轉型。
但隨著滿清的鐵蹄入侵和文字獄的鋪展，江浙的文明被摧毀、社會的進步被打斷。在滿清統治的二百多年中，江浙一直是被打壓和吸血的對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仍未讓江南屈服。因此從順治康熙時的“哭廟案”、“莊廷鑨明史案”、“南山集案”，到乾隆時的“叫魂案”，滿清政權又對江南士人和民眾進行了許多次清洗，“屠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讓江南沉寂了百年有餘。這期間江南經濟仍然非常發達，但大多數收益被滿清統治者和北方保守勢力掠走，政治和文化上更是極為消沉。江南士人連本地重要官職都不能擔任，滿洲貴族的臣屬乃至家仆成為了這裏的主官（如曹雪芹父祖及整個家族），從官場到民間皆是腐爛，從官紳到黔首俱若奴隸。而到了太平天國時期，江浙地區成為起義軍和清軍交戰的修羅場，再次受到殘酷破壞。在這個過程中，江浙人隻是被雙方利用和屠殺的對象，自身幾乎毫無作為。
直到清末民初，隨著滿清政權的內外交困尤其對外戰爭中的一係列敗績，江浙才從壓抑窒息統治下得到久違的部分自由。隨著國門打開，江浙深厚的人文底蘊與西方及日本的現代思想碰撞，擦出了革命的火花，並逐漸燎原。在思想啟蒙和革命浪潮中，江浙湧現了秋瑾、章太炎、魯迅等革命家和思想家，讓江浙的才華與勇氣在沉淪許久後重新煥發耀眼之光。“拚將十萬頭顱血，須將乾坤力挽回”，江浙及江浙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洪流中涅槃重生，與兩廣、四川、湖北等地共同奮戰並迎來光複，實現了夏完淳“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的遺願。而民國定都南京，發展江浙、經營寧滬杭，讓江浙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核心地帶。但日寇的入侵再次讓多災多難的江浙蒙難，從社會精英到平民大眾都遭遇殘酷虐殺。與南京的命運一樣，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取代，也讓江浙失去了抗戰後再次重生的可能。
擊敗國民黨的中共政權，對江南的態度和作為，除了沒有明顯的民族壓迫（但有“重北輕南”的政治經濟歧視），其他方麵與滿清幾乎沒有二致。在“前三十年”，中共的閉關鎖國和計劃經濟模式，對適應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江南顯然是噩耗。但由於江南工農業基礎的優良（哪怕經曆了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破壞），經濟仍然優於全國大多數地區。在三年大饑荒期間，江蘇和浙江餓死的人較少（但生活水平相較民國大幅下降，蘇北和浙江山區也有餓死人現象）。而江南地區的相對富庶，也成了中共政權重點掠奪的對象。
而中共之所以可以肆無忌憚的掠奪，也在於江浙政治權力地位和話語權的失去。由於國民黨的核心一大部分都來自於江浙（核心的另一部分來自於兩廣），國民政府的核心統治區也在江浙，所以作為國民黨死敵的中共對江浙嚴防死守、百般打壓。還有，江浙人崇尚自由、反對專製、追求法治透明的社會風氣和曆史行為，都令高度專製、奉行等級製度和個人獨裁、習慣於潛規則和密室政治的中共恐懼。在中共專製極權尤其“鎮反”、“反右”、“文革”的摧殘下，江浙在清末民初複興的人文風貌、士人風骨，都毀損殆盡。
在反右與文革被迫害致死的知識分子中，大多數都來自於江浙。例如有雜誌列舉文革中自殺的52位名人（主要是學者型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藝術界人士，也是廣義的知識分子），一半以上都來自於江浙。其他各處關於文革的資料，也都能反映出中國受迫害的著名知識分子中，來自江浙的比例幾乎超過全國其他所有地區的總和。具體的例子有，祖籍浙江上虞、生於江蘇南京的考古學家陳夢家，從建國後就經常被整，文革中又遭迫害，被吐口水和往頭上澆剩飯菜，最終不堪受辱自殺；江蘇江陰籍戲劇家上官雲珠被迫獻身於毛澤東，但文革中也未幸免被批鬥，最終自殺身亡；江蘇南匯（現上海浦東）籍翻譯家傅雷被抄家和侮辱，和妻子雙雙自殺；浙江義烏籍曆史學家吳晗，因發表《海瑞罷官》等作品被批鬥和逮捕，最終死於獄中；江蘇無錫籍的導彈和航空航天專家、研發“兩彈一星”的元勳之一姚桐斌，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暴打致死；另一位江蘇無錫籍鋼琴家顧聖嬰，被批鬥羞辱後開煤氣和母親弟弟一起自殺；同樣是籍貫為江蘇無錫的曆史學家、南京大學教授錢海嶽，因讚頌鄭成功被指鼓吹蔣介石反攻大陸，被紅衛兵殺害於明孝陵……連死去的秋瑾、章太炎的墓葬乃至骨殖都被破壞（可悲的是，這些主要都是江浙本地紅衛兵所為，他們這時已經被洗腦的完全是非不分、將家鄉的英雄當成罪人批判和汙名）。
麵對毛澤東和中共的淫威，江浙人噤若寒蟬。毛時代中共對江浙的所作所為與滿清對江南的屠殺壓迫與文字獄何等相似？死於文革的江浙知識分子，與明末殉國的東林黨人的悲劇又多麽相通？而反右和文革至今江浙的沉默低調，又與滿清兩江總督治下民眾的長久沉寂驚人一致。萬馬齊喑中，隻有蘇州籍的林昭奮力呐喊，在那泯滅人性的黑暗時代發出痛斥暴君、反對專製、追求自由的偉大啼鳴。但這無法改變當時的專製暴政，江浙人民也隻能戰戰兢兢、渾渾噩噩的生存與死亡。
改革開放後，江浙的經濟迎來了久違的春天。相對於珠三角更多依靠對外開放和借助港澳台的資本與平台拉動經濟，長三角的江浙更多憑借自身的經濟社會底蘊恢複和發展。珠三角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貧富分化嚴重、治安混亂、各種非法活動猖獗，充滿著暴力與動蕩。而長三角這幾十年貧富差距相對較小，治安更是在全國相對最為優良，公然的過惡的非法活動也較少。相對於珠三角的野蠻生長、東北經濟的相對衰落、內陸其他地區的相對貧困落後，長三角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發展最穩健、最紮實、最均衡、最惠民、最具可持續性的地區，域內各地差距和城鄉差距都小於其他地區，尤其江浙農村富裕程度冠絕全國。江蘇和浙江的GDP總量不僅常年位居全國前四，人均GDP更是居各省份（不包括直轄市）前三位。江浙上繳中央財政的總量與比例，也同樣位居全國前四。江浙地區無疑是京滬之外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但經濟的發達無法改變政治的弱勢和文化的不振。改革開放後，中共仍然實行重北輕南的政治方針，鼓勵南方發展經濟的同時遏製其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的增長。雖然中共兩任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皆出身於江蘇省，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共在地域問題上的原則和政策。北京仍然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引領著中國的發展方向和決定著中國的政治特質。中共仍然非常警惕南方出現能夠挑戰北京權力與地位的地域勢力，江浙則是其最為提防和打壓的地區。江浙隻有在經濟上埋頭發展和為其他地區“供血”的義務，卻沒有與付出相匹配的政治權力與話語權利。
而在文化上，曆經滿清屠殺和文字獄、日寇屠殺和奴役、中共的專製及曆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江浙的文風、民氣屢遭摧殘折辱，雖幾度複興，但起碼如今已不再有曾經的盛況。現在的江浙雖仍是理工和人文學者最集中的產生地區（可以看當今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籍貫，江浙籍的占四分之一，算上受江浙影響的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即華東地區），則占兩院院士的一半），但卻普遍遠離政治或依附強權，不是自私自利耽於享樂，就是成為政權的走狗和喉舌，再也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觀念和“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公共意識。曆史上的物理與心靈摧殘和留下的陰影餘悸，以及如今仍然專製和壓製思想文化自由的環境、在地域博弈中的相對弱勢地位，都讓江浙人變得非常低調、世俗、保守，紛紛在物質享樂和靡靡之音中沉醉，無力也無心去效法先賢、秉筆直書、經世致用了。夏完淳、秋瑾、林昭，這些人的光芒太耀眼，江浙人更多是恐懼和遠離，而非效仿和超越。江蘇人麵對相較很高生源質量而言很低的高考錄取率和殘酷的中考“五五分流”，選擇唾麵自幹的忍受（雖然也有零星的反抗行動），也反映了他們已經喪失了抗爭的意誌，現實中也沒有抗爭的手段和能力。壓抑之下，江浙社會風氣也逐漸糜爛，當地的人們也被動或主動的沉淪。
在沉淪中，許多江浙人紛紛變成精致利己之徒，隻顧個人私利而沒有家國天下精神和公民意識，乃至為私利損人利己、狗苟蠅營。曾經注重清廉和操守的江浙籍官員，現在也普遍參與腐敗，雖然執政績效尚可，但也不再那麽秉公無私，不僅貪腐，裙帶之風也極為盛行；許多江浙中產在教育資源和中高考錄取名額限製下，紛紛想方設法不擇手段擠進名校，還排斥外來打工子女與其孩子同校同班；在醫療、養老等方麵，江浙人也越來越為私利鑽營；而江浙一些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有話語權的科技醫工與人文社科學者，視野狹隘且保守自利，隻有知識沒有品德，為前途名利巧言撒謊（有些學者甚至在關係到億萬國民生存和人權、國家發展乃至人類命運的一些問題上巧言令色、歪曲事實、誤導大眾，如在新冠議題上替官方封城隔離政策背書、推薦並不可靠的中醫中藥治療新冠的醫學界專家鍾南山、李蘭娟；在氣候危機問題上巧言撒謊、誤導公眾的地理學專家丁仲禮），勇於私鬥而怯於公爭，歧視弱者而默於強者。他們被醜惡傷害卻又參與醜惡，既是曆史和時代的受害者，又是相對更弱者的加害者，令人感到可悲可歎。
江浙的沉淪，亦是中共式中央集權的惡果。對南方地域勢力的憂慮、對江南自由開放文化的恐懼，都讓代表北方頑固勢力、崇尚北方保守文化的中共不遺餘力的打壓江浙，扭曲當地的文化民風，讓這塊人傑地靈的寶地，變成世俗市儈的戲園。這不僅是對江浙人民尤其知識分子的摧殘，也是對漢文明的破壞，並讓中國走入和困在醜惡的歧途。
廣東
廣東和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沿革和地位，則是中共治下中國的又一種中央與地方關係形態。廣東所在的嶺南地區，一直都有著相對漢族其他地區強烈很多的獨立性與獨特性。這既是地理環境造就的，也是廣東曆代人民主動抗爭與堅持的結果。不同於漢族其他地區已大致“同音同文”，廣東一直保持著獨特的語言--粵語，以及基於獨特語言的獨特文化。獨特的語言，是強化族群認同和凝聚力、拒斥外部同化的重要工具。正是憑借這一點，廣東在曆朝曆代都比中原和江南乃至雲貴川地區都有更多自主性。而廣東與香港、南洋的特殊關係和連接，也讓這裏有著對外開放的條件與風氣。還有，相對於江浙相對溫婉的文化特征，廣東的民風粗獷甚至野蠻，既可為公作戰前赴後繼，也會因私械鬥血流成河；既講求貿易自由社會契約，也五毒皆興治安混亂。而且，廣東隻有珠江（西江北江東江合流後那段）沿岸地帶較為富有，其他地區貧窮程度不亞於中國中西部（迄今都是如此），這樣的相對貧窮和很大的域內貧富差距，也讓許多廣東人有強烈的名利動機和冒險精神，並為之不惜性命。
正是在這樣的特色條件下，廣東成為清末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及民國南北對峙時期南方革命政府的大本營。不過，不同於緊鄰北方、與中原文化密切乃至融合、時而有問鼎中原之誌的江浙，廣東相對更加傾向於割據一方，保衛自身的文化特色與獨特利益。而從廣東出兵、誌在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其實是相對例外的。而陳炯明、胡漢民、許崇智在廣州的坐鎮稱雄，更能反映廣東作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區域的特征。
而中共建政後，相對於江浙，廣東在中共治下有相對略多一些的自主權（雖然重大和決定性事務仍然要聽命於中央）。而葉劍英、陶鑄等中共元老的坐鎮，一方麵保證中共對廣東的控製，另一方麵也讓廣東有了更多話語權與自主性。大饑荒期間廣東餓死人很少，也和其有一定自主、不用像皖豫川那樣被大規模強征糧食有關。在“前三十年”，廣東一方麵與其他省份一樣處於專製和閉關鎖國之下，但另一方麵卻有當時全國絕無僅有的對外開放窗口，即“廣交會”，以及與香港的特殊關係及聯係通道。廣交會的前身可追溯到滿清乾隆時期的“廣州十三行”，二者都是全國閉關鎖國下唯一的對外經貿窗口（這又是一處中共與滿清相似乃至相同之處）。除了公開的廣交會，還有在廣東和香港邊界私下進行的各種交易。中共政權利用廣東與香港、南洋、西方的特殊關係和曆史淵源，在閉關鎖國時留下縫隙，以為中共特權階層謀取利益。例如當時毛澤東、林彪、江青等人都從廣東和香港的聯係通道獲得各種西方新式產品（例如淋浴設備），包括他們看的西方影片也是這樣進口的。正是出於中共特權階層的私利，中共才給了廣東一定的自主權，這實在是一件諷刺的事。
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決定在廣東和福建等地進行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試點，在廣東設立了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廣東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機遇，有了更大的自主權。隨著經濟的騰飛，以及廣東與香港聯係的日益緊密（尤其香港回歸後），廣東及整個嶺南地區的特色文化也得以恢複和發展，其在輿論上的話語權也明顯增強。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為代表的南方係媒體，成為中國輿論界放言百弊、監督政府、關懷民生的領軍者。而廣東的公民社會及街頭運動也一度有聲有色。這與同樣人文深厚（乃至更加深厚）卻在輿論方麵沉悶低調、幾乎毫無聲色的江浙，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廣東在文化和輿論上的相對獨立和富於特色。
相對於經濟上的相對自主和文化上的相對自由，廣東在政治上卻仍然高度受製於中央。雖然廣東的政治自主性和相對獨立性高於江浙，但這隻是比較而言。隨著2013年習近平的上台和中國政治的極速收緊，廣東政治、經濟、文化、輿論的有限自主自由也很快被剝奪的所剩無幾。而2020年中共挫敗香港反修例運動和頒布《國安法》，則讓作為廣東外部依托的香港也日益內地化，廣東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下降。廣東現在變得越來越像江浙，成為供給中共權貴集團和其他財政虧損地域的“肉雞”。
廣東的各領域自主權之所以長期受限乃至最終被剝奪，當然同樣是由於中共中國的單一製國家結構和中央集權。在這種體製下，即便賦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權，也必然是有限的，更是隨時可以剝奪的。對中共中央來說，讓廣東保有一些自主性，隻不過為了發展經濟，以維護中共政權的存續和利益。當地方的發展變革威脅到政權安全，那當然就會改弦更張，收回下放的權力。而廣東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利益，當然是不需要顧及的。
北京、上海、東北、江浙、廣東，是對中共來說最為重要的五個地區。首崇北京、拉攏上海、供養東北、打壓江浙、利用廣東，就是中共政權對這五個地區的基本政策方針。
其餘地區
而其餘的地區，中共同樣有不同的對待。以上五地之外的漢族聚居區，中共相對看重和扶植的，是陝西省、山東省、湖南省。
陝西省是中原和西部的交界省，一般被劃為西北地區（有時也會被視為中部地區的一部分）。而同樣屬於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體量遠小於陝西，新疆則是特殊地區。所以，陝西就成了中共扶植的控製西北的命脈之省，政策上高度傾斜，在此投入的政治、經濟、文教、科技等資源，無論總量還是人均，都遠超其周邊所有省份（包括人口分別為陝西省兩倍以上的河南省和四川省）。此外，陝西管轄的延安是中共革命聖地，同樣是陝西一部分的榆林則是能源和工業重鎮。這兩地的特色和價值也是中共扶植陝西的重要原因。但除西安和榆林外，陝西其他地區包括延安都非常貧窮，地理環境也十分惡劣。所以，中共扶植陝西省的結果，是導致西安一城獨大（榆林市隻有工礦但不適合生活），經濟和科教文衛資源高度集聚於西安一地。雖然這種集中也有一定必然性和價值，但即便西安市民，受惠也分三六九等，貧者極貧，富者愈富。而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惡劣的陝西其他地區，就越發凋敝敗落。顯然，這樣的扶植並不利於陝西整體的民生發展，隻是符合中共的統治需要、有利於西安權貴的利益。
山東省則是中共政權崛起地和高層官員的重要來源地之一，政治經濟地位頗高。雖然山東省不是土地革命時代的“革命老區”，但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卻成為中共的重要根據地，為中共發展壯大和奪取政權起到重要作用。山東重農的經濟特點和保守的文化特色與中共的“農民黨”特質合拍，部分山東民眾不怕吃苦、堅韌、順從、蒙昧的特性，也讓中共便於對其收買和利用。無論建國之前還是建國後至現在，中共大量軍政人員皆出身於山東，山東也是中共軍隊主要兵源地。
中共政權著力培養山東成為北方經濟大省，並試圖將之與經濟實力強勁的江浙、廣東抗衡，以提高北方的經濟權重。但正是因為山東省位於北方，官僚主義與保守主義色彩極為濃厚，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經濟成果也難以普惠民眾而是被官僚掠走。山東本來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蘊，孔孟儒學也頗有可取之處，但中共為鞏固統治卻故意“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利用傳統文化灌輸忠君和服從，卻故意無視儒學思想中的人道理念與民本思想，從而讓山東人文環境更加惡化。
湖南省是毛澤東的家鄉，也是中共起家地之一。出於飲水思源等原因，中共對湖南也多有扶植。但與陝西和山東一樣，中共的扶植主要是為了鞏固統治，其各種建設發展缺乏人道和普惠性。而湖南有“南方的北方”之稱，本來風氣就相對保守、民眾較為愚昧（當然也有許多聰穎剛直之士，但隻是湖南人的少數），社會崇尚暴力、官本位思想不亞於山東，精英與平民、城市與鄉村（尤其省會長沙與其他市縣鄉村）有著巨大鴻溝，中共的統治和各種措施更加劇了湖南保守落後、社會不公。
以上三省，中共都對其有大量政策傾斜和各種資源投入。但由於中共政權的性質和特征，其各種政策扶植和資源投入，都無法真正普惠和可持續性的改善民生，也不能促進當地文教的公平有益發展。三省一直都有非常多的貧困人口，很小比例的人集中了大多數財富和資源。而專製下這些省份更不可能發展民權和興起公民社會了。所以，即便這些得到中共偏愛的省份，在中共治下也是受害多於獲利。
而上述的五個地區及三個省份之外中國的其他漢族聚居區，則普遍是被忽視、利用、損害、拋棄的對象。
河北省，如前所述，關於它的各種政策和製度，都圍繞著為北京服務（有時還包括天津）的原則，是京津的奴仆。它沒有享受到鄰近首都的任何好處，卻受盡了北京的剝削壓迫。河北人是最能感受到中國地域不平等和戶籍製度之惡的，是製度性地域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河北沒有自身獨特的文化（“燕趙慷慨悲歌”早已被中共殘酷的專製磋磨淨盡），也缺乏省籍認同和曆史自豪感，全省人民都在渾渾噩噩的為北京當“人肉電池”。雖然有許多中央層麵的高官出身河北，但是他們幾乎從未為家鄉帶來發展和利益，甚至總是站在中央和北京的利益立場上要求河北犧牲。這更能反映河北籍的上層精英與河北人民大眾的割裂乃至對立。同樣，那些在衡水中學等高考工廠裏“內卷”出來上了名校的“天之驕子”們，也很少會回鄉生活，而是千方百計遠離河北，不讓自己孩子再遭受作為河北人的種種苦難。如果中共政權不倒台、畸形的京津冀地域關係結構不改變，河北就不可能振興和發展。
河南省，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曾經有過輝煌燦爛的曆史，從商周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中華文明與漢文明的核心和精華地帶。但是經過無數戰爭摧殘尤其金國/女真、蒙元的入侵和破壞，曾經的東京夢華和東都繁盛，都化作過眼雲煙。明代的河南，已經非常沒落和被忽視。明末農民起義和滿清入侵，再次重創了河南。這些殘酷的戰亂與入侵，讓中原文明的中心河南，成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令人厭棄之地。清末和民國的曆史變局中，全國許多省份都有梟雄和旗手，隻有河南沒有可以保境安民、興建工商文教的政治強人，自然也沒有實力雄厚的地方組織和勢力。正是因此，河南在近現代繼續被侮辱和踐踏，人民成為沒有主心骨和凝聚力的孤魂野鬼。1942年河南大饑荒中災民們在蝗蟲、日軍、國軍的夾擊下死亡枕藉，就是典型的寫照。八年抗戰，河南並非主戰區，也無發生特別激烈的戰役，但死於戰爭有關的人數卻是全國各省最多，也反映了一盤散沙、無人照管的河南人民的悲慘。
而中共建政後，河南仍然是“朝中無人”。在“前三十年”，河南除了“一拖（洛陽東方紅拖拉機廠/中國第一拖拉機製造廠）”和幾個依托礦產資源的企業，幾乎沒有什麽像樣的工業，是十足的農業省份。但由於集體經濟的低效和強製征糧政策，種糧食收糧食的河南人卻經常吃不上糧食，除占河南人口很小比例的幹部、工人、軍人得到定量糧食供應（高級幹部還有充足的肉、蛋、奶供應）及衣布配給外，大多數民眾吃不飽穿不暖是常態。“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勞之後，換來的是“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回報”。而河南眾多的人口和人均稀少的資源，更是加劇了貧窮落後。當時的中國整體非常貧困，河南省則是貧窮中的貧窮。改革開放後，河南經濟有了發展，無論本省二三產業，還是赴外打工群體，都創造了可觀的財富，民生也得到改善。但由於中央政策仍然不利於河南，如政治地位低於大多數省份，教育上僅給了河南省一個重點院校名額，人均轉移支付也低於其他省份，河南省大多數人民仍然在為基本的生存掙紮。
四川省，是中國兼具龐大人口和廣闊麵積的超級大省，是西南地區的代表。四川有著獨特的地理環境，域內土地肥沃風調雨順，還和周邊尤其中原腹地相對分隔，本來應是安逸和與世無爭的天府之國。但實際的曆史上，許多中原政權和勢力都流亡至此，將蜀地作為休養生息後奪取天下的跳板，多少蜀地兒郎成為外來大人物爭雄天下的工具而死於疆場。“終黃土”的不止“臥龍躍馬”，更有親眷們“春閨夢裏”才能相思相見的百萬千萬兵丁。但外來勢力的不斷湧入，也讓四川高度漢化、成為漢民族強固的一部分。保路運動、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近現代的四川人前赴後繼的為國家民族的救亡複興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犧牲。民國的四川也有一些能幹的地方梟雄，地方自治和經濟社會發展也在進行中。
中共建政後，四川喪失了相對的自主，與河南等地一樣成了政權的“奶牛”，大饑荒中餓死的人數為全國最多。改革開放後，其發展程度和瓶頸與河南類似。中央集權下，地方的發展飽受製約，中央不僅不給予四川和河南這兩個曆史上有過獨特輝煌的地區更多自主，還有意避免其形成地方勢力和自我壯大，以保證四川和河南被中央牢固的控製於股掌之中。四川雖被中共當做西南的領軍省份予以重視，但大多數民眾獲益有限。各種政策扶植和轉移支付，與陝魯湘三省一樣，都被省內權貴和依附者瓜分，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麽利益。因為四川人口極多、省土廣袤，所以人均分得的轉移支付相對以上各省更少。還有，與陝西省的資源高度集中於省會西安一樣，四川省會成都在全省獨大、市民相對富有，而川地其他縣市均非常貧窮，發展極不均衡。
從四川省被分出的重慶市，雖然有了直轄市之名，但很大程度上沒有直轄市之實。相對於京滬津，重慶受到的政策扶植較少，也沒有它們那樣的地位和話語權，人民享有的政策紅利和社會保障更是遠低於前三者。不過，在政治地位和經濟規模上，重慶仍然與四川省會成都並駕齊驅，是西南的重鎮，在全國也至少是第二梯隊的中堅。
安徽省和江西省，自古以來都相對周邊貧窮。兩地的民風都相對保守野蠻（尤其和鄰近的江浙相比），官僚主義和底層暴力都較嚴重。這很大程度在於其地理環境不佳，以及地理與經濟和人文的惡性循環。而多次戰亂和民變讓這裏的環境更加糟糕。中共這個單一製政權，沒有努力去促進安徽和江西的發展以彌合區域差距，而是以嚴酷壓迫讓兩地安於貧窮，為其他地區輸送廉價勞動力、農產品和礦產資源。江西省還是中共的革命老區，但中共並不怎麽照顧江西，曾經的革命老區仍然高度貧窮。相對於國民政府和土豪劣紳，中共對江西農民的強製征糧征稅更加野蠻無忌。這也反映了中共政權對人民的叛賣。相對於中共和中央政府的野蠻無情，倒是地理相近的江浙滬對皖贛兩省經濟社會發展有所促進，兩省許多民眾也通過在江浙滬務工經商得以溫飽乃至發家致富（當然江浙滬也利用和剝削了皖贛的廉價勞動力，也對其人才及其他資源有虹吸並造成一定負麵影響）。
山西省、湖北省、福建省、海南省，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曆史文化、戰略價值，相對獨立於周邊地區，各自自成一體。中共對這四地的態度都是利用，利用山西的煤炭資源、湖北的地理優勢和水文資源、福建的戰略位置及與台海的連接、海南的獨特地理環境與位置。在利用的同時也有建設，但建設少於索取。
雲南省、貴州省、廣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但一般也視為漢地），則是被忽視和邊緣化的。相對於中共在東北三省的巨大投入，地理位置相對的西南三省正是反麵典型。這三省在中央也缺乏話語權，很難影響政權的決策和執行。雖然近年來三省也有很大發展，但自力更生所得遠多於中央的賜予。中共的確在這些地區進行了扶貧開發，但人均每月實際得到的資源和補助，恐怕還不如京滬一般公務員下館子的一頓普通餐費。相對於平民的貧苦，三省各地的本土家族、少數民族精英，則被中共扶植和“統戰”，獲得了各種製度和政策的紅利，協助中共政權維持著西南的寧定。
甘肅和青海兩省，雖然因為地理位置的重要（位於漢族和少數民族交界和混居區、長江、黃河、瀾滄江等河流的源頭）、自然資源的相對豐富，得到了中央的一些扶植，又因為人口較少所以人均得到的資源較多，但有限的資源主要被權貴和體製內人士所得，平民大眾還是生活在貧窮中，文化教育和社會風貌也長期落後。
總結
總之，在中共的單一製國家結構及中央地方關係模式下，整體普遍受益的地區隻有北京、天津、上海、東北四地，陝西、山東、湖南雖受偏袒，但隻有省內部分區域的部分人受益，其餘地區整體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害。而各地的受益和受害，取決於中央的政策導向及各地的話語權。還有，全國所有地區得到的一定程度的優惠政策和資源配給，其利益的大多數皆是被權貴精英及依附者瓜分，平民則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隻不過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細化身份的平民，被侮辱與損害程度有所區別）。
中共有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將全國各地以省級行政單位分割，一切管理與政策皆分省而行。中共也在不同地域和行政區域故意實行差別待遇，以加劇地域衝突對立、避免各地方團結，以鞏固專製極權。而戶籍製度則是分化各地的最重要手段。中共建政後的許多年，不僅城鄉之間的戶口遷移非常困難，跨省的戶口變動也被政權緊密控製。雖然現在跨省遷移戶口的政策有所鬆動，但戶籍製度仍然在阻礙跨地域的人口流動，尤其京滬津三地的戶籍很難取得。雖然不遷移戶籍也可以去外省旅行和工作，但往往難以享受在地的各種權利和社會保障，也會在辦事過程中麵臨更多麻煩。正常的單一製國家，國民是完全自由流動的，在哪裏就是哪裏人。而中共中國則一方麵通過單一製強化中央集權、號令全國，卻又設置了比各聯邦製國家還嚴格許多倍的區域壁壘，並將人民用戶口綁在特定的省份乃至具體的市縣鄉村。中國這種畸形的單一製國家結構，世間除朝鮮外再無他例。
因此，中共治下中國的單一製國家結構，有著極大的弊害。它既剝奪了地方的自主權，又設置了區域壁壘“分而治之”，還在不同區域的發展和競爭中“拉偏架”、製造地域矛盾，抑製可以挑戰中央權威的地區發展，並且通過戶籍製度迫使國民依附於政權。這對於中國各區域尤其江浙和中原的發展、中國全境的革新進步、中國全體國民的自由與平等，都是極大的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