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新疆“再教育營”問題》一文
中國的漢族，尤其中原和江南的人民，的確應該認真的思考自己和民族的未來，準備好雖然不完美但起碼能自由安全的後路。新疆、西藏問題即便到了中國民主化之後，恐怕也不會得到妥善解決。相反，中共垮台和民主轉型期間，在邊疆地區很可能發生種族暴亂和屠殺。如果拒絕維族和藏族獨立，又不像中共這樣高壓打擊和嚴密管理，幾乎必然釀成大規模流血衝突。
至於懷柔政策，從胡耀邦時期就做過，甚至那時是一種對漢族的逆向歧視了。現在漢族所批判的“兩少一寬”雖早已廢除（甚至現在對一些失勢的少數民族犯罪執法更嚴），但在80年代嚴打期間的確是少數民族的護身符。那時的中共還開放維藏人士與外國同族同教者交流合作，包括放縱一些現在看來屬於圖謀國家分裂的行為。當時中共西藏自治區書記伍精華還親自穿著民族服飾參加宗教儀式，大壯了西藏民族主義者和宗教勢力的聲威。胡耀邦還推動了漢族幹部離藏政策，減少漢族對西藏的控製力和影響。這些措施在短期內的確贏得了少數民族的心，但長遠看反而助長了維藏（尤其西藏）民族主義和宗教思想的複興，為未來的變亂埋下禍根。
前些年張春賢主政新疆，也進行了一係列懷柔措施，推動各種惠民政策，新疆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民生也有巨大改善。但恐怖襲擊並未停止，獨立思潮也仍然四處湧動。即便90%的維族願意接受懷柔，剩餘10%也可以製造可觀的動蕩。其中如果又有1%製造恐怖襲擊，那就已經是許多個“七五”了。而且，雖然大多數維族不讚同恐怖主義，但是會出於情感等因素，以各種方式庇護有極端傾向乃至製造了暴恐事件的同族。而漢族如果進行報複，也會讓更多維族加入暴恐分子行列。這樣，反恐又難免陷入“治安戰”，造成更多的衝突與仇恨。
許多漢族有強烈的大一統觀念，對領土完整十分執著，這完全可以理解。但我們也要明白“強扭的瓜不甜”。每個民族尤其一些曆經磨難的民族，都有著獨立自主的渴望，都希望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或起碼和相同相近民族/信仰的生活在一起）。這不是靠“惠”可以改變的。例如阿富汗遠比中國新疆貧窮，但如果真讓新疆維族二選一，除了少數進入中共高層的少民精英和二代，大多數人估計都寧可和相同信仰的塔利班一起生活，而不會留在中共統治下漢族為主體的中國。國內蒙古族親近貧窮的外蒙、哈族親近也談不上富裕的哈薩克斯坦，也都是一個道理。
其實，對於漢族來說，我們也是壓抑在“各族人民的大監獄”中。我們應該選擇讓別人解脫，也是對自己的解脫。而且如前所述，曆史上的漢民族主義者包括孫中山，都是隻要漢地十八省，而並不執著控製少數民族聚集的邊疆的。
辛亥先驅、著名漢民族主義革命家章太炎曾經說過一段話，非常有道理。他說，“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以複靺鞨金源之跡，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奧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嚴”。滿人高壓統治中國三百年，給漢族的傷害罄竹難書。但章太炎也並沒有要並吞滿人所居地，反而希望漢滿分離。他也非常有遠見的看到，放棄少數民族地區，漢族才能更加團結富強，將國家治理的更好。這才是真正有識見和胸懷的漢民族主義者的箴言。還有像大俄羅斯主義者索爾仁尼琴，一方麵對俄羅斯民族有著深厚情感，另一方麵卻同情烏克蘭的獨立運動，如在《古拉格群島》一書中為關在“古拉格”的“班傑拉分子（反蘇反俄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辯護。這也體現著“人權高於主權”的人道主義情懷和“將心比心”的同情同理心。真正的漢民族主義者的榜樣，不應是希特勒、左宗棠、王震，而應是章太炎和索爾仁尼琴。
維吾爾族、藏族，也有他們的曆史、文化、理想、尊嚴。將心比心，漢族人願不願意在異族的刺刀下戰戰兢兢生活呢？我們曆史上經曆過多次了，蒙元、滿清、日寇，每次異族入侵我們都奮起反抗，最終將殘暴的異族擊敗，恢複漢家河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漢民族應有的優秀品德。如果我們非要少數民族留在大一統的中國，對雙方都是束縛與損害。如果漢族願意未來繼續對新疆高額轉移支付，以及各種政策上的傾斜和權益的讓渡（代價當然是漢族承擔），還有忍受時常會發生的恐怖襲擊，並給予其更多自治權，那或許可以讓維族勉強同意保持統一。但這也不是長久之計，維漢之間各種摩擦和嫌隙還會不斷發生，維族還是會想方設法爭取完全的獨立。這樣的勉強，有什麽意思呢？至於維族獨立之後對漢族民主中國的威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當然要做好兵戎相見的準備，漢族兒女都應該成為保衛家鄉和同胞的軍人和預備役戰鬥員。但那樣的兵戎相見，也好於如今用“再教育營”對少數民族的禁錮與虐待。漢民族應該堂堂正正，而不是在21世紀還製造這樣的人道災難。何況，“再教育營”能持續運作一千年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