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與宗教極端主義的犧牲品：阿富汗一個世紀的悲劇

    

    911事件之後，位於亞歐大陸內部的小國阿富汗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不了解阿富汗的人，好奇於一個貧瘠的內陸國，竟然滋生出“基地”組織這樣龐大的恐怖主義勢力，以及本拉登這樣的超級恐怖分子。但對阿富汗曆史有所認知的人，都會明白這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回溯阿富汗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曆史，充斥著本國製造和外來強加的暴力，以及極端主義思潮的浸淫。積日既久，孕育出足以震撼世界的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其實是情理之中的事。阿富汗近現代的曆史軌跡，也是今日許多“失敗國家”所共同走過的曆程。

    “帝國邊緣”與英俄“大博弈”的焦點地帶

    阿富汗，是一片自古以來都不安寧的土地。它曾經作為古代諸多帝國的邊緣，經曆了成百上千次的戰爭。自然與人文環境的雙重險惡，造就了當地剽悍尚武的民風。到了18世紀，阿富汗成為了獨立的國家，包括普什圖人、哈紮拉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等多個民族生活在這片貧瘠而狹小的國土上。

    但阿富汗的獨立並未使它擺脫“帝國邊緣”的處境。19世紀，英國的鷹爪從英屬印度伸向了它，而俄國幾乎在同時從北麵的中亞探出了熊掌。直到兩次世界大戰的約一百五十年時間，英俄（包括其後繼者蘇聯）兩國在西亞和東南歐展開了激烈的地緣政治博弈，而阿富汗始終是這場“大博弈”的焦點。

    “大博弈”的影響是兩麵性的。一方麵，英俄博弈損害了阿富汗的主權與獨立，阿富汗的國家利益被當成大國衝突和利益交換的棋子，英國的多次入侵更讓阿富汗遭受戰火的荼毒；但另一方麵，阿富汗也得以利用兩國的矛盾從中得到一些利益，起碼不至於被一方徹底吞並。

     更重要的影響是，現代化的工業文明通過帝國的擴張，滲入了阿富汗這樣一個還處於半遊牧半農耕的部落社會。作為頭號工業國、引領“歐風美雨”的英國自不必說，即便被視為野蠻落後的俄國，相較於阿富汗也是令人驚羨的文明開化程度了。於是，阿富汗就和19-20世紀亞非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樣，被動的卷入了世界市場和全球的工業化浪潮之中。

     戛然而止的現代化改革

     20世紀初，阿富汗出現了兩位有作為的君王，分別是哈比布拉·汗和阿馬努拉·汗。哈比布拉開啟了阿富汗的現代化改革，而阿馬努拉則一度將改革推向高潮。阿馬努拉開明而有魄力，他十分欣賞土耳其共和國國父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對後者大刀闊斧推動土耳其現代化的作為讚佩不已，決定效仿。

     阿馬努拉的改革措施包括，製定憲法，將政體由君主專製改為君主立憲製，至少在名義上給予公民政治權利和各種自由；引進工業技術和設備，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廢除奴隸製，取消封建領主的租稅；將部分清真寺等宗教機構改造為學校等公共服務設施；建立現代教育體製，開辦新式學校、派遣留學生赴歐美；推動男女平等、允許女孩接受教育、改革女性著裝；改革軍隊，效仿西方建立現代化軍事力量等。

    這些措施有利於富國強兵、助推阿富汗走向現代化，但卻觸怒了國內保守勢力。宗教人士、封建領主和部落貴族、舊式軍人等均敵視改革。而阿馬努拉偕王後前往歐洲訪問期間，王後拋頭露麵及與男性握手等行為，引發了保守勢力的極大不滿。恰在此時，阿富汗爆發了民眾暴動，保守勢力就利用了這次暴動，策動軍隊消極抵抗，致使暴動軍占領首都。而阿馬努拉被迫流亡在外。當暴動被鎮壓後，保守勢力擁戴了另一位王室成員納第爾·沙繼任國王，喪失國內支持且沒有軍權的阿馬努拉，則在海外流亡至死，改革進程也隨之中斷。

    阿馬努拉改革是阿富汗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次偉大嚐試。如果成功，阿富汗將成為亞洲為數不多很早就進入現代化的國家，這個國家的未來也完全可能是兩個樣子。但可惜的是功敗垂成。究其原因，既是由於保守勢力的強大，也是因為阿馬努拉操之過急。有評論者認為，如果他等到牢牢掌握軍隊控製權之後再推動改革，成就不亞於凱末爾。槍杆子裏出政權，各國皆然。另外，這種改革完全靠自上而下的王令，沒有中間階層的配合和民眾的呼應，就很不牢固，沒有可經風雨的韌性。一旦推動者有什麽不測，改革就會歸零。

    這次改革的失敗，已經顯示出植根阿富汗上千年的宗教勢力與部族勢力的強大。伊斯蘭教傳入阿富汗時，也是通過血雨腥風才換得了當地人的皈依。但當宗教紮下了根，曾經的反抗者們又死心塌地的捍衛它，無論它是否已經過時、已經成為現代化的絆腳石。宗教勢力把各種清規戒律和教派傳統看的無比重要，竭力阻擾走向現代化的社會改造。部族勢力則是阿富汗這樣一個落後的山地國家又一股重要力量。在這裏，部落長老的威望很多時候超越了國王。相對於王權的“山高皇帝遠”，有血緣紐帶和緊密利益聯係的部落權威更具號召力和威懾性。這也是許多部族主義興盛國家的共同特征（例如利比亞、尼日利亞）。這樣兩股勢力（有時會擰成一股）就像兩座大山，死死的擋住了阿富汗走向現代化的去路。

    查希爾時代改革的成敗與危機

    阿馬努拉改革失敗之後，阿富汗的內政一度陷入死寂。但大國在阿富汗的博弈卻從未停止。當英國因勢力萎縮逐漸退出在西亞的爭奪後，美國勢力迅速填補進來。後起的帝國強權德國也試圖在阿富汗拓展勢力，將之作為南窺印度、北探俄蘇的跳板。繼承俄國衣缽的蘇聯當然更不會忽視近在眼前的阿富汗。1949年後，新建立的紅色中國出於各種需要，也將觸角伸向這個鄰居。德國在二戰戰敗後即徹底喪失在西亞的影響力，中國則隻是在有特殊需要時才發力，所以英國退出後，在阿富汗的博弈主要在美蘇之間展開。

    1933年，查希爾·沙繼任國王，開始了他長達40年的君主生涯。實際上，在其中的前30年，是由叔輩的王室貴族臨朝聽政，他自己並不掌握實權。這段時間保守派壟斷了政治權力，阿富汗的現代化進程十分緩慢。但在這些年月，阿富汗實現了久違的和平，社會得以休養生息。在對外關係方麵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於大國中成功的左右逢源，得到了不少寶貴的外部援助。

    1963年，查希爾才終於親政。他正式掌權之後，阿富汗的政治經濟改革得以大大加速。人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阿馬努拉的影子，他也的確在繼承阿馬努拉的衣缽，完成他未竟的理想。

    查希爾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傾向自由民主的君主。他親政後最重要的舉措就是推動阿富汗的民主政治。親政的次年，阿富汗修改憲法，實行普遍的自由選舉，實行代議製，保障公民權利、婦女權利。與政治相配合，查希爾政權提倡西化的生活方式，從著裝到禮儀，都效仿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

    在經濟上，大力發展民族工業，興建公共工程。美國和蘇聯為拉攏阿富汗，都派遣了大批技術人員赴阿援助。查希爾政權利用這些技術援助及資金支持，在赫爾曼德河上修建了供灌溉和發電的大壩。

    在對外關係上，繼續發展與美蘇等國的友好關係，為阿富汗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這時，自信心膨脹的查希爾和他的普什圖族官員們，還試圖將巴基斯坦的普什圖人聚居區從巴國分離出來，與阿富汗合並建立“普什圖尼斯坦”。雖然此計劃最終擱淺，但產生的影響遺留至今，是巴基斯坦西北邊境地區與阿富汗特殊關係的濫觴。

     但看似高歌猛進的發展進程，卻有著巨大的缺陷與隱憂。首先，查希爾政權的民主改革及移風易俗政策，影響往往隻限於首都喀布爾等大城市，廣大鄉村地區、邊緣地帶仍是宗教勢力和部族勢力的天下。何況，即便在中央政府，反對西化改革的也大有人在。這就意味著改革的影響是有限的、根基是不牢固的。

     而經濟建設活動雖然使得阿富汗國力提升，可也滋生了腐敗、擴大了貧富差距。平民百姓生活艱難，上流社會卻驕奢淫逸。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民主與公民參與的缺失，導致改革成果被權貴階層竊取，喪失了大眾對改革的支持。這與其鄰國伊朗巴列維政權推動“白色革命”造成的後果如出一轍。這就給了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可乘之機。各地的清真寺毛拉（阿訇）和部族長老利用這些不滿，煽動人民抵製改革。而反對外部幹涉、強調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者，同樣痛恨查希爾政權親西方、推行西化政策、接受外國援助的行為。

    與此同時，另一股重要的勢力的實力也在躥升，那就是阿富汗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等左翼勢力。在西方滲入阿富汗的這些年間，蘇聯也沒有閑著。除了通過外交壓力影響查希爾政權外，蘇聯也在王室內部和民間培植信仰共產主義、親近蘇聯的力量。查希爾的民主改革也給了這些左翼勢力生長的空間。1965年，親蘇的、信奉列寧主義的左翼勢力建立了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不同於保守勢力痛恨現代化改革，左翼勢力認為改革的遠遠不夠，需要通過暴力革命徹底推倒舊製度，摧毀宗教、部落等一切舊勢力，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終建成共產主義天堂。

    在保守勢力和激進勢力的雙重夾擊下，查希爾政權的危機日益加重。事實上，從後來阿富汗的命運回看，查希爾政權漸進式的現代化改革，是最有利於阿富汗和平穩定發展的。按照當時的路徑和變革速度，阿富汗實現有限的憲政民主和可觀的富強不成問題，更不會陷入後來大國入侵和殘酷內戰的悲劇。可曆史沒有假如。

     連番政變下墮向深淵的國家

     1973年，親蘇的“紅色親王”、查希爾的堂兄達烏德·汗發動政變，宣布廢除君主立憲製，改國名為阿富汗共和國，自任國家元首（後改稱總統），查希爾被迫在國外流亡。這場政變的背後顯然是有蘇聯參與和支持的。

     但達烏德上台後，出人意料的並未選擇過於親蘇的路線。相反，他繼續發展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還加強與埃及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聯係，以製衡蘇聯的影響力。蘇聯對此十分不滿，加緊培植更為親蘇的極左力量。這使得達烏德更加不信任蘇聯，在國際上進一步向西方靠攏。雙方猜忌日益加深，隻差一根導火線。

     蘇聯深知軍隊對於政權的重要性，阿富汗軍隊尤其軍官階層成為蘇聯的重點滲透對象。哈菲佐拉·阿明就是被蘇聯策反的典型。達烏德也知道他的軍隊正在被蘇聯滲透，但似乎無能為力。由於他的左傾，保守勢力不支持他。當親蘇的極左勢力試圖推翻他的統治，他已經來不及也無力進行反擊了。

    1978年，阿明等人發動了政變，殺死了達烏德在內的大部分王室成員。隨後，政變軍人推舉與蘇聯關係密切的文人革命家穆罕默德·塔拉基為最高領導人，改國名為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建立了一黨專製（即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社會主義政權。

    塔拉基當政後，立即開始了激進的改革。例如將大部分清真寺都改造成學校和黨支部駐地，沒收教士和地主財產並重新分配土地、廢止宗教及傳統習慣對婦女的一切束縛（例如廢除強迫婚姻、賦予婦女與男性同等的繼承權），廢除宗教學校實行世俗教育等。

    這些措施遭遇了保守勢力的激烈抵抗，各地的宗教勢力與部族勢力紛紛發動叛亂，以武力抵抗紅色中央政權的政策。一時間阿富汗烽煙四起，除首都喀布爾外到處是暴亂。而政府軍疲於奔命，無法撲滅擅長遊擊戰的反叛力量。

    更糟的是，執政的人民民主黨內部派係林立、爭鬥不休。黨內主要分為“人民派”和“旗幟派”這兩大派係，均以本派係的代表刊物為名。而同屬“人民派”的塔拉基和阿明二人，也是貌合神離。塔拉基雖然德高望重，但是沒有軍權，難孚眾望。阿明則覬覦最高領導人的位置，試圖取塔拉基而代之。

    塔拉基一度想先下手為強除掉阿明，但阿明成功逃脫，迅速組織反擊，逮捕並處死了塔拉基。這時距上次政變、達烏德被殺，僅僅過去了一年多。

     相對於親蘇的塔拉基，阿明更希望平衡蘇聯和西方在阿富汗的影響力，而不致於淪為蘇聯的傀儡。阿明上台後，開始扭轉“一邊倒”的親蘇政策，轉而尋求美國的支持。蘇聯本就對阿明處死塔拉基不滿，阿明親近西方的舉動更是火上澆油。蘇聯決定扶植曾經失勢的人民黨“旗幟派”取代阿明。

    阿明也感到了蘇聯要鏟除他的強烈意圖。他不想重蹈達烏德、塔拉基的覆轍，急忙訪問蘇聯、安撫當政的勃列日涅夫。可是為時已晚。1979年12月，僅僅在塔拉基被阿明推翻的四個月後，阿明政權也被推翻，阿明本人被蘇聯特種部隊擊斃。蘇聯扶植的“旗幟派”代表人物卡爾邁勒成為阿富汗新一任領導人。

     蘇聯入侵阿富汗和美國發起代理人戰爭

    當蘇聯以為大功告成、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之時，由伊斯蘭主義者和各部族勢力掀起的叛亂已經蔓延到阿富汗全境。強製的土地改革不得人心，世俗化政策讓宗教力量視政權為死敵，強化中央集權的措施遭遇各部族勢力的抵製，粗放的工業化的低效浪費造成經濟困境，阿富汗各地區各領域全都陷入了危機。

    起初蘇聯和卡爾邁勒政權認為，憑借全蘇式裝備的阿富汗政府軍及精銳的蘇聯特種部隊，足以在短時間內平息叛亂，讓國家重回和平建設的軌道。但他們低估了剽悍尚武的阿富汗人抵抗的勇氣與技能。依靠複雜而崎嶇的地形，叛亂武裝在大山、沙漠、村莊間遊擊，政府軍和蘇聯人疲於奔命卻鮮有收獲。

    此時正值美蘇爭霸進入新的階段。美國在1970年代的節節敗退後，醞釀著反擊。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在阿富汗的困境，讓美國看到了機會。美國方麵很快與阿富汗的宗教勢力和部落勢力建立聯係，向後者提供了海量的武器彈藥。為提升反蘇武裝的戰力，美軍及中情局還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的巴方一側建立了許多武裝訓練營，培訓他們使用武器裝備及各種戰略戰術。美方還默許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開辦宗教學校，向反蘇叛亂武裝分子灌輸包括“聖戰”在內的極端宗教思想。許多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從世界各地趕來參加“聖戰”，一些穆斯林國家當政者也提供了大量支持，包括推動瓦哈比主義等極端思潮的傳播。1983年，美國總統裏根還在白宮會見了阿富汗“聖戰士”。美國的當政者那時完全不會想到，僅僅不到20年之後，這些“聖戰士”會對美國本土發起駭人聽聞的攻擊。

     美國的援助讓原本就難纏的叛亂武裝如虎添翼。阿富汗政府軍根本無力抵抗武器精良、意誌堅定、不怕死亡的叛亂武裝。蘇聯隻好不斷向阿富汗增兵，並動用空軍和導彈部隊進行火力支援。但叛亂武裝抵抗十分頑強，還往往隱匿於平民之中。虔信宗教、往往屬於各種部落的民眾普遍同情叛亂者，為叛亂者提供掩護。於是蘇聯和政府軍對隱匿叛軍的村莊實行屠村政策，用飛機發射火箭彈等方式夷為平地。這更激起了民眾對蘇聯人和作為蘇聯傀儡的卡爾邁勒政權的痛恨，紛紛加入叛亂武裝。

    阿富汗就這樣陷入了長達十年的血腥戰亂之中。此前近百年時間累積起來的現代化基礎，如有限而珍貴的工業和公共服務設施，被戰火摧毀殆盡。精英和知識分子外流，外資逃走，沒有了建設國家的人，隻剩下破壞國家的人。還有數百萬計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婦女淪為妓女，兒童無家可歸。他們都是莫斯科、華盛頓巨頭們眼中的棋子、炮灰。一個曾經也算是繁榮和美麗的國家，就這樣被大國博弈、國內各派利益爭鬥、意識形態對抗摧毀。

     1989年，內外交困的蘇聯宣布從阿富汗撤軍。兩年後，蘇聯解體。許多人認為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陷入阿富汗的戰爭泥潭。或許阿富汗人的抵抗的確促使蘇聯解體，但這不值得阿富汗人驕傲。因為這場戰爭中受害最深重的、付出代價最慘烈的，還是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

    軍閥混戰與塔利班的崛起

    蘇聯撤退後的阿富汗，是一片廢墟。原本百廢待興下急需戰後重建，但很快烽煙再起。

    在抗蘇戰爭中，各抵抗力量雖然能做到一致抗蘇，但在共同的敵人消失後，各勢力之間的利益衝突就迅速爆發了。1992年蘇聯扶植的傀儡政權徹底垮台後，各派抗蘇力量一度組建了聯合政府。但在權力分配上的分歧很快顯現，總統拉巴尼和總理希克馬蒂亞爾之間就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而烏茲別克族軍閥杜斯塔姆、塔吉克族軍閥馬蘇德也不滿於普什圖人在政府獨大的局麵，割據自立。

    正當他們爭權奪利時，一支新興的武裝力量悄然登上曆史舞台。它就是“塔利班”，也被意譯為“神學士”。塔利班主要由就讀於宗教學校的青年學生組成，長期接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洗腦教育，信仰堅定、作戰勇敢。他們起初盤踞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境兩側，後來分化為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在軍閥混戰中迅速壯大。受夠了親蘇傀儡政權和軍閥腐敗無能的民眾，將希望寄托在了這支當時軍紀嚴明、富有伊斯蘭理想主義色彩的軍隊之上，希望塔利班能夠帶給阿富汗以和平、統一、富強。這種心態，有點像1949年中國大陸都多數民眾，厭惡國民黨的腐敗好肮髒，將希望寄托在軍紀同樣嚴明、同樣富有理想色彩的中國共產黨。

    後來的事實證明，一個在當政前紀律嚴明、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政治集團，一旦得勢並失去製約，一定比此前腐敗無能的政府更可怕。它是腐敗而“有能”的，是可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無論做好事還是壞事，都一樣的難以阻擋。

    1996年，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90%的國土。此時的它很快露出了宗教極端主義的青麵獠牙。女子學校被關閉、不戴麵紗會被鞭打、禁止吸煙飲酒和借貸、同性戀和通奸處以石刑……塔利班以沙裏亞法取代世俗法律，將阿富汗變成宗教國家。

    塔利班以普什圖人為主，對其他民族實行種族壓迫甚至種族清洗。在付出沉重代價攻克北部城市馬紮裏沙裏夫後，屠殺了城內近萬名哈紮拉人。當然，此前也有2000名塔利班士兵被抵抗他們的“北方聯盟”屠殺。

    塔利班一心一意推動伊斯蘭教法治國，對於經濟發展一竅不通，也無心進行經濟建設。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經濟破敗，民生凋零。塔利班沒有稅收就無法養兵，隻好違背教義，允許農民種植罌粟、大麻等毒品原料，供塔利班壟斷出售，賺取巨額利潤。

    對國際社會而言，並沒有多少人真的關心阿富汗的人權狀況。隻有一些大國和一些鄰國出於自身利益考量，關注著阿富汗的局勢變動，做出一些反應。曾經讓阿富汗陷入血雨腥風的美俄兩國，在製造了一片廢墟、遍地殺戮和遍及阿國人心的仇恨後，都甩手不理了，絲毫不認為自己需要承擔什麽道義上的責任。

    直到911事件的爆發。

    美國入侵阿富汗和漫漫的戰後重建路

    2001年，遠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遙控製造了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美國用很短的時間即摸清了襲擊的源頭，並出兵阿富汗。此後的過程，已經有許多媒體、學術機構做了報道和研究，就不再重複了。總之，美軍的介入徹底改變了阿富汗的局勢，原本將占領阿富汗全境的塔利班被推翻，處於覆滅邊緣的“北方聯盟”得以存活並入主喀布爾。

    正麵戰爭告一段落後，阿富汗的戰後重建被提上日程。這個“戰後”的“戰”並不是隻是指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還包括從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至今的整個戰亂史。要把這樣一個被戰火荼毒20多年的、貧窮落後的國家重建起來，談何容易。

    其實，重建阿富汗最大的困難並不是戰爭的創傷，而是宗教極端主義與部落主義造成的長期患害。如前所述，宗教勢力和部族勢力原本就在阿富汗根深蒂固。而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由於抵抗運動在戰時的需要和外部勢力的刻意引導，宗教與部族中最為保守、落後、頑固的一麵被刺激出來並急劇放大，極端保守成為主流，並且帶有強烈的暴力色彩。蘇聯撤軍後，宗教極端主義保留了下來並四處傳播，讓阿富汗由曾經的溫和包容的伊斯蘭國家（例如在17-19世紀，阿富汗對於印度教徒、佛教徒都是很包容的），變成了極端主義的沃土。

    宗教極端主義的存在，嚴重阻礙了阿富汗的重建進程。因為想要建設一個文明發達的現代阿富汗，就需要科學、人道、和平、寬容，宗教極端主義則背道而馳。例如婦女接受教育、工作、參政，都是宗教極端主義所不容的。而諸如現代科學文化教育、外來人才和資金的引入、需要借貸等交易的商貿往來，也都是他們反對的。

    部族問題同樣困擾著嚐試重建的阿富汗。部族主義代表著封閉、守舊、狹隘，而現代化建設需要不同地域的聯通，需要對外開放，需要中央集權的統一籌劃。阿富汗的各部族首領、長老們，往往排斥現代化，擔心權力喪失而不願意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尤其位於阿富汗南部、緊鄰巴基斯坦的普什圖族部落，向來對外部勢力的滲入高度警惕和排斥，且與宗教極端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係。當宗教極端主義與部族主義合流（雖然他們之間也經常發生衝突），就更是難啃的硬骨頭。中央政府的政策，在這些部落地區就是一紙空文。“政令不出喀布爾”，就是阿富汗重建和現代化麵臨的現實。這些部落就像一個個獨立王國，既保護又束縛著它的族人們。

    2021年年中，隨著美國為首的聯軍的撤離，阿富汗局勢急轉直下。塔利班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占領了全國絕大多數領土。8月中旬，塔利班占領首都喀布爾。這意味著美國扶植阿富汗世俗政府建立現代化社會的嚐試以失敗告終。雖然塔利班聲稱將赦免軍警等公務人員、保障婦女就學和工作的權利，但是這些許諾有多可信值得懷疑。阿富汗再度陷入宗教保守勢力的控製中，國家的現代化與民主進程遙遙無期。

    結語：難逃大國棋子和極端主義遺害的阿富汗

    今天的阿富汗，仍舊是大國博弈的前沿。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都在向阿富汗施加影響。它雖然可以從各大國的博弈中占些便宜，可終究還是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不能獨立自主的內政外交。有人會說它自己沒有自主的能力，就像塔利班掌權時那樣。可摧毀其自主能力的，難道不是曾經的殖民和幹涉，以及製造的破壞嗎？阿富汗被稱為“帝國墳場”，可其實大國隻是栽個跟頭，阿富汗自己卻要付出國運毀滅的下場。

    雖然當今的世界更加重視人道、人權，國際關係也距平等更近了些。可哪個國家首先考慮的都是自身的利益，其次才會輪到國際道義什麽的。而且，有些國家是不怎麽講道義的，是不考慮當事國人民利益的。所以，無論如何，被大國當成棋子被擺布，都不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不過，如果僅看美國為首的聯軍驅逐塔利班、提供援助促進戰後重建這件事，那外國幹預的確利大於弊。相對於野蠻殘暴愚昧的塔利班，歐美的幹預還是為阿富汗邁向富強文明提供了條件。哪怕，這種幹預也造成了成千上萬的平民死亡，讓阿富汗再度遭受戰火荼毒，國家喪失完全自主權。

    宗教極端主義對阿富汗的荼毒，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都難以消除。1979年後傳入阿富汗的極端主義思想，與阿富汗千年以來根深蒂固的宗教保守主義混合，前者讓後者變得極端，後者讓前者紮根更深。這樣一來，要想解決極端主義，就不得不涉及伊斯蘭教本身，牽涉麵更廣，觸及的禁忌和利益也越多。阿富汗的宗教極端主義還沾滿了鮮血，意識形態和現實血仇結合，讓去極端化和社會和解難上加難。

    消除極端主義需要長期的文化教育、對極端分子的軍事彈壓，以及良好的外部環境。近年來中東局勢很不穩定，“伊斯蘭國”一度崛起就是極端主義泛濫的明證。沙特等國的瓦哈比主義繼續散播，與阿富汗關係十分緊密的巴基斯坦極端主義同樣泛濫。這樣的內外環境下，又有什麽信心讓阿富汗走出宗教極端主義和暴力的泥潭呢？

    阿富汗不僅是阿富汗，看看中東、非洲、南亞、東南亞，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因大國博弈和宗教極端主義影響，而無法建立現代民主製度、暴力肆虐、社會動蕩、經濟疲敝的國家。從南亞次大陸之南的斯裏蘭卡，到阿拉伯半島的也門，再到非洲大陸的烏幹達，都受這兩個因素之困而無法興旺發達。

    我們隻有哀之鑒之，讓自己的國家不要變成大國角鬥場和宗教極端主義的溫床。雖然在特定的時期，外國幹預利大於弊甚至非常必要，但本國本民族的自由與幸福，終究還是要本國和本民族獨立自主的實現。